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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十六日早晨，贝尔纳·里厄医生离开他的诊所，在楼梯口中间，脚下踢到一只死老鼠。当时他没多想，只是把它踢到一边就下楼了。但是，当他来到街上时，细想这只老鼠死得不是地方，于是他又转回来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守门人。而守门人老米歇尔对这件事的奇怪反应，使他更加感到自己的发现不同寻常。在他看来，楼道里出现死老鼠非常奇怪，仅此而已；而在守门人看来，这简直荒唐可笑。他断言这里没有老鼠。医生对他说楼梯上确实有一只，而且差不多已经死了。但守门人还是坚持自己的判断：“这栋楼里没有老鼠。这只老鼠肯定是有人从外面带进来的。总之，这是个恶作剧。”

那天晚上，里厄站在楼房的过道中掏钥匙打算上楼回家，忽然看到过道的尽头窜出一只湿漉漉的老鼠，摇摇晃晃地朝他这边爬过来，然后又停下来，像是在找回平衡，然后又向前移动了一下，原地转起圈来，发出小声的嘶叫后竟然倒在了地上，从它咧开的嘴里吐出一摊血来。医生盯着它看了一会儿就上楼了。

他思索的并不是那只老鼠，那摊吐出的血又勾起他的心事。他已经病了一年的妻子明天要出发去一个山里的疗养院。回到家，他的妻子正遵照他的嘱咐躺在卧室里。这是为这趟劳累的旅途做些准备。她看见他时微笑了一下。

“你知道吗，我现在感觉好多了。”她说。在床头灯的亮光下，医生注视着那张转向他的脸。他的妻子已经三十岁，尽管带着病中的倦容，但在里厄看来，那张脸还一如她年轻时的模样。这也许是因为她的笑容胜过其他的一切。

“想办法再睡会儿，”他说，“护士十一点才来，我中午把你们送去火车站。”他吻了一下她微微渗出汗水的额头。她的微笑一直伴着他走到门口。四月十七日，也就是第二天早上八点，守门人在过道上叫住医生，咒骂着那些搞恶作剧的家伙又在大厅里放了三只老鼠。而且那些老鼠显然是被人用捕鼠器抓来的，流了很多血。守门人拿着那几只老鼠站在门槛好久了，他想咒骂几句以便让那些干坏事的人自己站出来承认。但是没有人过来。

“看着吧，我会把这些家伙一并抓起来。”老米歇尔嚷着。

里厄更加困惑，他决定先从外环的几个街区开始他的巡诊，那里住的都是些比较贫穷的病人。那些地区垃圾收集要晚得多。他开着车沿着笔直的土灰色公路行驶时，留意着被丢在人行道上的垃圾箱。他一路上数着，在烂菜叶堆和杂物里发现了差不多有十二只老鼠。

他巡诊的第一位病人是一位慢性哮喘病患者，他躺在一间既是卧室又是餐厅的小房间的床上。这是一个面孔生硬、满是皱纹的西班牙老人，他面前的毯子上放着两盘豆子。他原来半坐在床上，见医生进来，他向后仰了一下身，想喘口气，重新发出老哮喘病人的那种呜呼声。他的妻子拿来一个面盆。

“咳，医生，”打针时老人说：“昨天它们都跑出来了，您看到了吗？”

“他是说老鼠，”他的妻子补充道，“有邻居抓到了三只。”

老人搓着手接着说：“它们跑出来了，所有的垃圾桶里都能看得到，一定是老鼠闹饥荒了！”

里厄很快发现这个街区里所有的人都在谈论老鼠的事。出诊结束后他开车回家。

“有一封您的电报，先生，在楼上。”老米歇尔说。

里厄问他有没有看到别的老鼠。

“哦，没有了，”守门人说，“没有再出现过，我一直在这儿盯着，那些坏小子不敢来捣乱。”

里厄从电报中得知他的母亲次日来。她因为儿媳外出养病，所以过来替儿子料理家务。医生走进房间时，护士已经在那儿了。他看了看妻子，她穿着定制的长裙，化了淡妆。他走过去笑着对她说：

“看起来好极了，气色不错。”几分钟后，他们到了火车站，他把她安顿在卧铺车厢里。她看着车厢的隔间说：“这对我们来说太贵了，不是吗？”

“你需要这些。”里厄回答道。

“关于老鼠的传闻是怎么回事？”

