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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外面通知格朗来访时，里厄医生还沉浸在他的思考中。作为市政厅的公务员，他的职责涉及很多方面，所以他也定期做一些统计工作。这样他就被安排去负责统计死亡人数。出于乐于助人的天性，他同意亲自给里厄送来每次统计结果的复印件。
医生看到同他一起进来的还有他的邻居科塔尔。公务员手中挥舞着一张纸。“医生，统计数字显示，”他宣读到，“在四十八小时内共有十一人死亡。”里厄先是跟科塔尔打了招呼并询问他的身体状况。格朗连忙解释道，是科塔尔自己坚持要过来感谢医生并为他给你造成的不便道歉。但里厄马上把注意力转向了统计资料。
“我们开始吧，”里厄说，“也许我们应该先给这个病取个名字。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任何进展。请你们跟我走一趟，我要去一趟化验室。”
“好的好的，”格朗一边跟在医生后面下了楼，一边答应着，“每样东西都应该叫出个名字。但它叫作什么呢？”
“我不能告诉你，再说这对你也没什么用处。”
“您瞧，”公务员笑着说，“这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他们朝着阅兵场走去。科塔尔一直没说话。街上的人渐渐多了起来。此处短暂的黄昏在夜晚降临之前早已退下，第一批星星出现在还泛着白的地平线上。几秒钟之后，街道上亮起的灯光模糊了整个天空，人们闲谈的噪声似乎也提高了一个声调。“请原谅，”在阅兵场的角落里格朗说，“我要去乘电车了。夜晚对我来说太神圣了，正如我们那儿的人常说的‘时不我待’。”里厄早已注意到出生在黑山的格朗有这种癖好了，他喜欢引用他们当地的俗语，然后加上一些不知从哪儿来的无聊的格言，就像“梦寐的时间”或者“仙境般的光线”。
“嗯，”科塔尔说，“这是真的，晚饭后就不能有人留在他家里了。”里厄问格朗是不是要回市政厅工作，格朗回答说不是，他是去做自己的工作。“原来如此，”里厄想说点什么，“那事情有进展了吗？”“从我开始做这件事起，多少有点。尽管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进展不是很大。”“那它是关于什么的？”医生说完就停下了脚步。格朗含混不清地嘟哝了几句，把他的帽子严严实实地扣在他的两只大耳朵上。
里厄对他所说的关于个人成长的故事还是一知半解。这时公务员着急离开，他快步走上了马恩大道，道路两旁种着枝叶茂盛的榕树。到了实验室，科塔尔对里厄说他今天过来其实是希望医生给他点建议。里厄的手一直插在口袋里，捏着那张统计报告，他请科塔尔在就诊的时间再过来问他。可是过了一会儿，他又改变了主意，告诉他明天要去一趟他们街区，明天下午办完事后他就顺道过去看他。
送走科塔尔，医生又想到了格朗。他想，如果格朗在鼠疫中会发生什么，而且还不是现在这场也许不算很严重的鼠疫，如果是在历史上的那些大鼠疫中呢？“他就是那种在这种情况下侥幸逃脱的人。”他想起好像在哪里读到过一种说法，说鼠疫会放过那些脆弱的人，首先受到威胁的反而是那些体格健壮的人。他越想越觉得这个公务员有点神秘莫测。
第一次见到格朗，他不过是个市政厅的小公务员，神态动作都说明了他的身份。他身材瘦长，穿的衣服晃晃荡荡，他故意选特别大的衣服，想着这样可以穿得久点。他下牙床的大部分牙齿还在，而上面的都已经掉光了。他笑起来时，先掀开上面的嘴唇，嘴巴看起来黑洞洞的。如果再加上和修道院道士一样的走路姿势，总是贴着墙根悄悄溜进门缝里，还有他身上那股烟酒气和一副面无表情的样子，就只能想到他是一个整天坐在办公桌前的人，专心地核算城里浴室的收费标准，或者是年轻的秘书为写关于新增的生活垃圾清理税的报告收集材料。即使在一个毫无偏见的人看来，他也好像是天生的市政府的临时工，每天领六十二法郎的薪水，做着些默默无闻但又必不可少的工作。
