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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军队出征前有“祭牙纛”之礼，宋代亦称“祃祭”。研究者认为，元代蒙古人的旗纛祭礼也是一种军礼，采取的是洒马湩的仪式，常常并祭旗鼓。不过，史料常以祃牙或祭旗代指蒙古式祭旄纛，特别是元代汉文史料中多见祃牙一词，难以判断是否为蒙古式的旗纛祭礼
。借助同时代及晚近蒙古史料对蒙古旗纛祭礼的记载，笔者发现，这一军事礼仪有两种最重要的形态：“洒祭”和“人祭”。
《元朝秘史》第193节记载：
鼠儿年［甲子，1204年］，夏首［四月］十六红望日，洒［马奶子］祭了旗纛出征。
其中的tuqsa
u’ad，汉字音写为“秃黑撒出阿惕”，就是以“洒马湩”为主要内容的“洒祭”仪式。从另一条史料看，早在1204年之前，在蒙古部与蔑儿乞部之间的战争中，就出现过这样的旗纛祭礼：
当脱黑台的使者将合丹太师的话传给了［他］后，脱黑台
按照习惯在大纛上涂了油
，让军队上马，非常娴熟地去迎击敌人。
“涂油”的波斯文借用了一个突厥语词：“tūq rayāghlāmī
ī kard”，实际上仍应指给军旗洒马奶
[17]
。不过，关于“洒祭”最详细生动的记载，却并非来自蒙元帝国时代的记录。印度莫卧儿王朝的建立者巴布尔，对中亚蒙兀儿军队延续了蒙古的“旧礼”有一段更详细的描述：
其后，即
按蒙兀儿的方式
展旗。汗下马。在他的前面，地上插了九面旗一。个蒙兀儿人把一条长长的白布系在一头牛的前腿骨上一，并手执白布的另端；还有三条长白布系在三面旗子的旗杆的穗带下，其中一条白布的另一端由汗踏着，另外两条白布各由我和速檀
·
穆罕默德
·
汗尼卡踏着。那位手执牛腿上拴的白布的蒙兀儿人，看着旗子，用蒙兀儿语说了些什么，然后向他们示意。于是汗和站在他身边的所有的人就朝旗子泼马奶子。一下子鼓乐齐鸣，站列成行的战士一齐呼喊战斗口号。这一共进行了三次，然后上马，喊着口号，绕营奔驰。
中亚蒙兀儿军队的旗纛祭礼，与13世纪大蒙古国军队的军礼有着直接的继承关系，因为，巴布尔紧接着写道：“在蒙兀儿人当中，这些规矩仍像成吉思汗制定它们的时候那样被遵行着。”
蒙元帝国的旗纛祭礼，除了围绕“洒祭”的各个环节（建旗、祝祷、奏乐和呼喊等），还有以被俘的敌人献祭的仪式。《元史·伯颜传》记载，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秋，伯颜率军北上讨伐叛王明里铁木儿：
斩首二千级，俘其余众以归。诸将言：古礼，兵胜必祃旗于所征之地。欲用囚虏为牲，伯颜不可，众皆叹服。
在后至元元年（1335年）唐其势兄弟发动的叛乱中，也出现了以敌俘祭旗的记载：
六月三十日，唐其势伏兵东郊，身率勇士突入宫阙。伯颜及完者帖木儿、定住、阔里吉思等掩捕获之。唐其势及其弟塔剌海皆伏诛。而其党北奔答里所，答里即应以兵，杀使者哈儿哈伦、阿鲁灰用以祃旗。
这种军事礼仪渊源何处？《伯颜传》中元军将领要求遵循“古礼”，“祃旗于所征之地”，似乎也可以解读为中原传统的军礼（如唐宋的“皇帝亲征祃于所征之地”）；并且，“用囚虏为牲”也类似《太白阴经》《武经总要》等书记载的“衅鼓之法”：
凡出军攻敌，有衅鼓之法压伏敌人。军临敌境，使游弈捉敌一人，立于六纛之前，祝曰：“贼人不道，敢干天威，皇天授我旗鼓，摧剪凶渠。见吾旗纛者目眩，闻吾鼓鼙者魂散。”令敌人跪纛下，乃腰斩之，首横路之左，足横路之右，取血以衅鼓鼙，乃持六纛从首足间过，兵马六军从之而出，往必胜敌。
不过，《元史》这两则记载发生在镇戍北方的蒙古军队中，笔者更倾向于认为，蒙元军队中以人祭旗的“古礼”，应该与古代突厥的战争习俗有关。段成式所撰《酉阳杂俎》中关于“突厥之先曰射摩舍利海神”的著名传说，就提到“突厥以人祭纛”的习俗
