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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圆明园到紫禁城，当年有一条近二十里长的石板路，清代官员经常需要沿着它去圆明园早朝和陛见皇帝。那时的早朝多在凌晨五六点，一个官员如果要想赶上早朝，就必须半夜出发，对于一些上了年纪的大臣来说，这实在是件苦差事，皇帝因此特别允许老臣可不出席早朝。
这一天却极为反常，宫廷内侍忽然于半夜里赶到大学士张廷玉等人府上，称皇帝要紧急召见。
什么事这么急？众人心中充满疑惑，却又不敢向内侍打听，只得赶紧起身，匆匆忙忙地向圆明园赶去。到了圆明园，他们才知道皇帝病危，且已经不省人事，进入了弥留状态。
由于事先缺乏心理准备，张廷玉等人当场被惊吓得目瞪口呆。
好在对于这一场面，皇帝本人早有预料，按照他多年前的嘱咐，张廷玉提议取出预存于圆明园的建储密旨，在他的指点下，总管太监很快捧出了黄封一函，内藏皇帝亲笔所写的诏书，主要内容为传位于四皇子弘历。当着众大臣的面，张廷玉在灯下进行宣读，确认了弘历嗣皇帝的帝位。
距张廷玉宣读诏书仅仅一个时辰，老皇帝便猝然离世，弘历捧着亡父的脚失声痛哭，宫中一片哀号。
很多年后，已经正式登基的弘历在南巡期间一再探访浙江海宁的隅园，他还按照隅园的式样，对圆明园中的四宜书屋进行改建并重新命名为安澜园，后者位列圆明园四十景，乃园中极具特色的一个建筑群。
隅园是海宁籍大臣陈元龙的私家花园，有人说弘历的生父就是“陈阁老”（陈元龙被授大学士，清代称大学士为阁老），因此，弘历才会对隅园表现出非同一般的兴趣，又由于他经常把宫苑内的四宜书屋误会为海宁隅园，所以便干脆将其改成了自己老家的模样。
那么弘历又是如何进入宫中，成为龙子龙孙的呢？
民间传闻，康熙朝中叶，四皇子、雍亲王胤禛与陈元龙关系很好，有一天，两人都生了一个儿子，胤禛高兴之余，派太监将陈元龙的儿子抱进王府，说是要给他看看。而后过了很长时间，陈元龙才得以将“儿子”抱回，但他却吃惊地发现，“儿子”不仅已被调换，而且从男孩儿变成了女孩儿！
陈元龙情知中计，可是又不敢声张，更不敢直接去向胤禛讨要说法，只得忍气吞声，自认倒霉。
原来胤禛出于争储所需，急着想要儿子，偏偏王妃的肚子不争气，老是生不出儿子。陈元龙以为他们两家双双生子的那天，其实王妃生的仍是女儿，是胤禛不惜用计拿女儿换来了陈家的儿子。还有一种说法，胤禛自己并不知道易子的事，是王妃瞒着胤禛，谎称自己生了儿子，接着又偷偷地进行了调换。
总之，这个所谓的陈家子就是弘历。弘历长大后，对自己的身世也产生了怀疑，遂借南巡之机前往海宁探望陈府，这才解开了身世之谜。据说，弘历在从陈府大门走出后，特意命人将大门加上封条，传谕说：“此后除非天子临幸，否则不得轻启此门。”从此之后，陈家的这扇大门便被永远关上了。
这就是被列入“清宫四大疑案”的“狸猫换太子”。不过如清代的诸多秘闻传说一样，它与史实相去甚远，事实上，在弘历出生之前，胤禛已得四子，虽然前三个都不幸夭折，但按叙齿排行老三的弘时已经八岁，比弘历仅小三个月的弘昼也即将出生，而且其时他才三十四岁，正值壮年，完全可以继续生育，实无必要去偷换别人的儿子。
再者，当时胤禛与其他兄弟的争储大战已经相当激烈，偷换他人之子这样的事如果被揭发，政敌们一定会以此作为攻击他的口实，胤禛一向小心谨慎，又何至于愚蠢到这种程度？另据海宁陈氏宗谱记载，陈元龙有一妻二妾，共生一男二女，然而其次女都比弘历要大二十四岁，可知在现实生活中，胤禛根本不可能演出以女换男的调包戏。
从清宫档案的相关记载来看，弘历为胤禛的亲子无疑。他于1711年9月25日出生在雍亲王府，母亲是钮祜禄氏，本为胤禛第五个儿子，排行第四，由于三个哥哥已夭折，实际是胤禛的第二个儿子。此时距胤禛晋升为亲王还不到两年，又正值康熙废而复立太子，然而太子地位依旧岌岌可危之际，包括胤禛在内的不少皇子都想谋取储位，如果胤禛膝下仍仅有一子，不免显得单薄，对他争储不利，因此弘历的出生也确实为他争储增添了砝码。
清代皇室重视教育，弘历六岁就学，自九岁起受业于庶吉士福敏。作为弘历的第一个启蒙老师，福敏性格刚直，教学态度严格认真，弘历对此颇为感念，认为在他“冲龄就儒”时，主要来自福敏的“启迪之力”。弘历自己也聪明伶俐，从小就有过目成诵的能力，到他十三岁以前已“熟读诗书、四子，背诵不遗一字”。
弘历这种超强的记忆力或许来自祖父的隔代遗传。康熙曾经说过，凡是他看过的书，即便有日月间隔，也不会遗忘。到了康熙老年，记忆力虽已有所下降，但他仍准确地知道自己想要查找的内容在某书的某卷某处，指令近侍人员去取，从无差错。
康熙晚年经常住在京城西郊的畅春园，为了让皇子和心腹重臣陪驾方便，他把京西的许多花园赏赐给他们居住，赐给胤禛的便是日后闻名遐迩的圆明园。
圆明园原为一座荒废了的明代私人花园，至清代才重新成为官园，但初期规模仍很小，胤禛受赐后对圆明园做了一些兴建，至康熙末年，园子已经修得很像样子了。圆明园四十景之一的牡丹台（后改名为镂月开云）即修建于这一时期，此台主殿乃香楠木所建，殿顶的两色琉璃瓦砌成图案，从而营造出了金碧辉煌的效果，不过整个景点最吸引人之处却还不是建筑外观，而是殿前台地上的牡丹，也正是通过这些牡丹，弘历得到了与祖父亲近的良机。
康熙素来喜爱牡丹，据说他可以识别出九十种不同品种的牡丹花，1722年4月，恰是牡丹盛开的时节，牡丹台数以千计的牡丹花竞相开放，争奇斗艳，应胤禛之请，康熙四天之中连续两次到牡丹台观花，其间胤禛将时年十二岁的弘历正式引见给了康熙。
祖孙三代，也可以说是跨越时空的三朝天子，就这样神奇地会聚于一堂。康熙一见弘历就喜爱上了这个皇孙，决定即时带回宫中养育，这是弘历少年时代极为重要的一个时刻，后来成为皇帝的弘历专门在牡丹花会的现场立了一块石碑，刻上两次盛会的事迹，以志纪念。
自弘历入宫，康熙每于政暇之时，经常辅导他学习，教他读书写字。有一次康熙让弘历背诵宋儒周敦颐的名篇《爱莲说》，弘历不仅背得滚瓜烂熟，而且能够融会贯通，解释透彻，康熙非常高兴，夸奖道：“这孩子进步神速，已经超过我小时候了。”
弘历随侍宫中，最明显的变化是眼界宽了，所学内容和范围也大大超过之前。骑射向为爱新觉罗氏祖传家法，在皇族之中，贝勒胤禧、庄亲王胤禄均为骑射方面的佼佼者，康熙让弘历向这两个小叔叔学习，其中胤禧教射箭，胤禄教火枪。弘历天资聪颖，学得很快，小小年纪已能驰马挽弓，康熙常常让他给群臣做表演，以此检验他的能力。当弘历引弓施射，接连射中箭靶时，康熙也总是喜不自胜，他的这些神情都无比清晰地印入了弘历的脑海，“持满连中，皇祖必为之色动”。
在清朝崛起和发展的过程中，用火绳枪进行射击的技能日益受到重视，康熙本人就是既擅用弓又能用枪。胤禄负责教弘历使用火枪，他在弘历初次练习时，曾在一百步外缚一只羊让他试射，结果刚学火枪不久的弘历一枪即得以毙羊。康熙知道后很高兴，在去南苑狩猎时，便在南衙门宫门口放了一个较远的靶子，想要亲眼看一看弘历的枪法如何。
靶子越远，火枪中需要装填的火药越多，相应地，火枪也就越重，弘历毕竟年纪太小，抬不动那么重的枪，因药少力弱，弹丸未能直接到达靶子的位置，然而落地后反弹，居然仍打在了靶子上。康熙见状大喜，不但予以口头褒奖，还赐弘历一支“旧准神枪”，后被弘历视为至宝，精心保存了一辈子。
1722年5月27日，距弘历入宫不到二十天，康熙从北京出发，前往热河的避暑山庄，举行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塞外之行，弘历被他带在了身边。
避暑山庄的万壑松风殿南面，有一个鉴始斋，康熙将弘历安排在那里居住，以便祖孙可以随时见面。一天，康熙泛舟山庄，当御舟停泊于晴碧亭下时，他大声招呼弘历，让皇孙上船同游。听到祖父的声音，弘历立刻向岸边跑去，鉴始斋位于山林之上，看到弘历顺着岩壁疾奔，康熙怕他摔倒跌伤，忙连声高呼：“不要跑，慢慢走！”
直至弘历登上御舟，康熙才松了口气，关爱之情溢于言表。
随着祖孙之间感情的日益增进，康熙爱屋及乌，对弘历的生母钮祜禄氏也生出了好感。8月31日，胤禛邀皇父赴狮子园进宴。狮子园亦是康熙赏给胤禛的私园，就位于避暑山庄近侧，康熙带着弘历赴宴后，当即指名传见钮祜禄氏。
相传钮祜禄氏的娘家只是承德城里的普通市民，家里连用人都雇不起，十三岁时她随别人到京师，正好宫内选秀，她跟着去看热闹，结果被负责安排的人错当成了秀女，后来当事人发觉自己弄错了，但又唯恐被宫中处分，只得将错就错，令其入末班候选。
