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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曾论述过文化现象的相对独立性，如前文所述，文化作为人类所特有的社会活动具有不一定与其经济基础完全统一的发展进程，这一现象本身也证明了文化的辩证性，即文化作为上层建筑现象并非机械地由经济基础决定。文化的发展进程和轨迹一方面体现了经济基础的决定性，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与经济基础不绝对相适应的特征。关于文化发展的特性，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分工是重要的社会历史现象。恩格斯将分工视作大工业产生之前生产力最强大的杠杆。分工是联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和矛盾运动的中介和纽带。一方面，生产力决定分工，分工的本质是生产力发展的合理逻辑结果，分工又对生产力产生反作用，分工是生产力发展程度的评价标准；另一方面，分工制约着生产关系的发展，制约着所有制形式的更替，而生产关系又对分工起着反作用。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观中，分工首先在家庭内部，接着分工扩展到氏族内部，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工具的改进，分工继续扩大到氏族之间，继而又使氏族的分工扩大为社会的分工。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后，分工为生产力的发展创造条件。文明类型的分工起始于奴隶社会，贯穿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发挥出巨大的潜能。在每一个阶段的社会形态中，分工无不起到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作用。在资本主义社会时期，由于“地理大发现”和东方航线的开辟、科学技术的解放、机器大生产和资本的扩张本性等诸多因素，处于割据状态的各民族打破原有的封闭状态，日益走向共融与一体。民族分工成为世界分工是“历史成为世界历史”的先决条件。“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
随着分工范围的不断扩大，分工层次的不断深入，人类社会呈现出日益复杂化和高级的职业和阶级的结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精神劳动和物质劳动的分工（以下简称脑体分工）客观上促进了文化的繁荣与进步，但这种物质实践与精神实践的分离也导致了人的片面发展。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详细论证了历史上的三次社会大分工，而精神劳动与物质劳动的分工正是出现在三次社会大分工过程中的必然的社会历史现象。人类历史的进步一方面表现为物质生产即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表现为精神文化生产的进步，无论是生产力的发展还是精神文化生产的进步，都能够表征人类的生存能力、生存质量和生存观念的进步。因此，关于社会分工对社会历史的推进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对于人类社会三次大分工对生产力的作用，以及脑体分工对文化发展的作用是同样关注的。
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分工理论，我们可以发现，将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的分工寓于人类社会三次大分工的过程中进行考察，是马克思恩格斯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首先，在野蛮时代的低级阶段，“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这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
。在这一阶段，游牧部落生产的生活资料，不仅比野蛮人多，而且大不相同。游牧部落不仅有数量多得多的乳、乳制品和肉类，而且有兽皮、绵羊毛、山羊毛以及纺织物。这些丰富的产品使交换成为可能。“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在使劳动生产率提高，从而使财富增加并且使生产领域扩大的同时，在既定的总的历史条件下，必然地带来了奴隶制。从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中，也就产生了第一次社会大分裂，分裂为两个阶级：主人和奴隶、剥削者和被剥削者。”
生产能力的提高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前提条件，而分工反过来又促进了生产力的更进一步提高。“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的到现在为止的一切历史对立，都可以从人的劳动的这种相对不发展的生产率中得到说明。只要实际劳动的居民必须占用很多时间来从事自己的必要劳动，因而没有多余的时间来从事社会的公共事务——劳动管理、国家事务、法律事务、艺术、科学等等，总是必然有一个脱离实际劳动的特殊阶级来从事这些事物；而且这个阶级为了它自己的利益，从来不会错过机会来把越来越沉重的负担加到劳动群众的肩上。”
