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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一切对管理业内人士具有什么意义呢？
首先，我并不建议规划者和管理学家们卷起技术的铺盖卷儿，拍拍屁股离开组织；也不建议他们在空闲时间去编大筐，做冥思。（我真的没有——至少现在还没有！）对我来说，左脑状态良好，健康活泼；在大多数组织的中层运作上，分析团体的地位业已稳固，不可或缺。它的真正问题只存在于高级管理层。在这个层面上，分析必须和直觉共存，甚至需要在直觉的指引下进行分析。很多分析家和规划者已经慢慢在接受这个事实。在我看来，组织的效率并不存在于“合理性”这个狭隘的概念中，而是存在于头脑清晰的逻辑和强烈的直觉当中。
另外，只有在特定的环境下，规划者有必要尝试规划。假设组织身处稳定的环境，暂不需要创新战略，那么，可以设计安排一些正规的、系统化的战略方案（以及重要战略）。但当环境不稳定，或是组织需要一套创新战略，那么战略规划或许并不是制定战略的最佳方式，规划者也不必强迫组织接受那一套。此外，高层管理者在制定有效决策的时候，需要良好的分析性参考资料；规划者和管理学家应当确保管理者得到这些信息，这是他们的工作。管理者很擅长获取软性信息，但他们往往对同样重要的分析性信息重视不够。通过完成有效分析，并把结果交给管理层，保证在决策中能用到最佳的分析资料，规划者和管理学家同样能为组织效力。（这还用得着我说吗？）
对于管理学教师来说，如果本章的建议确有道理，那么教育者最好对当前管理教育中的一些概念加以彻底调整。不幸的是，最近15年来该领域的革命，在本质上使得当代管理学校对左脑奉若神明——尽管它也带来了丰富的价值。
很多管理学毕业生最终只升到参谋一类的职位上，并且毫无从事任何管理工作的意图，教育者是否应该对此感到惊讶呢？很多著名的管理学校实际已变成了一套封闭系统：对组织现实情况毫无兴趣的教授，向毫无实际经验的学生传授数学、经济和心理学理论，并以此作为终极目标。在这些管理学校中，管理毫无地位。我们的学校应该在分析和直觉当中寻求一种新的平衡，一种人类大脑最擅长实现的平衡。
对于管理者来说，应当把第一个结论看成警钟。对人类大脑的研究结果，不应当成为管理者从事暗箱操作和黑幕行动的借口。那些想要保住权力宝座的人最擅长耍弄迷惑手段，这对组织毫无帮助；把直觉强加在分析能够有效处理的活动上，对组织同样没有好处。但对分析的错位迷恋也不见得会好多少，在我看来，这种迷恋是当今一种更为普遍的问题。
自从19世纪末泰勒开始在工厂实验以来，组织发展上的一大飞跃，就是把从前单靠直觉从事的活动，转为依靠有意识的分析。这股趋势还将继续下去。但管理者以及与管理者共事的人们，必须小心地进行区分，哪些问题由分析处理最好，哪些问题应该继续保留在直觉的领域中。要找回失落的管理之“匙”，我们应当朝着这个方向摸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