。此外，明清时期蒙古诸部延续了以人祭旗的习俗，似乎也暗示它应该来自草原传统。
17世纪初，喀尔喀蒙古的乌巴什·洪台吉率军攻打四卫拉特部，兵败身死。
卫拉特著名的文学作品《乌巴什·洪台吉传》即为歌咏此役而作。乌巴什派遣的侦察部队俘获卫拉特部一名男童，最终以之祭旗的事件，占了这部史诗相当多的篇幅。冈田英弘在《〈乌巴什皇太子传〉考释》一文中对这部史诗做了“近乎以全译”的介绍。以下节引自冈田英弘著作的中译本：
……于搜索巴只、斤只里河源时，遇一腰系绸带、脚蹬毡靴之七岁男童、乘三岁粉嘴枣骝马。追该童子自朝至夕方捉获。拿之置于二百哨兵中央，审问敌情：
“谁之子？所为何事？”
“我乃拜巴噶斯·汗（Bayibaγas qaγan）之部民。搜寻白骆驼九口而去。”男童答道。
“四卫拉特已备战耶？否耶？牧地在何处？”
男童曰：“汝等非奉命前来审问者，岂奉命抓拿而来者耶？话应向主人而言，衣应提其领而着，非耶？请活我而携我以行，将亲口道来。”
言已，虽百般威胁诱骗，皆无法使之招供，于是众蒙古兵乃携此儿以归，先遣二人，报知拿获七岁男童之事。
蒙古军阵营中，乌巴什皇太子以下众人，皆知此讯并相与议。于时男童遭携。因已闻此儿甚倔强，乌巴什皇太子乃拔刀置于八角栴檀木桌上。而后该儿遭押入乌巴什皇太子帐中，跪于桌下，双手被反绑于背后，赛因·玛济克制其右膝，巴罕·彻辰（Baqan
e
en）制其右膝使坐。
于是遂答乌巴什皇太子之审问，卫拉特诸酋之情况，乃自男童口中道出……
闻讫，乌巴什皇太子下令：
“押此儿出，以之祭纛（tuγ）。”（杀了男童作军旗之牺牲祭品——冈田原注）
男童忽又曰：
“仍有事相禀。”
遂再押入而作此言道：
“蒙古之赛因·赉瑚尔·汗（Sayin layiqur qaγan）与四卫拉特之善官人等于额莫勒河口之沙喇·呼鲁逊对垒而后议和，班师时宁不有盟耶？为鞫问而见俘之人，诚实以对乃遂杀之，犯此罪者当遭割舌而死，宁不有誓耶？忘崇高之盟、背崇高之誓，殿下以何杀我？我不过七岁竖子耳。愿殿下赦我之命。”
乌巴什皇太子无所答……
遂命将男童押出祭纛。时蒙古军中无人能念诵致纛祝词，故男童曰：
“我将成纛之灵，由我念诵何如？”
“小儿，好生祷祝。”
“我亦欲好生祷祝。请殿下仔细听闻。
“皇皇军神，饮食其飨。乌巴什皇太子，鲜血其淌。彼横其尸。折其黑纛，弃于通衢，舍于大道。彼之所爱，达拉·可敦，万人之主，拜巴噶斯，是夺是吞。长长黑纛，践于卫拉特人之足下。彼之所乘，嗜啮金毛马（uruγ
arγal mori），红绢辔头，曳之以行，卫拉特一人，将以长枪，牵其缰绳，捕之以乘。与巴只河，溃如雪崩，广阔平原，如覆如倾。于额莫勒之昆岱（K
ndei）河口遭粉碎，尔之福、德皆将为卫拉特众孩儿所夺。至高山遂将扑倒。”
言讫，男童遂绝命。
蒙古军悉为此凶兆而大忧。
卫拉特小儿临刑之际咏唱的祭旗歌词，是因为喀尔喀人公然违反传统而对乌巴什军队的诅咒。这也暗示，蒙古式旗纛祭礼中的“祷祝”，应该带有对敌人的“诅”的原始巫术意味。这一点与中原的衅鼓之礼诅咒敌寇“见吾旗纛者目眩，闻吾鼓鼙者魂散”，可谓殊途同归。
“洒祭”和“人祭”是内亚游牧社会色彩浓郁的军事礼仪，不过，蒙元帝国的汉军和新附军，是否采用这种军事礼仪呢？从目前发现的少数记载来看，元朝的汉人军队采用的旗纛祭礼，还是中原传统的祭旗礼。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收有郝经撰《祃牙文》一篇：
维年月日，具位将南辕启行，谨以清酌庶馐之奠，昭告于牙旗之神：
维我国家，威定万国。前矛所指，莫不顿折。际天之覆，海外有截。逖尔荆楚，邈尔吴越。江淮一流，而乃限绝。譬彼金瓯，粤东南缺。经备戎行，受天之钺。谓余爪士，薄言往伐。载饬王度，载申师律。搜乘补卒，敦陈固列。兹尔桓桓，兹尔烈烈。建而旆之，王灵赫赫。蚩尤竟天，太白扫月。以缨扱矢，酾酒衅血。毋作神羞，驻看鲸捷。