这实际上也是他自己在职员登记表的“鉴定”一栏里写的评语。自从二十二年前他拿到了学士学位后，由于家里缺钱，他就没有再进修，而是接受了这份差事。据说本来别人跟他说有希望很快转正。显然，这需要在一段时间内证明他确有能力处理我们城市行政方面的棘手问题。他错过了那次机会，之后他们又跟他保证给他一个可以让生活过得比较宽裕的秘书的职位。诚然，格朗不是那种想飞黄腾达的人，这从他忧郁的笑容中可以得到证实。他想通过勤恳的劳动来保障自己的物质生活，因此可以问心无愧地从事自己喜欢的事，这样的期望已经使他心满意足了。他之所以接受人们提供给他的这份差事，也正是出于一些可敬的原因，正如人们所说的，是出于对理想的忠诚。
他这个临时工一做就是好几年，这期间生活开支大幅上涨，而格朗的工资虽然有那么几次一般的加薪，但还是少得可怜。他也跟里厄抱怨过这些，但似乎没人理会他的意见。这也是格朗的古怪之处，或者至少是他的特征之一。实际上他本来能够提出要求，即使不是那些他不确定的应得权利，至少还有别人对他做的保证。但是当初雇用他的办公室领导已经去世很长时间了，而继任者又想不起当初做的保证到底是什么了。但归根结底，是格朗没有适当的言辞。
正是这个最后的特征最形象地刻画了我们这位同胞，这点里厄也注意到了。正是因为这样的性格特点使他一直写不出那份他盘算已久的申请书，或者做些他的这种情况下必要的活动。这么说吧，“应得权利”这样的字眼他更加难以说出口，何况他自己也不是那么坚定，也不想用“作出的保证”来要求当初做保证的人给予他应得的东西，因为这未免显得过于大胆，而他只是个地位低微的小职员。另一方面，他又拒绝使用诸如“好意”“恳请”“感激”这样的套话，因为他觉得这有损他的个人尊严。由于找不到合适的言辞，我们的同胞就这样一直干着这份卑微的工作，直到如今上了年纪。之后，就像他跟里厄说的，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他发现物质生活还算有保障，只要做到量入为出就好了，这对他来说已经足够了。他也从市长——一位本市的工业巨头——所发表的演说中得到了一句证明，市长极其肯定地指出，到底（市长反复强调这个词，因为全部的道理都在这个词上）我们还没有看到有人饿死。不管怎么样，这种苦行僧般的生活，到底让格朗从这一方面的忧虑中解脱出来。他在继续推敲他的用词。
他的生活态度，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值得学习的。像他这样的人，不管在本市或是别处都是很少见的，他们一贯勇于坚持他们正确的思想。从他所说的只言片语中，我们看得到他的善良和感性。在如今的时代，已经很少有人愿意承认这种品质。他可以毫不羞涩地承认他深爱着他的姐姐和外甥们，他们是他唯一的亲人。他的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去世了，想起他们，让他时常感到悲伤。他直言不讳他最喜欢每天下午五点从他们街区的教堂传来的钟声，它们柔和地回荡在空中。但是当他提到如此简单的感触时，每一个很小的字眼也要绞尽他的脑汁。到底这个困难才是他最大的烦恼。每次碰到里厄他总这样说：“唉！医生，我实在想学学怎么表达自己。”
那天晚上，医生看着公务员离去的背影，突然一下子明白了格朗想要说的话：他可能在写一本书或类似的东西。直到进了化验室，里厄才安下心来。他明知这样的想法很愚蠢，但他还是无法相信，在这个连职位低微的公务员都有高尚的癖好的城市里，鼠疫竟真的会降临到这里。更确切地说，是他很难想象在鼠疫中还会有人坚持着这样的怪癖，所以他认为鼠疫不会真的在我们的市民中蔓延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