清宫选秀，以十人为一列，一列一列轮着来，末班就是最后一列。安排的人把钮祜禄氏排到最后，就是希望走走过场，未料她却被选中了，并被分派至四皇子胤禛的府中。胤禛不好女色，平时与福晋都分房居住，本来钮祜禄氏也绝无机会，偏巧有一年夏天，胤禛染疾，福晋们多不愿意接近，以免被传染，只有钮祜禄氏奉嫡福晋之命，旦夕侍奉于胤禛身边。胤禛病愈后，即将钮祜禄氏留于房中，以后也才生下了弘历。
在真实的史料中，钮祜禄氏的父亲凌柱任四品典仪，虽不是一般老百姓，但在高官多如牛毛的京城之中，也只能算是个名不见经传的中下级官吏，其亲戚近族中亦无显贵或著名人物，可见钮祜禄氏出身寒微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清初把皇子的侍妾也称为格格，钮祜禄氏自十三岁进入藩邸，身份始终都是格格，自然没有条件与康熙谋面。这次康熙不仅破格召见，而且在端详钮祜禄氏很久后，还连声称赞她“果是有福之人”，这是一个带有标志性的信号，从此以后，钮祜禄氏因为儿子的缘故，在公公、丈夫心目中的地位均得以骤升。
夏去秋来，康熙携弘历离开避暑山庄，赴木兰围场狩猎（称为行围）。行围前，康熙先竖靶子，令弘历为侍臣们进行射箭表演，弘历没给祖父丢脸，左右开弓，连发五箭皆中，使得康熙喜不自胜，大加称赞之余，还赏赐他一件黄马褂作为奖励。
行围本身是勇敢者的游戏，初次参加行围的弘历很快就遭遇了一次险情。在永安莽喀围场，康熙用火枪击中了一头熊，他以为熊已被杀死，便命侍卫领着弘历上前用箭射熊，揣度其用意，应该是想让爱孙唾手可得“初围获熊”的美名。孰料弄巧成拙，受了重伤的熊并没有立刻死亡，就在弘历骑马走上前时，它竟突然立起，向弘历扑去。
面对突发险情，侍卫们慌作一团，弘历则立即拉住了马的缰绳。千钧一发之际，康熙眼疾手快，迅速补上一枪，将熊击毙在地，这才化解了这场危机。
遇险时，虽然弘历可能心里多少也有些发毛，但起码从行动到神情，都表现得沉着冷静，镇定自若。行围结束，康熙心有余悸，指着弘历对妃嫔们说，今天真是太惊险了，如果这孩子早一点儿上马走过去，熊起马惊，会发生什么样的乱子啊！
此后，康熙便禁止弘历直接行围，只允许在帐外不远的地方向胤禧、胤禄学习骑马和使用火枪，与此同时，他也很欣赏弘历的临危不惧，说“此子命极贵重，福将过予”——这孩子的命太贵重了，他将来的福气一定会超过我！
1722年10月，康熙结束塞外之行，携弘历回到北京。不久，康熙因病去世，临终前他传位于胤禛，次年，胤禛改元雍正，称雍正帝。
雍正即位之初，朝野就有一种传言，认为雍正能被康熙最终确定为皇位继承人，是因为弘历的缘故，甚至有人说康熙原先其实对雍正并不垂青，因钟爱其子，始立其父。朝鲜使臣金野通过翻译打听到，康熙病重时曾对大学士马齐说：“第四子雍亲王胤禛最贤，吾死后必立为嗣皇，胤禛第二子有英雄气象，必封为太子。”
倒是弘历自己对此有清醒认识，他觉得祖父不管对他有多喜爱，都是先喜爱父亲才惠及于他的结果，而不是相反。他后来回忆说：“皇祖之孙百余人，其中比孙臣（弘历自称）更具聪明才识，更好学博闻，资历也更老甚至已在朝中担当大事者，可谓比比皆是。以孙臣这么小的年纪，又赋性鲁钝，能超出诸孙而得到皇祖的恩宠，难道不是因为皇父受到皇祖的钟爱而兼及于孙臣的缘故吗？”
弘历所说并不完全是谦逊之词。想想看，康熙有这么多的嫡亲皇孙，他们平时又大多随父亲居住于藩邸，兼之康熙日理万机，你要他将所有皇孙的名字一个个叫出来，恐怕都不是一件易事。
就在牡丹花会的前两个月，年近六十九岁的康熙为预祝自己的七十岁生日，曾在乾清宫举办生平第二次千叟宴，弘历也参加了那次宴会，并奉命为与会的老人执爵授饮，但康熙当时显然并没有能够对他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
正是在雍正的精心安排下，康熙才通过两个月后的牡丹花会真正认识了弘历，也才有了尔后祖孙共同生活达半年之久的缘分。如弘历所言，如果当时康熙不是喜爱雍正，恐怕连牡丹花会都不会参加，自然也谈不上对弘历爱怜有加，乃至携至宫中抚育了。
康熙关怀弘历，最初应该仅为祖孙之间感情的自然流露，而不是出于继统的考虑。毕竟当年被康熙养育于宫中且受其偏爱的孙儿，远非弘历一个，如废太子的第二子弘晳就是这种情况，他受康熙钟爱的程度甚至还超过弘历。当然，在康熙晚年饱受诸子争储困扰的情况下，弘历的陪伴也确实给康熙带来了一些天伦之乐，有利于他与雍正的感情交流，从这一点上来说，至少对雍正继承皇位有益无害。
截至牡丹花会时，雍正共有三子，依次为弘时、弘历、弘昼。弘时是弘历的三哥，他的生母是侧福晋李氏，其地位已相当于嫡长子，但弘时少不更事，不懂得如何保护自己，与八叔允禩（即胤禩，雍正即位后为避其讳，胤均改为允）的关系尤其成为他的致命软肋。
在康熙朝的争储大战中，允禩一度曾是最热门的人选，然而也因此遭到康熙的猜忌和憎恶，弘时却选择了与其接近，这等于是把战火引到了自己身上。康熙末年，康熙分封一部分大龄皇孙，胤祉之子弘晟、胤祺之子弘升均被封为世子，只有弘时没有得到封号。清代皇子满十五岁即可奏请封爵，当时弘时已经十七岁，按理早就到了可受封之年，而且雍正与允祉、允祺同为亲王，允祺还是雍正的弟弟，其一无所得的结果只能说明康熙对弘时有看法，认为他不配得到封号。
不单单康熙讨厌胤禩，雍正暗中也将胤禩视为争储路上的绊脚石和最大政敌，弘时不合时宜的举动，可以说把祖父和父亲都双双得罪了。
弘历的生母钮祜禄氏、弘昼的生母耿氏均为没有封号的侍妾（格格），按清初规定，格格的儿子即便长大成人，也领不到任何等级的王公封爵，只是一个闲散宗室，照理很难受到重视，但由于弘时被提前搁置，无形中等于把本该属于他的位置让给了两个弟弟。
弘历和哥哥弘时相差七岁，从年龄到性格、兴趣都有很大差异，而且他们不在一起读书，平时的接触似乎也不多。相比之下，弘历与其五弟弘昼年龄相同，两人从小生活在一起，同吃、同住、同师读书，除弘历被祖父带进宫中的那段时间外，几乎从未分开过。小哥儿俩的关系最为密切，即便弘历入宫，也互相思念着对方，“迹虽两地，心则相通”。
弘历、弘昼同受父亲宠爱，但弘历在资质方面要比弟弟强得多。两人在一起读书，弘历很快就能把所授课程熟记背诵下来，弘昼则较迟钝，功课总是落在后面，以至于到了该散学的时候，功课还尚未做完。这个时候，作为他们共同塾师的福敏就只好对弘历说：“弟弟还在书房里，做哥哥的怎好先走？”于是又给弘历增加新功课，以便使兄弟俩能够一起散学。
弘昼自己也承认他的天资不如哥哥：“会心有深浅，气力有厚薄，属辞有工拙，未敢同年而语焉。”雍正看在眼里，自然会更偏爱于弘历，用弘昼的话说：“吾兄随皇父在藩邸时，朝夕共寝食相同。”
概言之，在牡丹花会前，弘历就已从三兄弟中脱颖而出，正是因为雍正看好他，认为他最有前途和出息，可以在皇父面前为自己加分，才会撇开弘时、弘昼，而只向康熙单独予以引见。
弘历进宫后，以其天分和努力博取了康熙的欢心，雍正如愿以偿地达到目的，心情非常愉悦，弘昼后来证实：“皇父（雍正）见之，未尝不喜，皇父闻之，未尝不乐。”
雍正登基后，三个儿子都水涨船高，由亲王之子变成了皇子，他们随皇父由雍亲王府迁入紫禁城，住进了毓庆宫。雍正也开始以皇子的要求来对他们加强教育，除弘历原有的启蒙塾师福敏外，又特旨选任朱轼、蔡世远、张廷玉等人为诸皇子师傅。后来这些师傅中教学时间最长，对弘历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朱轼和蔡世远。其时的弘历已有良好的学业基础，正待进一步培育深造，朱、蔡凭借自身深厚的儒家学养功底，不仅赋予弘历以必要的观念、知识和能力，还影响了他的气质性格以及兴趣爱好。弘历终其一生，都只承认福敏、朱轼、蔡世远是他真正的老师，并自称从福敏处“得学之基”，从朱轼处“得学之体”，从蔡世远处“得学之用”。
儒家的经史教育仅仅是皇子教育的一部分内容。皇子时代，弘历和兄弟们每天的日程安排都是这样：天没亮，就要顶着白纱灯进书房，听朱轼等汉学师傅授课或自行研读，一直读到中午，从下午一点至三点起，又有满洲师傅教国语、国书（满语、满文）及骑射，然后至薄暮方能休息。
雍正如此严苛地训练皇子，自然是希望从中产生出符合自己标准的继承人。事实上，皇子们所居住的毓庆宫位于康熙日常理政的乾清宫近旁，当年就是康熙专门为太子胤礽所选的太子宫。
清人称太子宫为“潜龙邸”，意为太子住在府邸时，就已是一条尚未升腾的潜龙，只可惜胤礽这条“潜龙”最终并没有成为真龙，在康熙末年的那场争储大战中，他被康熙两立两废，之后被永远囚禁，成了一具政治僵尸。
取废太子而代之的雍正既是争储大战的胜利者，同时也是亲历者，他本人从内心深处并不愿意自己的子嗣重演骨肉相争的惨剧，因此坐上皇帝宝座不久，便公开宣布了新的建储方法，这就是秘密立储制。按照秘密立储制，雍正将心仪的皇储名单写于密诏之中，密封于锦匣，收存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后。