“我也解释不了。确实有点奇怪，不过会没事的。”

然后他语速很快，请她原谅他对她的疏忽，他本该一直守在她身边。她摇着头，意思好像是叫他别再说了。但他接着说：

“你回来时，一切都会变好的。我们会有一个崭新的开始。”

“说得真好，”她眼里闪着亮光，“我们要重新开始。”接着她转过身，背对着他，望向窗外。站台上，人群熙熙攘攘，推来搡去。这时传来了火车头的哧哧声。他温和地喊了一声妻子的名字，她转过身时，他看到她的脸上已满是泪水。

“别这样。”他低声安慰道。微笑又出现在她满是泪痕的脸上。她深吸了一口气：“你回去吧，一切都会好的。”他把她紧紧地抱在怀里，然后转身走回站台。现在，他立在站台上，只能透过玻璃窗看她的笑容了。“亲爱的，一定要照顾好自己！”他叮嘱着，但她已经听不到了。

在火车站站台出口的地方，里厄碰到了治安法官奥顿先生，他还领着自己的儿子。医生问他是不是要去旅行。这位身材高大、皮肤黝黑的奥顿先生，看起来像是人们以前所说的“高雅人士”，脸上总是带着几分忧郁。他亲切而简练地回答道：

“不，我在等我的太太，她去探望我的家人了。”火车鸣起了长笛。

“老鼠……”治安法官说着。里厄朝着火车行驶的方向看了一眼，又回过头来转向出口处。“老鼠？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他答道。这时，他的注意力完全转移到了一个车站工作人员的身上，因为他手里提着一箱子死老鼠。

那天下午，门诊刚开，一位叫雷蒙·朗贝尔的年轻人拜访了里厄。听旁人讲他是一名记者，早上就已经来过。他是个矮个子，宽肩膀，神情坚决，眼睛明亮，给人一种处变不惊的感觉。他穿着运动外衣，说话开门见山。他正在为巴黎的一家大报社调查阿拉伯人的生活状况，需要咨询一些关于当地人的卫生条件方面的情况。里厄告诉他情况并不好。不过，在双方进一步交谈之前，里厄想知道这个记者能不能如实报道。

“当然能。”朗贝尔说。

“我指的是，”里厄说，“你能否对这种情况进行全面的谴责。”

“全面的，恐怕做不到，我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但我想情况真的那么糟糕吗？”

“不，”里厄平静地说，“还没那么糟糕。”他问这个问题仅仅是想知道朗贝尔的报道能否做到坦率而又毫无保留。

“对那些有所保留的东西，我的陈述是毫无意义的。”里厄补充说，“因此我不能为您的报道提供依据。”

“您的话简直和圣茹斯特如出一辙。”那个记者笑着说。

里厄继续用平静的语调说，是否是圣茹斯特的语言他不知道，但那是一个对世界感到厌倦的人的语言，不过这个人和其他人有同样的看法，因此，就他本人来说，不会接受不公正的事物，也决不迁就。

朗贝尔缩着脖子瞧着医生。“我想我理解您的意思。”他起身告别时说道。

医生把他送到门口，“谢谢您能这样看待问题。”

朗贝尔有点不耐烦了，“是的，我理解，请原谅我的打扰。”

在和他握手的时候，里厄告诉他城里发现了大量的死老鼠，也许他可以写一篇有关的报道。

“啊，太好了！”朗贝尔叫起来，“我对这件事很感兴趣。”

下午五点，医生又要进行另一轮出诊时，碰到了一个人，尽管还很年轻，却有着深陷的脸颊，眉毛又浓又粗。这个人名叫让·塔鲁，里厄在公寓顶层的西班牙舞者那里碰见过他几次。他正抽着烟，眼睛盯着下面楼道上一只垂死挣扎的老鼠，这只老鼠就快没命了，正在做最后的抽搐。他抬起头，用那双灰色的眼睛注视着医生，带着深沉的目光。他跟医生打了招呼，表示这件事很奇怪，老鼠都从洞里跑出来死了。

“的确，”里厄说，“让人感觉很不安。”

“是的，我们从来没碰到过类似的情况。但我发觉这还挺有趣，可以说是相当有趣。”塔鲁把他的头发捋到后面，又看了看那已经一动不动的老鼠，然后对里厄笑着说，“可是说真的，医生，我觉得守门人要负很大责任。”

