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杂色军旗

除了牦牛尾或马尾制造的纛，蒙元帝国军队还采用其他形制的军旗。近代学者屠寄的《蒙兀儿史记》叙述伯颜军队挥舞“赤帜”攻陷常州城，补充了一段考证：“木合黎（木华黎）之帜，白地黑月；阿朮之帜，双赤月；忽必烈之御帜，有日有月。不知伯颜之赤帜何章也。” 屠寄提到木华黎的旗帜是“白地黑月”，依据的是宋宁宗嘉定十四年（1221年）出使北方的赵珙所撰的《蒙鞑备录》：

今国王止建一白旗，九尾，中有一黑月，出师则张云。其下必元帅方有一旗，国王止有一鼓，临阵则用之。

据《元史·木华黎传》，木华黎以“国王”称号统军北方，他的正式旗帜是成吉思汗授予的九脚白纛。 赵珙描述的旗帜形制，当是他出使之际亲睹：“九尾”指的是成吉思汗所赐的九脚白纛，黑月白旗则是木华黎自己的帅旗，纛与旗合为一体，遂出现了一面类似《武经总要》记载的“纛头旗”的特殊帅旗。

《马可波罗行纪》详细描述了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春忽必烈亲征叛王乃颜的战役。《行纪》的剌木学本（R本）提到了忽必烈的象舆和日月旗：

忽必烈坐于木楼之上，四周环绕弩手与弓手，在木楼之顶竖有御旗，上绘日与月之形象（laimaginedelsole et della luna）。 ^[6]

蒙元帝国军队主帅及将领的旗帜，也散见于各种史料，如攻克常州出现的伯颜的“赤帜”：

（伯颜）乃亲督帐前军临南城，又多建火炮，张弓弩，昼夜攻之。浙西制置文天祥遣尹玉、麻士龙来援，皆战死。甲申，伯颜叱帐前军先登，竖赤旗城上，诸军见而大呼曰：“丞相登矣。”师毕登。宋兵大溃。

又如至元十三年（1276年）丁村栅之战出现的阿朮的“双赤月”帜：

六月甲戌，姜才知高邮米运将至，果夜出步骑五千犯丁村栅。至晓，伯颜察儿来援，所将皆阿朮牙下精兵，旗帜画双赤月。众军望其尘，连呼曰：“丞相来矣！”宋军识其旗，皆遁。

高级军官如万户、千户之类，亦各建旗帜。 《元史·石天应传》记载：“天应旌旗色用黑，人目之曰黑军。” 李进在蒙哥进攻合州的战役中隶属史天泽麾下，出战骁勇，蒙哥立马山顶观战，“指顾谓诸将曰：‘白旗下服红半臂突而前者，谁也？’” 李进时为下级军官“总把”，无独立旗帜，故在战场上穿“红半臂”以辨识身份，“白旗”恐怕是他隶属的千户或者万户的帅旗。

蒙元帝国军队的杂色旗帜，有辨识身份和指挥作战的功能，颜色有红、白、黑多种，旗上常绘有日月等象征图案。这类图案应该来源于突厥—蒙古游牧民给牲畜烙印的财产标志Tamga 。在草原社会，因为游牧生活的“迁徙”和“移动”特性，以及牲畜随着季节变换和年齿增长不断改换外表，需要一套用来辨识牧地使用权和牲畜所有权的符号，这就是Tamga（或译作“马印”）的起源。突厥—蒙古游牧社会Tamga，有些是最简单的表示鱼、鸟、马刺的象形标记，有些是具有神秘意义的天文和宗教符号文字，其中，最为常见的就是日、月、火与王座。美国人类学家瓦丁顿（C.H.Waddington）在《蒙古马印：游牧文化的符号体系》（2014年）中探讨了近现代蒙古社会的Tamga。他指出：Tamga标志，乃至烙印Tamga的烙铁，都是世代传承，“烙铁与马印一样，也称为Tamga，依照长嗣继承制在男性世系中传承，烙铁本身被视为圣物，在使用之前由喇嘛祝祷。烙铁从不接触地面，总是朝上放置，亦不用水冷却，而是用马奶。某人告诉我，丢弃父辈的Tamga，就等于丢弃父辈本身。西布里亚特蒙古人是萨满教徒，据说直接献祭于烙铁。这种仪式又被称为‘祭祀祖源之仪’” ^[7] 。

在游牧传统中，Tamga既有区分及辨识个人、家族、部落身份与权利的职能，又被认为具有某种神圣和神秘性质。成吉思汗家族建立的几个地域性汗国在旗帜和钱币上多使用Tamga。 ^[8] 木华黎、阿朮等人旗帜上所绘的黑月、赤月，应该也是代表他们各自身份或者家族的Tamga。至于史料中提到蒙古军将领的杂色军旗上的图案，大抵也多为各色Tamga及其变体。当然，也有例外，如东道叛王乃颜的旗帜，《马可波罗行纪》记载，因为他是“受洗之基督教徒，旗帜上以十字架为徽志” 。 LQhVym+eKJ7HMU0W3FB6KyrGgw7KIwukywGAjXrz6hILHNhg44/UOLd8ZkbBDZL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