由于皇帝经常不在宫中居住，而是在圆明园安身，为了防止一旦有事，身边没有遗诏，进而导致被指定的储君不好即位的情况发生，雍正又写了一份内容完全相同的密诏，并将其藏于圆明园内。
人们后来知道，被雍正写在密诏上的储君就是弘历，但在当时属于皇家绝密。雍正规定，只有在他死后，臣下才能拆看密诏，他认为这样一来，诸皇子既不知道自己是否为储君，也不知道储君是谁，便可以避免彼此间的争夺及对他这个皇父的不满。可是实际上，密诏是死的，人却是活的，雍正自己虽然对皇储人选严格保密，但在他平时的言谈话语和行为举止中，仍不可避免地会透露出喜怒好恶，接近他的人也会依此对储君人选进行判断和推测，他们得出的第一个结论便是：弘时已问鼎无望！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的“活计档”记载，雍正元年即1723年年初，雍正接连将数珠、砚台等物品赏赐给弘历、弘昼，但却不包括弘时。此后雍正在公开发表谈话，宣布秘密建储时，直言：“诸子尚幼，建储一事，必须详加审慎。”这一年弘时二十岁，已经不小了，年纪小的是弘历、弘昼，一个十三岁，一个十二岁，雍正的弦外之音完全可以理解为他根本不考虑立弘时为皇储。
当年是康熙周年忌辰，被雍正遣往代祭的皇子并不是老大弘时，而是老二弘历，翌年再祭，派去祭祀的又是弘历……
弘时像被冷藏了一样，他的兄弟们也都在不同程度上感受到了父亲的这种态度，不得不与其保持距离。弘历那时候写了很多诗文，常常提到和自己一起读书的弟弟，也包括与他年龄相仿的几个小叔叔，但却没有一次提到过弘时。
皇宫中母以子贵，弘时生母李氏在藩邸时就已是侧福晋，但在雍正登基后却仅被封为齐妃，与此同时，弘历生母钮祜禄氏晋为熹妃，弘昼生母耿氏也晋为裕嫔，位分上已与李氏并驾齐驱。
要一个年轻人默默忍受这一切是很难的，随着父子俩矛盾的彻底爆发，弘时被迅速卷入一场后果极为可怕的政治旋涡之中。
弘历的祖母乌雅氏一共生了三个儿子，能够长大成人的除了雍正，便只有弘历的叔叔允禵，他也是弘历在出生后唯一见过的嫡亲叔叔。弘历的这个叔叔文武双全，才三十一岁就被任命为抚远大将军，主持西北军务并平定了西藏战乱，康熙称赞他“确系良将”“有带兵才能，故令掌生杀重任”。他的不幸在于没有被康熙作为继承人，又与雍正因争夺皇位而成了死对头，结果在雍正初年便被革职囚禁，从此不见天日。
乌雅氏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一个亲生儿子被另一个亲生儿子逼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而自己却又无能为力，其心情之崩溃与绝望可想而知。民间传闻她因反对儿子的所作所为撞铁柱身亡，虽然并非事实，但从史料中透露出的一些信息来看，雍正母子的确不和，乌雅氏病逝亦与此有关。
这只是雍正朝所谓“允禩集团案”的一个开幕序曲。康熙末年，以胤禩为首，胤禟、胤䄉、胤禵、允祉等人都曾是雍正在争储路上的劲敌，雍正即位后，认为他们依旧严重威胁着自己的皇权，为了巩固权位，便对这些政敌展开了残酷的打击和清洗。允禩等人在雍正初年逐一被囚（只有允祉系在雍正末年被囚），他们的子弟以及与之有关系的宗室、大臣也大批大批地受到牵连，允禩之子弘旺、允禟之子弘晹、允禵之子弘春、允祉之子弘晟，这些弘历见过或未见过的堂兄弟，都遭到了削爵等处分，其余被关被杀的还有不少。
对于一个国君而言，打击政敌也许是必要的，但如此残酷和六亲不认，大概除了雍正自己，没几个人会赞成。据清史学家孟森考证，“盖世宗（雍正）处兄弟之酷，诸子均不谓然”，意思是看到雍正那样残酷无情地对待允禩等叔伯，他的几个儿子都觉得太过分，当然这其中也包括弘历，只是他们大多不敢当着父亲的面表示反对而已。
1726年，大清洗进入高潮，允禟、允禩一前一后，均在囚禁中被折磨致死。与允禩关系很好的弘时也又一次惨遭大祸，当年雍正召诸皇子和诸王大臣至乾清宫赋诗，与会诸皇子中仅有弘历、弘昼，时年二十三岁的弘时似乎完全消失了。次年，当这位皇长子再次出现在人们视线里的时候，他被削去宗籍离世的消息已经传得沸沸扬扬。
官书中对弘时的事讳莫如深，雍正朝实录中甚至连他的名字都不载，更不用说述及为何要削籍以及弘时最后如何死亡的细节了，只有皇族族谱即玉牒中用了一句“性情放纵，行事不谨”，简要概括了他得罪的原因。
削去宗籍乃是除处死之外，对皇族成员的最严厉处罚，只有被皇帝认为犯了弥天大罪的人才会受此惩处，在弘时之前，雍正也仅用于允禩、允禟这两位他最痛恨的政敌身上。雍正的儿子本来就不多，弘时是仍然健在的最年长皇子，而且当时已娶妻妾，如果仅仅是“性情放纵，行事不谨”，很难想象会被处分到如此严厉的程度。
值得注意的是，在弘时得罪的同时，他的堂兄弟弘曙、弘升也遭到处分，被双双革去了世子之位。弘曙的父亲允祐、弘升的父亲允祺虽然是雍正的兄弟，但他们并没有参与康熙末年的争储之战中，不算是雍正的政敌，也基本没有被大清洗所波及，所以弘曙、弘升此前在小字辈中地位较高也较稳定，在他们被处分前，很少有人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
官书中同样没有言明弘曙、弘升所犯何罪。联系弘时案，人们认为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而很可能三人是同一案件的共犯。专家推断，弘时在明知继统无望，屡遭父亲冷落和排斥的情况下，心中早就怀有怨气，又为祖母、叔伯、宗室们的遭遇所不平，就免不了形之于色，乃至和雍正发生激烈争吵。弘曙、弘升在小字辈中年龄较大，地位较高，自然责任感也会强一些，加之年少气盛，血气方刚，很可能与弘时有所联系，也跟着一道表示了异议。简单来说，这其实是一次皇室小字辈对雍正暴虐行为的集体抗议，结果惹得雍正大发雷霆，不但将两个侄子革去世子之位，而且不惜把自己的亲生儿子也划入敌对阵营，并做出了至为严厉的处分。
弘时究竟是怎么死的，没有人确切地知道，有说他是被雍正所赐死，还有说是因愤激而自尽，总之境遇极其凄惨。古语“虎毒尚不食子”，康熙朝时争储大战惨烈到那种程度，皇长子胤禔、废太子胤礽劣迹斑斑，几乎把康熙给活活气死，但康熙也只予以圈禁，后来还一度放出了胤礽。弘时至多不过是在某些敏感问题上与雍正意见相左，即或父子真的闹翻，亦罪不至死，雍正行事之冷酷无情实在令人震惊。
就在弘时被逐出毓庆宫并得罪而死的时候，已经十七岁的弘历也搬出了这座颇不吉利的宫殿，不过不是因为卷入政治斗争，而是由雍正“赐成大婚礼”，娶了嫡福晋，不能再与兄弟同住了。
在清代皇室，女方的家族背景往往非常重要，甚至可以直接影响其丈夫或子女的前途和命运，弘历的八叔胤禩当初众望所归，但康熙却执意不肯将其列为皇储，理由之一就是胤禩的生母出身微贱。雍正既已密定弘历为太子，其嫡福晋也必然就是未来的皇后，自然更要对此加以慎重考虑，他替弘历挑选的新娘富察氏系满洲镶黄旗人，康熙朝户部尚书米思翰的孙女、察哈尔总管李荣保的女儿，家族的其他成员也多不乏重臣显贵，乃名副其实的满洲望族出身。
富察氏出嫁时十六岁，比弘历小一岁，正值古人所说的“二八芳龄”。美国克利夫兰美术馆收藏着一幅原存于圆明园的图卷，名为“心写治平图”，也称“乾隆帝后妃嫔图卷”。在这幅珍贵的图卷中，就有宫廷画家郎世宁为富察氏所绘的半身肖像，肖像创作的时间与富察氏刚出嫁时相距不超过十年，画中的富察氏年轻端庄，温柔内敛，虽不能说倾国倾城，却有着一种无言之美。
富察氏并不是弘历的第一个妻子，早在雍正初年，他就有了一个姓氏与富察氏相同的侍妾（格格），在大婚之后又先后娶了两位侧福晋和六位格格，加上富察氏，弘历在藩邸时有记载的妻妾共有十人之多，但能与之称得上心心相印并始终得其专宠的只有富察氏一人。
弘历和祖父康熙一样，饱受儒家文化浸润，用他自己的话说，“自幼生长宫中，讲诵二十年，未尝少辍，实一书生也”。他所认定的佳偶标准也因此深受儒家妇德观，特别是史书所载古代后妃嘉言懿行的影响，概言之，能够被他欣赏的女子，除了年轻貌美之外，还必须个性温和，善于体贴他人，能为丈夫分忧解劳和孝敬老人。
富察氏不仅完全符合上述标准，甚至堪称最佳典范。她虽出自名门望族，然而身上并没有一些贵族女子所沾染的骄矜、虚荣、浮华等毛病，性格平和稳重，从来不摆架子，不盛气凌人。生活上，富察氏节俭贤惠，不喜欢浓妆艳抹，也不佩戴金玉珠翠，而仅以通草绒花为饰，与此同时，作为嫡福晋，她把家里安排得井井有条，不需弘历操一点心。弘历的生母钮祜禄氏出身寒微，但富察氏对这个婆婆很尊敬，从侍候她吃饭到陪着说话，可谓无微不至，婆婆生病的时候更是衣不解带地在旁边服侍，直到婆婆病好才离开。