《元史·世祖本纪》记载：“岁戊午，冬十一月戊申，祃牙于开平东北，是日启行。”
这是忽必烈奉蒙哥之命，率领原隶属塔察儿国王麾下的东路军，继续南下征宋之际（1258年）。郝经当时正在忽必烈幕府中，《祃牙文》就是此时写的。文中虽然出现了“酾酒衅血”等字句，总体来看，这篇《祃牙文》仍然是反映传统的牲祭军礼的大手笔。
刘鹗在至正十九年（1359年）夏五月作为广东道肃政廉访副使“募兵屯韶，修城池，缮兵甲，勉励将士，恢办军储”
。他有一首七言古诗《关武行》，记录了在韶州对当地军队的一次战前检阅。诗中描述的旗纛祭祀也是传统的牲祭：
台前独建大将旗，云散天清日当午。宝刀一挥牛首落，血祭旌旄洒红雨。命官奏喜得吉卜，士卒喧呼发金鼓。旷怀浩荡纳乾坤，老气蓊郁生云雾。祭余分胙各有序，旨酒盈樽肉登俎。
石抹宜孙（字申之）以“行枢密院判官”“同佥行枢密院事”率军镇压元末南方地区的叛乱，“或捣以兵，或诱以计，未几，皆歼殄无遗类”
。王毅《木讷斋文集》中收有为他的军队撰写的两篇祭旗文：《代萧申之祭旗文》和《代萧申之章溢祭旗文》，其一云：
盖闻三军之阵，旗为号令，阵之堂堂，旗之整整。爰有鬼神，实司其柄，况此义师，志气协应。左之右之，莫之敢竞，前之后之，莫不用命。或麾或斥，或以奇胜，殄馘丑类，化逆效顺。上照三辰，大捷之征，今将启行，临事而敬。酽酒举盟，敢告不佞，神之听之，乾清坤净。尚飨。
此外，在元末文人著述中尚可搜集到三篇与早期朱元璋政权相关的祭旗文（参见本节附录）。这三篇祭旗文虽繁简各殊，却一致是数典用事的骈俪之辞。由此也不难看出，蒙元时期南、北两地的军事礼仪存在颇大的歧异，而蒙古式的旗纛祭祀在南方地区其实极少产生回响，入明之后更是在汉地绝迹。
胡翰《祃牙文》（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
维岁甲辰正月某日，浙东行中书省右丞李某以清酌洁牲祃于大牙之神。惟国大事，曰祀与戎，凡我有众，罔敢弗恭。在昔草昧，诞启武功。涿鹿扬灵，牧野奋庸。承天休命，惟神是崇。于皇汉祖，奄起沛丰。申严秩礼，丕显军容。百王继轨，庶士承风。伊予不武，荷国委寄。授越端闱，总干东裔。列城效顺，群丑慕义。匪日予能，实神之赐。赫赫灵旗，道扬神威。天日清照，风雷厉飞。睽睽万目，具瞻指挥。何挥不跃，何指不披。薄海内外，日所出入，憺其于铄，罔不震聋。肆于将土，一乃心力。鞠躬将事，不越咫尺。春酒既嘉，洁牲孔腯。是用昭假，令典有则。神其监之，尚永我诩。宣我神武，祚我明德。削平僭乱，佑我民物。如周如汉，如古有国。登于至治，轨祀罔极。
陈谟《祃旗文》（吴元年，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
维吴元年，岁在丁未正月戊寅朔，越二日己卯，同知赣州卫指挥使司事守御韶州张某，谨以大牢清酌，致祭于军纛大之神。惟国之大事，莫重于军旅，而军之节度，莫重于旌旗。师行之际，四方之星，各司其局，招摇在上，急缮其怒，惟尔有神，实司厥职。方今岁事更始，天运一新。永惟粤尉佗之境土未复，汉伏波之功勋未建，行将率厉兵甲，想藉国威，报效万分。惟尔有神，式克相之。
周霆震《黄尚书幕府伍经历祭旗文》（年代不明）
国家用兵五年，四方次第平。余从尚书奉诏出都门，天戈所加，无不定顺。狡焉小丑，敢抗大邦？皇威显临，其党之毒于永新者，既不远二百里而送死，安成伊迩，何恃而犹陆梁？方今秋令司刑，金为兵气，诸军顺时进讨，其成厥勋，嘉谋佥同，穆卜允协。大旗卓建，所以明号令，肃观瞻，揭日月而光华之。祀事孔严，重王命也。皇天后土，洞鉴丹心，惟神其歆，相我必济。
[1]
K
the Uray-K
halmi,“übereinstimmungen in der Tradition der Kitan und der Mongolen” , in.A.Sárk
zi ed.
