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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检阅古称“讲武”，肇于先秦，定型于唐宋，一直是中国古代军事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古典军礼的“核心仪式”
，也是近年中古史研究的热门题目。典型的讲武礼，以《周礼》（“教大阅”）和《开元礼》为代表，大致包括设立阅兵场、皇帝及官员入场、军队按照旗鼓信号演练各式阵形并展示武备、宴飨赏赐等环节
。严格意义上的“讲武”，是指规格较高、规模较大，由皇帝亲自主持的大军检阅；国家典礼色彩相对薄弱的常规操演，称为“教阅”或“阅武”。
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之前，活动在草原地区的蒙古军队，自然存在作战开始之前点集军马、检查武器和操练作战队形的某些活动，在史料中却无迹可寻。从常理判断，这类活动主要是实用性的，缺乏仪式色彩，很难对应古典军礼中的“讲武”。另外，在草原社会，大型围猎活动在很多时候替代了定居农业社会的“讲武”承担的军事功能，早期蒙古军队的“讲武”，或许正体现在围猎上。
大蒙古国崛起后，大规模、较正式的军队检阅也出现了，最初的记载也来自《世界征服者史》。在“成吉思汗制定的律令和他兴起后颁布的札撒”一章中，志费尼记述了大蒙古国军队举行检阅的相关规定：
整个世界上，有什么军队能够跟蒙古军相匹敌呢？……无论何时，只要抗敌和平叛的任务一下来，他们便征发需用的种种东西，从十八般武器一直到旗帜、针钉、绳索、马匹及驴、驼等负载的动物；人人必须按所属的十户或百户供应摊派给他的那一份。检阅的那天（rūz-i ‘arż），他们要摆出军备（ālat），如果稍有缺损，负责人要受严惩（tādīb anīf hunand）。
……军队的检阅和召集（‘arż gah va shumār-i lashkar），如此有计划，以致他们废除了花名册，用不着官吏和文书。因为他们把全部人马编成十人一小队，派其中一人为其余九人之长；又从每十个十夫长中任命一人为“百夫长”，这一百人均归他指挥。每千人和每万人的情况相同……如果要突然召集士兵，就传下命令，叫若干千人在当天或当晚的某个时刻到某地集合。他们将丝毫不延误（他们约定的时间），但也不提前。总之，他们不早到或者晚到片刻。
史料中的“检阅的那天”，波斯文为“rūz-i ‘arż”，‘arż有“检阅”“呈献”“展示”等多个义项。后文“军队的检阅”一词，用的也是同一词根。“召集”的波斯文为“shumār”，准确地说，应该译为“点集”，是对军队人数或军籍的现场核查。《世界征服者史》的英译者波伊勒（J.A.Boyle）使用了较为弱化的词“review”，而非较为仪式化和讲究排场的“parade”来翻译‘arż，或许正是考虑到，这种“检阅”的仪式性不强 [1] 。
大蒙古国军队的检阅礼仪，除了核对军籍和检查装备保养情况，是否还有一定的操演内容呢？前文引用过巴布尔对中亚蒙兀儿军队祭纛礼的描述。从上下文看，这种祭纛礼其实是军队检阅的环节之一：
汗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率军自塔什干出动。他在别什干与萨姆·西拉克之间的地方将军队划分为右翼和左翼，并举行阅兵。其后，即按蒙兀儿的方式展旗……一下子鼓乐齐鸣，站列成行的战士一齐呼喊战斗口号。这一共进行了三次，然后上马，喊着口号，绕营奔驰。
巴布尔认为，以上程序遵守了“成吉思汗制定它们的时候”以来的传统。因此，虽然这段文字只是简单提到“上马，喊着口号，绕营奔驰”等环节，仍不妨据此推断，大蒙古国军队的检阅，多少具备了唐宋同类军事礼仪的基本内容，不妨视为一种朴素的“讲武”礼。