这时医生看到守门人立在房子前，背靠着入口处的墙，脸上失去了往日的红润。

当里厄医生向守门人说明新发现的死老鼠时，老米歇尔回答道：“是的，我知道。我每次能看到两三只。但别处的房子也都是这样的情况。”

他看上去沮丧而焦虑，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双手不断地摩挲着脖子。里厄问他现在身体状况如何，守门人没说自己不舒服。照他的说法，这是着急上火的缘故。老鼠给了他一个沉重的打击，只要它们消失，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第二天，也就是四月十八日的早上，医生去车站接他的母亲回来时，发现老米歇尔的脸颊凹进去更多了。从地下室到一楼，楼道上竟然有十几只老鼠倒在楼梯上。邻居的垃圾桶已经填满了死老鼠。

医生的母亲听到这个消息却一点也不惊讶，“有时候就是这样的。”这是个满头银发、身材矮小的老太太，有一双温柔黑亮的大眼睛。

“见到你真让我高兴，贝尔纳，”她说，“这些老鼠改变不了什么。”医生点点头，母亲一来，一切都将变得容易多了。

不过，里厄还是往市政办公室打了个电话，他认识里面的主任。他问那个人有没有听说最近有大量老鼠露天死亡的事。主任叫梅西埃，他说自己已听说，甚至在他离堤岸不远的办公室里也发现了五十多只死老鼠。他们也很担心，他问医生这件事的严重性。里厄也不能给出确切的答案，但他认为灭鼠行动队有必要采取一些措施。

“是的，”梅西埃同意了，“如果确实有必要，我会签发命令的。”

“很有必要。”里厄回答。他的女佣刚刚告诉他，她丈夫工作的大工厂里也发现了几百只死老鼠。

就是从这一刻开始，我们的市民开始不安起来。因为从四月十八日起，人们在附近的工厂和仓库里发现了大量的死老鼠。有时碰到还在抽搐的老鼠，人们不得不上去踩死它。从远郊到市中心，里厄先生经过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是市民们收集到的成堆的死老鼠，它们被丢弃在垃圾桶或臭水沟里。那天晚报抓住死老鼠这件事，责问当局为保障市民的安全，是否采取了紧急措施以阻止这种让人恐慌的情势蔓延。而事实上，市政府根本没有制订应对计划，但总算在召集相关人员开会商讨对策。随后卫生部门收到了一条指令，每天从黎明开始收集死老鼠。收集起来后，再用两辆专车把老鼠运到垃圾焚化厂焚烧。

但是接下来的几天里，情况变得更加糟糕了。街上死老鼠越来越多，每天早上的收集任务也越来越繁重。到了第四天，老鼠开始成批死亡：它们像潮水一样从屋角、地下室、地窖还有污水管涌到光亮的地方，在灯光的照射下，它们走路摇晃，原地打转，然后倒在惊恐的人们身边。晚上，在走廊和巷子里到处都能听到它们临死前的尖细叫声。早上，下水道里都是死老鼠，它们的尖脑袋上满是血迹，有些已经腐烂发胀，有些身体僵硬，但胡须还翘着。市中心也一样，住宅楼或后院里死老鼠一堆又一堆。甚至在行政大楼和学校操场的偏僻角落里也有，有时候还出现在露天咖啡座旁，后来又蔓延到阅兵场、大马路、沿海公路的步行区，波及的范围越来越大。每天早晨清理完死老鼠后，地面上能暂时干净一会儿，但不久后死老鼠就又陆续出现，一直持续一整天。在人行道上，不止一个夜行人踩到过刚死不久还有点弹性的老鼠尸体。就仿佛负载我们房屋的大地正在清洗它的体液，让它内部作祟的疮疖和脓血升到表面来发作。这个素来平静的小城，几天之内竟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就像一位身体非常强壮的人突然感到体温飙升，血流像野火一样燃烧不停。固有的宁静被打破了！

事态的发展甚至引起了兰斯多克信息处（对各种问题迅速反应的机构）的注意，在电台做了一次谈话节目，宣布仅仅四月二十五日一天就有六千二百三十一只老鼠被收集并焚烧。这个数字震惊了公众。在此之前，人们还只是抱怨这个有点令人反感的意外事件而已，而如今，人们开始意识到这个目前还无法估计其影响程度，又找不到其根源的事件的危险了。只有里厄医生的患哮喘病人，那个西班牙老头儿继续摩挲着两只手，笑着重复着一句话：“它们出来了。它们出来了。”他说话时带着一种老人的童真。