恩格斯十分明确地指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的对立使得繁重的物质劳动由被统治阶级承担，而为了制定有利于统治阶级的法律、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精神劳动为统治阶级所独揽。其次，在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一切文化民族都在这个阶段经历了自己的英雄时代：铁剑时代。铁已经开始为人服务，它是历史上起过革命作用的各种原料中最后的和最重要的一种原料。铁器的广泛应用，为人们的生活和城市风貌带来了巨大变化。石墙、城楼和雉堞围绕的城墙是艺术和建筑术的巨大进步，也是城市防御的重大工程；财富在急剧增加，织布业、金属加工以及其他一切彼此日益分离的手工业，显示出生产的日益多样化和生产技术的日益改进；农业除提供谷物、豆科植物和水果之外，也提供植物油和葡萄酒。“如此多样的活动，已经不能由同一个人来进行了；于是发生了第二次大分工：手工业和农业分离了”。
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指出：“只有奴隶制才使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从而使古代世界的繁荣，使希腊文化成为可能。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就没有希腊的艺术和科学；没有奴隶制，就没有罗马帝国。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我们的全部经济、政治和智力的发展，是以奴隶制既成为必要、同样又得到公认这种状况为前提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说：没有古代的奴隶制，就没有现代的社会主义。”
恩格斯充分肯定奴隶制带来的第二次社会大分工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积极影响，分工使人类实践范畴进一步细化，从而使古希腊的文化展现出瑰丽的景象，古希腊的艺术与科学的成就足以影响整个欧洲现代文明。再次，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分工，社会上出现了两大部门，由此便出现了专门负责进行产品交换的商业。贸易不仅在部落内部和部落之间进行，而且延展到了海外。在野蛮时期的高级阶段，除自由民和奴隶的差别之外，还产生了富人和穷人的差别，而这些重大的社会等级关系，都是在分工的基础上产生的。由分工引发的贫富差别炸毁了各地一直保有的旧的共产制家庭公社，同时也炸毁了由共产的家庭公社决定的土地的共同耕作的生产方式。在恩格斯看来，这在当时符合生产力发展的社会进步。由于贸易活动的产生，带来了“第三次的、它所特有的、有决定意义的重要分工：它创造了一个不再从事生产而只从事产品交换的阶级——商人”
。第三次社会大分工是第一次和第二次社会大分工的延续，是生产力和文化进一步发展的必然结果和迫切要求。商人是不直接从事生产的牟利者，不从事生产而参与生产的分配，正是符合社会生产了大量的农业和工业的剩余产品的销售需要。“有一点是清楚的：当人的劳动的生产率还非常低，除了必要的生活资料只能提供很少的剩余的时候，生产力的提高、交往的扩大、国家和法的发展、意识和科学的创立，都只有通过更大的分工才有可能，这种分工的基础是从事单纯体力劳动的群众同管理劳动、经营商业和掌管国家以及后来从事艺术和科学的少数特权分子之间的大分工。”
由此可知，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工产生于三次社会大分工的过程中。生产力的发展、阶级关系的复杂化、文化的进步是分工带来的必然社会现象；而同时，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的分离也促进了分工的细化、生产力的发展和阶级对抗的激烈化。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详细论述关于文化与分工的关系问题。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人类历史上由于发达的分工和广泛的贸易，“出现了自然形成的生产工具和由文明创造的生产工具之间的差异”
。耕地、水、森林、矿产等可视作自然形成的生产工具，而人的劳动可视作有文明创造的生产工具。在自然形成的生产工具的条件下，人受到直接由自然资源生成的劳动产品的支配；而在文明创造的生产工具的条件下，人受到人的劳动特别是劳动创造的资本（表现为货币）的统治。由此，我们得知，划分这两个历史时期的标准是分工是否出现。在前一阶段，人纯粹依赖自然而生的时期，人类社会存在的分工是所谓的自然分工；在后一阶段，人依赖整个人类社会才能生存，这本身就是以真正的分工出现为前提条件的。马克思、恩格斯补充说，“而在后一种情况下，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实际上应该已经实行分工。”
这句话十分吻合下面这段著名论述：“分工起初只是性行为方面的分工，后来是由于天赋（例如体力）、需要、偶然性等等才自发地或‘自然形成’分工。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真正成为分工。”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诸如性行为的分工以及由生理特点决定的分工并不是唯物史观考察的对象，自然产生的分工，如男子作战、打猎、捕鱼、制作工具，女子管家、哺乳、做饭、缝纫。唯物史观关注的是属于人类社会现象，对人类历史能起到推动作用的分工形态，即分工能与劳动资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相结合的形态。在部落所有制时期，分工仅限于家庭中现有的自然分工的扩大，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这种分工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分工。而在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的社会形态中，城乡对立产生，公民与奴隶之间的阶级对立已经充分发展，这时产生的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的分离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分工。在这一阶段的分工中，人类已摆脱纯粹为生存和安全而进行的奋斗，而是转入谋求和占有更多的财富和垄断的社会地位的阶段。