富察氏不仅是能够被世俗社会所认可的好妻子、好媳妇，而且具有丰富的内心世界，是一个集漂亮与能干、聪明与天真、温柔与活泼于一身的女性。出身名门的她从小知书达理，与弘历有共同语言，这且不说，身为大家闺秀，居然还会骑马且马术精湛，可以经常随丈夫外出狩猎。
藩邸时期的弘历除读书外，能够作为娱乐和户外活动的就只有骑射田猎了，对他们夫妇而言，骑射田猎几乎就相当于结伴春秋郊游。每当这个时候，小两口一面跨马扬鞭，一面欣赏周围景色，“驰射平原中，随意娱芳年”，他们的感情也在不知不觉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融合和升华。
在弘历的童年时代，雍正所有的争储活动都尚处于隐秘状态，宫中因争储而掀起的波澜也不会对他们这些小孩子产生多大影响，他的生活平静安定，十二岁被康熙携入宫中的那段经历，更成为弘历一生中最值得夸耀的幸福时光。十二岁以后，尽管父亲得到了皇位，弘历自己也随之成了皇子，但他却很难说是快乐的，因为一系列的伦常惨变几乎接踵而至：十二岁时，祖父康熙突然病故；十三岁时，祖母乌雅氏郁郁而终；十六岁时，两个叔叔允禩、允禟双双被害；十七岁时，哥哥弘时得罪致死，其余不少叔伯和堂兄弟也都遭到圈禁和严处。
除祖父病故外，其余惨变全都与雍正发起的大清洗有关。看到这么多自己从小就熟悉的亲人遭遇可悲的下场，而且还都出自父亲之手，弘历受刺激和伤害之深可想而知。
尽管弘历从道义和理性上都难以认同父亲的所作所为，但他也不敢重蹈哥哥的覆辙，向父亲进行劝谏，只能在惊骇、迷惑、痛苦、彷徨中默默煎熬。富察氏的出现，犹如一道七彩光芒，把弘历从阴霾中带出，在属于他们自己的小小家园里，重新营造了一个温暖柔情的世界。
自此以后，不管户外如何风雨声大作，少年人总是能做到镇静自若，处之泰然。弘历与富察氏结缘的地方是皇宫内的乾西二所，大婚之后，这里便成了他们的住所，在乾西二所，弘历给他最主要的书房起名为“乐善堂”，他以此为题写了一篇《乐善堂记》，文中写道：“余有书屋数间，清爽幽静，山水之趣，琴鹤之玩，时呈于前。菜圃数畦，桃花满林，堪以寓目。”
雍正不仅一手为弘历挑选了嫡福晋，而且乾西二所其实也是由他亲自选定的。在雍正即位后，养心殿已成为新皇的理政中心兼寝宫，乾西二所距养心殿不远，有人认为这与康熙将太子住所放在乾清宫旁的毓庆宫一样，乃是雍正把弘历视为了皇储，希望随时加以督促，以便让他的行为举止符合自己的要求。
外界猜测弘历为皇位继承人的另一个依据，是此时弘历生母钮祜禄氏已被晋封为熹贵妃。与钮祜禄氏曾同为藩邸格格的弘昼生母耿氏，虽然年龄、资格均长于钮祜禄氏，但未能被封为贵妃，弘时的生母李氏受儿子连累，也只被封为齐妃，钮祜禄氏的位分超越二人，仅次于皇后之下，在皇子生母中已独占鳌头。
大家都能够推想到的事，弘历自然也心中有数，但唯其如此，反而更令他有如履薄冰之感。自古皇储不好当，弘历的二伯允礽才一岁多就被康熙册立为皇太子，后来还曾奉旨监国，可允礽活了五十一岁，大部分时间都在做太子，而且最终也仍然没能逃避被废的命运。
假如雍正中途对弘历不满意，则必然要在其他皇子中另择人选。本来弘历除了弘昼外，还有一个弟弟福惠，福惠降生于康熙去世前一年，自幼得到雍正钟爱，还在他七岁时，雍正就忙着给他分配了属下人。可惜福惠没享福的命，八岁就死了，福惠死后，在弘历的兄弟中，能拿来与弘历做比较的，便只有和他年岁相当，基本条件也无太大区别的弘昼了。
雍正登基后第一次到天坛祭天，礼毕召弘历至养心殿，给了他一块祭祀的胙肉吃，却没有赐给弘昼。史家解释此为“承福受胙”的寓意，即有意把江山托付给弘历，弘历自己后来也认定，皇父在祭天时必然已将立他为储君的心愿默告于天，所以只将胙肉赐给他，而不让弘昼分享。不过除了这件事之外，雍正平日里对他们哥儿俩基本都是一碗水端平，没有厚此薄彼的表示，在“活计档”的记录中，凡雍正对皇子有所恩赏，给弘历、弘昼都是一样的，甚至有时弘昼还超过弘历。
雍正这么做，一方面是出于保密的需要，不让别人知道他选定的皇储究竟是谁，以免像康熙朝时一样，提前在皇储周围形成了一个尾大不掉，甚至威胁皇权的势力集团；另一方面也相当于在为原定储君准备替换人选，以便可以随时进行替换。
弘昼比弘历小三个月，论才智学识也不如弘历，但这并不能说明弘历在继统问题上就能稳操胜券，因为归根结底，谁能成为最终的继承人得由老皇帝一个人说了算。弘历对此非常清楚，他能做的便是吸取二伯和哥哥的教训，用儒家内求于己，以适应外部环境的传统办法来对自己进行保护，他给他在乾西二所的两间居室分别取名为“随安室”和“抑斋”，即暗寓了这种随遇而安、谨慎小心的心态。
为了明哲保身，有时候即便加以迎合也是必要的。雍正执政期间最喜欢别人报送祥瑞，私下又爱谈僧道，弘历本来对这一套完全不感兴趣，但为了讨皇父欢心，他还是主动凑上去，创作了《万寿日庆云见苗疆赋》《景陵瑞芝赋》等许多诗篇，不惜笔墨地大书特书“庆云”“瑞芝”等所谓祥瑞。
1729年冬天过后，雍正得了一场大病，几乎不治，次年夏天，他召见弘历、弘昼，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以及大学士、内大臣数人，“面谕遗诏大意”，准备正式草拟遗诏。从雍正去世后官方正式公布的遗诏来看，“遗诏大意”应该是透露了指定弘历为皇储的信息，如果是那样的话，就表明自秘密立储以来，弘历的表现已得到雍正的认可，同时也显示从这一年起，不但弘历知道了自己皇太子的身份，高层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掌握了这一机密。
当年秋天，二十岁的弘历将他所作的诗文挑出一部分，选编了一套文集，命名为《乐善堂文钞》。文集付梓时，他请十四个人作序，弘昼、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以及他的师傅张廷玉等人都在内。这些人异口同声，对弘历都是一片赞扬之词，有的序言甚至使用了“天授之才”“上接列圣之心传”“进德修业之功”等词汇，几乎就差说弘历是未来的天子了。
作为弘历最主要的潜在竞争者，弘昼不仅在序言中承认弘历曾受皇祖康熙抚爱，具有先天的政治资本，而且还说弘历已得圣贤“经世宰物之方”，自己不敢与哥哥相提并论等，表现得心悦诚服。
弘历虽然在自序中说他之所以刊刻这套文集，是为了实践儒家言行一致的原则，以己言来检讨己行，但其真实目的也远非如此单纯。在文集中，他回顾了“乐善堂”的起名缘由，“盖取大舜乐取于人，以人为善之意”，又多次提及康熙对他的钟爱，回忆康熙曾赐他“长幅一，复赐横幅一、扇一”的往事，着意强调康熙对他“恩宠迥异他人”，而他“得皇祖之泽最深”。
大舜乃上古帝王，弘历自称取法大舜，很容易让人想到，他是要在即将接班的关键时刻，尽快在皇族和朝臣中树立起自己作为未来英明君主的形象。同样，尽管他和康熙的感情确实极其深厚，但这时候刻意把祖孙情挂在嘴边，显然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有着标榜自己，突出其即位正当性的目的和用意。
弘历在青少年时期就喜读历史，选编《乐善堂文钞》前，他写过五十余篇史论，还有许多咏史诗，然而其中没有一篇涉及当前政治，甚至对于作为近期历史的明清史也不多作议论。恰恰在《乐善堂文钞》中，出现了一篇题目为“宽则得众论”的论说，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以评论古代皇帝是非功过的方式，曲折地表达了他的政治态度和倾向。
弘历眼光很高，历代帝王中没几个他瞧得上的，即便赫赫有名的秦始皇、隋文帝亦如此。他为什么瞧不上这二位呢？缘于秦始皇、隋文帝“以褊急为念，以刻薄为务”，虽然都非常勤政，但“亦何益哉”，等到他们一死，朝政马上就乱七八糟了。
虽然“勤政”但失之“褊急刻薄”，恰恰是雍正施政的特点。他自即位起便实施所谓“威严政治”，除先将自己的兄弟及有关的宗族、大臣抓的抓，杀的杀外，后对当初扶他上台的权臣年羹尧、隆科多大开杀戒，继而又借“科甲朋党案”，对科举制度出身的官员进行打击，皇宫和朝中由此人人自危，到处弥漫着一股战战兢兢的恐慌气氛。
在民间，雍正的名声也很糟糕，就在雍正得病的前一年，湖南书生曾静密遣门徒张熙，投书于川陕总督岳钟琪，抨击雍正是暴君，犯有谋父、逼母、弑兄、屠弟等十大罪状，企图策动岳钟琪起兵反清。岳钟琪立即奏报雍正，经过审理，曾静供认其反满思想受到浙江大儒吕留良的影响，但关于雍正的罪状则都来自他所听到的民间传言。
