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从这时起，可以说鼠疫已成了件大家的事。直到现在，尽管这些怪事引发了市民的惊异和不安，但每个人继续忙着自己的工作，一如往常。也是，生活还要继续。然而门一旦被关上，他们就意识到他们是一个集体——叙述者自己也和他们在同一条船上——他们还要安排自己的生活。结果是，原本属于个人的感受，比如与相爱的人的离情别绪，从最初几个星期起，突然成了所有市民的共同感受，伴随着恐惧，这才是这段漫长的流放时期里人们最主要的痛苦。
封城造成的最显著的后果之一，是人们突然要面临毫无思想准备的分离。母子、夫妻或是恋人，在几天前分别时，他们在站台上说了两三句叮嘱的话后相拥道别，带着人类愚蠢的自信，满以为几天或最多几个星期后就能再次相见，这次分离对他们的日常生活几乎没什么影响，可是突然一下子，他们发现自己要无助地面对与亲人相隔两地，既无法相聚又无法通信的事实。因为在省政府发出法令几小时之前，城门就已经关闭了，显然他们并没有考虑到这一类特殊情况。也可以说，这次疫病突然蔓延，首先对我们的市民造成的影响是，迫使他们放下他们的个人感情。法令实施那天的头几个小时里，一大批人拥到政府要求解决问题，有的是打电话，有的是直接找官员反映情况。每个人的问题都值得关心，但同时又不可能考虑。事实上，过了好几天我们才意识到自己处在一个毫无妥协余地的境况里，现在“通融”“照顾”“破例”这些已经失去了意义。
甚至连通信这样简单的需求也无法满足。一方面，实际情况是市民无法使用平常的联系方式，城里与城外已经完全失去了联系；另一方面，政府还颁布了新的法令，禁止一切往来信件，以防止信件成为传染途径。刚开始，几个有特权的人还可以在城门那儿接洽，但要经过守卫哨兵的批准才能往外面捎信。也正是在瘟疫开始的那几天，哨兵有时也会出于同情心行些方便。但是一段时间之后，当哨兵了解到情况的严重性后，他们就不敢再为这类事负责了，因为他们自己也不清楚这样做的后果。起初还可以用长途电话，但是因为繁忙的通话堵塞了公共电话亭和电话线路，导致电话中断了好几天，于是政府给出了严厉的限制措施，仅允许在诸如生死事和婚事等紧急情况下使用电话。最后剩下唯一的联系方式就是电报了。我们这些以心灵、感情和肉体联系着的生物，现在只能在一封用大写字母书写的十来个字的电报里寻找与过去的联系。实际上由于在电报中能使用的词汇很快被用完了，这段漫长的共同生活或痛苦的感情，在定期的通信中最后都被简短地归结为几句套话：“好。想你。爱你。”
我们当中也有一些人，他们仍坚持不懈地写信，不断地幻想能与外面取得联系，最后他们又不得不承认一切都只是幻想。可能有些设想的方法真的成功了，但我们不得而知，因为我们收不到对方的回信。一连几个星期，我们重复写同样的信，发出同样的消息和呼吁，而一段时间之后，原先发自肺腑的心声都变成了空洞的字眼。我们还是机械地抄写同样的内容，试图用这些毫无生气的句子表现出我们的艰难。到最后，这些贫乏而又固执的自言自语，这些对着墙讲出的枯燥无味的话，对我们而言，反而还没有电报上几句规范化的用语显得有用。
又过了几天，人们认识到出城显然是不可能的，于是他们又想到是否可以申请让瘟疫发生之前出城的人回来。经过几天的考虑，省长给出了肯定的回答。但是明确地指出，回城的人在任何情况下不得再次出城——回城自由，但不得擅自出城。这样有几个家庭，当然是极少数的，把情况想得太简单了，在没有仔细考虑的前提下，只是一心想着早点再次见到自己的亲人，就催促他们抓紧机会。但是，很快，被鼠疫困在城中的人意识到了回城的危险性，于是重又接受了承受这种分离的痛苦。在疫病最严重的时候，我们能够看到相比于他们所承受的对死亡的恐惧，我们人类的情感反而变得更加坚强。但我并不是说，就像我们期待的那样，两个恋人彼此之间的爱情就一定能够超越他们所承受的苦痛。我说的只是老医生卡斯特尔和他的妻子，他们结婚多年，在瘟疫发生的前几天，卡斯特尔夫人刚好去了邻近的城市。他们甚至也不是那种可以供世人学习的模范夫妻。叙述者可以很有把握地说，到目前为止这对夫妻还对他们的结合不是非常满意。但是正是这场持久的分离，让他们确信他们无法离开彼此，并且当他们意识到这个真相时，鼠疫已变得无足轻重了。