自真正意义上的分工起，人类社会由人与人的依赖关系转入人与物的依赖关系阶段，由此，整个人类社会就建构在以阶级和阶级压迫为主要结构的基础之上。分工，从客观上说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这种发展是以被剥削阶级的苦难生活和人的片面发展为代价的。在真正的分工之后，意识开始脱离世界，人类的精神世界终于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因此，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分工与文化是同构的关系，不能离开文化世界去谈分工，一方面分工是文化得以发展的条件，精神劳动从物质劳动中分离出来，使得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相分离，社会出现专门从事精神文化生产的人群，使精神文化成为人类实践的特殊领域，可以获得相对独立、快速的发展；另一方面分工本身也意味着精神因素即文化因素的发展和提高，并且促进了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的分离。“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现实地想象：它是和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某种东西；它不用想象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
在一定的社会历史阶段，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的分工（以下简称脑体分工）具有其必然性与合理性。首先，脑体分工产生于专业化劳动的需要。人类社会的生产劳动从一开始就带有社会性，且这种社会性劳动扩大了人们之间的交往与协作，而当人们之间的协作基于人的能力、利益和需要的差异而要求专门化、专业化的劳动时，也就出现了脑体分工。因此，分工是人类社会在一定历史阶段上，由于人类劳动的发展和与外部协作的需要而必然出现的一种现象。其次，人类社会的发展需要脑体分工。社会历史不是一开始就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文化高度发展的基础之上的。社会物质财富需要一点点地积累，精神文化也需要一天天地进步。脑体分工的存在，一方面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脑体分工也使人的交往不断扩大、深化，人的活动范围、人的能力发展空间和层次不断地拓展和升华，人类文化成果不断深化。可见，没有脑体分工，也就不会有人类历史的演进，不会有社会的进步。马克思恩格斯对脑体分工的历史意义是充分肯定的。
同时，马克思恩格斯也认为脑体分工是导致人的片面发展的根源。随着分工的进一步细化，脑体分工的出现和发展越来越成为人的发展的桎梏，并在更广的范围内导致了城乡分离、分配不平等、利益矛盾、阶级国家的产生等种种情况的发生；而这些又使脑体分工直接或间接地造成人的发展的片面性。城乡分离是人的脑力与体力劳动分工所致，但反过来城乡的对立又使人的脑力与体力分离发展的速度加快。另外，劳动或产品分配的不平等，使拥有较多或较好劳动条件、劳动工具和材料的人所积累的财富势必会更多；而财富的增多又会刺激人的劳动生产，人在单一劳动生产中的劳动技能得到强化和提高。“生产力、社会状况和意识，彼此之间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矛盾，因为分工不仅使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不同的个人来分担这种情况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
因此，这也就把人的发展束缚在了单一的劳动技能上，人可以享受的精神生活和发展其他能力的自由时间不断减少，人的能力就得不到自由全面发展。分工引起城乡分离，引起利益矛盾，出现了阶级对立；而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占优势或统治地位的阶级势必要借助某种虚构的共同体来将本阶级的利益、理念上升到普遍利益、社会制度等，因而就有了国家这一虚构体。分工所引起的利益矛盾，通过阶级、国家等形式创设各种限制人的发展的社会条件，来影响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总之，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地影响人的发展，脑体分工都是导致人的片面发展的根源。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这样论述脑体分工给人带来的片面发展：“第一次大分工，即城市和乡村的分离，立即使农村人口陷入数千年的愚昧状况，使城市居民受到各自的专门手艺的奴役。它破坏了农村居民的精神发展的基础和城市居民的体力发展的基础。如果说农民占有土地，城市居民占有手艺，那么，土地也同样占有农民，手艺也同样占有手工业者。由于劳动被分割，人也被分割了。为了训练某种单一的活动，其他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能力都成了牺牲品。人的这种畸形发展和分工齐头并进，分工在工场手工业中达到了最高的发展。”
分工是生产力最强大的杠杆，而生产力和社会的发展是以人的片面发展为代价的。人们只会从事他所从事的那个行业的工作，在奴役工作的同时也被工作奴役了。“这种自动工具在许多情况下只有通过工人的肉体的和精神的真正的畸形发展才达到完善的程度。大工业的机器使工人从一台机器下降为机器的单纯附属物。”
“不仅是工人，而且直接或间接剥削工人的阶级，也都因分工而被自己用来从事活动的工具所奴役；精神空虚的资产者为他自己的资本和利润欲所奴役；律师为他的僵化的法律观念所奴役，这种观念作为独立的力量支配着他；一切‘有教养的等级’都为各式各样的地方局限性和片面性所奴役，为他们自己的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短视所奴役，为他们的由于接受专门教育和终生从事一个专业而造成的畸形发展所奴役，——哪怕这种专业纯属无所事事，情况也是这样。”