四月二十八日那天，兰斯多克信息处报告当天收集的死老鼠数量共有八千只，城里市民的恐慌情绪达到了顶点。人们指责政府，要求其采取根除的措施。有些在海边有房子的人扬言要搬去那里。但到了第二天，信息处又宣布这个怪现象突然停止了，卫生机构收集到的死老鼠的数量微不足道，整个城市这才松了一口气。

然而就在当天中午，里厄医生在楼房前停车的时候看到在路的尽头，守门人正吃力地走过来，他拖着脚，低着头，四肢张开像发条一样摇晃着。老人挽着一位神父的胳膊。里厄认识这位神父，碰见过他几次，他是帕纳卢神父，一位博学而活跃的社会活动家，在城里很受大家尊重，甚至连那些不关心宗教事务的人对他也十分敬重。里厄等着他们走近，老米歇尔眼睛发亮，呼吸急促。他说感到身体有些不舒服，刚才想出来走走，但他的脖子、腋下和腹部剧烈疼痛，不得不请求帕纳卢神父帮忙。

“这只是发肿，”老米歇尔说，“我可能有点用力过度了。”医生将胳膊伸到车门外，用手指在他的脖子根按了按。那里有一个木头结似的肿块。

“你先回去躺下，量一下体温，我下午回来时再来看你。”老米歇尔离开后，里厄向帕纳卢神父询问他对老鼠事件的看法。“噢，”神父说，“这肯定是一场瘟疫。”在那副散发着智慧的眼镜后面是他微笑的眼睛。

午饭后，里厄正在重读妻子从卫生所给他发的平安抵达的电报，这时电话响了。打电话的是他以前的一位病人，他是市政府的公务员。他曾长期忍受着主动脉萎缩的病痛。因为他家境不好，里厄给他免费治过病。

“您好！”他说，“您还记得我吗？现在我这儿有另外一个病人，我的邻居出了点事，请您快点过来一下。”

他声音听起来气喘吁吁。里厄想回来之后就去看守门人。几分钟之后，他就到了位于郊区芳草路的一幢矮房子前。在新修的、因油漆未干而发出难闻气味的楼梯中间，约瑟夫·格朗正走下来迎接里厄。他五十多岁，肩膀很窄，身材瘦弱，留着泛黄的胡子。“现在好点了，”他一边朝里厄走过来一边讲，“我刚才觉得他真是没救了。”

他擤着鼻涕。在顶楼也就是三楼，里厄读到左边的门上有一句用红粉笔写的话：“请进，我上吊了。”

他们走进去。一根绳挂在吊灯上，下面倒着一把椅子，桌子被推到角落里。

“幸好我及时把他放下来，”格朗总是用最简单的语言表达自己，但很难，“我刚要出去，就听到响声。当我看到门上的字后，以为这只是个恶作剧。但是他发出的呻吟很奇怪，可以说像是在经受莫大的痛苦。”

他捋了捋头发，“我想那样一定很痛苦。我就冲了进去。”

他们推开一扇门，里面是一间明亮而简朴的小屋，一张黄铜床摆在墙角。一个胖胖的小个子躺在黄铜床上。他深吸了一口气，用充血的眼睛看着刚走进来的他们。里厄突然屏住呼吸，这时好像听见角落里有老鼠在小声叫唤，但并没什么动静。里厄走到床边。他不是从很高的地方掉下来，也摔得不太重。当然还是有点窒息，需要拍一下X光片。医生给他打了一针，并安慰说过几天就能好起来。

“谢谢你，医生。”那个小个子病人气喘吁吁地说。里厄问格朗是否通知过警察局，但他却露出窘迫的神情。“没有，”他说，“我只想着最紧要的事了……”

“这是当然的，”里厄打断他，“让我来吧。”但是病人从床上挣扎着坐起来，装出自己没什么疼痛，身体还好的样子。

“请您放心，”里厄说，“这只是走个程序。”