雍正对曾静案的处理方式非常独特，他一方面将已故的吕留良戮尸枭首，另一方面却将曾静的供词、追悔和转而颂扬他的文章汇集到一起，加上他本人处理此案的上谕，编成《大义觉迷录》，并颁布全国进行公开宣讲。
雍正的意图是要把《大义觉迷录》作为一种宣传品，借以反击排满思想，巩固其政权，然而此事客观上却起到了散布“罪状”的作用，弄得连乡间不识字的老头老太太都知道了雍正那些似有若无的劣迹。
雍正素不在乎骂名，否则就不会在大清洗中咄咄逼人，以及把别人咒骂自己的文字当成宣传武器了，为此感到尴尬难堪的恰是他的家人，包括弘历。
秦始皇、隋文帝虽是古代有名的帝王，但传统正流文化一直对他们批评不断，尤其秦始皇更被口诛笔伐，对他们进行褒贬评骘，相对来说没有太大的危险，于是弘历便在《宽则得众论》中借题发挥，拿秦始皇、隋文帝做靶子，进而对“宽大政治”大加赞扬。
何谓“宽大政治”？按照弘历在文中的表述，应该是“宽以待物，包荒纳垢，宥人细故，成己大德”，他认为施政者如果能够如此，“则人亦感其恩而心悦诚服矣”，也就是说，严政可以做到的事，宽政同样可以做到，而且还不致人心不服，民怨沸腾。
“宽大政治”其实是康熙的政纲。童年时代与康熙的那段生活经历，被弘历视为一生中最大的“荣遇”，自那以后，他便将祖父作为自己的崇拜对象，不断加以学习和仿效。随着他和父亲之间在性格、观点方面的差异越来越大，这种学习和仿效也逐渐显露出了其现实意义——在明清以前的帝王中，弘历独重三人，分别是汉文帝、唐太宗、宋仁宗，这三人都可以说是“宽大政治”的倡导者和践行者。
《宽则得众论》属于课业文章，也就是老师交代要完成的作业，弘历在写这篇文章时肯定不是要直接向皇父提意见，而只是其真实思想在无意中的流露，说明他这时候已经在思考，如果自己一旦继位，将执何种政纲了。
就在弘历踌躇满志、跃跃欲试之际，雍正的病却又慢慢好了起来。因为身体和精神都已大不如前，雍正明显增强了培养储君的紧迫感，鄂尔泰等名臣都被派来陪侍皇子读书，与此同时，不知道是不是从《宽则得众论》等文章中闻出了不同的味道，他认为弘历“赋性宽缓”，处事态度过于温和，曾“屡教诫之”。
自雍正病愈后，弘历更加频繁地代父参加各种祭天、祭祖的礼仪活动，然而此前从未涉足其间的弘昼也接到了同样的使命，只是数量和内容都大大少于弘历而已，这似乎意味着，雍正仍会随时以弘昼换下弘历。
考察期继续无限延长，甚至看起来危险系数比原来还高，当事人似乎一不小心就可能跌入悬崖，弘历急忙收敛锋芒。他第一时间向皇父承认错误，“仰承圣训，深用警惕”，之后不再触碰类似《宽则得众论》的文章或观点，其表现一如雍正生病之前，除了绝对服从就是百般孝顺。
对于弟弟弘昼，弘历亦不因他和自己存在事实上的竞争关系而加以憎厌或排斥。弘昼自小受到雍正的溺爱，染上了王族贵胄身上的骄横通病，为人处世常常表现得我行我素，弘历与之相处，总是以礼相让，从不与之计较。
继病中“面谕遗诏大意”，隐隐约约地透露弘历被指定为皇储的信息后，雍正还曾单独将遗诏向鄂尔泰、张廷玉做了说明，并交代说“汝二人外，再无一人知之”。这等于让鄂、张提前拆看了密诏，弘历可能并不知道鄂、张已成为事实上的托孤重臣，但至少明白二人都是皇父身边的宠臣，不能不优礼有加。鄂尔泰奉命经略西北，弘历作诗相赠，将其比作古时名相谢安和裴度，祝他出征后马到成功，“边烽永熄”。张廷玉奉旨返安徽桐城老家，为其父之名入贤良祠举行典礼，弘历同样作诗相赠，推崇备至，称张廷玉是朝廷须臾不可离开的重臣。
包括鄂尔泰、张廷玉在内，弘历和周围多数人的关系都很融洽。师傅们有喜庆必赠诗祝贺，返籍养病则寄诗怀念，就算是对于普通太监，他也非常谨慎，从不轻易触犯，终雍正一朝，像康熙末年那样几乎人人攻讦储君的情况再未出现。
按正常制度，弘历很早就可以奏请封王，但由于他在十三岁时便被雍正秘密立为储君，所以一直没有被封王，弘昼也因此未能得到爵位。1733年3月22日，雍正突然决定给弘历、弘昼封王，其中弘历被封为和硕宝亲王，弘昼被封为和硕和亲王。
和硕宝亲王的“宝”有大宝也就是玉玺的意思，日后人们将它与雍正登基时的赐胙联系起来，解读为是雍正对弘历储君地位的进一步确认。至于雍正为何会突然想起给弘历封王，据他去世后官方所公布的遗诏披露，是为了使弘历“谙习政事，以增广识见”，以便将来能够挑起管理国家事务的重担。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中国历代朝廷都把祭祀和军事视为头等大事。封王之前，弘历主要埋首于学业，“问安视膳之余，耳目心思一用之于学”，封王之后，他被允许了解和参与边疆军事。
雍正末年，对西北准噶尔用兵以及平定苗疆叛乱最为棘手，弘历都奉旨参与了进去，但为了不致引起皇父的疑忌，他只是按照谕旨办事，雍正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不敢越雷池一步，和大臣们之间除办理必要事务外，亦很少来往。
至雍正晚年，两项棘手的边疆军务都没有能够得到彻底解决。前者劳师远征，几乎耗去国库帑银的一半，结果却屡吃败仗，雍正只得主动议和。后者也难见明显成效，以致与之直接相关的鄂尔泰被迫引咎辞去了伯爵、大学士。
就在雍正穷思竭虑，与诸臣商量该如何善后时，1735年10月5日，突遭疾病袭击。起先，他并未在意，只以为是偶感不适，仍在圆明园继续办公，在接下来的两天里，也“听政如常”，但第三天晚上，其病情开始像过山车一样急剧恶化。
雍正在他头脑尚保持清醒的时候，令弘历、弘昼在病榻前侍奉，即便到他去世前，也让弘历、弘昼以其名义一同急召大臣们入园。从表面上，外界看不出他对两个皇子有任何厚此薄彼的特殊表示，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曾对密旨中的密储人选及内容进行过修改。
直到圆明园的密旨被找出，张廷玉当场宣读之后，雍正于十三年前埋下的那个秘密才得以完全揭开，同时也让人们证实了一点，那就是老皇帝生前从未有过更改密旨的举动，表明他在这十三年来对弘历都是满意的。
10月7日深夜，雍正的遗体被连夜送回紫禁城，安放于乾清宫。雍正生前说过，建储密旨有两份，除圆明园的一份外，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后还藏有一份。移灵回宫的弘历等人进入乾清宫后，第二份密旨被取出与第一份对照，结果完全相同，弘历的名分地位问题就此再无任何争议。
看着密旨上父亲当年亲自书写的御笔，弘历百感交集，再次伏地痛哭。对这位事实上的新皇而言，曾经充满危机感的一段竞跑终于结束了，尽管前面还有更远更难的旅程在等待着他。
清初的几个皇帝在继位之初都曾险象万生，从弘历的曾祖父顺治、祖父康熙，再到他的父亲雍正莫不如此，前者是跟亲王长辈、权臣斗，后者是跟兄弟们斗，其间刀光剑影、喋血萧墙的场面屡屡上演，足以令旁观者不寒而栗。弘历则不再需要经受这些折腾，由于密储制度的设计、竞争者的减少变弱以及自身已长大成人，整个权力交接过程十分平稳，未起一点波澜。
雍正去世当晚，根据他五年前重病时对后事所做的预安排，弘历宣布由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四人为辅政大臣。
鉴于康熙晚年对儿子们放松管束，使得诸子跋扈结党，揽权纷争的教训，雍正生前对弘历、弘昼的限制非常严格，即便长大后也不允许他们自建藩府、拥有属官，并禁止结交外官和过问外事。弘历本身也谨小慎微，这导致他原先认识和了解的高级官员极少，在这种情况下，他自然要更多地倚重于辅臣，因此次日即发布谕旨，提出按雍正所嘱，将鄂尔泰、张廷玉配享太庙一事写入即将发布的雍正遗诏。
对于中国古代的官吏而言，配享太庙乃是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一种超出常格的做法。五年前雍正确曾表示自己一旦死后，将让鄂尔泰、张廷玉配享太庙，但这一政治待遇能否实现，其实还得看新皇的态度，弘历宣布写入遗诏，就等于是对此做了最权威的兑现保证。鄂、张闻之喜不自胜，在“屡行固辞”，假意谦让一番后，终究还是感激涕零地接受下来。
鄂、张乃老牌官僚，焉能不知弘历为什么要加恩于他们，同时他们也没有理由不懂得如何进退。雍正预安排中设定的“辅政”一词最早用于康熙初年，当时康熙年仅八岁，现在弘历已经二十四岁，鄂、张等人感到再用这个词对嗣皇帝不尊重，且容易让人想起昔日专横跋扈的权臣鳌拜，对他们自身不利，因此两天后，二人就上奏弘历，要求将“辅政”改成雍正居丧期间曾用过的“总理事务”。