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的分工是人类社会历史的必经阶段，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时期脑体分工促进了人类文化的进步，但同时由于脑体分工是阶级性的社会现象，它不可避免地带来人的片面、畸形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曾提出过这样的设想：“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
从宏观层面，即从社会历史进程和整个人类的发展出发，各个历史阶段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自由时间的增多，为人的发展不断地创造出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条件，使整个人类的智力、体能得到发展。历史是具有连贯性的，人类的发展也是具有继承性的。每一历史阶段人的发展既是前一历史阶段人的发展的结果和超越，也是后一历史阶段人的发展的前提和条件。随着社会历史的向前推进，人类可利用的自由时间逐渐增多，物质文化生活逐渐丰富，政治制度逐渐民主化，社会服务逐渐合理、完善，人的发展同前一历史阶段相比，其发展空间也会更广阔、更自由，发展能力也更全面，发展层次也更高。尤其是随着新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和革命，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类将逐渐地从固定化的社会分工中解放出来，实现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脑力和体力的全面协调发展。
文化生产作为物质生产的派生现象，其产生及发展本质上是由物质生产水平和状况决定的。然而，在文化发展和进化的过程中，人类社会却普遍存在文化生产与物质生产不平衡发展的现象。
一是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地区产生了发达的社会文化。例如，繁盛于公元前1600年的古希腊爱琴海等文明，当时的物质生产水平可以说比较低下，然而爱琴文明的许多思想、理论、成果却奠定了整个欧洲近代科技人文的基石，甚至我们可以说没有古代希腊文化就没有现代欧洲的文明。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把科学分为：理论的科学（数学、自然科学和后来被称为形而上学的第一哲学）；实践的科学（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战略学和修饰学）；创造的科学，即诗学。这种学科划分法为后世科学研究领域的分界提供了重要参考。亚里士多德集中古代知识于一身，在他死后几百年中，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对知识有过系统考察和全面掌握。他的著作是古代的百科全书。恩格斯称他是“最博学的人”。
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因此，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小提琴：18世纪的法国对英国来说是如此（法国人是以英国哲学为依据的），后来的德国对英法两国来说也是如此。但是，不论在法国或是在德国，哲学和那个时代的普遍的学术繁荣一样，也是经济高涨的结果。”
从总体上讲，时代的普遍的学术繁荣是经济高涨的结果。一般而言，是第一经济旗手同时拉着文化的第一小提琴。但是，由于各地域不同民族发展的不平衡性，文化发展与经济发展往往存在着发展的不平衡性。有时候是较为落后的经济社会里的文化成员，基于对世界新的文化因子的敏锐观察和把握，往往充当着世界文化第一小提琴手的角色。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关注到在社会历史的进化过程中，存在着文化的发展脱离与其相应的物质生产水平的现象。他认为：“物质生产的发展例如同艺术发展的不平衡关系。进步这个概念决不能在通常的抽象意义上去理解。就艺术等而言，理解这种不平衡还不像理解实际社会关系本身内部的不平衡那样重要和那样困难。例如教育。美国同欧洲的关系。可是，这里要说明的真正困难之点是：生产关系作为法的关系怎样进入了不平衡的发展。例如罗马私法（在刑法和公法中这种情形较少）同现代生产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最基本的活动是获取生存资料的物质生产活动，其他一切实践活动不仅由这一基本活动产生，而且始终为这一基本活动所决定。人类社会是以一种动态平衡的方式进步的，总的来说是物质生产实践决定精神生产实践，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诸要素。然而，唯物史观也是辩证的历史观，因为，在细化研究社会历史的进步以及社会内部诸要素的相互关系的过程中，我们发现社会历史的进步是呈现螺旋式上升和波浪式前进的过程，物质实践活动与精神实践活动并非简单的、单向的决定与被决定关系。
二是文化对于经济政治的反作用。文化具有相对于物质生产的派生性、第二性和被决定性，然而文化对经济基础及整个社会亦有着能动的反作用。
总之，精神生产由物质生产决定并以物质生产的发展作为自身发展的基础，然而，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不是绝对的刻板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精神生产在物质生产的基础之上产生之后，有其相对独立的发展进程、发展形态和发展特征，甚至会对物质生产产生积极、能动的反作用。马克思对希腊文化的经典分析，为我们研究探讨文化生产与物质生产的不平衡性提供了启迪性的指导。首先，希腊文化的永恒魅力在于它是人文精神的体现，表达的是人类超越现实，实现全面解放的终极价值理想。尽管与后世相比，古希腊的生产力水平较低，但由于实行城邦制，精神生活相对自由，因而古希腊民族及其文化是“正常的儿童”。随着历史的演进，尽管资本主义时期生产力大幅提高，但人与文化却都走入了异化的歧途，这时的文化不能体现追求人的本质和自由全面发展的宗旨，因而，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时期的文化反而是一种倒退，这时的文化亦不能和当时相当发达的生产力相平衡。“古代的观点和现代世界相比，就显得崇高得多，根据古代的观点，人，不管是处在怎样狭隘的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规定上，毕竟是种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