堪与唐宋军事礼仪中的“皇帝讲武”礼对应的历史记载，出现在金帐汗国中期。1334年6月（回历734年开斋节），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获邀列席金帐汗国月即别汗举行的最高规格阅兵和宴饮。白图泰描述，在旗鼓仪仗出场并做完礼拜之后，金帐汗和众汗国权贵，分别在事先搭建好的木台上就座，并举行检阅：
此后，为各位异密建靶鼓以供射箭之用，每位万户都有自己的鼓。万户在彼处就是万人的异密。当日与会的万户共有十七人，统领十七万人马，全军之数尚远多于此。每位异密又各建将坛，坐于其上，观看士兵在他们面前操演。上述活动持续一小时之久。其后，他们前来受赐质孙荣服，每位异密各赐一袭。在穿上质孙服后，他们行至算端御前谢恩。谢恩之礼如下：右膝跪地，右小腿向后平伸出，左腿则保持直立。其后牵来一匹鞴好鞍鞯的骏马，举起马蹄，异密亲吻马蹄后，牵马返回各自的将坛。在彼处上马，整顿士兵行列待命。各万户均照此行事。 [2]
这条关键史料给了我们三点启示：首先，皈依伊斯兰教的金帐汗国统治者在穆斯林最重大的传统节日开斋节举行阅兵，说明在大蒙古国的后继政权中，检阅已从战前检核兵员人数、武器和作战能力的“实用型”，转化为展示政治威权和军事实力的“仪式型”。
其次，月即别汗举行的开斋节大阅兵，具备最高统治者亲临主持、开辟专门场地、搭建将台、阵形演练等唐宋时期“讲武”的主要环节，同时具备宗教祈祷、赏赐宫廷礼服（质孙服）和骏马、宴飨这一类比较特殊的环节，完全可以看作是与唐宋“讲武”礼对等的礼仪制度。
最后，白图泰显然并非受邀列席阅兵的唯一外宾。金帐汗阅兵的“观礼团”必然囊括了与金帐汗国有依附关系或外交关系的各国各地方的使节。金帐汗国频繁派遣使节出使埃及，埃及统治者也举行相应的大阅兵，为使节接风洗尘并展示实力。埃及马穆鲁克算端拜巴尔斯的书记官伊本·阿卜杰扎希尔（Ибнабдеззахыръ）撰写的《拜巴尔斯算端生平》，记载了1264年（回历662年，至元元年）埃及马穆鲁克统治者为金帐汗别儿哥使节举行的大阅兵：
他们（使节们）自拉斯卡里萨之地返回，观看了军队的检阅（蒂森豪森译为俄文：кь смотру победоноснаго войса），正如我们提到的，参与检阅之士兵皆全副武装。 [3]
另一部马穆鲁克史书——开罗人伊本·弗拉塔（Ибнельфоратъ）所撰《编年史》，还详细记载了同一批金帐汗国使臣在埃及亲历的阅兵礼（1264年）：
此时，别儿哥汗之使节到来，亲眼见证了（密昔儿）军队人数之众多，服饰之华美，算端之勤于军政，步兵之精良，军马之雄健。算端骑在马上，与使节一同观看士兵的进退与准确的射击。上述活动持续了一整天。
……别儿哥使节向算端询问：此即埃及与苫国之军队？算端答言：不然，尚未包括各地要塞之驻军，此外有镇戍边境之军队，如在亚历山大里亚、达米亚特、卢西特、苦思和艾尔哈尔斯及分驻其他各地的军队。别儿哥使节十分惊讶，言：在算端扎阑丁和其他人的军队中，吾等从未见过如此雄壮之师！ [4]
金帐汗国的阅兵礼与马穆鲁克的阅兵礼的渊源及异同虽然难以考证，但大体应该是相似的。区别或许在于，金帐汗国的阅兵礼中的某些元素，显然与大蒙古国的军事传统（旗鼓、质孙服、饮宴）有直接继承关系，只是加上某些伊斯兰的因素。
元朝举行“皇帝讲武”礼的历史记录，目前尚未发现。元代汉文史料中偶尔能见到与检阅军队有关的记载，可分为“阅实”“阅视”和“阅习”三类。
《元史》记载的“（大德二年春正月）丙申，遣使阅诸省兵”或“（至大四年八月）庚戌，命枢密院阅各省军马”
，属于皇帝派遣使节到地方检阅军队。但是，这里的“阅”，大概相当于志费尼的“shumār”，也就是点集。结合其他记载可知，如果这种检阅工作涉及现役军队，通常称为“阅实军数”，如《元史·世祖本纪》记载，至元七年（1270年）五月：“庚申，命枢密院阅实军数。”
