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管理决策的新科学》

让我们对《管理决策的新科学》一书做个简短的回顾：该书1960年首次出版，全书共50页，以赫伯特·西蒙在纽约大学所做的一系列讲演为基础，谈到了管理决策过程的本质、新技术对组织决策制定和结构的影响等内容。于1965年再版……并更名为《自动化之成形》（The Shape of Automation）……到1977年，该书修订了1965年版的内容，扩充为175页，并改回1960年的书名……但并未做根本性变动：“……这一版本修订的地方虽多，但基本上是更新相关的证据，并对大量主题做了进一步的充实，而非变动原书的主要发现和结论。” ⁴

《管理决策的新科学》一书力图阐释计算机给组织、组织中的工作人员，以及组织所根植的社会造成的影响，并推测将要产生的结果……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管理决策的新科学》一书的本质，那就是：本书赞美了技术的成果，尤其是信息处理类技术在决策制定和组织结构方面、在高层管理者和底层员工的工作方面，甚至在社会（解决污染和人口过剩问题）方面的突出作用……

在商业组织中，非程式化决策制定过程开始经历一场根本性革命，朝着程式化制定过程转变。对于人类解决问题的本质，科学界已经进行了基本的探索，将有关发现应用于商业的初步可能性也日益显现。

我自己的研究，以及我参考其他有关高层管理者的论述（这些人参与的大多是非程式化决策制定过程），却得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结论，也就是“管理工作中尚不存在科学”……“甚至连计算机……也并未明显改变总经理的工作方法。” ⁵

[接着评论分析了西蒙用于推断的证据（包括他自己在心理实验室所做的研究），并以下面这句话作结。]虽然引用的证据很少，但西蒙却得出了一个相当有力的结论：

我们学到的第一件事（有关这点的证据目前已极为充分）就是，无须使用潜意识层面（它们与有意识的、口头表达的意识层面不同）上的假定机制，这些人类思维过程（问题的解决，思考和学习）也可以得到解释。实际上，虽然冰山的大部分处于水面以下，难以使用语言来表现，但跟我们能看见的部分一样，这些隐藏的部分也是由冰组成的。解决问题的秘密就在于没有秘密。它是由相同的简单元素通过复杂的结构组合而完成的。 ⁶

带着大量的疑惑，我读了西蒙的观点。但最让我吃惊的是，我发现西蒙早在1960年的初版当中就提出了大致相同的看法。 20世纪60年代中期，我读过那个版本，当时并不感到惊讶；实际上，我甚至很赞同他对即将来临的管理革命的看法。打那以后，是什么发生了变化呢？显然，我自己对高层管理者工作和决策过程的研究，拓宽了我的眼界，让我产生了一种极为不同的观点，但它们并不属于本篇书评的范畴。在那些年里，有两件事改变了我的看法……其一暴露了技术和分析存在的根本问题；其二对这个根本性的问题提出了一种可能的解释……

说起我们对分析的感觉，越南代表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现在这么说或许有点老套了，但哈尔伯斯坦 那本《出类拔萃之辈》（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 ⁷ 无疑是个信号：分析的好日子到头了。分析与管理的关系，始于弗雷德里克·泰勒 在工厂里的实验。引入运筹学后，它在办公室里得到了繁荣发展。在罗伯特·麦克纳马拉 把希奇 和麦基恩 ⁸ 有关PPBS（规划—设计—预算法）及成本效益分析的提议应用于政策层面后，双方关系达到顶峰，又因为越战失败而日渐分崩离析。通过哈尔伯斯坦的小心求证，我们清楚地了解到：这不是一个常见的分析失误，也不能说句“执行失败”就推托了事。“公式规划”，也就是分析本身，就存在着重大错误。瞧，一批出类拔萃之辈——不是政客和官僚们，而是从自由知识分子中心选出来的、美国最出色的分析天才们——把现代技术应用到白宫的非程式化决策当中，结果却换回一场有欠考虑的非道义之战。

是哪儿出了岔子？会不会是因为分析没有能力处理软性数据呢？所谓的软性数据，就是农夫脸上的表情，敌人的顽强意志；而与此相对的硬性数据，则是所谓死亡人数统计，摧毁丛林所需的炸弹数量。“民间顾问说，由于佛教危机，吴庭艳政府 丧失了农民的支持。麦克纳马拉却问，好吧，那么支持率下降的百分比是多少，政府从前的百分比是多少，现在掉了多少？他要的是事实，是一些统计数字，是一些他能够存入数据库进行处理的东西，而不仅仅是民众此起彼伏的抗议之声。” ⁹ 这些事实真的代表着价值吗？ 换句话说，尸体的数量可以统计，森林被毁的面积可以丈量，个人生命的意义却无从衡量——那么，凭借这些硬性数据所做的分析，真的有价值吗？