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与生产力发展不一定平衡的态势，是马克思恩格斯文化观的重要内容，他首先解答了为什么以古希腊文化为代表的优秀古代文化拥有永恒的魅力，同时，也为我们处理对待中国传统优秀文化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性意见。其次，这一思想告诉我们，进步这个概念绝不能在通常的意义上去理解，如果我们将社会进步概念无限抽象化、模式化地规定为生产力单一因素的进步，物质生产实践对精神生产实践的绝对决定性，那么无疑会陷入形而上学的困境。另外，从文化的属人本质来看，文化仅仅服从于生产力的标准是远远不够的。文化是整个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航标，离开了文化的关怀、文化的想象和文化的维系，人类的物质实践活动就会被剥离人本的特性，而纯粹物化为物质和经济的指标，最终脱离社会发展的宗旨和本意。在经济全球化引发的文化全球化背景下，对于产生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民族文化，应采取保护、传承和发扬的措施，不能僵化地认为只有先进的生产力才能产生先进的文化，民族传统文化中也凝聚了人类精神的精华。在现代社会，我们对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并非是对过往文化的简单复制和再现，而是在先进生产力的基础上，基于对客观事物更加科学地研究的前提下，对人类文化历史一种更高境界的回归。
文化是人的创造物，客观上应最能体现人本精神和人文关怀，然而在历史上和现实中，文化的某些形态恰恰表现出异己的力量，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消解。例如，中世纪西欧宗教文化对科学的扼杀、中国的封建礼教文化对人的束缚、资本主义拜金文化对人的本质的否定等。马克思恩格斯要完成的理论路线正是由对阶级社会物质生产实践的批判上升到对阶级社会的文化实践批判，从而形成对阶级社会的全面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异化是其文化矛盾的最高体现，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在精神领域的反映。
马克思十分关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文化异化的现象。尽管马克思关于文化异化问题没有专门的系统的论著，但我们仍然可以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挖掘出丰富的关于文化的本质、文化异化及出路的思想。
人是一种文化的存在。人在物质生产实践中，为了更好地适应自然、改造自然、逐步认识和掌握自然规律，从而使自然界为人服务，在自然界人化和人的自然化的过程中，产生了人类的文化。由此，人类创造了文化。另外，文化是人的本质力量在精神层面的展现。文化不仅昭示着过去和当下的人的本质力量，还预示着人的未来的本质力量。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由蒙昧时期到野蛮时期，进而到文明时期，文化一开始就是实践的成果，又一直以实践的形式不断发展、衍生，在文化取得相对独立的形式和功能之后，它就反过来促进物质的进步和人类的发展。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提出了经典论断：“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
文化是人类获得自由的中介，文化推动了人类迈向自由的步伐。文化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它代表着人对自然和人自身的超越；文化是人作为类的存在方式，人类社会得以进化的基本要素和内聚力；文化是人类掌握客观规律的历史性的成果，是通往自由王国的阶梯。
然而，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特别是在私有制条件下，文化作为人的创造物却产生了许多异化的形式。文化的异化不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展现，而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消解；不是解放人，而是束缚人。文化及其异化作为一对矛盾贯穿于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马克思十分关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的文化异化现象，并对其本质、根源和出路进行了深刻的剖析。
资本主义社会取代封建社会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当资产阶级扫清地主阶级和封建制度的障碍登上历史舞台之后，人类就翻开了工业化时代的新篇章。在《手稿》中，马克思一方面站在人类整体文明和社会发展的高度，给予资本主义社会以客观的评价：“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
