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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F预测2016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3.2%，并指出全球经济面临“广泛的停滞风险”。尽管全球金融危机已经过去了8年时间，全球仍然缺少有效需求，潜在增长依然乏力，中国经济转型面临的国际环境依然错综复杂。与此同时，随着跨境电商的快速发展，外贸转型升级迎来了新的机遇。
张燕生研究员认为，如果中国的问题出在供给端，那么主要应解决三个问题：一是技术进步、技术创新；二是结构转换；三是制度改革与变迁。中国经济主要问题是结构性的，而不是周期性的。因此，改革是解决供给侧、结构性问题的重要途径。国际贸易作为经济增长的引擎可能熄火，主要原因可能在于“去全球化”、欧美的“内向化倾向”、贸易摩擦、缺少有效的全球治理、缺少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在这种外需不振背景下，中国需要深度融入世界经济，推动“一带一路”和自贸区战略，推进高水平双向开放，包括实现内外需平衡、进出口平衡、FDI和OFDI平衡、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同时要积极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高水平的开放实质是高标准改革，目的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同时，国际资本流动格局正在发生变化。2015年，流向发达国家的资本在增加，而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在减少。这种全球资本流动的拐点性变化，带来了全球汇率、利率、价格的剧烈波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该积极推进双向投资协定（BIT）谈判，扩大服务业开放，推动双向投资和投资便利化。世界新科技革命给中国既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从供给侧来说，中国产业正在从代工走向自主生产，从低端结构转向高端结构，从简单模仿转向创造性模仿和创新的结构性变化。从需求端看，中国中产阶级、新型城镇化、老龄化社会，都将推动消费和需求结构变化。同时，他还提醒，全球过剩产能加大了经济硬着陆的风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面临着诸多挑战。
裴长洪研究员认为，商业模式对于对外贸易的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1999年阿里巴巴实现用互联网连接中国供应商与海外买家后，中国对外出口贸易就实现了互联网化。在此之后，经历了从信息服务，到在线交易、全产业链服务的跨境电商产业转型。跨境电商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进入上升通道，预计到2016年该比重将达20%。伴随着跨境电子商务的快速增长，与之配套的为中小企业提供通关、结汇、退税等服务也得到快速发展，传统商业形态在新技术和网络作用下产生了新的运行模式。互联网在高速发展过程中形成新的平台经济，平台经济将是继跨国公司之后又一个新经济现象，大平台将带来大市场。平台经济孕育全新业态，同时也要求交易规则的创新和环境的改善。这意味着我们将要进入下一个十年的国际贸易时代，进出口贸易转型升级的曙光已经出现，它标志着全球普惠贸易时代的到来，这种普惠贸易体系会成为一个新课题。因此，发展跨境电商意义重大，它不仅会改变传统贸易，促进外贸增长方式转变，还能使大数据应用成为可能。同时，其他为贸易服务的各个环节都将发生改变，包括商品检验检疫、通关、融资服务、结算支付等，有助于补上我国流通能力的短板，有助于消费拉动经济增长迈上新的台阶，有助于突破贸易保护主义并掌握国际贸易话语权。
跨境电商等新经济形式给政府统计带来了一定的挑战。许宪春研究员认为，新经济对世界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推动了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制造业、新产品、新兴服务行业、网上零售额快速成长，并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同时给政府统计带来了严峻挑战。首先是基本概念的挑战。到目前为止，与新经济相关的新名词，如知识经济、数字化经济、分享经济等相继出现，但还没有形成一个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通用的、统一的基本概念。其次是统计调查方法面临着挑战，传统的生产统计以法人单位和个人经营为主要调查对象，但分享经济的参与者往往是个人，传统的调查方法很难统计到完整的生产数据。最后，数字化经济催生了新的商业模式，产生了大量的非货币交易，对GDP核算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尽管如此，国际上正在对新经济统计进行积极的研究和探索，有些国家开始系统研究新经济对国民经济核算主要指标的影响。我国为了全面、准确、及时地反映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的新经济的发展情况，开始制定“三新”经济专项统计制度，研究制定“三新”经济增长值测算方法、建立健全与新经济相关的统计分类标准、研究建立新经济统计指标体系，以逐步深化对新经济的认识，应对新经济带来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