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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军事礼仪中的“纛”，起源于战国时期，形制的演变也大同小异。《武经总要》载有两幅帅旗的插图，题为“带甲神旗”与“转光杂色旗”，注曰：“右旗之色采，名号无常，随宜呼之。竿首施铁，世谓耀篦。下注旌，谓之纛头旗。脚或三或二。”
由此大抵能看出中原王朝采用的旗纛形制。大蒙古国的“纛”（蒙文：tuq，波斯文：tūq）与汉式的纛不同。德福（G.Doerfer）认为纛是由“牦牛尾”或者“马尾”所制之旗（Jakschweif-oder Ro
schweifstandar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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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纛就是垂有用牦牛尾或马尾制造之缨的旗帜。纛中最著者，是成吉思汗的“九脚白旄纛”。按照突厥—蒙古民族的古老习俗，纛上所垂之尾数，标志着等级差异：阿拉伯文史书《算端扎阑丁传》记载，花剌子模王子赠送给小亚细亚地区的鲁木国使者的礼物，除“荣袍”外，“尚有马尾数条，鞍具一套，冠一顶和一千第纳尔”。对于“马尾数条”的政治含义，学者解释说：“这些马尾，颜色或红或白，用来悬挂在红色旗杆上，杆上常饰有一金色圆球。这是权威的象征。君王（算端）有权悬挂七条马尾，宰相（维即儿）有权悬挂三条，而高级将官则是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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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这种“纛”制在内亚的突厥—蒙古族群中十分普遍。
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之前，蒙古各部都有自己的纛。《元朝秘史》第73节讲述成吉思汗父亲也速该死后，泰亦赤兀惕氏抛弃其遗孀遗孤诃额仑夫人和铁木真，察剌合老人上前劝阻被伤。于是，“诃额仑亲自上马教人拿了英枪，领着人去，将一半人邀下了。那一半邀下的人，也不肯停住，都随着泰亦赤兀去了”。“拿了英枪”的汉字音译，写作“秃黑剌周”（tuqla
iu），旁译“英头拿着”，其词根“秃黑”就是“纛”。
因此，阿尔达扎布以现代汉语将之译为“打着纛旗”
。《史集》描述当时诃额仑“亲自骑上马，高举大纛（tūq）”
。这就是也速该的纛。《史集》还记载，克烈部王汗与成吉思汗联军同乃蛮作战时，札木合在晨曦中“认出了王汗的大旗”
。“大旗”的波斯文原文是tūq，也就是克烈部君主的纛。
除部落首长或君主的大纛外，下属的贵族和将领亦各有其纛。1203年，成吉思汗与克烈部的王汗决战于合兰真之地（今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北），成吉思汗命兀鲁一军先陷阵，其将怯台那颜（《元史》作朮彻台）“用鞭子抚弄着马鬣，犹豫不决”，而蒙古忙兀部骁将忽亦勒答儿（《元史》作畏答儿）则挺身而出，对成吉思汗说：“汗啊，我的安答！我飞驰上山把大旗插到敌人后方名叫阙弈坛的山岗上去，显一显我的勇气。” [4] “大旗”的波斯文也作纛（tūq），不过，中译文漏译了tūq后的修饰语，整个词当作“tūq-ikhud”，意为“我的大旗”或“我的纛”，这就是忙兀部军队或主将的旗纛。
纛在平时是君主或者次级权威的象征，战时则往往代表主将的权威和荣耀，指示主将所在方位。《史集》记载，与王汗最终决战前，成吉思汗的两名使臣哈柳答儿、察兀儿罕和王汗的使臣亦突儿干一同返回成吉思汗处。此时，“成吉思汗正从那方面带着军队向王汗进军。哈柳答儿的视线突然落到了成吉思汗的大旗上” [5] 。此处的“大旗”，波斯文原文也是纛（tūq）。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春，据有哈剌温山（大兴安岭）东西两侧和辽东大部的斡赤斤后王乃颜，勾结东道诸王，公然反叛忽必烈。《元史·洪俊奇传》记载，高丽将领洪茶丘追随忽必烈北上征讨乃颜：
猝遇乃颜骑兵万余，时茶丘兵不满三千，众有惧色。茶丘夜令军中，多裂裳帛为旗帜，断马尾为旄，掩映林木，张设疑兵。乃颜兵大惊，以为官兵大至，遂降。
洪茶丘能够利用敌军也是蒙古人、熟悉旗纛的条件设下疑兵，正说明，到了元朝，君主或主帅的旗帜，仍有马尾形制的蒙古纛（tuq），同时也有布帛制造的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