若涉及的是非现役兵员（军户），多称为“阅视军籍”或“阅实军籍”，如《世祖本纪》记载，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十二月：“遣兵部侍郎靳荣等阅实安西、凤翔、延安三道军户，元籍四千外，复得三万三千二百八十丁。”
这种检阅是一种核实编制，保证基本战力，防止吃空饷等贪腐行为的常规制度，大多可能是文书性质工作，至于公开检阅军队和操演阵形，似属次要。刘岳申《送郝右丞赴河南省序》记载，皇庆二年（1313年），郝天挺任江西行省右丞之时，“奉命与佥院数军实至临江。临江军多亡逃，而官利其利，则罪万户以下”
。可见，凡言“阅实”者，主要是清点兵籍。
在这类常规性“阅实”之外，又有因临时征发而举行的“阅视”。《元史·来阿八赤传》记载：
皇子镇南王征交趾，授湖广等处行中书省右丞，召见，世祖亲解衣衣之，并金玉束带及弓矢甲胄赐焉。二十四年，改湖广等处行尚书省右丞，诏四省所发士马，俾阿八赤阅视。
姚燧《宣抚使张公神道碑》也提到，至元初，张庭瑞守高唐州，朝廷为进攻南宋下令“抽中民之家为兵，赋州数百人”，张庭瑞“身按籍，取其壮者，与借衣仗尉兵，权宜畀之，编诸行伍，教以进退，不相干越”。同僚有以多事责之，认为抽足人数，应付差事即可。庭瑞回答：如果一味敷衍，朝廷“或遣使，或覆阅”，发现新兵衣甲不完，免不了“留甲退乙，更逐纷纷”。果然，“阅使至，果惟曰：高唐之兵精良！”
袁桷《郭公神道碑铭》也提到郭郁在浙江行省做官时，卫府调兵一万五千发往大都：
俾俱以九月集。（郭郁）白于省大臣，大臣许之。至则器甲精锐，士马肃给，为诸省冠。
从这三条记载看，“阅视”不仅是核实兵数，在集结完毕之后，还由专人择日举行典礼，检阅衣甲器仗和训练情况。兵源不同的军队（如高唐之兵或江浙之兵），还有互相比较争先之意，带有更多军事操演的因素。
元朝军队某部的日常教阅，可称“阅习”。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冬，江淮行省上奏江南镇戍方略，提到要在江南22处“濒海沿江要害”，集结水军，“分兵阅习，伺察诸盗”
。不过，在元代军队中，关于侍卫亲军系统的“阅习”最为多见。侍卫亲军的前身是忽必烈早期设置的武卫军，后改为左右翼侍卫亲军，又添设三卫、五卫、色目卫军和蒙古卫军等等，是中央掌握的一支精锐武装力量
。至元十六年（1279年），忽必烈将新组建的侍卫亲军万人划拨东宫，立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元史·裕宗传》对此事记载如下：
诏以侍卫亲军万人益隶东宫，太子命王庆端、董士亨选其骁勇者，教以兵法，时阅试焉。
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元成宗铁穆耳即位，为伯蓝也怯赤太后立隆福宫，将东宫卫军中的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和蒙古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改为隆福宫左都威卫使司和右都威卫使司。因此，隆福宫左都威卫府所辖，就是东宫卫军改编成的后宫卫军，东宫卫军的教阅制度似乎也为这支后宫卫军所继承。王恽撰有《隆福宫左都威卫府整暇堂记》（大德二年，1298年），文中的“整暇堂”，应该就是卫军校场的“主席台”，供“简阅车徒，角较伎能，秉号令而观威武”之用，至于“岁时都试，申明节制，旗斾精明，鼓角清亮，坐作造退”等等，更是题中之义
。《元史》还提到，泰定四年（1327年）二月“丙戌，诏同佥枢密院事燕帖木儿教阅诸卫军”
。可知，元朝统治者（至少在前中期）颇为重视卫军之教阅。
最后，《经世大典·序录》中还有《整点》和《教习》两篇，对元朝军队的检阅制度有一番概括的描述。其《整点》篇云：