弘历当即允准，将辅政机构改称“总理事务处”，并降旨规定：“凡宫门一切陈奏，先告知总理事务王大臣，再行进呈。”
四位总理事务王大臣都是雍正生前的亲信重臣，对先皇感情很深，如今弘历又格外加恩，使得他们更加卖力。
在护送雍正遗体回宫的当夜，张廷玉只睡了一个时辰，一整天连水都没顾得上喝一口，鄂尔泰在禁中接连忙了七个昼夜才回家。为了保证雍正遗体和弘历的人身安全，允礼将禁紫城各门钥匙要到手中，亲自掌管并派专人对乾清门的出入人等进行管理。
1735年10月17日，弘历即帝位于太和殿，改次年年号为乾隆元年，至此，这位乾隆皇帝正式代替他的父亲，成为天下新的主宰。
雍正去世时，西北和西南的两项边疆要务都未能处理完，乾隆在忙于料理丧事的同时，明确表示：“目前紧要之事，无过于西北两路及苗疆用兵。”
准噶尔是崛起于西北的一支蒙古部落，当时称准噶尔汗国，其首领称为汗，主要据于新疆北路。准噶尔人“生性强悍，世为中国之患”，从早期的噶尔丹到后来的策妄阿拉布坦、策零，准噶尔汗皆为能征善战兼野心勃勃之辈，令清廷十分头疼。
雍正生前与策零基本打成平手，双方已进行过边界谈判，但由于在分界线上存在异议，谈判没有成功。鉴于历史上常有内忧启致外患的先例，乾隆一面飞谕西北两路统帅停止撤军，固守边界，一面连派得力大臣赶赴北路军营，以防准噶尔趁机进犯。
未几，策零派人送来书信，并遣回了先前作战时被俘的两名清军。虽然策零做出了这一希望继续议和的姿态，但乾隆认为不能轻信，还应加强防守，在此基础上，如果对方确有和谈诚意，自然最好，如果是以和谈做幌子，实质却是要发动大规模进攻，那么也不用过分害怕。因为准噶尔是草原游牧部落，需要用皮毛向中原换取他们所需的茶、布等，一旦发现无法攻破清军防线，而贸易又被切断，用不了数年，他们自个就会垮掉。
话虽是这么说，但乾隆心里其实也在打鼓。“数年”的含义不是一两年、两三年，而至少得是四五年，雍正朝的对准战争耗费巨大，已令国库存银急剧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再让数万清军在前线坐守这么长时间，仅仅部队钱粮的筹措就是一个难题。
要不先让前线部队在边防上待个两三年，然后撤兵，坐看准噶尔自动崩溃？也不行。准噶尔这种部落越是面临经济崩溃的危险，越会不顾一切地对外进行掠夺，到时倘若准军偷偷越过阿尔泰山，对清廷疆域内的漠北等游牧区进行侵扰，而朝廷的戍边部队又不能及时赶到，则失去安全感的漠北人必然会因此离心离德。
乾隆思前想后，决断不下。总理事务王大臣们随后进行讨论，大家建议折中处理，即前线总体撤兵，但在贮粮较多的边境城池分别留驻部分兵力以加强防守。
就在这时，策零派使进京呈送表文，除坚持原先主张的分界线外，他还以给双方多留空闲之地为由，要求漠北部落内徙。乾隆一针见血地指出策零缺乏和谈诚意，只是为了想要进行贸易才故作姿态，他让使节带话给策零：“如果能同意皇考（雍正）所定分界线，可遣使再来谈判，不然，就不用再派人来京了！”
在断然拒绝策零无理主张的同时，乾隆接受王大臣们的建议，宣布从西北撤兵，只在鄂尔坤、乌里雅苏台等处留驻必要兵力，这样既可向准部展示自己的和谈诚意，也能应付准军袭扰等不时之需。
策零由于连年战争，自身的人畜伤亡也很大，恢复双边贸易，以资喘息的心情迫切，见状只得放弃原来的非分要求，同意再次派使节进京谈判。
雍正去世前，清廷实际处于两线作战，同被牵制的困境，与西北对准噶尔部用兵相比，西南的“苗疆用兵”也一点儿都不轻松。
自元明以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聚居区普遍都实行土司制度，土司拥有大量世袭土地，并强迫土民为其农奴，耕田纳赋当差，俨然成了一个个“国中之国”。到了清代，在雍正支持下，鄂尔泰实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政策，将土司予以罢撤，转由中央派流官直接进行治理。
改土归流要动的是土司的“奶酪”，土司们自然不会买账，鄂尔泰以武力为后盾，剿抚并行，这才使改土归流得以推行开来。然而由于西南局势复杂，改土归流在各地执行的情况都不太一样，在贵州台拱、上下九股、古州一带地方，改土归流实施的最晚，彼时鄂尔泰已经奉命入朝，继任官员把改土归流看得过于简单容易，除了添设流官、派驻军队以外，未做更深入的调研和部署，致使当地歼余的土司势力仍然很大，从而造成了后患。
雍正末年，看到新派的流官在征粮中作威作福，欺压苗民，土司们趁机以“出有苗王”相号召，煽动苗民围攻官兵、破坏驿站，进而向附近各州县发动进攻。在不长的时间里，叛乱便以燎原之势迅速向贵州全省蔓延，造成了“逆氛四起，奔救不遑，驿路阻塞，省城戒严”的紧张局势。
为了平息叛乱，雍正从各省调兵三万余人进剿，同时成立办理苗疆事务处，任命当时还是皇子的乾隆以及鄂尔泰、张廷玉等人为办理苗疆事务王大臣，特命刑部尚书张照为抚定苗疆大臣，直接赴苗疆指挥平叛。令人感到沮丧的是，花了这么大的力气，前线却陷入了“以汤止沸，沸愈不止”的怪圈，中央政府因而处于极为被动的局面，朝中群情汹汹，对改土归流政策进行指责的论调甚嚣尘上。在这种情况下，连将改土归流视为自己一大功业的雍正也产生了动摇，他在与乾隆及其他王大臣商议时，叹息自己对苗疆“从前原不应料理”“以安民之心，而成害民之举”，表示等叛乱平定后可以考虑“弃置”，也就是将当地的改土归流重新倒退至土司制度。
办理苗疆事务是乾隆生平第一次处理政务，尽管他除了遵旨办事，并没有多少可发挥的空间，但也已通过观察和思考拥有了自己的主见，“其中情形原委，尤所熟悉”。对于雍正所津津乐道的改土归流，他内心深处并不认为有多大必要，甚至把它看作不应当进行的坏事，问题在于事情走到这一步，已经只能向前，不能后退——雍正在世时若说放弃改土归流，那是一回事，他上了台再放弃，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试问若不硬着头皮将战争继续打下去，不就等于承认雍正弄错了吗？朝廷和父亲的颜面何存？
乾隆能做的就是走马换将，迅速撤换前方主帅，他将办事不力的抚定苗疆大臣张照从前线召回，另以湖广总督张广泗代之，此后又授张广泗为节制诸军的七省经略，并明确宣布：“自扬威将军哈元生、副将军董芳以下，俱听张广泗节制调遣。”
张广泗系汉军镶红旗人，最初只是个捐纳出身的知府，后得鄂尔泰赏识和重用，成为改土归流进程的急先锋。在此过程中，他从一个知府不到一年时间就升为巡抚，继而再升总督，虽然有鄂尔泰着意推荐和提拔的因素，但张广泗自身也确实才能突出，尤其在“开辟苗疆”方面，其功绩甚至超过鄂尔泰，史书上中说“新疆（苗疆）辟土，张之力居多”。乾隆用这位治苗专家来替换张照，可谓知人善任，也说明相比于雍正，他对苗疆用兵失败的症结所在看得更为清楚和透彻。
张广泗奉命赴黔后，首先经过调查，将他所了解到的前线情况，包括将帅不和、指挥失当等问题，向乾隆做了详细奏报。原来张照是鄂尔泰的政敌，他到贵州后不专心进剿，却囿于门户之见，一面上书密奏“改土归流非策”，一面策动扬威将军哈元生一同上书弹劾鄂尔泰。哈元生系由鄂尔泰一手提拔，对此不予理会，张照又转而支持副将军董芳，从中制造矛盾，挑动将领们之间的不和。
张照虽为前方主帅，但缺乏军事才能，不懂得集中全力破敌，部署上“分兵分地”，致使几万大军在数月之间往返调动，劳而无功。具体率军平叛的哈元生等人也没比张照高明出多少，他们为了保护自己的戍防地不被攻破，明明手里有一万人，肯派出去攻剿的部队不过一两千人，这一两千人“东奔西救，顾此失彼”，完全无济于事。更糟糕的是，这帮人还不懂政治策略，平叛时不分降从，一律剿杀，苗民为此奔走相告，就算是原来打算降的也不肯降了，有很多人甚至先把自己的妻女杀掉，再回过头来与官军拼个你死我活。
乾隆看完奏报后，立即降旨将张照、董芳等人革职拿问，革去哈元生所授的扬威将军，暂留贵州提督职，交张广泗差遣，并由张广泗兼任贵州巡抚，等于将该省的军政大权都集中到了他一人身上。
早在开辟苗疆之初，主事管员就存在着策略上的分歧。时任镇远知府的方显力主对苗民招抚，认为实在不行才能用兵，用兵之后也还要“抚”，而且应重抚轻剿。他的这套策略一开始确有效果，不过由于过分注重招抚，最终又全都沦于失败。与方显不同，鄂尔泰视苗民为不通教化的蛮夷，主张如果苗民敢于抗拒官兵，就通过武治使其归顺，甚至还说：“但恐今日不杀少，日后将杀多，反是罪过。”
张广泗虽与鄂尔泰有特殊关系，也很敬重鄂尔泰，然而他对主抚、主剿都不赞成，所制定的策略是“剿抚并重”，即给予剿、抚同等重要的地位，具体来说就是先招抚，如果不从，则绝不姑息，同时剿过之后，也允许对方请降。