“噢。”那个病人倒在床上，小声哭泣起来。格朗摆弄着胡子，走到病人身旁。“坚持住，科塔尔先生，”他说，“您要知道，里厄医生是个负责任的人，如果你自杀，里厄医生会被指责的。”科塔尔说刚才是他一时糊涂。现在心里很乱，他只想安静一会儿。里厄开了一个药方。

“很好，”他说，“我们先把这事放下，我过两三天再过来，但不要再做傻事了。”在楼梯台阶上，里厄告诉格朗，他不得不通知警察，但他会要求警察过两天再过来录口供。“今天晚上一定要看好他。他有家人吗？”“我也不太了解他家的情况，不过我会看着他的。老实说我跟他也不是很熟，但人总要互相帮助。”

在下楼时，里厄机械地朝角落望去，问格朗这个区的老鼠有没有全部消失。格朗表示对此一无所知。别人跟他讲过这件怪事，但他向来不太关心街道里的传闻。“我还有别的事要关心。”他解释道。

里厄和他握手告别。在给他的妻子回信之前，他还要赶去看看守门人的情况。

一路上，卖晚报的人大声叫喊着最新新闻：鼠患已经结束。里厄到了守门人那里，老米歇尔半个身子探出床边，一只手捂着肚子，一只手支着脖子，痛苦地把暗红色的胆汁吐到垃圾桶里。他费了好大劲才缓过来，重新躺回床上。他的体温升到了三十九点四摄氏度，四肢和颈部的淋巴结都出现了浮肿。在他的腹部有两个黑斑在渐渐扩大。体内的疼痛使他发出痛苦的呻吟。

“就像着了火，”他说，“这畜生要把我烧死。”从他发黑的嘴唇里含含糊糊地说出这些话，他转向医生，突出的眼球因疼痛而流出泪来。他的妻子焦急地看着医生。“医生，这是什么病？”她问。“什么病都有可能，目前还不能确定。至今晚为止，必须禁食，让他多喝水。”确实，守门人已经口渴得要命。回到家后，里厄打电话问他的同事里夏尔，他是城里最有声望的医生之一。

“不，”里夏尔说着，“我没有看到任何异常的迹象。”

“没有局部发炎的高烧病例吗？”

“稍等，我有两个淋巴结肿大的病例。”

“这还不算异常吗？”

“噢，那取决于你的‘正常’是什么意思。”里夏尔回答道。

那天晚上，守门人开始说胡话，体温升到了四十摄氏度，嘴里诅咒着老鼠。里厄尝试用固定术处理脓肿，在受到松节油的烧灼时，守门人号叫着：“啊！这帮畜生！”

但那个淋巴结仍然肿着，摸着像木头一样硬。守门人的妻子惊慌不安。

医生跟她说：“晚上您在这里看着他，有什么事马上叫我。”

第二天，四月三十日，一阵温热的微风吹过潮湿泛蓝的天空，风从远处的郊区吹来花的芬芳。清晨街道上的喧闹似乎比平日更加生动悦人。整个城市里，一星期来人们经历的那种无声的恐慌消失了。妻子的来信也使里厄放心多了。他迈着轻快的步伐，来到楼下守门人家里。事实上早上守门人的高烧已经退到了三十八摄氏度。这个虚弱的病人躺在床上微笑着。

“医生，您看他现在是不是好多了？”他的妻子问。“还要等等。”但到了中午，高烧一下子又升到了四十摄氏度，病人一直喊个不停，又开始呕吐。颈部的淋巴结一碰就疼，守门人真想把他的脑袋从身体上拿掉，越远越好。他的妻子坐在床的另一头，哀求地望着里厄。

“请您听我说，”里厄说，“他需要隔离接受专门的治疗。我马上给医院打电话派救护车过来接他。”

两个小时后，在救护车里，医生和老米歇尔的妻子俯视着病人，从他布满蕈菌的嘴边，断断续续地吐出几个字：“那些该死的老鼠！那些该死的老鼠！”他脸色铁青，呼吸短促，全身淋巴结凸出。他摊开四肢瘫在铺位上，好像要用它把自己裹起来，又好像有什么东西在不停地呼唤着他。老米歇尔在无形的压力之下停止了呼吸。他的妻子放声大哭起来。

“医生，难道没有希望了吗？”

“他死了。”里厄说。 llyzEzi6ms9Y8i9LVx3XVpRYtsncw8aCLX9aGnXSL1gozMnAIPwLnSrJX68qAfn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