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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雍正一即位，便将自己原住的雍亲王府升为“雍和宫”。十三年后，乾隆称帝，鄂尔泰、张廷玉提出，应沿袭雍正做法，将乾隆所住的乾西二所升为“宫”，他们同时建议按“舜能继承尧，重其文德之光华”之意，将其命名为“重华宫”，显然这是在恭维皇子时期的乾隆就已起到了舜协助尧帝式的作用。乾隆先是嘴上客气了一番，随即便以照规矩办事的态度坦然接受，这样紫禁城中除毓庆宫外，又拥有了第二座太子宫。
古代礼制规定，帝王去世，太子继位需服丧三年，实际是二十七个月，但由于皇帝无法不理政，所以又把服丧期改成了二十七天，二十七个月只算作孝期。乾隆在服丧期满后，从重华宫移居养心殿，以后便是孝期，孝期内不穿丧服，可以正常理政，不过仍需心存哀悼之意，故而在此期间，乾隆一直都住在养心殿，没有到宫外走动。
乾隆二年即1737年年初，雍正被安葬于易州泰陵，次年1月23日，乾隆的孝期已满，自此可以像父亲一样经常驻跸于圆明园了。乾隆即位前就在圆明园住过，园内有一间他的书房，与重华宫的乐善堂同名，也叫乐善堂，此外他还曾随侍雍正游园，在乾隆早期的诗作中，就记录了当时园中百花盛开，官员和侍卫们夹道欢迎他们父子的情景。
乾隆毫不掩饰对圆明园的喜爱，自他移居园内起，便着手扩建园林，与此同时，他的帝国也像这座皇家御园一样，在他的经营下沿着盛世道路继续前行。
勤政是清代康、雍、乾三代君主的共同特点。乾隆每天起得很早，他起来上朝，在军机处值班的官员必须第一时间赶往上朝地点随侍，其办法是听鞭炮声：自乾隆出寝宫起，每过一道门就要放一声鞭炮，听到鞭炮声由远渐近，便知道皇帝快要到了。
当值班官员听到鞭炮声渐近时，天都还黑着，要等点着的蜡烛消耗寸许，才会迎来天明。军机处共有十余人值班，五六天轮一早班，已经觉得非常辛苦，乾隆却是天天如此。
按照上朝的朝仪，应该是大臣们都到齐了，皇帝才出来见他们，但乾隆起得实在太早，当时能够使用的多为先朝老臣，雍正生前甚至特许他们可不出席早朝，这些人因此养成了习惯，早上比年轻皇帝还起得晚，经常出现的情况是，乾隆让太监们去看了好几次，大臣们才得以聚齐。乾隆当然很不高兴，可碍于众臣皆为老资格的长者，不好当众发火，于是只得用引经据典、旁敲侧击的办法来进行提醒。
大臣们早朝迟到，到各衙门办公自然去得更晚。有一次，乾隆天刚亮就起身批阅送来的奏章，批完后他突然想起几天前曾让部院大臣们推荐督抚、尚书和侍郎人选，有些事情尚需当面探讨，为此便派太监通知大臣们来见。此时已是上午八九点钟，但乾隆耐着性子等了好一会儿，居然一个大臣都没露面。
六部官署在紫禁城外，尚书们来晚尚可以推说走路费了时间，内阁大学士的办公地点就在紫禁城内，本应招之即来，乾隆问太监怎么回事，太监报告说大学士们当天其实根本就没来紫禁城办公。
这下乾隆可再也兜不住火了，他当场勃然大怒，命令立刻把大臣们统统找来。在后者姗姗来迟后，他非常愤怒地训斥道：“所谓每日入署办事，原来都是粉饰之辞！你们身为大臣，本应用早朝勤政的道理来对朕进行进谏劝导，如今却自己先偷起懒来，世上有这样的道理吗？”大臣们被训得面面相觑，哑口无言。
从早朝开始，乾隆一天的绝大多数时间都要用在处理政务上，不是批阅奏折，就是接见官员和与大臣们议事。这还只是平常的作息，如果有战事、河工、赈灾、祀典等重要政务插进来，更是忙得不可开交，有时半夜三更接到紧急奏报，身为皇帝也要马上披衣起床进行处理，待军机大臣闻讯赶到值宿处时，乾隆往往已经看完奏报，与值班官员讨论了很久。
乾隆处理政务很精细，从中央到地方，从宫室内部到一县甚至一村、一乡，凡涉及有疑问的地方，他都务必要亲自调查、过问和决断。
乾隆元年夏天，天气酷热，满人来自关外，都特别怕热，乾隆生前甚至还患有严重的畏暑症。乾隆当然也难受，但他当时尚在孝期之内，不好搬到京外去住。六部大臣担心皇帝在这种情况下过于烦劳，于是就在奏闻时只奏闻他们认为重要的事，引见官员时也只引见他们认为重要的人，而准备将次要的人、事，留待秋后再说。
乾隆知道后很不满意，谕令大臣们说：“朕办理天下事务，寒暑有所不避，岂肯自图晏安。”他指示六部大臣不管天气有多炎热，都不要故意拖延人、事的办理，“可照常奏事引见，不必有意减少”。
乾隆的业余生活并不如后来人们想象的那样丰富多彩，从青少年时期开始，他就不爱饮酒，也不喜欢轻歌曼舞，生平的爱好就是写诗、游景和收集古董文玩。乾隆初年，因为刚刚即位，所有国务都需要一个加以熟悉的过程，所以他连诗都写得很少，也不经常出外巡游，和他父亲当年一样，几乎整天都埋首于堆积如山的文牍奏折之中。
《心写治平图》中的乾隆肖像画创作于乾隆元年，画中的乾隆冷静而充满自信，恰为同时期其心态和精神面貌的真实写照。顺治、康熙即位时都尚年幼，雍正即位时则已经四十多岁，而乾隆即位时为二十五岁，正值年富力强、精力旺盛的黄金年龄，加上自幼接受骑射锻炼，身强体健，因而尽管事务繁杂，但他依旧保持着极高的处理效率。
至乾隆元年以前，绝大多数雍正年间的政治积案就都被乾隆处理完毕，所有涉案人员，上至皇族成员，下至政府大吏、八旗将领、降革官员、士民文人，能平反的平反，能释放的都释放了。1737年，乾隆谕令将十叔允䄉、十四叔允禵予以释放，并“赐予公爵空衔，不必食俸，仍令在家居住”。
重审积案和更新政策，使得原先紧张的社会气氛得以缓解，仅以“博学鸿词”科的举办就能看出民心的变化。此科本是康熙笼络和安抚明朝遗民，以及振兴文教的一项创举，雍正曾特谕内外大臣荐举博学鸿词，表示自己要御试录用，但却未有下文。
乾隆继位后让各地加紧办理，三个月后，各省推荐上来一百多人，比康熙朝还多几十人。这一雍正生前未能办成的事由此再见重光，乾隆亲自主持考试，从各省推荐的士人中挑选了十五人，其中名列一等，被授翰林院编修的刘纶、杭世骏等后来都成了乾隆朝名臣。
乾隆从雍正手里继承的，是一份可能会使所有帝王都感到钦羡的基业，其时国内秩序稳定，财政充裕，库藏丰足。要知道，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陷于库中无钱、有上顿没下顿窘境的皇帝可是不少，乾隆根本不用像他们那样苦哈哈地过日子，基本上想用就拿得出来，遇到苗疆平乱一类的战事，掏银子时也不用皱着眉头。
康熙晚年，国库其实已经空虚，能给乾隆攒下这么丰厚的家当，还得说是雍正的功劳，但有一利必有一弊，雍正在忙于积累财富的同时，也给老百姓增加了不少负担，民间认为雍正“刻薄寡恩”，对他缺乏好印象并非没有缘由。
乾隆在调查虚报垦田时就很清楚，虽然虚报有助于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但这样的收入多增加一分，老百姓对政府的怨恨则必然增长十分。反之，如果把它拿掉，看似政府的收入好像有所减少，但老百姓日子好过了，社会才会更稳定，国家的富裕也才会更有保障。
在财富观上，乾隆与祖父康熙达成了一致。康熙信奉“蠲租一事乃古今第一仁政”，执政期间不断减免应收钱粮，后来更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乾隆则提出“藏富于民”，他说钱本来就是用来流通的，财散民聚，与其聚之于上，不如散之于下。
由于过去官员虚报垦田，造成了许多地方百姓无地交粮、负担加重的情况，乾隆在决定停止丈地与报垦后，即派人对此进行调查，凡查明情况属实，相关钱粮一律予以豁免。
与虚报垦田相类似，雍正朝的地方督抚大员为追求政绩，常常打着“小民自愿”和兴修水利的幌子，在正常赋税之外，按田亩加派银两，称为派捐，还有人在正常的关税杂税外巧立名目，随意滥征。乾隆认为地方官这么做，表面好像节省了国帑，增加了国库收入，但实际暗中加赋于百姓，根本不可取，于是谕令“永行停止”。
乾隆“藏富于民”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不仅不占百姓便宜，而且给百姓以实惠。雍正查钱粮亏空查得极严，官欠者固然要抄家赔偿，民欠者也要每年加征，直到赔完为止。这些民欠从康熙朝就开始，多数已达十年以上，到乾隆继位时，仅山东一省就欠银三百万两，民欠者要偿还非常困难。乾隆远比他祖父、父亲大度，他觉得这些民欠是否能够偿还，对现时的政府财政没有根本影响，但对每一个具体的民欠者而言，却关系一家老小的吃喝乃至生存问题，于是上台后即下恩诏，将康、雍两朝所欠粮赋全部清零，一笔勾销。
