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美国资本主义的伦理

三个主要观点：

1.美国资本主义的机制发生了巨大变化，不仅仅是在经济层面，也包括伦理层面。

2.这些以反复实践而非哲学思考做出的改变遭到了商人的反对，新的体系可能在选举中体现出来了，艾森豪威尔在总统选举中胜出，而民主党控制了国会。

3.经济的持续繁荣依赖于三点：美国经济增长充满活力，政府承担监督控制与保证就业的责任，政府承担伦理及福利的责任。或许在伦理层面上，我们能找到比纯粹的经济因素更有利的驱动力。

我最近看到两本书名类似的书：肯尼斯·加尔布雷思（Kenneth Galbraith）的《大崩盘》（The Great Crash）和艾伦（F.L.Allen）的《大转折》（The Big Change），前者描述了经济的大衰退，后者则描述了社会各领域的诸多进步。其实它们并不矛盾，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无疑加速了，也许正是这个原因诱发了大萧条。

1929年触顶的美国资本主义有几个特点：

1.自由放任。只要不触犯法律，一切均以商业利润为出发点。

2.以巨头为核心。商业巨头获取了大量的财富，甚至是政治与社会地位。

3.个人慈善。类似于廉价住宅的所谓福利，事实上既未提供真正的福利也不是慈善。

4.上述三点的负面效果是：政府在经济和社会福利方面作用甚微，除了教育领域以外。

截至目前，当中的许多已经发生了改变，尤其是从大萧条时候开始，当然也可以说从胡佛总统的金融企业重组计划开始。

目前，诸如劳动法案、租赁控制、证券交易委员会新规、公用事业控制以及加重的税率开始对自由放任进行限制。

与此同时，核心巨头消失了，虽然仍然有类似泽肯多夫（William Zeckendorf）、沃尔夫森（Wolfson）等这类大人物，但其影响力已经被限制在了有限的专业领域，与曾经的巨头J.P.摩根不能相比。

人们的福利与社保已经被纳入了联邦政府的责任范围，需要通过加大的税收来支持。

最后，政府更多地干预经济，也承担了更多的责任。人们期待政府可以帮扶困境中的企业，就像斯利克特（S.H.Slichter）所说，“自由的企业已经转为政府指引”。

大部分这类变化是不受商人欢迎的，或是因为影响到了他们的经济利益，又或是对其权力受限的不满。这似乎有一些与资本主义不符，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中有所阐述，他声称政府权力的增加让美国远离了资本主义。艾伦对此表示反对，他还是认为我们发展了不同的内容。

我认为这种对资本主义的敌视，很大程度归咎于罗斯福总统。罗斯福在历史上的地位是一个有趣的话题，我认为他对靠什么保留美国化的生存方式有自己鲜明但并不理性的理解，似乎资本主义在他心里是敌人。然而，无论他是否将其当作敌人，他鲜明但不理性的策略拯救了美国资本主义。

我在艾森豪威尔的政见中能看到罗斯福的影子，但他对资本主义没那么有敌意。有人觉得是因为艾森豪威尔的个人魅力太大了，就像他赢了选举而其所在政党却输给了国会。不过我不这么认为，其实公众大多数接受了发生变化的资本主义，包括新的伦理和责任。

艾森豪威尔的胜出说明当总统不一定要对企业有敌意，而民主党在国会中的胜利正说明大多数人是支持1933年新经济改革的，甚至觉得如果是共和党执政大家都不会这样有安全感。

最后这一点让我产生了一个观点，刚好呼应本章的主题——从政策立场来看，“良好的伦理就是优质的经济学”。毫无疑问，这也适用于具体的企业。

让我们从1933年以来商人经济地位的狭义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在大部分时间里，他们发现自己受到迫害，被各类法规拷上手铐，被官僚体系各种束缚，还承担着难以置信的高税率。然而，他们却存活了下来，不仅仅是存活，而且还更有生命力。这个看似矛盾的现象意味着什么？

有些疯狂的人可能会觉得，经济的繁荣实际上源于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和冷战等，尽管新政在努力地约束。

我个人的观点更乐观，政府已经找准了福利点，包括各类社保和失业保险——这要比减税有效得多，毕竟拮据人群生活的改善及购买力水平的提高对经济最为有益。

我们现在似乎离资本主义的自由放任有些遥远，就是出自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等概念——市场自动引导社会生产所需产品，并引导每个人做出对社会最有利的结果。这个观点有其合理性，但是也没有那么完美无缺，当下德鲁克的观点是个很好的补充：

只有当一项政策于社会有益时，才能于企业有益。 u8FI3cm+C9aBAlCp+InDztFv9dAWmNq7IIAkBjvGZ/J/1kz8w0OIOoguVxYb7++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