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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先来谈谈对人类大脑左右半球的认识，试着解答上述三个问题。
科学家，尤其是神经学家、生物学家和心理学家，早就知道大脑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半球。他们还知道，左半球控制身体右侧的运动，右半球控制身体左侧的运动。然而，最近的一些研究发现，左右半脑在基本思维方式上各有专攻。
大多数人的左半脑（左撇子除外），其运作模式主要是线性的，信息以有序方式逐一连续传递。语言大致属于最明显的线性处理能力。而右半脑与此截然相反，更擅长同步处理；也就是说，它似乎采用的是一种更具整体性和相关性的运作方式。它最明显的功能，大概要算是对可视图像的理解。
虽然目前还不太清楚左右脑各自跟哪些精神活动有关，但研究已经发现了一些重要线索。比如，《纽约时报》上刊登的一篇文章就指出，研究显示，情感似乎属于右脑机能。 1 这一概念源自以下发现：右脑受伤的患者对自己的残疾往往不太关心，而左脑受伤的患者则多出现明显的精神苦闷。
大脑功能的专门化对人们的行事方式有什么意义呢？讲演，是线性的，属于左脑活动，但其他的沟通形式，比如手势，又是关联性的、视觉化的活动，故此，非相继性的口头活动大致上与右脑有关。想象一下，要是人脑的两个半球分开，那么，就比方说在阅读的时候吧，语言和手势就会分离、不连贯。换种说法，也就是同一个人，会有两个独立的大脑（一个专门用于语言沟通，另一个则用来比手势）对同一刺激做出反应。
实际上，在人类大脑研究中的重大突破就是这么产生的。为了治疗某种癫痫症，神经外科医生发现，只要他们切断连接大脑左右半球的胼胝体，就能把“大脑劈开”，隔断癫痫症。医生们对这些“大脑分裂”的患者进行了大量实验，得出了一些极有意思的结果。
一个实验是这样的：医生向一位女癫痫患者的右脑展示了一幅裸体女人的照片（具体做法是只把照片给两只眼睛的左视野看）。患者说她什么都没看见，可同时脸却红了，似乎感到了困惑和不舒服。她“有意识的”左半脑，包括她的语言器官，只知道自己的身体发生了一些情况，但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导致了情感上的反应，只有她“无意识的”右半脑才知道。于是，医生们观察出两种独立意识之间的明显分裂（在正常情况下，它们是交流与协作的）。 2
科学家们进一步发现，一些常见的人类活动，只刺激了大脑的一侧，而另一侧基本上处于休息状态。比如说，学习数学演算，可能主要唤起的是左脑的活动；而欣赏一尊雕塑，或评估一位政治对手，则唤起的是右脑的活动。
那么，现在我们大概有了第一个问题的答案。一个人既聪明又愚笨，只是因为他大脑的左右两侧发展不平衡。一些人（可能大多数律师、会计或规划者都是如此）左脑的思维能力较为发达，而另一些人（比如艺术家、运动员和政治家）右脑能力较好。故此，艺术家可能不太擅长用语言表达某些情感，而律师对画画又毫无天赋，政治家可能学不好数学，管理学家往往在政治场合被人利用。
有很多意思相对的词语，可以用于描述大脑两个半球“意识”模式之间的区别。例如，明晰的对含糊的，语言的对空间的，思辨对经验，理智对直觉，解析对完形。
这里，我应当插嘴做个解释：这些词语，以及上述结论的不少证据，都可以在加州心理学家罗伯特·奥恩斯坦所著的《意识心理学》一书中找到。奥恩斯坦用纳斯鲁丁的故事进一步解释了他提出的观点。具体而言，他指出，线性工作的左脑就像光明一样，是一种我们明确了解的思维过程，我们能清晰地阐释它们；而右脑则像黑暗，它的思维过程对我们（至少是西方世界的“我们”）来说很神秘。
奥恩斯坦还指出，东方的“神秘心理学”（禅宗、瑜伽，等等）早就开始关注右脑意识（例如，通过冥思调整脉搏跳动速率）。与此截然相对的是，西方心理学基本上只强调左脑意识和逻辑思维。奥恩斯坦认为，我们或许能在右脑（这个我们西方人毫不了解的区域）中发现人类意识的关键线索。
现在，让我们来好好想想看。（我要不要说“做会儿冥思”？）有一种思维过程——也就是线性的、连续性的、分析性的思维过程，科学家和我们其他人都了解不少，但还有另一种我们所知无几的思维过程——也就是同步性的、关联性的、整体性的思维过程。更重要的是，在这里，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的。更确切地说也就是，我们的左脑似乎不能清晰地阐明我们右脑隐约了解的事情。
故此，这似乎也是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学习到显而易见的东西时的恍然大悟感，可以这样解释：“显而易见”的知识是隐而不现的，是属于右脑的，左脑根本不“知道”。因此，当左脑明确地了解到右脑暗地里一直知道的知识，会有豁然开朗的感觉。
现在只剩第三个问题了——规划和管理之间的矛盾。
行文至此，我的讨论走向何方该是很清楚的了（至少读者的右脑应该清楚了，而我之所以还要写出来，或许是为了读者的左脑考量吧）。情况可能跟纳斯鲁丁的故事差不多：管理研究者们一直在亮堂的逻辑分析区寻找那把失落的管理之“匙”，但它说不定根本就藏在漆黑的直觉区。
具体而言，我认为在正式规划和非正式管理之间或许存在一个根本的差异，类似于人类大脑左右两个半球之间的那种差异。规划和分析技术是连续性的，系统化的；总之，是清晰明白的。人们希望规划者和管理学家通过一系列符合逻辑的有序步骤（其中每一步都进行了清楚明确的分析）来完成工作（有人提出，成功应用这些技术也需要一定的直觉，但这种看法对我的观点并没有太大影响。直觉的产生只不过意味着，分析者跳离了自己从事的科学）。
那么，正式规划使用的似乎是一套和左脑类似的流程。而且，规划者和管理学家们仿佛沉迷于一个系统化的有序世界，大多数人对关联性和整体性更强的方式毫无兴趣。
管理又如何呢？更确切地说，高层管理者们使用的是什么样的管理方法呢？（在这里，请允许我强调一下：这里的讨论主要关注的是组织的高层，我认为在这个级别上，规划和管理的分裂是最明显的）。固然，管理者会以一些方式进行规划（也就是说，他们会提前思考），他们也会利用自己的逻辑分析能力。但我相信，要有效管理一家组织，这还远远不够。因此，我猜测：管理组织的重要过程，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与右脑有关的能力。高效管理者似乎更钟情含糊、综合、神秘、相对无序的方法。
若然如此，这个假设就能解答有关规划和管理之间矛盾的第三个问题。它还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高级管理层当中，新的规划分析技术一个接一个地走向了失败。PPBS（规划—设计—预算法）、战略规划、“管理”信息系统、公司模型——在很多例子中，人们都曾以极大的热情迎接它们的到来，接着，几年以后，又悄悄地把它们从后门扔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