乾隆手里有钱，暂时不用考虑怎么省，只要想着怎么花，除像康熙一样经常大规模地蠲免田赋丁税外，国库中相当一部分钱都被他用于赈灾。
乾隆把赈灾视为地方大吏的第一要务，是“为督抚者第一应戒讳灾之念”，雍正朝有些官吏如田文镜拍皇上马屁，明明治下发生大的灾荒也加以隐瞒，乾隆则绝不允许。某年夏天，山西巡抚石麟在奏折中说本省当年风调雨顺，庄稼长势喜人，预示又是丰收之年。乾隆一调查，山西一直干旱，刚刚才下了点儿雨，他很生气，在朱批中直截了当地痛斥石麟说：“八月初一始得雨，你说庄稼长势喜人，是想故意欺瞒朕吗？由此可见你们的所谓年成奏报，根本不足为凭！”
确证某地发生灾害后，乾隆的反应与别人都不太一样，他是宁肯地方官报灾报得严重一点，为此哪怕拿出比实际多得多的赈灾钱粮也心甘情愿。有一回，军机大臣宣示官吏罪名，有“滥赈”一语，乾隆见了很恼火，说：“此语虽小，却是不用心的误写，朕不会接受，也不忍心接受。如果赈灾的费用也要故意核减，乃至治人以罪，后世的人会怎么看待这件事？朕又成了一个什么样的君主？”
乾隆认为“滥赈”这样的词不能出现在官方的罪名上，否则会令地方官在上报灾情时心存畏忌，不敢或不肯如实报告。他也从不因某地发生灾情而怪罪于地方官，但对匿灾不报者必从重处分，有的官员不舍得多花钱粮赈灾还会遭到他的申斥，乃至被罢官降职。
山西有一年发生旱灾，巡抚阿思哈不肯动用库帑，却让当地绅衿捐银备赈。乾隆知道后，对阿思哈居然做出这样的事和说出这样的话感到十分震惊：你让地方上的富人捐钱，他们能拿出几个钱，况且就算富人也是受灾户，怎么好再让他们捐？国家在赈灾上重者数百万两，少亦数十万两，从来不吝花钱，哪里用得着你胡说八道？
乾隆下令对阿思哈严加议处，绅衿已经捐出的银两也全部予以发还，听其自行处理，不久他又发出谕令“阿思哈不胜巡抚之任，着来京候旨”，把这个悭吝鬼的乌纱帽给摘掉了。
与康熙、雍正两朝相比，乾隆朝赈务的规模和耗用银米数都大大超过前两朝，而且在赈济灾荒方面逐渐形成了一套严密的制度和方法：碰到水涝旱灾，政府按例必定要拨出大量赈银和粮米用于赈济，灾情紧急时，地方官有权便宜行事，在不必等候部批的情况下，即可先行动用库存钱粮。
乾隆的施政大受欢迎，其本人也威望大增，连在华的朝鲜使者都知道“雍正有苛刻之名，乾隆行宽大之政”。史书记载，在朝廷“罢开垦、停捐纳、重农桑、汰僧尼”的诏令接连下达之后，“万民欢悦，颂声如雷”，苏州一带更流传开一首民谣，其中唱道：“乾隆宝，增寿考，乾隆钱，万万年。”
中国古代以农立国，康熙、雍正对农事都十分关切，乾隆亦不例外，当时各省都要向朝廷及时上报雨泽、收成、粮价，偶尔奏报迟了，他都要降旨询问，催促该省督抚尽快复奏。可恰恰就在乾隆登基之初的那两年里，北方一直久旱不雨，他在安排发帑运粮，办理赈务的同时，深感自己运气实在太差，发出了“十年九忧旱”的慨叹，整天想着的都是如何求老天赶紧下雨。
后宫之中最了解乾隆心思的，莫过于昔日的嫡福晋、如今的一国之母富察氏。当看到乾隆为久旱不雨将影响农事而坐卧不宁，自认“人穷力已竭”时，富察氏并不只是空言安慰，本人也会跟着暗暗着急，有时久旱逢雨，乾隆大为高兴，“通宵喜听波声注”，她也喜出望外，好像得到了一件天赐的礼物一样。
乾隆与富察氏伉俪情深，乾隆一俟孝期已满，即将她册立为皇后，并在册立大典中称赞富察氏“钟祥勋族，秉教名宗”。富察氏居于中宫之位后，不仅善待其余嫔妃，把后宫治理得井井有条，同时还能孝敬太后，使得乾隆可以心无旁骛地专心处理朝堂政务。
对于乾隆，皇后也关心体贴，知疼知热。有一次乾隆身上长了个疖子，太医叮嘱得一百天才能痊愈，在此期间必须让人每天换药，富察氏怕宫女在换药时因手重不小心弄疼乾隆，便亲自给乾隆换药，为了方便天天换药，又搬到乾隆寝宫的外屋居住，直到百天后乾隆身体痊愈，才返回自己的寝宫。
和后宫中常见的邀宠不同，富察氏是真心能和丈夫想到一起去，彼此间可以做到感同身受，休戚与共。乾隆每天要处理的政务非常多，碰到棘手的事情，有时难免心浮气躁，富察氏虽然从不打听政事，但她很善于体察和照顾乾隆的心情，每当这个时候，总是温言软语地找机会和乾隆说话，以平抚他的情绪。
在嫁给乾隆三年后，富察氏给丈夫生了一个儿子，由公公雍正亲自取名为永琏。永琏序齿（皇子按年龄大小排序）第二，乾隆爱富察氏而及永琏，在他眼里，二阿哥从小“聪明贵重，气宇不凡”，完全可以成为未来的皇位继承人。
从顺治、康熙、雍正到乾隆自己，均为庶出，也就是都非皇后之子，康熙倒是曾立皇后所生的嫡长子为皇太子，这就是乾隆的二伯允礽，可允礽最终还是被废掉了。乾隆钟爱富察氏母子，他不管之前有多么不成功，还是想让嫡子承继大统，为了更加名正言顺，他特地解释说，雍正之所以给永琏赐名，就是有让永琏日后承接神器的深意。
乾隆自己是秘密立储法的产物，从他的体验来说，他并不觉得这是一种公平的办法，对此存有保留意见。不过允礽被废的教训还是让他认识到，太子毕竟年纪太小，价值观尚未形成，这个时候如果急于明着册封，可能会让太子“恃贵骄矜”，周围的人也会“谄媚奉迎”，时间一长，“至于失德，甚至有窥伺动摇之者”的情况将难以避免。
经过考虑，乾隆决定先以秘密立储为权宜之计，等到时机成熟，再明立储贰。乾隆元年，他在养心殿西暖阁召见群臣，宣布效法雍正，采用秘密立储法，随后便写下密旨，由太监放入锦匣，收存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后，他同时宣谕说，等将来皇子长大了，“识见扩充，志气坚定，万无骄贵引诱之习”，就将布告天下，明确其储君之位。
乾隆在密旨中所写的储君名字，就是永琏，自此以后，乾隆一心想的都是如何加强对永琏的教育引导，不让他像允礽那样滋生恶习，但他却没有料到，造化弄人，有一天命运居然会以另外一种方式破坏他的计划。
1738年11月23日，九岁的永琏突患重病，当天就不幸去世。乾隆悲痛万分，他告诉诸王大臣，永琏就是密定皇储，“虽未行册立之礼，朕已命为皇太子矣”，接着下谕辍朝五日，将密谕内容公布于众，并以皇太子的规格为永琏隆重举丧。
永琏之死给乾隆夫妇造成了极大打击，他们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庭生活也因此被蒙上了一层阴影。富察氏为了安慰丈夫，和乾隆在一起时都不忘聊东聊西，千方百计地转移其情绪，但也不过是故作坚强而已。事实上，丧子之痛对皇后的健康造成了严重伤害，富察氏从前马术那么好，说明并非孱弱女子，然而在经历此次丧子之痛后，她便形销骨立，身体越来越差了。
乾隆也同样遗恨难消，甚至直到四十多年后，仍无法忘却当年这痛心的一幕。当他一次次回忆起永琏“为人端重醇良”，自己按先父之法，将其名字写入密旨，可永琏却“禀命不融，未几薨逝”时，给人感觉，就仿佛那是命运重重抽打在他身上的皮鞭。
在痛失爱子的同时，乾隆也面临着家族内部其他方面亲情的考验。乾隆兄弟共有十人，除去夭折和早亡的外，至乾隆登基时，他一共还有两个弟弟，一个是和他同龄的五弟弘昼，另一个是年仅两岁的十弟弘曕。弘昼与乾隆自小在深宫中朝夕相处，关系最为亲密，但他从小性格骄横，在乾隆做了皇帝之后，不但不收敛，还倚仗御弟身份，时时处处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势，他和军机大臣讷亲闹意见，竟然当场拔拳相向，弄得满朝文武对他都很畏惧。
乾隆继位后，把雍正藩邸的私产都给了弘昼。在王公宗室中，弘昼成了首屈一指的豪富，但他还不满足，又想把雍和宫要过去，并让大学士鄂尔泰代其奏请。虽然雍和宫已是空宅，然而毕竟是雍正的故居、乾隆的出生地，对于这样两代帝王的龙飞之所，乾隆认为不宜赐给皇室作为王府，于是断然拒绝了弘昼的要求。鉴于雍正生前有将藩邸旧居改为庙宇的愿望，他降旨将雍和宫改建成喇嘛庙，赐予喇嘛礼佛诵经。
弘昼做出过分之举不是一次两次。有一回乾隆命他和自己一起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监督八旗子弟考试，考试进行到下午三点至五点仍未结束，乾隆一直都没吃饭，弘昼便请他先行退朝就食。很多八旗子弟习性顽劣，不像汉人士子那么胆小规矩，乾隆担心他一走，这些家伙就会乘机作弊，因此迟迟未退席。弘昼见状认为是乾隆不信任他，当即使起性子，对乾隆说：“你难道连我也不相信，怕我被士子们买通了吗？”