鄂尔泰当时是云贵广西总督，开辟苗疆名义上的最高指挥官，但他的衙署在云南，来贵州较远，也很少来贵州，于是便授全权于张广泗，让他独立负责苗疆事务。至张广泗离开贵州，调任外省时，苗疆施政已经成绩斐然，“剿抚并重”也被外界认为取得了成功，孰料多年之后，他和鄂尔泰所取得的这些成绩却差点儿因叛乱而被扫地以净。
在张广泗回黔前，叛乱已延续达半年之久。明清按社会发展程度的差异，将苗民分为生苗和熟苗，在清廷以往的印象里，比较强悍和容易滋事的多为生苗，但在这次叛乱中，熟苗也大量加入进来，其范围除传统的苗疆区外，还波及了周围很多所谓的“内地”州县。张广泗回黔后坐镇于镇远府，此处距离叛乱中心地区较远，但也已朝不保夕，岌岌可危，他在奏折中报告说：“生熟逆苗互相煽惑，凶焰炽张，几乎有不可扑灭之势。”
张广泗能够通过经营苗疆成为封疆大吏，绝非偶然，他既有“鄂尔泰式”的精明干练，同时对贵州民情地形也非常熟悉。叛乱始发地古州位于贵州苗疆的腹心区域，张广泗做过黎平知府，黎平距古州较近，这给他了解苗疆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之后他又借口去贵阳，以重金贿赂苗民，冒着生命危险对古州苗区进行了侦察。
古州有一处名为诸葛营五丈台的制高点，乃三国时诸葛孔明留下的古迹，苗人传说在孔明登台之后，便无人能登，登则头疼。张广泗到即登台观察，苗人见状大惊，以为张广泗要指挥部队打他们，于是聚众于山下，用土炮对其进行恫吓。张广泗索性在山上夜宿，半夜趁大雾沿山背下山。苗人见他突然出现在山下，不知所以，“惊以为神”。有人用刀割他所穿的绣袍，借以试探，张广泗不但不为所动，还笑着指指自己的胸口说：“此处不错，为什么不割这里呢？”苗人为其胆略所慑服，从此便任其走动而不再加以怀疑。
古州侦察期间，张广泗“密记其道里远近，山川险阻、形势、屯储、战守之地”，有这样的底子，加上又有雍正朝开辟苗疆的成功经验，张广泗此番对平定叛乱可谓成竹在胸。根据对苗区和苗情的了解，他将分化瓦解的手法与“剿抚并重”结合起来，先抚熟苗，“责以擒献凶首，缴纳器械，阻戳生苗，不许放入内地”，继而集结大军于镇远，分三路同时对苗军所活动的生苗村寨发动猛攻。
张照在贵州指挥的时候，官军互不配合，各自为战，苗军则避实击虚，声东击西，现在反过来，缺乏统一指挥的苗军成了被官军各个击破的对象，所部屡战失利，损失惨重。
在难以抵挡清军进攻的情况下，苗军被迫躲进了一个叫牛皮大箐的山区，此处林深树密，地势险要，且终年被雨雾笼罩，连靠近那里的苗民走进去有时都摸不清方向。张广泗见牛皮大箐易守难攻，便兵分八路，对进入山区的苗军进行包围和封锁，以防止其突围和逃逸。
牛皮大箐虽利于苗军隐蔽和打击官军，但山中缺乏粮食，无法长久坚持，因此在被围十余天后，很快就陷入了给养殆尽的窘境。张广泗趁机率官兵披荆斩棘，入山进行搜剿，在此期间，他采用了“以苗攻苗”（也称“以苗弱苗”）的办法，从苗军内部予以攻破。这一套路在苗军日暮途穷之际显得相当有效，据张广泗说，传令之初，只是一个地方的苗人举报另一个地方的苗人，接着是邻近苗寨之间的揭发，最后发展到同寨的人都互相检举和擒捉，即便亲属亦不放过，“每寨多献至数十人及百余人不等”。
牛皮大箐一役最后以苗军全军覆灭而告终，此役结束后，张广泗对之前参加过起义的所有熟苗村寨进行回剿，除“胁从”叛乱的苗寨大部分得到赦免外，其余八百余座苗寨皆被捣毁。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苗疆叛乱被张广泗彻底平定，他本人因功授贵州总督兼巡抚，世袭三等轻车都尉。这是乾隆继位后所取得的首次军事胜利，其遣将调兵的能力，以及和乃祖康熙一样注重后勤的特点，都在此次战事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张广泗围困牛皮大箐时，曾要求拨银八十万两，乾隆让户部立即拨出一百万两，攻下牛皮大箐后，又专拨六十万白银用于善后，并告诉张广泗“朕不惜费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鉴于贵州瘴气弥漫，在充分保证前线军需供应的同时，乾隆特命将大内专用的驱瘴药物运至军前，发给官兵，用以鼓舞士气。
苗疆平乱对当地苗民而言是一次空前的浩劫，苗民死亡人数之多、苗寨破坏之大，都是史无前例的，连张广泗也承认：“（苗疆）统计现存户口，较之从前未能及半。”乾隆对此深有感触，为了稳定苗疆，他宣布永远免除苗疆钱粮，“将古州等处新设钱粮，尽行豁免，永不征收”，苗民之间若发生诉讼，也不再需要照搬内地，而是可以遵照苗民自己的习惯解决，“俱照苗例完结，不必绳以官法”。
乾隆登基当天，鄂尔泰曾奏请回避御名，将“弘历”一词律改成“宏历”。乾隆不以为然，认为历代虽然都讲究避讳，但所谓避讳不过是“文字末节，无关于大义”，没必要太当回事。他指示，今后如果谁碰到要写“弘历”，都不必加以避讳，实在有臣工名字与他相同，不避讳又觉得于心不安，也不妨进行变通处理，“上一字着少写一点（弘缺末笔），下一字将中间禾书写为木（历作暦）”。
御名问题显示出新皇要按照自己的一套来行政了。就在乾隆登基前，清廷向全国颁布了雍正遗诏，其中收录了雍正五年前病中的“面谕遗诏大意”以及密旨诏书的主要内容，但有一部分却不是雍正的原话或原意，而是乾隆以父之名，自己加上去的！
皇子时代的乾隆虽然口口声声说将来要遵奉雍正教诲，继续维护严政路线，可实际上那只是为了自保所做的掩饰，如今父死子继，终于为他理想中的政治方案迎来了付诸实施的契机。另外，雍正尸骨未寒，乾隆也并不愿意伤害亡父及其所留下的亲信大臣们的感情，如果政局因此出现任何不安定的征兆更非其所愿，为此，他着实动了一番脑筋，让已经瞑目的父亲代自己发表政纲，是他当时能够想出的最佳办法。
经过精心构思和运笔，官方遗诏中的雍正摇身一变，成了宽严相济政治的倡导者，其观点为宽、严都是君主必要的施政手段，两者互相补充，交相为用。他之所以要大力推行“威严政治”，也并不是主观上非要这么做不可，而是看到一段时间里“人心浇漓，官吏营私”，为了“整饬人心风俗”，才不得不改宽政为严政。
有了这样一番铺垫后，再让雍正代言宽政也就不让人觉得突兀了。“雍正”在遗嘱中说，严政本来就是不得已的暂时办法，如今人心已知戒惧，继承者应负责把他执政期间的严政重新改为宽政。
借助于雍正遗诏，乾隆把自己的政纲定位于宽严相济政治，在讲话中提出：“治天下之道，贵在其中，故宽则纠之以猛，猛则济之以宽。”他还将父祖的政治特点及其利弊做了对比分析，指出各朝施政都是形势使然，既不是随意采取的政策，也不是出自当政者个人的好恶。康熙时“与民休息”，晚年却“多有宽纵之弊”，雍正时就不得不下猛药“整顿积习”，但这又导致“多有严刻之弊”，于是到他乾隆当政，就不能不用宽仁政策来予以纠正了。
允禩案是雍正王朝最有代表性的头号大案，也是皇族内部关系紧张的源头，乾隆早在青少年时期对该案受害者的遭遇就已暗暗地深表同情。1735年11月8日，他发表讲话，将宗室内部的“亲亲睦族”上升到治国之道的高度，训斥十四叔允之子弘春、三伯允祉之子弘景“不孝不悌”，原因是两人看到父兄被削爵囚禁，不但不悲伤，反而看起来还很高兴。乾隆认为弘春、弘景等人“互相排挤，不知向善”，正是这些不肖之徒把皇族风气给搞坏了。
显然这是乾隆在为平反允禩案制造舆论，但由于不能损害雍正的形象，所以只能把小字辈推出来当典型。讲话结束后，他便静待有人上奏，好宣布重审允禩案，孰料十多天过去了，朝堂之上仍没有一个人提到允禩案，更别说要求对此案进行重审乃至翻案了。
说奇怪也不奇怪，允禩案由雍正亲自处理，且主犯允禩、允禟死去多年，已经是盖棺论定，即便乾隆自己，遇到雍正的责任问题也还得绕着走，更遑论他人。
见得不到响应，乾隆只得退而求其次，从受株连被消除宗籍的堂兄弟们身上寻找突破口。11月21日，他在谕旨中表示，允禩、允禟固然罪有应得，但其子孙皆为康熙血脉，若使其永失皇室尊严、待遇，一如庶民，惩罚显得过重，所以应让他们复归宗室。他谕令九卿议奏此事，并且说：“当初办理此事，乃诸王大臣再三固请，实非我皇考本意。”暗示众人在讨论时可以不用顾忌先皇，大胆提出自己的意见。
乾隆的话固然没错，当初监禁致死允禩、允禟，以及将其子孙削除宗籍，确系“诸王大臣再三固请”，可如果不是雍正授意乃至命令，又岂会出现这一局面？此事尽人皆知，现在乾隆说要对允禩、允禟的子孙从宽处理，这当然没问题，但究竟从宽到什么程度，才能够既使新皇满意，又让先皇的面子上过得去，则谁都心中无数。
