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中国的军事活动中,旗、纛和鼓经常并列作为最高军事威权的象征,同时充当作战行动的指挥信号。《武经总要》就提到有“十二旗、十六鼓,左矛右戟,前盾后弩,旗鼓中央,大将之所” ,是以旗鼓为军事威权的象征;同书又记载了一套“教旗法”,训练士卒跟随旗鼓的指示行动。
北方民族政权的军队中,也有承担这两种职能的旗鼓制度。《金史·世纪》记载世祖劾里钵与桓赧、散达的决战时就提到:“将战,世祖戒辞不失曰:‘汝先阵于脱豁改原,待吾三扬旗,三鸣鼓,即弃旗决战。死生惟在今日,命不足惜!’” 德福在《新波斯语中的突厥语和蒙古语成分》中的“纛”词条中,对蒙古人的旗鼓有扼要的描述:“纛与铜鼓(Kesselpauke)并列,都是高级军官与王侯的标志……此法已见于匈奴人。” [9] 笔者掌握的史料记载,也多并提纛鼓或旗鼓。
《元朝秘史》第106节叙述成吉思汗与王汗、札木合会师征讨蔑儿乞部 。出师之前,札木合说:“我祭了远处能见的纛旗,擂响了用黑牤牛皮做的响声咚咚的战鼓……我祭了远处能见的旌旗,擂响了用犍牛皮做的响声轰轰的战鼓。” 《史集》记载,成吉思汗与王汗大战前,王汗之子鲜昆“向自己的两个大异密必勒格·别乞和脱端下令道:‘我们出征吧!举起大旗,敲起鼓来,将马儿牵来,让我们骑上马向成吉思汗进军!’” 其中的旗和鼓,波斯文分别作“tūqha”与“ abl” [10] ,也就是纛和鼓。以上是漠北统一之前,蒙古各部首领的旗鼓。
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后,在斡难河源头召开大会,详细规定了怯薛(大汗禁卫军)的职司,其中:“宿卫管理宫帐里的宫女扯儿宾们、家仆们、放骆驼的、放牛的。保管宫帐、车辆,保管旄纛、鼓、挽钩、刺枪等。”旄纛和鼓,《秘史》旁译分别作“秃黑”(纛)和“古兀儿格”(鼓) 。《史集》在记载合赞汗与拜都争夺汗位时,也提到了合赞有“王旗和汗室的半圆鼓”(波斯文:tūq-imubārakwakuhūrgāyikhā ) [11] 。有时候,单独的旗或鼓,也可以作为最高君主之标志。1299年(大德三年)冬,合赞汗出征叙利亚。《史集》记载,在战斗中,尽管合赞汗在中军,右翼的忽都鲁沙“下令击鼓”,结果埃及马穆鲁克与叙利亚军误以为合赞汗就在右翼军中,“他们一下子冲向那里,成千上万的人不断冲来。突破了队伍[的抵御]后,打退了勇士们,异密[忽都鲁沙]部队中的许多人被杀和打伤” 。以上是大蒙古国大汗和各汗国君主的旗鼓。
除象征最高军政大权的旗鼓外,在外远征的主将也可以有“大将旗鼓”,这一点类似中原传统的军事礼仪。《元史·伯颜传》记载:
(至元十三年正月)庚寅,伯颜建大将旗鼓,率左右翼万户巡临安城,观潮于浙江。暮还湖州市,宋宗室大臣皆来见。
在焦山之战中,董文炳“乘轮船,建大将旗鼓,士选、士表船翼之,大呼突阵,诸将继进,飞矢蔽日” 。在两都之战 中,燕铁木儿每亲自临阵督战,凯旋之际,文宗“遣使赐燕铁木儿上尊,谕旨曰:‘丞相每临阵,躬冒矢石,脱有不虞,奈何?自今第以大将旗鼓督战可也。’”
君主与大帅的旗鼓,在战争中既是军权象征,也是全军的指挥信号,这类记载十分常见。其中,有大汗用旗鼓督战的情形。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春,斡赤斤后王乃颜联络势都儿、火鲁哈孙、胜纳合儿和合丹等东道诸王,反叛忽必烈。《马可波罗行纪》对忽必烈御驾亲征与叛军交战有一段细致的描写:
大汗既至阜上,坐大木楼,四象承之,楼上树立旗帜,其高各处皆见……当两军列阵之时,种种乐器之声及歌声群起,缘鞑靼人作战以前,各人习为歌唱,弹两弦乐器,其声颇可悦耳。弹唱久之,迄于鸣鼓之时,两军战争乃起,盖不闻其主大鼓声不敢进战也。当两军列阵弹唱之后,大汗鸣鼓之时,乃颜亦鸣鼓,由是双方部众执弓弩、骨朵、刀、矛而战,其迅捷可谓奇观。
也有军中主将建旗鼓督战的情形。蒙哥汗率大军与川蜀宋军战于黑石峡:
帝立马东山,拥兵二万,夹江而阵,(史)天泽乃号令于众曰:“听吾鼓,视吾旗,无少怠也。”顷之,闻鼓声,视其旗东指,诸军遂鼓噪而入。兵一交,宋前锋溃走,战舰继乱,顺流纵击,死者不可胜计。
大汗的旗鼓有专人负责管理和维护,这种官员属于怯薛护卫,被称为tūq i。德福将tūq i译为Fahnentr ger或Standartentr ger,也就是“旗手” [12] ;按照《元朝秘史》的译例,汉文可译为秃黑赤或者纛赤。《史集》记载,合赞汗乳母的儿子是“旗手长速勒都思氏哈散” 。此处的旗手长,波斯文作amīri-yitūq iyān,直译为秃黑赤之长或者纛长。《元史》记载粘合重山追随成吉思汗征战,“围凉州,执大旗指麾六军,手中流矢,不动” 。粘合重山应该就是成吉思汗的tūq i。
除大汗外,军队主将亦得建旗鼓指挥督战,所以,元朝军队中也设有一种特殊职司,与tūq i遥遥相对,名为“帐前总戒旗鼓司”。伪题胡祗遹撰的《韩氏新茔世德之碑》就提到一名叫韩进的军官在至元十八年“升武德将军,佩金符,复征日本。不妨本职充行省都镇抚,兼提举帐前总戒旗鼓司事” 。元朝行省设有“都镇抚司”掌管本行省的统帅权和军政权,“上承大帅方略,指授诸将,诸军有所关白,必因以上达。与夫训练、调遣、巡逻等事,皆所领治” ,是主帅帐前协助指挥的作战参谋人员 。韩进以行省都镇抚而兼管帐前旗鼓司,主要是方便以作战参谋的身份控制旗鼓,传递主帅军令。
描绘至元十一年(1274年)和至元十八年(1281年)两次征日战争(又称文永之役和弘安之役)的《蒙古袭来绘词》,是参加了两次战役的日本武士竹崎季长为向幕府表功,请画师土佐父子绘制。其中一幅描绘了至元十八年六月初竹崎季长与大矢野兄弟在志贺岛附近海面上突袭元军兵船的场景 。画中题为“贼船三艘”的一艘兵船上,在船艏位置弯弓作战的士兵后方,可清晰见到四名军官或立或坐,分司旗鼓与铙钹 。这组人员应该就相当于“帐前总戒旗鼓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