Altaica Budapestinensia MM
Ⅱ:
Proceedings of the 45th Permanent International Altaistic Conference
,Budapest, Hungary, June 23-28, 2002, Budapest: E
tv
s Loránd Univ.2003,pp.368-373.
[2] G.Doerfer, Türkische und Mongolische Elemente im Neupersischen , BandII,Wiesbaden: Franz Steiner Verlag, 1963, p.618.
[3] MohammedEn-Nesawi, Histoire du sultan Djelal-ed-Din Mankobirti, Prince du Kharezm , traduit de l’arabe par O. Houdas, Paris, 1895, p.259.
[4] 〔波斯〕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第170页。波斯文见Rashīd al-Dīn, J ā mi’al-Taw ā rīkh , ed. by Muhammad Rawshan, Tehrān: Nashr-i Alburz, 1953, p.355.
[5] 〔波斯〕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第183页。波斯文见Rashīd al-Dīn, J ā mi’al-Taw ā rīkh , ed. by Muhammad Rawshan, Tehrān: Nashr-i Alburz, 1953, p.397.
[6] MarcoPolo: Dei Viaggi di Messer Marco Polo, Gentilhuomo Venetiano （Giovanni Battista Ramusio, Navigationi et Viaggi, II, 1559） Edizione digitale 1, http://virgo.unive.it/ecf-workflow/books/Ramusio/commenti/R_II_1-main.html, 2018-02-21.剌木学本这段记载的一种译文，亦见冯承钧译本，文字颇有差异。冯本作：“忽必烈坐木楼上，四象承之。象环革甲，覆锦衣，楼上布弓弩手，树皇帝之日月旗。”见〔意〕马可·波罗著，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第179页。今从剌木学本意大利文原文译出。
[7] CarolineHumphreyWaddington: Horse Brands of the Mongolians: A System of Signs in a Nomadic Culture , American Ethnologist, Vol. 1, No. 3 （Aug.,1974）, pp. 471-488.
[8] 关于各蒙古汗国政权的“Tamga”，可参见Bertold Spuler: Die Goldene Horde: Die Mongolen in Russland 1223 - 1502 , 2nd ed., Wiesbaden, 1965, pp.262-263；IaroslavLebedynsky: La Horde d’Or - Conquête mongole et “ Joug tatar ”，Paris:Errance, 2013, p.85.
[9] G.Doerfer, Türkische und Mongolische Elemente im Neupersischen , BandII,Wiesbaden: Franz Steiner Verlag, 1963, p.620.
[10] Rashīd al-Dīn, J ā mi’al-Taw ā rīkh , ed. by Muhammad Rawshan, Tehrān:Nashr-i Alburz, 1953, p.292.
[11] 〔波斯〕拉施特主编，余大钧译：《史集》第3卷，第268页。波斯文见Rashīd al-Dīn, J ā mi’al-Taw ā rīkh , ed. by Muhammad Rawshan, Tehrān:Nashr-i Alburz, 1953, p.1235.
[12] G.Doerfer, Türkische und Mongolische Elemente im Neupersischen , BandII,p.624.
[13] 关于这次遣使，可参见BertoldSpuler: Die Goldene Horde: Die Mongolen in Russland 1223—1502, Otto Harrassowitz, 1965, pp.68-69.
[14] Влади́мир Гу́ставович Тизенга́узен: Сборник материалов, относящихся к истории Золотой Орды, Том I. Извлечения из сочинений арабских .СПб.: Типография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1884, pp.66-68.
[15] Влади́мир Гу́ставович Тизенга́узен: Сборник материалов, относящихся к истории Золотой Орды, Том I. Извлечения из сочинений арабских ,p.105, p.362.
[16] 关于这段历史，参见ReuvenAmitai-Preiss: Mongols and Mamluks, The Mamluk-Ilkh ā nid War, 1260 - 1281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 pp.56-63.
[17] Rashīd al-Dīn, J ā mi’al-Taw ā rīkh , ed. by Muhammad Rawshan, Tehrān:Nashr-i Alburz, 1953, p.2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