工业的发展史是人类的对象性活动的成果，是人类的本质力量得以提升的见证。工业促进了生产力的增长，刺激了科学技术的发展，进而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因而，在马克思的视野中，工业化不仅具有理性的功能，还有价值的功能。“工业是自然界对人，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对人的现实的历史关系。因此，如果把工业看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那么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也就可以理解了。”
另一方面，马克思在肯定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的同时，也分析了其负面性。“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做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使非人化充分发展。”
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暂时性阶段，是人的解放的过渡时期，非人化即异化是阶段性的代价和通向自由之路的条件。“异化既表现为我的生产资料属于别人，我所希望的东西是我不能得到的、别人的占有物；也表现为每个事物本身都是不同于它本身的另一个东西，我的活动是另一个东西，而最后，——这也适用于资本家，——则表现为一种非人的力量统治一切。”
马克思认为，文化的异化是一种双重异化，是私有制条件下工人和资本家的全面异化。
1．工人的文化异化
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异化劳动具有四个规定：劳动者同劳动产品相异化，劳动者同生产过程相异化，人与人的类本质相异化，人与人的关系的异化。劳动异化必然会导致文化异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
由于在物质生产领域处于受支配状态，工人在意识形态文化方面必然也处在受支配状态中。另外，自然科学文化本来不具有阶级性，在本质上它们是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推动力量。但在私有制下，统治阶级利用自己的物质支配权进而垄断科学技术。科学技术成为奴役雇佣工人的手段，成为限制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因素。在大工业条件下，工人沦为机器的附属，其地位远不如机器。因为，拥有先进技术的机器能为资本家带来更多的超额剩余价值，而工人只不过是在大机器排挤下的机器操作者。在生产过程中，工人与科学技术的关系也属于文化异化关系。
《手稿》指出，人是一种类存在物。劳动，即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也是人根本区别于动物的类本质。这种类本质通过对象化，即通过改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自然界的实践得到表现和确证。“从理论领域来说，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
这段话非常精练地表明，自然界的物质不仅是人的生活资料，更重要的是“理论领域”的对象，这才是人和动物相比更具有普遍性，人赖以生活的无机界更广泛的根源。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的类本质——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类能力——变成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本质，变成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异化劳动使人自己的身体，同样使在他之外的自然界，使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
。
在私有制下，文化作为人的创造物，不仅不为工人所享受，不为工人服务，反而成为束缚工人精神和创造的异己的力量。马克思在多部著作中明确批判资本的制度给人特别是工人带来了非人化的发展，“资本的限制就在于：这一切发展都是对立地进行的，生产力、一般财富等等，知识等等的创造，表现为从事劳动的个人本身的异化”
。这里十分明确地指出，工人的异化是包括劳动异化、文化异化的全面异化，或者说，工人由于在劳动中异化，必然导致文化实践的异化。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分析，对资本增殖秘密的揭示，揭露工人遭受文化异化命运的必然性，“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才第一次把物质生产过程变成科学在生产中的应用——变成应用于实践的科学，——但是，这只是通过工人从属于资本，只是通过压制工人本身的智力和专业发展来实现的”
。除了资本家剥夺工人的文化权利，大工业的技术应用也将工人与智力相隔离，“生产过程的智力与体力劳动相分离，智力变成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是在以机器为基础的大工业中完成的”
。
2．资本家的文化异化
“生产不仅把人当作商品、当作商品人、当作具有商品的规定的人生产出来；它依照这个规定把人当作既在精神上又在肉体上非人化的存在物生产出来。——工人和资本家的不道德、退化、愚钝。”
马克思认为，不仅工人在私有制下异化了，资本家在私有制下也难逃异化的命运。异化是一把“双刃剑”，它在掠夺了工人阶级的享受权的同时，也剥离了资本家的劳动权。劳动是人所特有的区别于动物的实践活动，劳动在猿向人的进化，语言和意识的产生，思维的发展等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劳动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更是社会文化的原动力。不仅如此，马克思还认为“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