即便是亲兄弟，对着皇帝说出这样的话，也是极不恭敬，甚至带有挑衅意味，乾隆虽未露不悦之色，但一句话没说就默默地退朝离开了。
过后有人提醒弘昼，责备他太不注意检点：“你说的那些话是一个为人臣者应该说的吗？”弘昼也感到了后怕，次日即向乾隆请罪。其实乾隆那天心里是非常不高兴的，他之所以什么话都没说，是怕在那种情境下兄弟俩会因此顶撞起来，而他为了维护皇帝的尊严和权威，势必要就此对弘昼进行严厉惩罚，到时就算他想网开一面都不行了。见弘昼上门请罪，他才谆谆告诫道：
“昨天，如果朕答复你一句，你就该粉身碎骨了！你虽然出言莽撞，但朕知道你存心是好的，是出于兄弟友爱，所以早已经原谅了你，不过今后还是要谨慎，不要再说这种话了。”
乾隆很在乎兄弟情谊，不管弟弟们如何让他不省心，仍对之优待如初。只要一有空闲时间，他就会把弘昼、弘曕叫来吃饭，席间让他们陪着自己一起赋诗唱和，但另外，他也绝不允许弟弟们干预朝政，这一禁忌不光针对他的兄弟，所有皇亲国戚皆如此。
在清王室内部，自努尔哈赤创业以来，因宗室亲贵参与政权而导致的流血争端、祸变层出不穷，康熙、雍正两朝都有意识地对亲贵势力进行打压。不过即便严厉如雍正，一边清除和自己对立的兄弟，一边也还得重用一些亲近自己的弟弟，乾隆的十三叔允祥因为从小与雍正关系亲密，最得倚重，被任命为军机大臣，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也都参与了机务。
雍正末年，平郡王福彭又被提拔在军机处行走。福彭比乾隆大三岁，乃努尔哈赤的八世孙，出自清代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家族，他的平郡王就是世袭爵位。福彭幼年便聪明过人，因此被康熙看中，带入宫中和乾隆等人一起养育，等到雍正当政，便将他选入内廷，陪同皇子们一起读书。雍正对福彭甚为器重，福彭在被提拔为军机处行走时，是当时军机处最年轻的一位大臣，后来清军与准噶尔作战失利，前线紧急，雍正任命年仅二十五岁的福彭为定边大将军，派他前去进行指挥和整顿，更是显示出对他的信赖。
乾隆和福彭同窗六载，堪称莫逆之交。乾隆在皇子时代选编《乐善堂文钞》，其中不少文章都是赠给福彭的诗文，乾隆在诗文中称福彭“虽年少而器识深沉，谦卑自牧，娴学问，通事理”，看得出对这位挚友也极为赏识和推重。雍正死后，乾隆立即召福彭回京，让他参加总理事务处，为协力总理，地位仅在允禄、允礼之下，而居于鄂尔泰、张廷玉、讷亲之上。
然而两年后，在总理事务处裁撤，军机处得以恢复时，允禄、允礼、福彭居然无一进入军机处。军机处起初虽为处理军务所设，但实际上它不仅处理军务，而是办理国家一切重要政务，所以早已取代内阁，成为权力核心部门。在乾隆时期，一个王大臣如果进不了军机处，也就等于被置于了权力中枢之外。
允禄、允礼分别是乾隆的十六叔和十七叔，两人实际能力都很有限，当然话又说回来，如果他们能力突出，也就不会只在康熙末年的争储大战做旁观者了，随之而来的是极可能在雍正朝的大清洗中就被清除掉。二人既受命辅政，乾隆刚上台时又无人可用，于是新皇只能将就，待到时局稳定再让他们走路，这是可以理解的，福彭则不同，他才德兼优，乃宗室中的佼佼者，又与乾隆是同窗至好，为什么乾隆也不给他机会呢？
原因是乾隆已经下定决心从他开始，彻底根绝宗室预政之弊。他要想将允禄、允礼劝退，就只能画一条线，把亲王宗室都一律排除出军机处，换句话说，福彭其实是乾隆初年政治改革的牺牲品。
福彭后来虽曾管理正黄、正白旗事务，但那都是不重要的闲差，他一生中也再未能涉及重大政务。福彭在四十一岁时病逝，乾隆特派大皇子携茶酒往奠，并为之辍朝两日，这一特殊恩礼足以说明乾隆当初不重用福彭，绝不是对他心存芥蒂或福彭本身犯了什么错，而是为了顾全大局，不得不如此。
同样是被摒弃于核心权力层之外，庄亲王允禄则不甘心就此闲置。允禄、允礼地位特殊，乾隆对他们非常尊敬，虽然不允许进军机处，但给予了极高礼遇，二人被分赐食亲王双禄，除升殿朝贺、典礼等重大场合外，便殿燕见，可不必行君臣叩拜礼。以往在撰写王、贝勒、贝子册文时，皇帝的叔叔都写作“尔”，乾隆说这不符合我敬长之意，特别指令翰林院在行文时将“尔”改成“叔”。
1738年，允礼去世，允禄的地位更加突出，而且他还担任着议政大臣、理藩院尚书、管理内务府事务等职，是当时唯一在朝任职的宗室重臣，这些都成为允禄在宗室王公中进行标榜和收买人心的资本。
乾隆一向认为允禄没什么本事，“王乃一庸碌之辈”，且不在军机处掌权，料想不会对皇权造成太大的威胁，所以起初尚持包容态度，但是他很快就发现轻视不得——仅靠允禄一人也许掀不起大风浪，可是如果再加上奔走和聚集于他周围的皇族，那就不一样了。
上述皇族子弟的核心是弘晳。弘晳乃乾隆的二伯、废太子允礽的嫡子，当年只有特别颖慧的皇室子弟才能被康熙养育于宫中，数量极少，弘晳就是其中一个。弘晳被皇祖养育宫中的时间比乾隆还早，当时外界就猜测康熙可能会因弘晳之故，恢复允礽的太子之位。当然最后人们的猜测并没能变成现实，康熙无复立允礽之意，转而选择了雍正。
允礽被废得早，与雍正的关系尚可，他们之间还没有达到像允禩、允禟那样你死我活的地步，加上弘晳很识时务，看到雍正上台，立即竭诚拥戴，所以雍正对其父子采取了怀柔政策，登基之初即封弘晳为郡王，在允礽病死后，又追封允礽为和硕理亲王，并让弘晳承袭了这一爵位。
对于他们父子与皇位失之交臂，弘晳表面认命，内心却耿耿于怀。乾隆在初政时期，一方面平反旧案，重新给予宗室优厚待遇；另一方面在处理宗室关系方面态度谦让，这反过来让弘晳觉得有机可乘，便不再像原来那样老实了，他开始公然以旧日东宫嫡子自居。
雍正继位被民间认为来路不正，弘晳的父亲则曾是名正言顺的皇太子。弘晳与乾隆属于同一代人，与康熙的关系又都很深，乾隆固然可以拿祖孙情作为政治资本，弘晳当然也可以，这使他隐隐然成了乾隆的竞争者。
弘晳之外，尚有弘升、弘昌、弘晈、弘普等几个重要角色喜欢兴风作浪，其中弘升是乾隆的五叔允祺之子，弘昌、弘晈是乾隆的十三叔允祥之子，弘普是允禄之子。弘升、弘昌都是乾隆新政的直接受惠者，弘升在雍正朝时因事被削去世子并被圈禁，乾隆即位后将他释放，加恩授其以都统，命他管理火器营。弘昌从小不服管教，到处惹是生非，其父怕他在外闯祸，甚至不得不自行奏请将他圈禁在家，直到允祥死后才解除圈禁，乾隆一即位便将其加封为贝勒。
施恩起到了反效果，这些乾隆的堂兄弟把允禄作为后台，以允禄、弘晳为双核心，“暗中结党，往来诡秘”，已俨然成了一个政治小集团。乾隆发现后，对于是否要采取措施，一度也产生过犹豫，曾幻想过他们能够自行悔悟，慢慢解散，但经过两年的观察，发现他们依然固结，宗室贵族中的离心倾向渐趋严重，这才担心忧虑起来，“恐将来日甚一日，渐有尾大不掉之势”。
1739年9月，乾隆过生日，众人进献礼物，弘晳进献的是鹅黄肩舆一乘。在中国古代，黄色向为皇家专用颜色，黄色肩舆相当于皇帝专用肩舆，弘晳把只有皇帝才能用的东西进献给皇帝，本来也谈不上有什么不妥，但乾隆却说弘晳居心叵测：你为什么要单送这个给我？我要是不收，你是不是打算留着自己用？
乾隆的话也算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光靠这种捕风捉影的办法实难治弘晳以大罪，但说明皇帝已下决心要取缔允禄、弘晳集团了。次月，乾隆首先对被他认为不知感恩，却“暗中结党，巧为经营”的火器营都统弘升动手，以“挑动事端，使我宗室不睦”的罪名将其逮捕，交宗人府审问。此后又经过一个月的调查，将允禄、弘晳、弘升、弘昌、弘晈、弘普等人结党的情况予以公开揭露，调查中还发现允禄曾将官物私自换与弘晳，乾隆于是下令革去允禄的亲王双俸及议政大臣、理藩院尚书等职务，同时分别革去弘晳、弘昌、弘普的爵位。
事情到这里还没有完，有人突然告发弘晳。宗人府不敢怠慢，连忙进行追查，不查不知道，原来皇帝对弘晳居心叵测的指责并非无中生有，这小子竟然真的把自己当成了乾隆的竞争者。
告发者就来自弘晳自己的王府，告发者检举说有一个擅长邪术的巫师，自称能让祖师显灵，弘晳信以为真，曾邀其来府中作法。宗人府顺藤摸瓜，逮捕了这个名叫安泰的巫师，安泰在审讯中供认，弘皙曾通过他向“显灵的祖师”询问几个问题：“准噶尔能否打到北京？天下是否会太平？皇帝有多少寿命？将来我还能升腾吗？”
