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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鲁的描写是非常准确的。里厄医生对事态发展的严重程度非常清楚。在守门人的尸体被隔离后，他给里夏尔打电话，询问他对这种由腹股沟开始的高热病例的看法。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里夏尔说，“有两位死者，一个是在发病四十八小时之后死亡的，另一个则是在发病三天后。而且第二例病人在发病隔天的复诊中有完全康复的迹象。”

“如果您那里出现新的病例，请通知我。”里厄说。

他又给城里的其他几位医生打了电话，询问的结果是最近几天时间里有二十个左右的相似病例，几乎都是致命的。于是他又给当地医疗协会主席里夏尔打电话，建议他对新病例进行隔离。

“可是，我对此也无能为力。”里夏尔说，“这样的命令只能由省里发布。另外，是谁告诉您这种病有传染的危险？”

“没有明确的依据，但是目前病人的症状绝对令人担心。”

然而里夏尔一再表示这事应该由省里采取措施，他所能做的就是向省长反映这些情况。

说话间，天气变坏了。守门人死后的第二天，大雾弥漫，洪水般的大雨从天而降，这场突如其来的骤雨过后，是一阵难挡的酷热。海面不再是原来的深蓝色，在漫天的大雾之下，海面上泛着灼人眼球的银灰色的光芒。春季的湿热让人对即将到来的炎热夏季的干爽心生期盼。在沙滩上，螺旋状的大雾渐渐向城里弥漫。在粉墙中间，在街道旁沾满灰尘的橱窗上，在肮脏的黄色电车车厢里，人们感觉被天空囚禁了。不过，里厄的那位西班牙老病号是另外一种感觉，他非常喜欢这种鬼天气。

“天气越热越好，就像煮着你一样。”他说，“这样的天气对我的支气管倒有点好处。”天气真的很热，这感觉和人发热一样。的确，整座城市都在发高烧，至少这种感觉一直困扰着里厄医生。但他知道这是十分不理智的。他觉得可能是因为这几天碰到的烦心事使他产生了这样的感觉。那天早上他为了科塔尔的事特地去了趟芳草街，警察要向他了解情况。他想他现在应该放松一下，设法调整自己的精神状态。

到了目的地之后，他发现警察还没来。格朗正在楼梯口等他，于是他决定先到他家里坐坐，开着门等。这个市政职员住着两间屋子，里面的家具都很简陋。唯一引人注目的是一个白色的木制书架，上面摆了两三本字典，还有一块黑板，上面还能读到被擦去一半剩下的两个字——“花径”。

据格朗说，科塔尔这个晚上睡得很踏实，好像恢复得不错。但是他自己早上醒来的时候，却头疼得厉害。格朗看起来非常疲惫和不安，在房间里来回地踱步，把桌子上一个很大的装满手写稿的档案袋打开了又合上。

他告诉医生其实他对科塔尔不太了解，但相信他家里还是有点资产的。科塔尔是个古怪的人，很长时间以来，他们之间的关系仅限于楼梯上碰到时互相问候一下而已。

“以前，我跟他只谈过两次话。几天前，我在门口台阶那儿打翻了我带回家的一盒粉笔，里面装着红色和蓝色的粉笔。科塔尔正好要出去，就帮我把粉笔捡了起来。然后他问这些不同颜色的粉笔是用来做什么的。”

格朗就向他解释说他在复习拉丁文，他读书的时候学过，但现在已经都忘得差不多了。

“我就是这么打算的，”他跟医生说，“别人告诉我学习拉丁文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法文的字词。”

所以他在黑板上写了几个拉丁文的词。他用蓝粉笔把这些词的词性变化和变位的词尾先抄上，又用红粉笔写上不变的词根。“我也不知道科塔尔听懂了没有，但他好像挺感兴趣的，又向我要了一支红色的粉笔。我当时只是有点奇怪，但谁知道……我从没想到过他是这样用的。”

里厄本想问他们第二次谈话的主题，但这时警官跟他的秘书到了，他想先听听格朗的口供。医生注意到当格朗提到科塔尔的时候，总是把他称为“那个不幸的人”，甚至有一次他用到了“残酷的决定”这样一个说法。在谈到当事人自杀的动机时，格朗在措辞上格外纠结。最终他把这归结为“抑郁的内心”这个原因。警官询问科塔尔之前是否有什么行为暗示了他的“自杀决定”。

“他昨天来敲过我的门，”格朗说，“向我借几根火柴，我就给了他一盒。他说很抱歉打扰我，不过邻居之间，他希望我不要介意。他还向我保证归还我的那盒火柴。我叫他留着用好了。”