清代皇族成员腰上都会系一条带颜色的带子，血缘近的系黄带子，称“黄带”，血缘远的系红带子，称“红带”，红带所享有的特权较黄带少，而且无法染指宗室爵位。复归宗室必然要重赐带子，九卿商量来商量去，有人说要赐黄带，但马上又有人觉得过于从宽，应赐红带，就这样“旋议旋改”，游移不定，致使讨论了一个月也未有结果。
球重新踢到乾隆脚下，乾隆解决此类问题相当果断，用一个前朝先例便一锤定音地结束了争议。
这是发生在康熙朝的事例。康熙晚年增修玉牒，将从前被革宗室子弟莽古尔泰、德克赖、阿济格等人重新收入，当时赐的是红带子。
乾隆认为祖父的这一做法可资效仿，下旨将允禩、允禟的子孙循例“给予红带，收入玉牒”。同样的操作手法也被他用在了对三哥弘时的平反上，一方面他基本保留了原先对弘时“性情放纵，行事不谨”的判词，仅加上“年少无知”一词，对雍正“特加严惩，以教导朕兄弟等，使知儆戒”的正当性仍予以承认；另一方面则说弘时已故去多年，他顾念兄弟情谊，因此决定予以从宽处理。根据乾隆的旨意，总理事务王大臣恢复了弘时的宗籍，将其重新收入玉牒。
乾隆在雍正朝被夺爵圈禁的叔伯，尚有三伯允祉、十叔允䄉、十四叔允禵。允祉在乾隆即位时就已经死了，乾隆下诏将允祉收入玉牒并赐复爵位，对允䄉、允也要求“酌量宽宥”，准备等待时机成熟便予以赦免。
“啃骨头”的环节解决之后，相比之下，其他的事就好办多了。在允禩案中遭到迫害的阿灵阿、阿尔松阿、揆叙等人被逐一恢复名誉，就连在年羹尧、隆科多两案中被株连人员也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从宽赦免，其间遭革职的知县、守备以上文武官员均被允准“酌量降等录用”。
雍正当政时为打击科甲朋党和清查亏空，往往二话不说就下令罢斥、废免、监禁和抄家，乾隆根据情况，对涉案官员能起用的就起用，能释放的就释放。
在“科甲朋党案”中被罢官监禁的原直隶总督李绂、左都御史蔡珽，以及流放充军的浙江道御史谢济世，均被赦免放出，李绂、谢济世还得以重新起用，李绂授户部侍郎，谢济世复补江南道御史。原云南巡抚杨名时并非朋党中人，但雍正在世时认定他是科甲官员的精神领袖，故意罢他的官，罚修洱海，后又借故将其革职，乾隆将其征召回京，任命他为礼部尚书兼国子监祭酒。
在雍正朝的官场，清查亏空曾是极为可怖的一件事，凡被认为对亏空有责任的官员，会被一追到底，轻者免职罢官，重者抄家籍没，甚至一度连官员的亲属都要被抄家，民间因此给雍正起了一个“抄家皇帝”的绰号。乾隆即位后从根本改变了这种严厉追比的政策，他发布恩诏，对涉及其中的文武官员俱加宽免和任用，“一应着追银两，暂停追比”，理由是这些官员虽然都不同程度地造成了亏空，但亏空本身并非贪污受贿所致，而且他们也都是一些能吏，“尚有可用之才”。
乾隆热心于平反前朝积案，自然是缘于乃父政治过猛，必须以宽进行纠正，但他原来所认识和了解的官员太少，急需用人，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乾隆在其登基之初就将师傅朱轼召回京师，以大学士身份协同办理总理事务，无奈朱轼年事已高，不久就病死了，这使得他不得不频频加恩于犯罪或有过错误的前朝官员，以便经过试用后组织自己熟悉和信赖的执政班底。在雍正朝与准噶尔的战争中，内侍卫大臣傅尔丹、参赞大臣陈泰、川陕总督岳钟琪被认为对军事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三人都被逮捕下狱，乾隆认为傅、陈“祖父俱有功勋”，岳钟琪平青海有功，谕令将他们全部释放回家。
对于雍正年间的政治积案，乾隆唯一不仅不赦免，还加重处罚的只有“曾静案”。当年雍正将吕留良戮尸枭首，但免罪释放了曾静及其门徒张熙，让他们分别到全国各地宣讲《大义觉迷录》，这种宣传当然有一定效果，但其负面效应却是大面积地扩散了雍正的“罪状”。乾隆还没即位前就觉得很难堪，现在自然不能再容忍下去，他下令立即秘密逮杀曾静、张熙，同时命各地停止宣讲《大义觉迷录》，所有颁发原书，概行收缴销毁，今后再有私藏该书者，其性质将与隐匿反清著述等同，属灭门大罪。
雍正在释放曾静门徒时，曾做出保证：“即朕之子孙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穷诛戮之。”乾隆对雍正的形象竭力维护，但对乃父的这一保证他却是非撕毁不可，给出的理由似是而非：吕留良是康熙朝的人，诽谤的是我祖父，所以我父亲杀了吕留良；曾静、张熙攻击的是我父亲本人，所以我父亲放了他；如今我作为我父亲的儿子，不能不效仿父亲的做法，正二人之罪，所以对他们的宽大也就只能到雍正朝为止了。
一朝天子一朝规矩，雍正朝时流行的讲祥瑞、崇佛教、宣传乐善好施和路不拾遗，如今都成了过去时。有些人还没能及时转过弯来，在乾隆元年即1736年的殿试中，某试卷被考官拟为第一，上面称颂乾隆行“耕耤之典”。
“耕耤”专指帝王亲耕田地的礼仪，乾隆当时尚未举行此礼，这名士子如此说法，其实和报祥瑞差不多，不过是想对皇上说几句奉承话，讨他高兴而已。孰料乾隆审阅后，马上说：“朕未曾耕耤，可置第二。”
因为没认清形势，把话讲过了头，士子本来已经到手的状元就这样不翼而飞了。
禁报祥瑞之类对于乾隆来说，还只能算是小事，政策更新才是大事。雍正生前力倡改革，所谓“雍正改元，政治一新”，在改革中推出了一系列新政策，其中也确有许多需要调整，如报垦荒地。
雍正在位时倡导垦荒，但他急于求成，喜欢追求立竿见影的效果，不少地方官员便对此加以迎合，以少报多，甚至将熟田也报作垦荒地，结果造成了名为开荒，实则加赋的恶果。位列雍正朝“四大宠臣”之一的河南巡抚田文镜更是如此，有一年河南发生大水灾，百姓背井离乡，他竟然仍隐匿不报，说河南虽被水淹，但实际并没成灾。田文镜死后，其继任者王士俊延续了他的政策，将报垦数作为本省地方官考绩标准，报多超迁，报少申饬，搞得民怨沸腾。
乾隆即位后，大学士朱轼等人对此进行了揭发。乾隆很受震动，亲自派人专门调查开垦一事，同时发布上谕，一面命令各地官员据实申报历年虚垦数字，承诺只要据实申报，便豁免相应赋税，一面警告说如有人再蹈旧习，一经查出，必定从重处分，绝不姑息。
仅仅一个月后，王士俊便因“借垦地之虚名，而成累名之实害”被解职，表明乾隆在这方面说到做到，绝非虚张声势。
由于报垦荒地被认为是前朝败政，不久乾隆干脆接受朱轼的建议，下令停止丈地与报垦。虽然他一再强调，更新政策只是出于形势的需要，乃因应之变，但也很容易让人感觉到，这是对前朝的某种否定，尤其在雍正朝混得如鱼得水的官吏更会抱有类似想法。王士俊被解任河南后，以兵部侍郎衔署理四川巡抚，他在呈递给乾隆的密折中说，现在有一股翻案风，似乎所有条陈都热衷于否定前朝政治，甚至还有人当众扬言，只需对雍正时的事进行翻案，便是好条陈，“传之天下，甚骇听闻”。
乾隆对王士俊的密折非常敏感，对廷臣说：“他（王士俊）指责群臣翻案，其实就是指责朕在翻案。”既然乾隆已经更改雍正朝的多项政策，说他在翻案，亦未尝不可，但这本身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如果都让外界挑明了，他乾隆还怎么当孝子？
盛怒之下，乾隆立即将王士俊作为奸邪小人处理，下令将其逮捕回京，判为斩监候（后来下诏释放，削职为民），对于诸王大臣九卿没有及时参奏王士俊，他也表示很是不满。
乾隆的政策更新并非盲目。他一即位就指斥过改土归流，然而随着苗疆之乱被平定，又继续维持了改土归流的成果，表明他事实上已同意改流政策。与之相似的还有火耗归公以及养廉银制度，乾隆一度处于认识不清晰和吃不透、拿不准的状态，后经讨论，认识到这是不可改易的办法，便完全改变了态度，决定继续维持，不做变动。
雍正后期设立了军机处，乾隆即位初期曾将之废弃，不过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设立了总理事务处，在重大事务上乾隆可以同总理事务王大臣商讨，自然就可以不设军机处了。等到乾隆的孝期已满，允禄等人奏请免除总理事务，乾隆表示同意，下令裁撤孝期内设置的总理处，但考虑到西北两路军务尚未完竣，仍有事务须特召交办，所以决定重新恢复军机处，并指定鄂尔泰、张廷玉等人进入军机处办事。
还有一些雍正朝的制度，如密折、秘密建储、摊丁入亩等，乾隆基本上从一开始就接受了。这些制度与改土归流、火耗归公、军机处等性质相同，都是雍正的基本政策和功业所在，史学家因此认为，乾隆虽然“政尚宽大”，但只是补救前朝的偏差，实际乾隆政治与雍正政治之间有如父子的血缘，天生就存在融合和继承的关系，二者不能脱离也无法脱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