上面的这个例子是个例外。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次隔离显然只有到瘟疫消失的那天才会结束。而对于我们所有人，我们的感情生活——我们本以为已经对它非常熟悉（我前面提到过的，奥兰人过着简单的生活）——正在改变面貌。那些对女伴一向报以最大信任的丈夫和男友现在也开始心生嫉妒。那些自以为在爱情上轻浮随性的男人们也变得忠贞不渝起来。那些跟随母亲长大的儿子以前对她们并不关心，而现在在他们的脑际经常浮现母亲脸上的皱纹，内心充满了他们的担忧和悔恨。这场突如其来的隔离，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的出口，也没有可以预见的未来，使我们狼狈不堪、不知所措。现在，对离别不久但又相隔千里的亲人的回忆占据了我们的日子。事实上，我们经历的痛苦是双重的——首先是我们自己的痛苦，其次是我们思念在外面的亲人——儿子、妻子或者恋人所产生的痛苦。
如果换一种环境，我们的市民会在寻欢作乐、忙忙碌碌之中寻找排遣。但是此时此刻，鼠疫又让市民无事可做，只能在这座被丢弃的围城里转悠，一天接着一天地重复着这种令人失望的回忆游戏。在他们漫无目的的散步中，他们总会来到那几条同样的马路，而且大多数时候，在这样一个小城中，这些路又正好是在过去的某个时候，他们与现已不在身边的亲人一起走过的。
因此，鼠疫给市民带来的第一个影响是流放之感。叙述者确信他所写的能够代表所有人的感受，因为这是他和许多市民的共同经历。那时刻不离的空洞感正是这种流放之感，一种明确的情绪，一种记忆之箭，幻想着时光倒流，或者相反，盼望着时间飞逝。有时，我们放任自己沉浸在这样的想象之中，欢欣地等待着回家的亲人按响门铃，听到楼梯上他们熟悉的脚步声。彼时，我们有意地忘记火车停开这件事，在平日傍晚火车到达的时间在家里等待着亲人归来。当然，这种游戏不会持久。总有一个时刻我们会清醒地意识到火车是不会来的。我们知道这种分离注定要持续下去，我们要试着去安排余下的时间。一旦如此，我们又会重新陷入被囚禁的状态，最后只剩下可以回忆的过去。即使我们当中有些人还在期待着未来的生活，但很快他们也会放弃这样的幻想，因为幻想最终会惩罚那些相信它的人，在幻想的同时，他们很可能会受伤。
特别是，我们的市民很快就克制了以前养成的推算他们还要分离多久的习惯，甚至在公共场合也是这样。为什么？这是因为当一些最悲观的人把这段分离的时间说成例如六个月的时候，他们就会为这一时期事先做好承受所有痛苦的准备，鼓足勇气接受考验，并竭尽全力来熬过这段漫长而痛苦的日子；然而那时，可能是一位偶遇的朋友，一则报纸上的消息，或者是头脑中闪过的某个怀疑，某种突生的洞察力，让他们意识到没有理由不相信这场疫病不会持续半年以上，可能是一年或者更长的时间。
这时，他们保留着的勇气、意志和耐心突然全都崩溃了，以至于他们认为自己再也不可能重新填补上心底里的缺口。于是他们强迫自己不再去想解放的期限，不再期望未知的未来，或者可以说强迫自己时刻“低着头”过日子。但是这种小心翼翼、逃避痛苦、自我封闭、拒绝战斗的方式当然不会让他们如愿以偿。在他们不惜任何代价竭力避免这种极不希望的精神崩溃发生的同时，连能把鼠疫忘在脑后，幻想将来与亲人团聚的画面的时间——这样的幻想还是经常发生的——也被他们省去了。现在他们被困在深渊和险峰之间，不上不下，他们不是在生活，而是在那里沉浮，被遗弃在迷茫的日子和毫无结果的回忆中，像一个飘忽不定的幽灵，除非甘愿生根于这片痛苦之地，否则就会成为无物。
他们体验了囚徒和流放者所经历的一切痛苦，那就是生存在毫无意义的记忆之中。他们无时无刻不在留恋过去，但感到的只是一片惆怅。其实他们真想把与自己现在等待的他或她那时能做而未做的事情填补进过去的回忆当中。同时在他们的囚禁生活中，即使是在比较快乐的情况下，他们也会随时回忆起远在他乡的亲人，想到未能满足他们的事。对现实的无奈，对过去的厌恶加上对未来的绝望，他们感觉自己就像是受到人类的法律制裁或者仇恨报复而过着铁窗生活的人。最后，为了从这种难以忍受的空虚感中逃脱，他们想到的唯一办法就是让火车在幻想中再次开动，让反复的门铃声响彻等待的时间——然而这门铃却固执地保持着沉默。