警官又问这位公务员，他有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

“让我感到奇怪的是他好像总想跟我聊聊，但那时我正在忙工作。”格朗转向里厄，带着一副难为情的表情补充说：“一件私人的事。”这时，警官想去看看病人。里厄认为最好是他先过去和科塔尔讲一下，让他对问讯有点心理准备。里厄到他的房间时，科塔尔只穿着一件浅灰色的法兰绒睡衣坐在床上，带着一种焦虑的表情。

“是警察来了，对不对？”

“是的。”里厄说，“不过别担心，他只是例行问讯几个问题。”但是科塔尔回答说这根本一点用处都没有，他也不喜欢见警察。里厄安慰他：“就几个简单的问题，然后就没人再来打扰你了。”医生转过身正要朝门口走去，这个小矮子科塔尔又叫住了他，在医生走近床边时，他拉住医生的手说：

“医生，对于一个寻过死的人，他们该不会动粗吧？”里厄端详了他一会儿，最后向他保证绝不会发生那种事，并且他也会在这儿保护他的病人。科塔尔似乎这才放心了。里厄把警官叫了进来。他们向他陈述了格朗的证词，并问他是否可以具体讲一下他的行为动机。他没有看警官，仅仅回答说“抑郁的内心，这样很好”。警官严厉地问他是否还会再次发生这样的事，激动的科塔尔有点生气地说“不”，他现在只想一个人安静一下。

“我得跟您重申一下，”警官用一种生硬的语气说，“现在是你打乱了别人的平静。”里厄示意他别说了，问讯也就此停止了。

“宝贵的时间就这样浪费了，”警官叹了口气，“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做，最近人们都在议论高热病……”

然后他问医生这件事是否会对市里造成严重威胁，里厄表示不好说。

“一定是因为天气的原因。”警官总结道。

无疑是天气的原因。随着白日时间的流逝，什么东西摸起来都黏糊糊的。每出诊一次，里厄的担心就又增加一点。那天晚上，郊区一个老病人的邻居手按着腹股沟，边呕吐边说着胡话。他身上淋巴结肿得比守门人的还要厉害，有一处已经开始化脓，裂开了，就像因熟透而裂开的水果。回到家，里厄给省药品站打电话。当天在工作笔记上他只写道：“否定回答。”城里各处都电话通知他也出现了相似的病例。显然要治病就先得试试切开脓肿，划出十字的手术切口之后，从淋巴结里就流出了带血的黏稠的脓水。病人的四肢竭力向外张开，切口上血流不止。病人的腹部还是出现了黑斑，腿上的淋巴结停止化脓后又重新肿了起来。大多数时候，病人通常在腐败的恶臭中死去。

关于鼠患的新闻，本地报纸一言不发。因为老鼠死在街上，而人死在家里。报纸只关心街面上的传闻。与此同时，政府和行政官员正在碰头商议。既然每个医生只遇到两三个病例，就没有人想过要采取什么行动。但这只是个数字累加的问题，一旦加起来，总数就令人吃惊。仅仅几天工夫，死亡病例成倍增长。对那些担心这种怪病的人来说，很显然这是一场真真切切的瘟疫。里厄的一位同事来看他，这位同事叫卡斯特尔，比他要年长。

“显然，”他对里厄说，“您已经知道这是什么病了？”

“我在等待分析结果。”

“我知道，而且我不需要分析。我在中国做过几年医生，并且二十年前我在巴黎也看到过几个病例。当时人们也是这样，只是没有人敢叫出它的名字罢了：决不能惊动公众。接着正如我的一位同事所说的：‘这不可能，每个人都知道它已经在西方国家绝迹了。’是的，每个人都知道，除了那些死者。去干吧，里厄，你和我一样清楚这是怎么回事。”

里厄沉思着。透过办公室的窗，他看着天边环抱着半圆形海湾的峭壁。蓝色的天空中一片灰暗的云彩随着下午的到来慢慢淡了下去。

“卡斯特尔，确实，”他说，“这简直难以置信，但一切都证明这就是鼠疫。”

卡斯特尔站起来，朝门走去。“您知道别人会怎么回答我们吗？”老医生说，“它在温带国家已经绝迹好多年了。”

“这又能说明什么呢，绝迹？”里厄挺起肩膀回答，“是的，您不要忘了，它在巴黎再次出现时，也是在它绝迹了二十年之后。”

“是的，但愿这次不要比那次更糟糕，但这确实让人难以置信哪！” PhJtWkGDrdZPUO09WbrHoEBFdcLXlVZB5IWfeSJuFVpCRV8OxHj1V7ZnfR1Sxn5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