。劳动还是美的源泉。由此，劳动之于社会和个人就像细胞的运动之于生命体一样。劳动不仅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而且应该贯穿于每一个社会个体的生命过程。“凡是在工人那里表现为外化的、异化的活动的东西，在非工人那里都表现为外化的、异化的状态”。
对于文化异化的问题，马克思始终站在唯物的、历史的和社会的视角，运用辩证的方法进行分析。如果说，工人的文化异化是由于劳而不获的物质基础直接导致的，那么，资本家的文化异化就是由于不劳而获的物质基础所决定的。
马克思认为：“仅仅供享受的、不活动的和供挥霍的财富的规定在于：享受这种财富的人，一方面，仅仅作为短暂的、恣意放纵的个人而行动，并且把别人的奴隶劳动、把人的血汗看作自己的贪欲的俘获物，所以他把人本身，因而也把自己本身看作可牺牲的无价值的存在物。在这里，对人的蔑视，表现为狂妄放肆，表现为对那可以勉强维持成百人生活的东西的任意糟蹋，又表现为一种卑鄙的幻觉，即仿佛他的无节制的挥霍浪费和放纵无度的非生产性消费决定着别人的劳动，从而决定着别人的生存；他把人的本质力量的实现，仅仅看作自己无度的要求、自己突发的怪想和任意的奇想的实现。但是，另一方面，财富又被仅仅看作手段，看作应当加以消灭的东西。因而，他既是自己财富的奴隶，同时又是它的主人；既是慷慨大方的，同时又是卑鄙无耻的、随心所欲的、傲慢自负的、好幻想的、文雅的、有教养的和机智的。他还没有体验到这种财富是一种作为凌驾于自己之上的完全异己的力量的财富。他宁愿把财富仅仅看作自身的力量，而且［……］终极目的［不是］财富，而是享受。”
这里，马克思抓住了资本家的两种追求展开分析，一种是对物质利益的贪欲和恣意追求，另一种是对挥霍浪费和放纵无度的非生产性消费的无节制追求。前一种追求是以物质的价值来否定精神的价值，后一种追求又不可避免地使物质成为异己的力量使人自己成为物质的奴隶，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后者是前者的结果，最终都使资本家被异化。
工人与资本家的双重异化导致“忧心忡忡的、贫穷的人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经营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独特性；他没有矿物学的感觉”
。由于文化是对人的主体性的一种确证，所以文化也具有主体性，“从主体方面来看：只有音乐才能激起人的音乐感；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毫无意义，不是对象，因为我的对象只能是我的一种本质力量的确证”
。这就是说，在私有制条件下，文化被剥离了主体，即文化的主体性丧失。工人被剥夺财富和资本家无偿占有财富，两者的结局是一样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下，所有的人都沦为物质的奴隶，进而沦为自身创造的文化的奴隶。
“货币的力量多大，我的力量就多大。货币的特性就是我的——货币占有者的——特性和本质力量。……我是一个邪恶的、不诚实的、没有良心的、没有头脑的人，可是货币是受尊敬的，因此，它的占有者也受尊敬。货币是最高的善，因此，它的占有者也是善的。”
资本主义的文化本质上是一种物质至上主义的文化，穷人艰难生存，疲于奔命，富人挖空心思，极尽享乐；穷人无力欣赏美，富人无心欣赏美。私有制下的文化不是肯定人而是否定人，不是人的本质的回归而是人的本质的背叛，不是人的解放而是人的束缚。因此，异化的最高矛盾是精神世界的异化即文化的异化。
相对性与绝对性相比较而存在，我们承认文化异化的相对性就是从反面肯定文化异化的绝对性。文化异化的绝对性是指在私有制条件下，由于物的异化导致精神世界的异化。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文化的异化是私有制的必然产物。然而如果只视文化异化的绝对性而无视其相对性，是既不尊重客观事实，也不符合辩证法思维的。马克思关于文化异化的相对性有以下两个方面的论述：
第一，文化异化的反人类性具有相对性。人类社会正是在发生异化的漫长时期中，对自然界的认识和开发，对精神界的探索和发现，都出现了日复一日的长足进步。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不朽的《荷马史诗》恰恰出现在奴隶制建立的时期，在这个时期，还出现了“作为艺术的建筑术的萌芽”。
文字也是在这个时期发明出来的，文字的发明及其被运用到文献记录和艺术表现，则标志着到文明时代的过渡。恩格斯称这个时代为“真正的工业和艺术的时期”
，“科学曾经日益发展”
。尤其是在异化发展到顶点的资本主义阶段，生产力发展和科技文化的进步反而最为迅速。如果说自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全部历史都是因生产资料私有制而发生的阶级斗争或人类异化的历史，那么它也几乎可以说是有资料可供研究的人类进行文化创新和文化享受的历史。尽管在私有制条件下，文化表现出许多异己的形态并制约着人类的发展，但是，人类社会生产力能够不断发展，人类社会能够不断走向文明和进步，人类的生存条件能够不断改善，人能够越来越自由地与自然界相处，这本身就证明了文化异化的绝对性的另一面——文化异化的相对性。
第二，从文化异化的暂时性来理解其相对性。异化开始于土地的私有，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使异化达到了极致。异化只有达到极致的时候，才开始进入人类为消灭私有制进而消灭异化的过程。异化本身就包含了消灭异化的因素，异化的灭亡是在它自身内部成长起来的终结自身的力量。分工、私有制和异化发展到顶点的资本主义为人类社会创造出先进的生产力，储备了巨额的财富，这不正是私有制盛极而衰的预兆，异化即将消亡的表征吗？