天子新即位，则分遣枢密院臣僚乘传行诸省洎列郡，考戍将所典之士壮若懦，校其籍之数，观马肥若瘠，与兵之利钝、甲胄鞍盾之坚脆、弢箙弓矢旗帜之新弊、什物之备否，大阅，行赏罚，还奏吏文，曰整点。一则以受图膺贡之初，振举庶政，而武事其一。一则以警动天下耳目，而备不虞，此常制也。余则或有征伐，亦阅所当遣卒，于期会启行之方。或外本兵者废革，而藩方新有其军，必核实齐一之。或受任者怠于事，而往作其弛堕，皆整点如上。法令杂载之。第是数者，非得旨，皆不敢行。
《教习》篇云：
阵有奇正，人有坐作，兵有击刺，必耳金皷目旗帜千为夫如一人，则始可用矣。神元上世，北戴斗极以立国，寓兵法于猎，开阖聚散严矣。及取天下，四征不庭，水陆之师，莫不教练。故能东西讨伐，所向无前。承平既久，愈益不废。诸将麾下，悉设教首。勤赏惰罚，皆有着令。今载其见于簿书者，使后有考焉。阵图战艺，秘不示众。
史卫民先生据此指出，为了保证各地军队的战斗力，中央定期派枢密院官员到各地巡视，主要考察镇戍官兵的体格和士气，是否阙额，马匹和装备的保养情况，还要通过“大阅”进行赏罚，回奏朝廷，这种形式称为“整点”；军队出征之前以及更代之后，也要派员进行整点
。其实，这两类整点，分别对应前面的“阅实”和“阅视”，而“教习”就是前面讨论的“阅习”。
元朝军队的“阅实”“阅视”和“阅习”，具体情形怎样？元人王恽的《征士谣》描述了一次军队检阅，大致相当于前面《整点》篇提到的“或有征伐，亦阅所当遣卒，于期会启行之方”。诗句生动描绘了元初阅兵的情状：
东风连日沙尘昏，兵威掩尽春气温。汉家武备遍九有，南来探骑何纷纷。今年十抽一椎去，千里起赴和林屯。御河西岸殷牧野，万甲照水光粼粼。观容有使亲阅实，不许代名须正身。神牙猎猎见北靡，精锐全是嫖姚军。
姚燧《千户所厅壁记》开篇也扼要记叙了枢密院遣使阅兵的制度：
我元驻戍之兵，皆错居民间。以故万夫、千夫、百夫之长，无廨城邑者。其有统齐征发之政，无文移，惟遣伻衔言，至受命大帅，或依高丘旷野，为律以行。
姚燧提到，元朝镇戍军队的点阅地点并无一定，多“依高丘旷野”，这与《征士谣》提到“御河西岸殷牧野”可以互相印证。前文讨论元代军队祭旗礼，引用过刘鹗的《关武行》。其实，此诗描述军旗祭祀的文字仅有数句，大部分笔墨是在渲染激昂雄壮的阅兵场面：
沙场筑台高十丈，玉节光临有攸止。微风不动碧油幢，暗尘轻拂银交椅。当轩下马一寓目，云鸟鱼丽俱得所。帐前骏马矫如龙，帐下健儿猛如虎。五方牙旗按五色，戈戟如林分部伍……祭余分胙各有序，旨酒盈樽肉登俎。酒边好语相激昂，世事艰危思共济。同舟慎勿异秦越，四海相看总兄弟。愿无争气与争功，要在相欢勿相妒。上下心同铁石坚，城池势若金汤固。黄河如带山若砺，当保初心与初誓。我言剀切因流涕，忠义推之人肺腑。三军感激各再拜，愿效驱驰报明主。酒酣跽请献所长，万马争驰置脱兔。舞剑划若掣电惊，扬旗欻见飞星度。止齐不愆六七伐，练习初非朝夕故。花奴技痒争角逐，干盾纷纷向人舞。将军一笑挽强弓，百步穿杨骇相顾。固知蒙恬勇无敌，尤信张良素多智。成都底用说花卿，安西不复歌都护。曲江江头多壮士，官陂小贼奚足数？会当飞度虎头城，为吊英雄死何苦！生擒贼奴剖心血，洒向忠臣坟上土。功成扫归献天子，竹帛勋名耀千古。
从《关武行》看来，元末军队特别是南方汉人军队的检阅礼，与唐宋传统的阅兵礼几乎相同，看不出蒙古人的影响。
蒙元帝国军队的“讲武”礼，相关史料东鳞西爪，十分难得。在大蒙古国时期，军队的大规模检阅，主要是在交战前检查兵员、武器和后勤，这是草原游牧社会“实用主义”军事传统的体现，大不同于唐宋“讲武礼”注重威权展示和强化、壮观瞻而轻实效的国家典礼。在现存记载中，也几乎见不到元朝统治者组织唐宋那种高规格、大规模的讲武礼，或许正是由于草原军事传统的影响。不过，在与定居农业社会产生密切接触后，大蒙古国的一些后继政权（元朝、金帐汗国、莫卧儿帝国），确实显示出由最初的“实用型”阅兵向“仪式型”阅兵的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