自康熙起，准噶尔就是大清在边疆的大敌，雍正时与准噶尔作战打了败仗，准噶尔甚至又像当年元灭金那样，大举南下直捣京师之势，弄得雍正有段时间不得不准备修长城加以防御。弘皙显然对此印象深刻，他问准噶尔能否打到北京，又问天下是否会太平，活脱脱一副唯恐天下不乱和企图浑水摸鱼的心态。
与前两个问题相比，后面两个问题更为露骨：皇帝年纪轻轻，问皇帝还能活几岁，无异于在咒皇帝快死；亲王是爵位中的第一等，弘晳还想往上升，那就只有帝位能满足他了。
宗人府还查出，弘晳仿照国家制度，在其府内设置了会计、掌仪等司。雍正朝时，雍正虽曾特许弘晳王府的体制和服饰可超过一般王公，但弘晳既然都已经表露了不臣之心，他的这些做法自然也就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后世有人甚至直接将他和允禄等人的行为称为“流产的宫廷政变”。
乾隆的担心完全变成现实，震惊之余，立即降谕称弘晳之罪较当初的允禩、允禟更重，下令永远圈禁，本人和其子孙照允禩、允禟之孙例，革去宗室，给予红带。对允禄、弘晳集团其他成员的惩罚也随之升级，允禄因以“遇事模棱两可”的态度为弘晳充当了保护伞，再遭乾隆痛斥，弘升所受处分则与弘晳等同，为革职永远圈禁。几个小字辈皇族里面，只有弘晈的情况稍好一些，保留了原有的郡王爵位，但被永远停支俸禄。
乾隆实施新政后，宗室势力一度出现的死灰复燃迹象至此烟消云散。在这次打击中，作为核心之一的允禄也仅保住了亲王爵位，吓得老头子战战兢兢，从此再不敢过问政治，将主要精力都放在了研究数学、乐律上，后来成了古音乐名家。其他宗室成员也大多被迫远离政治，以书画诗赋自娱，如弘晈养菊花、制扇子，当时名气都不小。
弘皙暗暗期盼着准噶尔能打到北京，但这已经变得不可能了。1740年年初，经过长达四年的谈判，准噶尔完全接受清廷提出的条件，同意以阿尔泰山作为双方边界。
准噶尔愿意回到谈判桌上来，是因为乾隆对战、讲和都有充分准备，准噶尔要战的话没有任何好处，只能选择和，而和谈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又与乾隆策略得当有着很大关系。
在雍正晚年的清准战争中，清军遭遇惨败，非常被动，幸亏漠北蒙古王公、和硕额驸（驸马）策棱率部取得光显寺大捷，战局才为之扭转，也才为清准和议奠定基础。当时准噶尔遣使请和，策棱奉召来京，与王大臣等人进行商议，乾隆参加了讨论，“亲聆运筹”，这使他对于策棱的作用有着充分认识，即位不久即手谕策棱：“皇考（雍正）曾谕朕，所有军务，以后就全靠你了！”
谈判过程中，乾隆屡次征求策棱的意见，策棱频频奉旨赴京，“准噶尔惮其（策棱）威重”，即便要求暂时得不到满足，也不敢轻易宣布谈判破裂。
乾隆亲自把握谈判的大方向，其间有刚有柔，既坚持原则也不乏灵活。将阿尔泰山划为边界，乃雍正生前的谈判条件，乾隆以此为底线，哪怕冒着谈判可能破裂的危险，也绝不让步，在其他方面则表现出一定的弹性，如同意在恢复与准噶尔的贸易时，增加其参与贸易的实际人数，又如虽然边防关卡不撤，但承诺绝不筑城设兵，仅每年派哨兵几十人巡察边界。
清准边界谈判的成功意味着，雍正晚年花费五年时间损兵折将，耗费巨额钱粮都没有达成的目标，终于由他的后继者代为实现了，自此清廷不必再耗费巨大人力、物力，用于防范准噶尔的骚扰，西北边境也由此迎来了久违的安宁。
乾隆非常高兴，特意在圆明园“山高水长楼”外设大蒙古包宴请准部使团成员。他本来身体强健，很少有生病的时候，但那些天因身体过于疲惫，患了伤风感冒，整天咳嗽不止。御史上奏折劝他注意静养，不必凡事亲力亲为，乾隆很不高兴地训斥说：暑去寒来，气候变化，人不适应而生病乃寻常之事，帝王也是常人，生病不能避免，怎么能因为一生病就丢开政务呢？“错缪已甚”，你的观点实在是没什么道理。
乾隆摈斥宗室贵族，并不代表他对大臣们就感到满意。这些大臣多数为雍正时代军机处的旧人，乾隆在新政中大幅修改雍正的政策，他们虽不敢公开对此表示非议，但心里不得劲，做事就不会那么积极主动，乾隆使用起来很难称得上得心应手。更让他不满和引起警觉的是，大臣们久居要津，为维护个人私利，或相互援引，或相互排斥，编织出了一张张盘根错节的权力关系网，连身为皇帝的他，都不得不煞费苦心地在中间进行周旋。
雍正朝有“四大宠臣”之说，分别是鄂尔泰、张廷玉、李卫、田文镜，四人同为雍正的股肱心腹，深得雍正的信任和倚重。李、田大多数时间都在封疆大吏任上，且田文镜在乾隆登基前就已去世，对雍正末年至乾隆初年政局造成影响的，主要是鄂尔泰、张廷玉。
张廷玉比鄂尔泰大八岁，资历也比鄂尔泰要老，在康熙末年时已官至侍郎，其时鄂尔泰仅为内务府员外郎，后来军机处创立，张廷玉是首批军机大臣，列名仅次于雍正最信赖的兄弟允祥。张廷玉的子弟也多为达官显职，由于他是汉官，聚集在其周围的官员以汉九卿和汉督抚为主，势力集中于内阁六部。
鄂尔泰原先一直在地方上任职，稍晚才得以进入军机处，但他凭借在西南推行改土归流之功，后来居上，不出几年名气就超越了张廷玉。鄂尔泰同样满门显宦，子侄多半为总督巡抚，他是满人，聚集在其周围的官员以地方满人督抚为主，当然也有部分在京汉官。
从雍正末年起，朝廷上就已形成鄂尔泰与张廷玉两党的分野，“鄂尔泰、张廷玉素不相得，两家亦各有私人”，他们各树门户，广植党羽，争权夺利，势若水火。雍正去世前，因苗疆事起，雍正颇有怪罪鄂尔泰措置不善之意，鄂党一时失势，张党占了上风，被雍正派去苗疆指挥平叛的刑部尚书张照即为张党成员。张照到贵州后根本就不把精力放在平叛上，却致力于搜集鄂尔泰的种种罪状，向雍正告发，欲全盘推翻改土归流政策，这其实就是鄂、张党争的极端表现。
这个时候正好雍正去世，乾隆即位，经过调查了解，他对改土归流持事实上的肯定态度，并斥责张照“浮躁妄行”，下令将其逮捕下狱。之后鄂尔泰上奏，提出要严惩张照，乾隆看出他有意报复，不仅未听从他的意见，反而还赦免了张照，命张照在武英殿修书处行走，后又任命他为吏部大臣。对于这件事，乾隆后来回顾说：“鄂尔泰欲置伊（指张照）于死地，朕若听其言，张照岂获生全？”
康熙、乾隆祖孙俩都喜欢历史，但乾隆在即位前不敢对近期历史也就是明清历史多加议论，直到即位后才得以畅所欲言。在明史方面，康熙认为朋党相争是导致明朝灭亡的关键因素，乾隆亦持相似看法：“明季科目，官官相护，甚至分门植党，偾事误公，恶习牢不可破，乃朕所深恶而痛斥者。”
研究历史是为了给治政找依据，乾隆拿明史与现实做对照，使他对官僚拉帮结派、党同伐异的行为深恶痛绝，也由此对鄂尔泰、张廷玉结党深为厌恶和不满。问题是鄂、张身为满汉大臣的领袖人物，在乾隆羽毛未丰时，还少不了他们的支持，而且二人又是乾隆皇子时的总师傅，有训诲之劳，情面不能马上撕破。在这种情况下，乾隆采取的对策是沿用自康熙起就屡试不爽的帝王心术，在两党之间玩平衡，通过小心翼翼的操纵驾驭，不让其中一派完全压倒另一派。
张照在贵州时状告鄂尔泰，乾隆在其密折上批示：“鄂尔泰之功过，将来事竣之后自有定论。”实际他当时还没有赞成改土归流，对张照提供的关于鄂尔泰的罪状也并未否定，但却故意表现得不置可否，处处留有余地。
此后张照被证明不能胜任苗疆平叛重任，乾隆马上以张广泗替代，并再三强调：“朕决不遥制，一切唯张广泗是问”。这是因为他知道张广泗不但具备平叛的能力，而且其本身即为鄂党骨干，与鄂尔泰的关系非同一般。苗疆叛乱令鄂尔泰受责，张广泗亦受牵连，派他去贵州实有戴罪立功的意味，张广泗也必然只能破釜沉舟，使出浑身解数竭力平叛。
鄂尔泰上奏要求严惩张照，看似只针对张照一人，其实是在给张党吃瘪，鄂党得势的情况下，鄂党欲对张党穷追猛打乃至制造大狱的信号，一旦得逞，鄂党便会立刻在朝中形成压倒性优势。这种局面对皇帝是极为不利的，所以乾隆才要保全张照，他日后追论此事时说：“张照为张廷玉所喜而鄂尔泰所恶，张广泗为鄂尔泰所喜而张廷玉所恶，朕不是不知道，但朕既不能使其一胜一败，也不能使之两败俱伤，朕对此自有权衡……”
清代皇帝都有不同程度的重满轻汉倾向，乾隆个人袒护满族官员的态度更为明显，乾隆一朝，在上层官僚机构中，满员占多数，汉员占少数，即便满汉同官，实权也掌握在满员手中。这对鄂、张两党的力量对比造成了直接影响，在多数情况下，总是鄂党占上风，张党居下风。
与此同时，鄂、张性格也大不相同，鄂尔泰豁达骄倨，我行我素，张廷玉则为人素来小心谨慎，遇事谦退。乾隆有一次心血来潮，提议恢复古代帝王敬礼耆老之意，向老臣授予“三老五更”的荣誉称号，张廷玉、鄂尔泰俱有资格坐“三老”之位，但张廷玉以“典礼隆重，名实难副”为由表示反对，而鄂尔泰模棱两可，俨然以耆老自命，乾隆评价道：“鄂尔泰固好虚誉而近于骄者，张廷玉则擅自谨而近于懦者。”