当事实整整齐齐地排在一组目标之后，价值自然而然地就出来了。在越南，事实支持了军事目标；而人道关怀的目标，因为只有软性数据可做说明，就给排挤到了分析之外。在企业里我们也看到了同样的事情，硬性数据排在经济目标之后——缩减成本、增加利润、提高市场份额；而社会目标——产品质量、员工满意度、环境保护——则给扔到一边。 ¹⁰ 说到社会本身，当人们对污染成本进行着旷日持久的估算时，我们的身体继续吸入各种化学物质，除非有科学家能够“证明”它们确实有害（大概是需要更多的死亡统计吧）。发生这样的情况，我们不能再说什么分析“无关对错”：它甚至让有着良好意图的决策者做出了背离道德的选择。猪湾事件 发生后不久，切斯特·鲍尔斯 写信给肯尼迪行政机构：

我对本届新政府最关心的问题是，它是否缺乏判断对错的道德信念……

在公众生活中，任何对公众道德（不管是国内问题还是国际问题）有着强烈是非观念的人，碰到紧张时期总会具有很大优势，因为他对该做什么有着明确直接的本能。缺乏这种道德信念，或称是非对错观，他就不得不完全依赖于自己的智力；碰到任何问题，他都要仔细算计一番优劣得失，才能得出结论。在正常状态下，在他不觉得厌倦和沮丧的时候，这种实用主义的处理方法能够成功地把他引向问题的正确面。

可我担心的是，要是这样一个人，当他感到厌倦、愤怒、沮丧，或情绪受了影响，他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古巴事件的惨败告诉我们，即便是像肯尼迪这样一个才华横溢、用心良好的人，倘若缺乏基本的道德指向，也会深深地误入歧途。 ¹¹

如果说越南暴露了分析存在的问题，那么加州理工学院的一位生物学家或许算是找出了问题的解释。接着，书评阐述了罗杰·斯佩里有关人类大脑分为左右两个半球的概念，和“左脑规划，右脑管理”一文中所讨论的差不多。他得出结论，认为右脑似乎是我们所谓的判断或直觉的发源地，也是鲍尔斯口中肯尼迪行政机构所缺乏的“本能”的发源地，分析应付不来的软性数据，或许就是由右脑进行处理的。

当然，斯佩里的想法和西蒙完全相反。在斯佩里看来，构成人类大脑两个半球的“冰”并不一样；西蒙只[研究]了一种“冰”；连续性的规划不能模拟出完形思维。（注：在讨论模拟人类思维的时候，西蒙写道：“在解决问题时，人类思维是由这样的程序控制的：把简单信息处理过程（如果你愿意，也可称之为符号操作过程）所构成的金字塔，组织成复杂的有序序列；这种序列响应并适应任务环境，满足序列展开时从环境中提取的线索。既然同类程序可以编写给计算机，当然也就可以用它们来描述并模拟人类思维。” ¹² ）实际上，斯佩里已经说出了这一最终观点。西蒙宣称，“如今，对人类在进行判断或产生直觉时大脑如何工作，我们已经有了很多了解，我们甚至能用计算机来模拟其中的许多思维过程”；斯佩里针锋相对地写道：“[与左脑不同]，右脑是三维的、无声的，它所运行的信息处理过程，是一种带有整体空间感的机械类过程，尚不能由计算机模拟。” ¹³

在书中，西蒙问道：“该如何挑选专家呢？最简单也最常见的办法是，找一个巩固人们当前信念和过往偏见的专家。”身为评论者，我未曾隐瞒自己的信念或偏见。但接着西蒙又说，“可我们挑选专家的办法是，强迫他们说出自己如何得出结论，采用何种推理方法，依靠什么证据……要判断拳赛输赢，我们用不着自己去当头号拳击手。” ¹⁴ 我想，书评人的身份，真的让我成了拳击场上的裁判；我当然不是什么头号心理学家。在这场论战中，纵观西蒙和斯佩里两人提供的证据，我认为：斯佩里提出的两种思维方式，只有一种可被计算机模拟。所以，斯佩里技术性地击倒对手，胜出！

最后，西蒙的《管理决策的新科学》一书歌颂了科技、分析和自动化的影响。他甚至得出结论，所有的思维模式都可以用连续性形态加以表现；我们所称的判断或直觉可以由计算机所模拟；如果社会要解决自身问题，必须把现代分析技术应用到判断中去。可我们看到，其他一些科学家并不同意这种看法。并且，同样重要的是，我们还看到，这个问题并不仅仅和大脑生理机能有关，它可能也是我们组织管理的关键，甚至是人类本身最终生存的关键。我们中很多人逐渐怀疑，对于没有直觉配合的分析，我们到底能给予多大的信任；在赫伯特·西蒙的计算机接触不到的地方，我们到底能不能做出真正的人道主义决策。 FyeoriDFUs2r6cCTmbKPcg6bRMeMVqh8HfRemuov4faKLJcaPTVt423umU6k45A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