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惯例，我应当在这里感谢给予本书莫大帮助的每一个人。可收录于本书的不少文章，都是我从前所写的论文。当时我已经说过不少感谢的话，想来不必再重复。我对诸君的感激之情一如往昔。不过，我仍要特别感谢以下诸位朋友：我的同事丹尼·米勒和弗朗西丝·韦斯特利，是他们帮我理清了思路；我的好朋友吉姆·沃特斯，他在幕后给予了我莫大帮助，比起许多我在书中正式提及的帮助，他的援手毫不逊色；我的编辑鲍勃·华莱士，谢谢他对我惊人的包容；我的秘书凯特·玛奎尔－德芙琳和兹内特·可汗，是他们把我潦草的笔记订正得工工整整；还有我的两位导师，莫蒂·雅洛夫斯基和沃利·克莱斯顿，为我提供了很多其他的重要帮助。我最想道声谢谢的，莫过于我的编辑比尔·里特沃克。

在我看来，比尔就是“同情心”这个词的最好注释。表面上看来，他这个人不拘礼数（至少对他的好朋友们是如此），所以我说的“同情心”，不是那些精神病医生所谓的什么“移情作用”，而是说他理解朋友们，能及时满足他们的需求。对朋友们的作品，他也额外体贴关注。

1968年，二十多岁的比尔编辑了我的博士论文。那可真是一段惨烈的经历，但我自此学会了如何写作。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若不是我忘了该怎么写东西，那就是比尔的标准又提高了。但我显然是忘了什么叫作惨烈的经历。不管怎么说，经历了如此惨烈的第二次合作，我，活了下来；比尔，活了下来；这本书，活了下来；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友谊，活了下来。比尔用了好几个月的时间编辑本书，让我不得安宁，简直是要把我活生生地逼疯（我给你举个例子，他竟然在批语上这么说：“把‘伪善’写成‘为善’和‘违善’，你可真够伪善的！”）——直到我终于按计划把一系列文章辑选成了一本满意的书（但愿如此吧）。比尔，我得谢谢你，虽然我的感激远超于此。

照理说，作者还应该在这里指出，尽管其他人为本书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毫无疑问，倘若本书出了什么岔子，责任全由作者一人承担。没门。（比尔，下面这段话不准改动！）我可能没有接受他对某些地方的建议，也可能在他没来得及过目的情况下做了一些最后的改动，但除此之外的每一个地方，要是出现了任何错误或不恰当之处，都该怪罪那个叫比尔的家伙。好啦，我又能过上20年清静的日子了。

1989年1月于Lac Castor uRIugOrq3DSk4aRARimj673b8TBexMmRT6GxA804EdlG5whAj54xc6Dwyq1AxNw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