大臣黄廷桂受乾隆器重，欲拔擢为巡抚，但鄂尔泰与黄不和，便趁乾隆出巡未归之机，先发制人，以黄廷桂“滥举非人”为由，将其降二级调用。乾隆回京了解此事后非常生气，明确指出这是与黄廷桂不和的人在对他找碴儿治罪，“此等居心行事，乃竟出于朕信任之头等大臣（指鄂尔泰），让朕都感到惭愧，你们究竟把朕看成什么样的主子啦？”随即下令对鄂尔泰予以警告处分，并撤销其在黄廷桂案中所做的处理，“黄廷桂系无干之人，不必处分”。
在乾隆初政期间，虽然他对鄂尔泰、张廷玉特别是鄂尔泰不时进行告诫提醒，但总的来说还是以优容包涵为主。随着宗室被乾隆先行摈斥，允礼去世，允禄也因结党被罢黜，鄂尔泰、张廷玉的势力得以继续膨胀，两大朋党对峙的局面正式形成。乾隆注意到，朝野相当一部分大臣纷纷投靠于鄂尔泰、张廷玉门下，非此即彼，“满洲则思依附鄂尔泰，汉人则思依附张廷玉，不独微末之员，即侍郎尚书中亦所不免”。他一再发动众人集思广益，为朝廷献计献策，廷臣们能不说就不说，能少说就少说，但只要一涉及人事任免及两党利益等的问题，便都立刻睁大眼睛，你争我夺，锱铢必较。
由于朝中的党派关系错综复杂，连乾隆本人也遭到误解，有些人怀疑他任免官员和奖惩大臣，不是取自鄂尔泰的态度，就是听取了张廷玉的意见，为此乾隆只好改变原意，以免给外界造成他受人左右的印象。
张照的例子就是这样。张照虽是张党成员，又在苗疆平叛中获罪，但本人极富才华，尤其写得一手好字，是清代“馆阁体”书法的代表。喜爱艺术的乾隆很赏识张照，有一次刑部侍郎出缺，便打算把这个职位授给张照，可是当时鄂尔泰未曾入值，而张廷玉正好在旁边，乾隆担心别人说张照系张廷玉所推荐，便不得不改用了他人。
同时代还有一个与张照齐名的书法家，名叫励宗万，张照是南方人，励宗万是北方人，所以被称为“南张北励”，乾隆对他也极为欣赏。励宗万原任刑部侍郎，因为收受贿赂，被人举报，乾隆觉得他操守固然不佳，不过如果负责皇家图书，则是人尽其才，便对他进行了职务调整，撤职降为武英殿修书处行走。举报励宗万贿赂的人并非张廷玉或张党成员，但外界却认为励宗万是被张廷玉所参劾，故而不得皇帝重用。
鄂尔泰的能量尚在张廷玉之上。蒙古亲王、额驸策棱应召到京城商议准噶尔议和的事，当着乾隆的面说起某某年老，建议召其回京，哪些官员尽忠效力，其中特别是某某建议补为随印侍读等。乾隆听后有似曾相识的感觉，仔细一想，鄂尔泰曾对他说过同样的话，于是判断这些话都是鄂尔泰教策棱说的，他把鄂尔泰找来，问是不是这样。虽然鄂尔泰矢口否认，但乾隆并没有因此打消疑虑，他认为如果是鄂尔泰事前跟策棱交代要这么说，固然不应该，然而就算鄂尔泰没向策棱透露半个字，以策棱这样连皇帝都倍加倚重的王公亲贵，居然还要靠揣摩鄂尔泰的意旨来说话，并以此讨好鄂尔泰，那就更可怕了。
在乾隆处理政务的养心殿西暖阁，悬挂着一幅雍正亲书的对联：“唯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正如这副对联所言，皇帝一个人治天下就够了，容不得任何人与其分享权力，朋党势力迅速扩张，必然意味着君权旁落，岂能听之任之？至1740年，经过一番内修外治，乾隆的威望不断提高，根基也逐渐牢固，在国内稳定、边疆安宁的条件下，他开始寻找机会有意识地对两党进行裁抑。
1740年4月，河南巡抚雅尔图上奏称，河南百姓大多怨恨他的前任田文镜，因此请求将其从本省贤良祠中撤出。乾隆趁机发表谈话，说鄂尔泰、田文镜、李卫都是雍正生前所最称许的人物，他先前已同意将李卫放入京师贤良祠（李卫于两年前病逝于直隶总督任上），雅尔图上奏是想以此及彼，借请求将田文镜撤出贤良祠，间接劝他不应将李卫入祠。做了这么一个解释之后，乾隆表示当年雍正已经同意田文镜入祠，如今要撤出，等于在翻案，所以这件事就算了。
田文镜不应撤，当然李卫也就不用撤了，但乾隆话里话外却已经向外界传递出一个信息，即他对田文镜、李卫都不以为然，只是父亲雍正认可，才不得不给个面子而已。
评述田文镜乃至李卫并非乾隆谈话的关键，他紧接着就谈到了鄂尔泰，说在他看来，其实田文镜比不上李卫，李卫又比不上鄂尔泰。这话听上去好像是在表扬鄂尔泰，然而如果联系前文，则不亚于是在奚落鄂尔泰：既然田文镜、李卫都很一般，死了入祀贤良祠都极其勉强，那么，就算你鄂尔泰比他们要强上一些，又能好到哪里去呢？
贬鄂尔泰的同时，乾隆也没有忘记张廷玉，他以劝谕臣下不要逢迎结党为借口，用闪烁其词、旁敲侧击的方式对二人发出警告，说：“从来臣工之弊，莫大于逢迎揣度，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乃皇考（雍正）简选任用的大臣，为朕所倚重信任，朕自然会考虑如何保护他们，想来他们也不敢存有党援庇护的念头。”
那些依附于鄂、张的大臣也都得到告诫，“如果今后还要继续依附逢迎，日积月累，其实是害了他们（指鄂尔泰、张廷玉）”。
谈话一结束，乾隆就对涉嫌互相袒护朋比的礼部侍郎方苞等官员分别予以惩处，方苞等人无论官职还是罪责都不大，他这么做显然是要杀鸡给猴看，为裁抑鄂、张二党制造声势。
1741年7月，在乾隆的带动下，都察院左都御史刘统勋上疏，直言张廷玉家族势力过盛。张廷玉系安徽桐城人，刘统勋指出桐城有张、姚两大望族，姚氏与张氏为世代姻亲，如今张氏在朝中当官者有十九人，姚氏有十人，“外间舆论动云，桐城张、姚两姓，占却半部缙绅”。
刘统勋建议对张廷玉家族加以限制，“今三年内，非特旨擢进，概停升转”。乾隆立即表示赞同，将刘统勋的奏折当众宣读，并要求张廷玉本着闻过则喜的态度予以接受。
张廷玉一看势头不对，哪里还敢说半个不字，当即便诚惶诚恐地接受下来，以后也更加注意尽量少抛头露面。
乾隆对张氏子弟不光不给升官，也不给爵。清代以军功立国，向有汉文臣不封公、侯、伯之例，乾隆初年为示优礼老臣，乾隆曾破格加恩，赐张廷玉以伯爵，并准许由其子张若霭承袭。当年年底，在张廷玉请将伯爵衔由张若霭承袭时，乾隆却自食其言，收回成命，不准张若霭承袭，只允许张廷玉本人当到老死为止。
张廷玉原本在民间的名气很大，连朝鲜使臣都知道他“负天下众望”，士民“皆以为张阁老在，天下无事云”，在遭遇这一连串的打击后，其家族势力和个人影响力都遭到严重削弱。
鄂、张两党一向争斗激烈，见张党不招皇帝待见，鄂党马上乘势而上，鄂尔泰的门生、御史仲永檀就大臣收受红包案，对步军统领鄂善提出参劾。
原来京城有个富户俞某，他死后其女婿为争夺家产，通过担任内阁学士的亲戚，邀请朝中九卿前往吊唁，其条件是凡参加吊唁的官员都送一红包，鄂善也参加而且收受了数额不小的红包。鄂善本身并非张党成员，但鄂党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他们指控鄂善，重点是要暴露其他大臣——吊唁俞某的官员以张党大臣居多，甚至张廷玉本人都送了帖！
大臣们为了拿到红包，竟然不顾脸面，趋之若鹜地跑去给老百姓吊唁，这在京城无疑是个特大丑闻，如果朝廷认真对待，势成大狱，与之牵连最多的张党必彻底垮台，从而造成鄂党独大的局面。乾隆显然并不愿意看到这种局面，他既要对两党进行裁抑，但在时机未至之时，还要继续保持派别间的力量均势，以收相互牵制之效，这叫作“既不使一成一败，亦不使两败俱伤”。正因如此，他在处理时，便只赐首犯鄂善自尽，其余均从宽开脱，张廷玉等人送帖吊唁的事也以“查询明白，全属子虚”不了了之。
仲永檀还不点名地参劾了张廷玉，并以御史吴士功泄密案作为证据。吴士功为张廷玉门生，他曾上密奏弹劾尚书史贻直，史贻直与鄂尔泰交好，此弹劾显然含有两党互斗的性质，乾隆的反应是留中不发，也就是把吴士功的密奏留在宫禁中，既不交议也不批答。
未料外界很快就知道了密奏内容，仲永檀认为泄密必出自吴士功，但很可能吴士功只是充当了“权要”（暗指张廷玉）的耳目，他同时指出这一泄密案的后果很严重，“是权要有耳目，朝廷将不复有耳目矣”。与处理大臣收受红包案相仿，乾隆仍旧对此采取了避重就轻的方式，说吴士功等人究竟有没有泄密，暂时先不追究，如果他们不知悔改，继续出现泄密的事，将来再一并从重处分。
鄂党拼命攻击张党，其实自己屁股也不干净，说张党泄密，他们泄密更厉害，正如乾隆所指出的：“鄂尔泰缜密之处，不如张廷玉。”