在《手稿》中，“异化”被视作一个历史范畴，视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存在，并必然最终消亡的历史现象来理解的。实际上，从马克思异化概念的最重要理论来源之一黑格尔异化观那里，“异化”就是表征绝对理念自我发展过程的发展观概念。在《手稿》中，马克思扬弃了黑格尔异化观，保留了否定之否定发展观的合理内核，并根据自己正在形成的唯物史观观点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初步成果，运用异化范畴来考察人类劳动主客体之间对抗性的分裂关系，形成了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劳动主客体之间分裂关系的哲学概括的“异化劳动”范畴，并以劳动异化为基础，来理解资本主义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的各种异化现象。按照《手稿》的历史视野，“异化”（包括文化异化）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劳动主客体间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种对抗性、分裂性关系，必然随着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灭亡而历史地消亡，被主客体间的新型和谐统一关系取代。
马克思对私有制和异化并不止步于消极的批判，并不像卢梭那样“返回到违反自然的、不发达的简单状态去的贫困”中去。众所周知，马克思在《手稿》中为人的异化寻找的出路是实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
私有制条件下的异化是人与人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自然作为人类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应为全人类所共有。“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
由此可知，只有消除私有制，人和自然才能在互化中充分地体现各自的价值；人才能在改造自然和改造自身的过程中，实现人的本质力量的复归。共产主义就是这种社会，它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对私有制的积极的扬弃，是对异化的否定之否定的肯定，是人的本质的复归，是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相处的保证。
马克思在《手稿》中有针对性地论述了文化异化：“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因此，对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作为对人的生命的占有，是对一切异化的积极的扬弃，从而是人从宗教、家庭、国家等等向自己的人的存在即社会的存在的复归。”
关于文化异化的出路或解决之道，马克思认为：第一，在私有制下，由于物质生产异化引发宗教、家庭、国家等文化领域的异化；第二，“对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是一切异化包括文化异化的解决之道。文化异化作为一种异化现象，它的出路也在于此：共产主义。
马克思还认为：“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解放出来、从奴役制解放出来，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来表现的，这并不是因为这里涉及的仅仅是工人的解放，而是因为工人的解放还包含普遍的人的解放。”
在这里，我们又能发掘出马克思关于工人和资本家的双重异化思想和以劳动异化为基础的人的全面异化思想。马克思关照的不仅仅是工人的经济状况，而是从工人的经济状况出发的，人的全体的、全面的解放。所谓全体的解放，是指包括工人、资本家以及从封建制度残存的其他社会成员的解放，所谓全面的解放，是指这种解放包括物质的解放和文化的解放。
“共产主义是作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因此，它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段历史发展来说是必然的环节。共产主义是最近将来的必然形式和有效的原则。但是，共产主义本身并不是人的发展的目标，并不是人的社会形式。”
在这里，马克思仅将共产主义看作一种扬弃私有制的手段，一种消除异化的方式，一个通向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的过程。那么文化异化的扬弃，人的本质的回归，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就寓于这个过程中。“共产主义本身并不是人的发展目标”体现了共产主义的价值内涵，即它的价值不在于制度本身，而在于它能消除异化，促进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所谓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主要指个人个性的充分发展，特别是个人能力的多方面发展，它是人的历史发展的最高阶段，即自由个性实现的根本条件和基础。在这个阶段，人完全控制了自己的生存条件，构成人的个性的各方面的能力，如体力、智力、才华、兴趣、品格等都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共产主义是文化异化的彻底扬弃，是人的本质的复归。
在《手稿》中，关于解放工人阶级从而解放全人类，消灭私有制从而促进人自由全面的发展，扬弃异化从而实现人的本质的复归这些思想，不仅对后期共产主义思想的成熟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我们当今的文化建设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文化异化还未彻底消除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者们应该把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理想、实践精神和价值诉求，积极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尽早实现文化的本质与人的本质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