但是如果这的确是一种流放，那么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感受的是一种在本地的流放之感。所以，尽管叙述者只了解了一般人的流放之感，但也不得不提一下像记者朗贝尔这样的人。对于他们，因为他们是被突如其来的鼠疫关在城内的，这也倍添他们的流放之感——既不能和亲人相聚，又远离自己的家乡。在所有的流放者中，他们的流放之感是最强烈的，因为不仅时间引起他们内心的恐慌，而且空间也束缚着他们，一堵高墙将他们与那个能给予他们庇护的故乡远远地隔开。我们看到他们在满是尘土的城市里整天游荡，低声呼唤着只有他们知道的故乡的傍晚与清晨。他们把思乡之情寄托在令人费解的事物上：掠过的飞燕，黄昏的露珠，或者有时在荒无人烟的街道上出现的一抹斜阳。而对于这个能让人们排解一切烦恼的外部世界，他们却闭起眼睛，视而不见，宁愿沉浸在他们那些过于逼真的幻想中，竭力想象着这样一片土地：在那里两三座小丘，参天的树木和几张妇女的面庞沐浴在一片光芒之中，构成了一种对他们来说无可替代的梦境。
最后我们来谈谈最耐人寻味的恋人的情况。这恐怕也是叙述者最有资格谈论的事情。这些人受到不少其他的烦恼，其中必须提到的是他们愧疚的情绪。目前的处境，事实上能够使他们极其客观地来思考彼此之间的感情，并且在这些情况下，他们往往能发现自身的缺陷。首先，他们发觉自己已经很难准确地想象出远方的恋人的动作姿态和所作所为。他们抱怨自己对对方的日程安排竟一无所知，责怪自己过于轻率，没有去仔细了解对方，并且装腔作势地认为，对于一个恋爱中的人来说，了解对方的时间安排并不是一切快乐的来源。从此刻开始，他们很容易就会去重新追溯他们的爱情，并觉察它的美中不足之处。在平常的日子里，我们都自觉不自觉地明白，任何爱情都可以变得更加完美，然而我们又或多或少心安理得地承认，自己的爱情仍然处在不足的阶段，但是回忆之中的我们却是苛刻的。这个来自于我们外部世界的侵袭了整座城市的不幸，不仅带来了让人抱怨的苦难，而且还必然引起我们自身的痛苦，也使我们不得不接受这种痛苦。这正是疫病转移人们的注意力，并把事情搞得复杂化的方式之一。
这样每个人都应该一天接着一天勇敢地生活下去，独自面对上帝的旨意。那种得过且过的生活从长远来看也许能磨炼人的意志，然而目前它还没有任何价值。比如说，市民中有一部分人已经成了另一件事的奴隶，他们受到晴雨天气的支配。看他们的样子，就好像他们这是第一次直接地听凭天气的左右。看到一道金色的阳光，他们的脸上就会露出喜悦的笑容，而到了阴雨天气，他们的脸上就像蒙上了一片愁云。就在几星期之前，他们还不齿于这样的脆弱和无力的屈服，因为那时他们还要面对所有人，并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身边的人比他们自己还要重要。而从此刻开始，相反地，他们肤浅地只听任老天随意的安排。也就是说他们毫无道理地受苦，又毫无依据地抱着希望。
最后，在这种极端的孤独中，没人期望邻居的帮助，人人都带着自己的不安和孤独生活着。如果我们当中的某个人，偶然一次试着袒露心声或者讲出自己的情感，他所得到的回应不管是什么，大多数时候都将伤害到他自己。那时他就会意识到跟他对话的人和他自己都只是在自言自语。一个人讲的确实是他经过几天的深思熟虑和痛苦之后最终的选择，他想表达的东西已经在他的心里酝酿了很久，他满含着等待，神情激动。而另一个人则认为他只是在发一些老生常谈的牢骚，他的痛苦是拿来在市场里叫卖的，他的忧伤是一打一打的。无论回答是出于好意还是敌意，总是与讲话者的意愿相违，因此还是保持沉默为好。或者至少对那些无法忍受沉默的人，还有其他不善于讲真心话的人来说，他们愿意接受这种市场里的语言，用一种老生常谈的语气，聊聊简单的人情往来、时事动态和坊间流言。也正是在那里，最真实的痛苦习惯于通过平庸的套话讲出来。鼠疫的囚徒也只有以这种代价来换取守门人的同情或引起听众的兴趣。
但最重要的一点是，不管烦恼有多么痛苦，不管空虚的内心感到多么沉重，这些流放者们，在鼠疫发生的初期，却可以说是一群幸运的人。事实上在人群中出现恐慌的同时，他们的心事却都集中在所思念的亲人身上。在所有人的不幸中，爱情的自私心理保护了他们。他们想到鼠疫，那也是因为在某种情况下鼠疫带给他们永久分离的危险。这样他们甚至在心里产生一种对疫病心不在焉的态度，而这正好被当作是一种泰然自若的心态。绝望将他们从惊恐中带了出来，他们的不幸倒给他们带来了好处。比如，如果我们当中某个人得鼠疫而死，那也总是在他毫不提防的时候发生。正当他沉浸在内心不断的自我对话的时候，突然被揪了出来，不经过任何过渡阶段，一下子被扔到最寂静无声的地底。他们根本来不及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