仲永檀在大臣收受红包案和吴士功泄密案中得了便宜，因奏劾得实而得以升任左副都御史。这厮打小报告打上了瘾，又把靶子对准鄂党死敌、刚刚以刑部尚书兼领乐部的张照，参劾张照在主持乐部事务时，“以九卿之尊，亲操戏鼓”。
从张照参劾的内容来看，仲永檀应该没有亲眼看到张照穿着官袍，“咚咚咚”地敲打戏鼓的情景，十有八九是从旁人口中得到的消息。大概就是因此，此番参劾未能成功。
之后的某一天，擅打小报告的仲永檀突然被朝廷革职拿问，起因是有人揭发他与鄂尔泰长子鄂容安串通泄密，陷害异己。
根据较权威的清代笔记所述，张照被仲永檀参劾，令其对仲永檀恨之入骨，于是揭发他“泄禁中语”，若情况属实，此君真可谓作茧自缚了。仲永檀号称敢言，先前就泄密一事连张廷玉都要参劾，不料揭开面具，他自己却是这般模样，乾隆岂会不感到愤怒，他下令将鄂容安也一并革职逮捕，交允禄、张廷玉等王大臣查问。
从揭发者提供的信息以及仲永檀的供词来看，仲永檀与鄂容安平时关系密切，往来频繁，在仲永檀上奏折之前，两人常在一起商量对策，启奏以后，也会再次聚谋，“明系结党营私，纠参不睦之人”。这些都已足以给仲永檀、鄂容安定罪，但乾隆的关注点不限于此，他还试图顺藤摸瓜，查出仲永檀是否与鄂尔泰串通，受其指挥介入政争。
张党大臣在仲永檀所参两案中差点被逼得走投无路，对其恨之入骨，这个时候自然只会落井下石，他们乘机要求刑讯仲永檀、鄂容安，并逮问鄂尔泰。不料到了紧要关头，乾隆却又忽然改变主意，称仲永檀、鄂容安“倶系三品大臣”，不可动刑，同时宣布结案。
除仲永檀已病死于狱中外，涉案的鄂尔泰父子都得到了从宽处理，鄂容安仅令退出南书房（鄂容安原在上书房行走），鄂尔泰也只交部议处，最后被削去所有加级记录，抵降二级，从宽留任。
乾隆在处理意见中训斥鄂尔泰识人不当，居然看不出仲永檀这样的门生有多差劲，又不能教育好儿子，所以才要把他交部议处，“以示薄罚”。对于为什么匆匆结案，乾隆的解释是，鄂尔泰乃先皇遗留大臣，他实在不忍心以此事再深究下去，如若深究，不但鄂尔泰个人承受不起那么大的罪名，而且国家也会少一个能办事的大臣，甚为可惜。
除了这些，乾隆当然还有不便说出口的理由。仲永檀案若继续闹下去，将使鄂党崩解，张党独大，这是乾隆要竭力避免的，所以他才会采取几乎和仲永檀所参两案一样的处理方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乾隆在摒弃宗室，削除鄂、张两党的同时，也在提拔新进，以形成自己的一套班子。他刚刚登基时，满朝文武都是老臣，用他自己的话说，“在朝诸臣，皆年长于予”，在这些老臣中，年纪最轻的是讷亲，被乾隆看中并委以破格重用的也是此人。
讷亲出身名门望族，祖父遏必隆乃康熙初期的四大辅臣之一，姑姑是康熙的皇后，雍正朝时他由笔帖式（清代执掌文书档案的官员）袭公爵，被授为散秩大臣，雍正晚年很赏识讷亲，“以为少年大臣中可以望其有成者”，遂将其纳入了军机处。作为雍正时军机处的旧人，讷亲与鄂尔泰、张廷玉同时承受顾命，但年轻位卑，此后则受到乾隆的特别宠信，“受恩十三年，在近臣中无出其右者”。
讷亲如此受宠，不免会引起同僚们的羡慕嫉妒恨。都察院左都御史刘统勋上疏，说讷亲一人兼管吏户两部，恐怕会因精神疲惫而贻误公务，又说他年纪轻轻，却权势过盛，暗示讷亲极可能“开贿赂之门，窃威福之柄”。事实上，讷亲不仅精明能干，勇于任事，“料事每与上合”，而且越是权势日隆，越是廉洁自持，他甚至在自家门口拴了条藏獒，想要贿赂他的人连他家门口都不敢靠近，以致讷亲府邸“初无车马之迹”。
乾隆了解讷亲，所以刘统勋的奏疏并未动摇他对讷亲的信任和倚重。从当时的明文档案来看，虽然鄂尔泰、张廷玉等仍处于军机处领班、内阁首辅的地位，但真正被假以事权，办理日常事务的是讷亲。军机章京赵翼曾说：“（乾隆）初年，唯讷公亲一人承旨。”面承谕旨，本为首席军机大臣所司，说明此时的讷亲已超越鄂、张，虽无首辅之名，却已有首辅之实。
在国家政权日益巩固以及对政务驾轻就熟的情况下，乾隆不必再整天埋首公文和事务，终于可以腾出精力从事其他活动了。他即位之初诗作极少，每年只有几十首诗，如今则逐渐增多，年均写诗已经达到数百篇。
除了写诗，乾隆还频繁地外出巡幸以及兴建土木工程，前者主要包括木兰秋狝、巡游各地、热河避暑等，后者最为瞩目的则是扩建圆明园。
在中国古代，大兴土木向来都被视为劳民伤财的弊政，乾隆刚开始对圆明园进行扩建时，即有言官力谏停工。1740年，西部发生严重水灾，左佥都御史刘藻趁机上疏，以“为天地惜物力，为国家培元气”为由，请求对圆明园扩建工程“可停者酌停之，必不可停者酌减之”。
乾隆辩解说：“圆明园乃临时驻跸之地，现仍依照皇考（雍正）旧规，并未别有营造，以蹈土木繁兴之戒。”可是他也没法把正在进行中的工程全都赖得干干净净，只得承认自己“一时游览之娱，不能自克”。
这时乾隆正在倡导励精图治，不好开罪言官，所以他内心虽然听不进言官的规劝，但表面上还得表扬对方，称刘藻“此语深获朕心”，同时承诺不再启动任何新的园林工程，圆明园的所有扩建工程也将随之中止。
乾隆话犹在耳，圆明园扩建及其他土木营建却不仅没有停止或减少，反而更加频繁。乾隆为此不惜找出了各种借口，如鸿慈永祜（也称安佑宫），此为圆明园内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一组建筑，花费总计超过六十万两白银，乾隆的解释就是鸿慈永祜乃专供祖宗的家庙，要孝敬父祖，就不能不建。与之相应，在鸿慈永祜完工后，乾隆也确实经常前去探视，鸿慈永祜里有康熙、雍正的遗像和牌位，到了清明节等祭祀祖先的节日，他也会站在遗像和牌位前，亲自主持祭祖仪式。
1744年，距刘藻上疏四年之后，圆明园本园的扩建已经全部完工，乾隆从中选出四十个景点，正式命为“圆明园四十景”，并亲自在相应画册上为每个景点都题写了一首诗。
作为一个兼具艺术家气质的皇帝，乾隆对宫殿园林有着强烈的爱好和极高的鉴赏力，即便他明知大兴土木与儒家所提倡的节俭价值观背道而驰，也当众做出了承诺，到头来还是难以抵挡自己内心的这种欲望和追求。
另外，现实状况其实也允许和支持乾隆这么做。与很多朝代经济困难不同，乾隆朝在多数情况下都财政充盈，并不存在因君主缺乏“俭德”而导致民不聊生的问题。比如，西部发生水灾，乾隆除照例拿出大量钱粮，用以赈济灾荒外，还会减轻当地的赋税以及兴修水利、扶贫济困、倡导文教等。在这方面，他所花的钱财往往超过土木工程几十倍，可以说以前皇帝该做能做的他都做了，而且做得更多、更好，即便这样，财政仍不短绌，用于土木营建依旧绰绰有余，这样一来，乾隆自然就不会面临太大的道德和经济压力。
除了“伤财”，历朝历代将大兴土木视之为苛政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劳民”。在清以前，一直到明代，宫殿园林所需物料有不少都来自摊派勒索，工匠的权利也都不得保证，为皇室营建宫殿园林大多数时候都是无偿的，“人人上不得奉养父母，下不得欢喜抚子”。明代营建凤阳，工匠因不堪忍受甚而发生暴动，朱元璋为此杀了许多工匠。
乾隆营建的工程用料皆由官府制造或在市场购买，工匠也都按日计酬，且酬金较高。从这一点上来说，虽然乾隆朝的大兴土木也免不了要骚扰民间，但与以前那种弄得民怨沸腾的情况已经大不相同。
实际上，乾隆即位后不单单是扩建圆明园，还大规模改扩建了紫禁城、中南海、北海，直至坛庙房舍、道路桥梁、城垣兵营。为配合改扩建，他又浚治了北京内外的湖泊河流，其规模之大、涉及面之广以及耗帑之多，为历代所不及。与此同时，因为不差钱，乾隆在营建时往往不惜工本，只求工程质量的精致坚固，这使得凡他所营建的工程，论用工之精和艺术水平之高，均为历朝之冠。瑞典学者喜仁龙在20世纪早期访问中国时，对北京城墙进行了实地勘查，发现乾隆时烧造的城砖精坚厚大，相比之下，前朝的城砖都显得既薄又小，他得出的结论是：“乾隆时代的城垣修筑得最为精心和坚固。”
北京为千年古都，历代均有营建，但以乾隆用力为最多，贡献也最大。北京城里城外几乎所有重要的建筑物、园林名胜，都在乾隆时经过重新扩充、修缮乃至新建，这座城市已深深打上了他的印记，以至于直到今天，人们只要一谈到老北京，便总是无法完全撇开乾隆和他的时代。
中国历史上恪守“俭德”的皇帝颇有一些，如乾隆的孙子道光，正餐之外，甚至连一碗片儿汤都舍不得喝，衣服也要打补丁，可是节俭不等于精明——道光让御膳房按菜谱做片儿汤，内务府居然报出了一次性六万两制作费以及每年一万五千两维护费的惊人账单，更令人诧异的是，他居然也相信并且容忍，解决的办法只是决定自己不喝汤而已。
乾隆虽然和道光一样长于深宫，但比他的孙子不知道要精明多少，别说近在眼前的内务府，就是各地外官想要在他面前打马虎眼，玩弄“巨资制作片儿汤”之类的把戏，也绝不是一件易事。
陕甘总督勒尔谨以给皇帝送礼为名，每年收受皋兰知县提供的置办银两三千两，但他给乾隆送的礼，在乾隆看来，“不过值银数百两”，而且乾隆迅速推断出，勒尔谨不可能只向皋兰知县要钱，他严厉地斥问勒尔谨：“你借此名色，皋兰一县就收两三千两，其余州县自然多有帮办。”
乾隆认为勒尔谨打着凑钱给皇帝买礼物的旗号，却从中渔利，结果皇帝本人没得到多少像样的礼物不说，还被他败坏了名声，因此极为恼火。后来轰动全国的甘肃冒赈案爆发，众罪合一，勒尔谨终被赐死。
同样自作聪明的还有云南总督恒文。清代云南以盛产黄金闻名，恒文打算购买黄金，用以制成金手炉，作为给皇帝的贡品，他把买黄金的任务交给各府州县，但只提供有限经费，如市面上黄金一两换十四两银子，他只给十两。
不是恒文公务繁忙疏忽了或不懂行情，实际他还是想和勒尔谨一样收“一箭双雕”之效，即既讨好皇帝，又借此机会对下属进行勒索。各府州县的官员不敢不从，但也不肯自掏腰包，便把负担转嫁给商民，结果激起了矛盾。参与此事的云南巡抚郭一裕一看不好，赶紧抢先揭发恒文。乾隆马上派专案组去云南调查，由于该案已经在当地引起民愤，在确证案情属实后，他立赐恒文自尽，其他与此事有关的官员，包括郭一裕在内，上自云南巡抚、按察使、布政使，下至各府州县，近六十名官员全都受到了处罚。
道光极度节俭，终其一生，也没有从事大的营建，但老百姓该交的赋税一分都没有少，甚至比以前更多。这位“守财奴皇帝”也没能真正攒下钱来，在他执政期间，政府财源非但没有变得充盈，反而日渐衰竭，由此可见，皇帝和普通老百姓持家过日子其实是一个道理，勤俭节约有时未必是美德，关键还是看钱怎么用以及能不能继续挣到钱。
乾隆从事各种土木营建，本身就兼有散财分资的性质，即便主要用于皇帝居住和赏玩的宫殿园林，其中不少也都仿照同时期的水利等工程，实行“以工代赈”，雇募灾民进行施工。当时受雇宫廷的给值较高，壮工每工给值八分，瓦、木、石、裱等工每工给值一钱五分以上，雇值都高于民间，已足以使灾民糊口，因此应雇者趋之若鹜。
乾隆也绝不是光吃父祖的老本，只会散财不会聚财。古代赋税主要来源于农业，乾隆对于劝农重耕的热情自不必说，单是把他执政期间那些察看农情、盼雨望晴的诗作归类在一起，便是一份相当完整的乾隆朝农业资料。此外，受时代局限，虽然乾隆并没有能够脱离重农抑商的窠臼，但他对作为第二产业的采矿业则相对开明。
明末朝臣竟言矿利，皇帝派太监四处征收矿税，造成虐民暴政，这是导致明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清初吸取教训，对各地采矿加以限制，康熙、雍正尤甚，他们认为矿业与衣食住行没有直接关联，矿工聚集在一起也容易生事，所以反对开矿。康雍两朝，凡偷偷采矿的满汉官民，不是解部枷责，就是发边疆充军。敢于谏言开矿的大臣，除被严旨切责外，也往往会被交部察议，给予处分。
严格的“矿禁”政策致使各地矿业处于极度萎缩状态，清代铸钱需要用铜，康熙时铸钱便只能依赖于从日本进口铜，有一段时间因日本限制铜的出口数量，甚至造成了铜荒。雍正为了铸钱所需，才允许在云南开铜矿，但云南每年出铜最多时也只有两三百万斤，长此以往，导致出现了钱贵银贱的问题（银主要来自进口）。
乾隆喜欢大手大脚地花钱，他也从不讳言“利”，认为“义”和“利”不能截然分开，光讲“义”不讲“利”，并不符合孔孟等儒家先圣的原意。在他看来，采矿即如此，“所谓利物者，以百姓之资财，谋百姓之衣食”，这项产业既可解决百姓的生计，又能增加国家税收，何乐而不为？
从乾隆初年起，乾隆对除金银业外的铜、煤等矿业，都先后下旨予以许可，要求只是必须妥善办理，兴利除弊。受乾隆宽松政策的影响以及经济利益的刺激，官方和民间都纷纷投身于采矿业，矿业出现突破性发展，“一百年的增长率大大超过了此前的两千年”，云南每年出铜上升到八九百万斤，最多可达一千三百万斤。
随着矿税逐渐成为一项重要的财政收入，坦然“言利”的乾隆对采矿的态度也更加积极主动，经常鼓励臣下寻找矿源。就算对于许可范围之外的金银矿，他实际上也不完全予以禁止，如有一年当他听说蒙古阿拉善王的游牧区内有金矿时，便曾直接谕令阿拉善王与陕甘总督勒尔谨联合勘查，规划开采。
乾隆的祖父康熙一生打了很多胜仗，是名副其实的“功夫皇帝”，但他推崇仁政，主张不得已才使用武力，而且用兵是为了去兵，作战是为了去战。或许是受到祖父影响，乾隆早在皇子时期便流露出相同的思想倾向，所谓“军行十万壮男儿，各各归家勤耕穑”，即位后他更是屡次发出“佳兵不祥”的谕诫，不愿轻动干戈。
乾隆初年，整个王朝基本呈现出四方无事，偃武止戈的局面，战争极少，直到乾隆十年即1745年，才爆发了瞻对之役。
瞻对位于四川西部雅砻江上游的群山之中，乃藏族聚居地，分为上下中三个瞻对，称为“三瞻”，各二十余寨。瞻对是内地通往西藏的要道，战略地位相当重要，清军入关后，朝廷为了争取当地人的支持，对原有的土司、土舍（土司的属官）制度概予承认，即便雍正朝推行改土归流，也没有对他们造成影响。
瞻对民风彪悍，一些势力强大的土司长期拒向政府交纳贡赋，这倒也罢了，最麻烦的是当地以劫掠为荣，劫夺之风极为盛行，甚至还有赖此为生者，称为“夹坝”。
雍正八年，因瞻对“纠党行劫”，雍正派土汉兵一万两千人前往征剿，情况一度有所好转，但自乾隆初年起，瞻对抢劫川藏商旅的活动死灰复燃，而且更加频繁和猖獗，连过路人和驻藏官兵都不能幸免。1744年，一队换防返川的驻藏官兵在经过瞻对时，遭下瞻对的土司滚班所放“夹坝”肆意劫掠，所携骆驼、军器、行李被抢得一干二净。
由于沿途安全得不到保障，此后政府不得不专门拨出部队，为赴藏上任的驻藏大臣傅清提供护送保护。乾隆批示让四川方面追究赃盗，要求对土司“示之以威而革其心”，并说如果此事得不到解决，“将来川省无宁岁矣”。
瞻对四面环山，地形险恶，攻击不易，四川方面接旨后也未敢贸然用兵。鉴于官兵被抢地点属里塘土司管辖，四川巡抚纪山首先檄饬里塘土司，想通过他们与瞻对交涉，但这一办法未能成功，瞻对土司只肯交出赃物数件，而拒绝查献“夹坝”首恶。软的不行，川陕总督庆复就来硬的，调动土汉兵八千进迫瞻对，试图胁迫土司们交出凶犯，结果对方仍然不予理会。
庆复、纪山无计可施，只得正式请求朝廷发兵征讨。乾隆一开始并不想大动干戈，就怕兵连祸结，劳师糜饷，可是眼看交涉和示威都无效，事情已成僵局，又不能坐视不理——瞻对劫官兵抢武器，最后弄得连堂堂封疆大吏都无安全感，“尚须拨兵护送，甚不成体统”。这已不单单是打了朝廷的脸，实际也让川藏交通陷于半瘫痪状态，严重影响到了中央政府对当地和西藏的管辖治理。
为了促使皇帝下决心征讨，庆复、纪山都强调瞻对终属弹丸之地，无力抗拒大军，朝廷只需派少数兵力进剿，就能在最短时间内令其畏威慑服，从而以较小代价获得最佳战果。乾隆被说得怦然心动，但也不忘小心翼翼地加以告诫：“看来有不得不如此之势，然而部署时还是要周密妥当，以期一劳永逸。”
1745年5月29日，乾隆批准议政王大臣会议决定，指令派遣汉土官兵一万两千进剿瞻对，同时为之调拨军需银米五十万。
除去雍正遗留的苗疆平叛，瞻对之役是乾隆执政以来第一次决策用兵。他登基后虽然尽量避战争而远之，但从未放弃祖辈赖以打天下的军事技能，只要一有空隙，就会在宫门外练习骑射。曾多年随侍其左右的大臣赵翼证实“上（乾隆）最善射”，以他亲眼所见，乾隆每次都会以三轮作为他练习射箭的标准，每一轮发三箭，一共九箭，常见的情况是其中六七箭都能准确射中靶心。
清代笔记也记载，有一年秋天，乾隆当众习射，发二十箭，十九箭都射中了靶心。侍从诸臣无不为之心悦诚服，有人用诗将这一情景记录下来，乾隆很是高兴，当即应其韵作诗，并命将诗作刻于墙壁之上。
雍正在位时因害怕政敌在京城捣乱，轻易不敢离开北京，也没有举行过木兰秋狝。乾隆则以皇祖为榜样，待内部政权稍一稳定，便举行了木兰秋狝，并使之成为每年的常规。木兰秋狝寓习武于打猎，本质上是八旗军的实战训练，即乾隆所谓的“整饬戎兵”，这一活动和乾隆自身从不荒疏骑射一样，都说明了他对武功的高度重视。
当年康熙曾经在南方平原上与吴三桂等三藩搏战，曾经挥师渡海，越过远洋波涛统一台湾，也曾经在黑龙江的冰天雪地中迫使俄罗斯止步，甚至还亲自挂帅领兵，在草原上与准噶尔骑兵相驰逐。这些都是乾隆从小到大耳熟能详的丰功伟绩，在他的内心深处，其实也有和皇祖一样建功立业的冲动，按照他最初的想法，瞻对地窄人寡，大军一到，必不堪一击，取胜难度肯定无法和康熙那时相比，但也正好可以先拿它来做个开门红。
乾隆期盼着前线尽快传来捷报，最好是大军刚刚开到山下，土司们就畏怯而降，从而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一个月后，传来的不是捷报，却是瞻对土司公然发兵抵抗的消息，与此同时，清军则雷声大雨点小，大部队迟迟无法到达前线，也未能占领瞻对的任何一个要隘。
乾隆获悉很是不悦，他认为正是由于部队行程过慢，才打草惊蛇，影响了对瞻对土司的震慑效果。他指责前线将领部署不周，严重失策：“自古兵贵神速，现在你们大举进攻的日期尚未确定下来，就已有敌兵阻挡，善用兵者是这样做的吗？”
其实前线将领们也是有苦说不出。瞻对处于高寒地区，地远山险，冰雪载途，清军此前又从没有在这种地形和气候条件下作战的经验和准备，以致无论运兵还是转饷都极为困难，不是一个号令，马上就能到达前线并发动进攻的。
1745年7月，在乾隆的一再催促下，清军的各项准备工作终于大致就绪，随后便分三路向瞻对发起进攻。面对大军压境的紧张形势，当地土司势力迅速发生分化，上瞻对土司肯朱等率先向清军献寨投诚，一开始清军的仗也打得比较顺利，尤其是中南两路，接连破五十余寨，夺卡六处。
乾隆进剿瞻对的最初目标，只是让土司交出“夹坝”之人及所掠财物，前线战事的顺利进展让他开始想到，既然已经动兵，为什么不干脆一劳永逸，永绝后患呢？
“朕以为，如果他们（指瞻对土司）诚心悔过，朕可以赦免死罪，不过仍应趁此机会将他们迁至别处，从而使得他们不能控制当地，这才是永逸之计。”
乾隆的设想固然是好，但这世上从来就没有十全十美的好事，按照朝廷开出的新价码，瞻对土司不仅要擒贼献赃，还得并地迁入，他们岂能乐意？本来可以促使土司势力进一步分化的良机转瞬即逝，自此，非但相对强傲的下瞻对土司班滚继续凭借险要地势，对进剿清军进行极其顽强的抵抗，就连原先表示愿意投诚的上瞻对土舍四郎也改变主意，和班滚联合起来共同对抗清军。
瞻对碉卡林立，有的在山顶，有的在山腰，但无一例外都处于险要地势，且墙垣坚固，致使清军难以发挥其优势，每破一碉、每取一寨都要付出很大代价。参加这次进剿的清军数量虽说不少，然而来源不一，又未加整顿，各路将领之间互不协作，其内部也都军纪不严，号令不一。仗打得顺时这些问题尚能遮掩，一旦不顺，便纷纷暴露出来，南路军有数千名番兵甚至因带兵官生病先归，导致无人统率而各自散去。
从9月以后，前线进展变得极度迟缓。指挥作战的四川提督李质粹及部分将领却谎报军情，夸大战绩，川陕总督庆复希图借进剿之机建功立业，获得封赏，在明知实情的前提下，仍照样乃至添油加醋一番予以上报，于是乾隆接到的奏折不是昨日杀敌若干，就是今日克碉几座，实际上这些战绩多属虚假，里面根本没几句实话。
当然做假也非易事，说一句谎话，往往就要编造十句谎话来弥补。瞻对之役未发动前，乾隆君臣预计只需用兵八千（实际出兵还多了四千），拨帑五十万，截至1746年2月，战斗已经打了八个月，其间因屡报兵力不足，前线部队逐渐增至两万人，耗帑总计达到百余万两。
庆复、李质粹既然不停地奏报清军得胜战况，势必得解释一下他们为什么迟迟不能拿下“贼酋”班滚所居的如郎寨，克尽全功。为了给皇帝一个交代，庆复在再次报告“大捷”时，便按照李质粹的说法，称班滚在河西请求宽恕饶命，并让他的母亲到李质粹营求降，只是李质粹考虑到，南路军刚刚因番兵散去而被迫暂停进兵，所以已令班滚之母先行返回其寨。
李质粹以为自己把谎编得很圆，谁知正是这一自鸣得意的招数让他露了马脚。乾隆看完奏折，认为李质粹布置失宜，他指出如果班滚真的到了自己求饶，其母又亲出为其叩求的地步，说明班滚已经山穷水尽，清军应该扣住其母，然后乘势直捣如郎，立擒班滚，“何得令伊母回巢”？
在乾隆看来，番兵散去不能成为李质粹停止进兵的理由，因为南路军缺兵，完全可以第一时间从中北两路或别处调兵填补接应。他强调李质粹“全无调遣”，指示庆复“不可不亲身前往，以善其后”。
自瞻对战事开始以来，庆复一直在省城纸上谈兵，做些照抄和粉饰报告的表面文章，接到乾隆的圣旨后，他只好离开成都，赶赴前线。轮到自己督阵，这个老官僚意识到已没法再隐瞒下去，为了自保，一到前线，就将他所掌握的情况具实向乾隆报告。
一边是纷至沓来的“捷报”，一边是战事拖延没有最终结果，乾隆其实早就疑窦丛生，但他多少还抱有一点侥幸心理，认为清军离大功告成可能也仅一步之遥。收到庆复发来的奏折，他才知道，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前线原来竟毫无起色，官兵“将弁气沮，士卒离心”，而敌人却“贼势日张，夹坝四出”。
从庆复揭发的情况来看，所谓班滚母子请降一事本不存在，三路清军中的中北两路因雪阻难进，早已停止进兵，一直都在靠“虚张声势，所报不实”混日子。南路军虽保持着进攻的威势，奈何中北两路一停，敌兵全都集中到南路进行抵抗，加上番兵散去，使得他们兵势单薄，遂也只能一同停下来看风景。
获悉实情，乾隆极为震怒，但碍于前方仍需用人，他又不能把将领们都一撸到底，最后折中处理的结果是：对李质粹严加申饬；免去中路军指挥官的头衔，仍令其带原领兵效力；北路军指挥官姑免处分，以观后效。
稳笃笃的“开门红”居然成了将要砸在手里的泥糊浆，乾隆心情之沮丧可想而知。“在朕想来，瞻对不过处于一隅的小丑罢了，就算完全控制了那里，也没有把它改为郡县的道理。”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乾隆眼中貌不惊人，连作为郡县都无资格的“一隅小丑”，却弄得他进退两难，尴尬不已，这让他忍不住埋怨当初极力怂恿他出兵的庆复等人：“瞻对之役，朕本无兴兵之志，都是你们这些守土之臣，认为只要用兵就可一劳永逸，现在永逸未必，而一劳已太劳矣。”
眼看瞻对一役短期内还不能结束，乾隆后悔极了，“岂有为一隅而虚糜数百万之帑之理乎！”庆复遭皇帝埋怨，生怕停战后乾隆再找他算账，对其严加责罚，于是一咬牙一跺脚，力主继续进兵，并且信誓旦旦地保证三个月内就可取胜，到时必能擒杀班滚。
乾隆虽急于寻找台阶休兵息战，但过河的卒子难回头，已经摆开的阵势不是想中止就能马上中止的，庆复的主张他愿意也好，不愿意也罢，都只能暂且表示同意，为此他十分感慨地说：“不过剿捕一么么小丑，致调兵万余，动帑百万，而班滚尚抗拒我兵。今事已如此，务将匪拿获，平定该处土地方可。”
为扭转战局，乾隆除对前线增兵、增饷外，又派遣内大臣班第、努三等至军督阵。在他的严令督促下，自1746年3月以后，清军加强了进攻，前方战事开始真正出现转机，瞻对的各碉卡、山寨被相继攻克。
6月1日，班第获悉，班滚所居的如郎寨被攻克，但当次日他和李质粹到达如郎时，却得知班滚已携家逃走。这时一个叫汪结的土司向班第报告，说班滚可能逃往了泥日寨，班第、李质粹遂追至泥日寨，将该寨大小碉楼四十余座全部予以烧毁。嗣后官兵四处查访，当地土人都说班滚已被烧死，庆复下令撤兵，同时上奏：“瞻对已平，贼首歼灭。”
历时近一年的瞻对之役总算结束了，庆复因平定瞻对有功，被加封为太子太保，其他人也得以从优议叙。不过班滚之死却仍被质疑，朝中大臣大多认为班滚并没有死，只是都不敢向乾隆明言，“文武皆知班滚尚在，而无一人敢少露声息”。
乾隆比一般大臣都更精明，纵使大臣们不说，他也已对庆复的奏报产生了怀疑。他认为班滚是“众酋头目”，瞻对土司的核心，即便危急之际，也未必就甘于坐以待毙——你们放火时，难道他不会跑？
退一步说，就算班滚真的被烧死了，像他这样的人物，也不太可能被烧成灰烬或被烧得不可辨认。实际情况是，火焚泥日寨后，清军一直都没有能够找到班滚的尸体，说他被烧死，均为当地土人所言，而土人们可能并不愿意说出班滚的真实下落。
瞻对能够与官军对抗这么久，与班滚关系极大，换言之，班滚不死，就说明瞻对尚未能够彻底平定。庆复深知其中利害，面对乾隆的质疑，他坚称班滚已被烧死，并以灰烬中发现的班滚所用鸟枪（火绳枪）、铜碗为证。
乾隆见状不再公开提及此事，但心中的问号并未因此消除，也始终没有放弃暗中派人查访，不过直到第二年大金川战事爆发，他才终于有机会获得了他想要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