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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下半年经济仍面临着较大的下行压力，经济增长速度有可能进一步回落。宏观经济政策应该坚持稳中有进的总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握好稳增长、调结构的关系，同时注重防范外部冲击。
赖德胜教授认为，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次转型，劳动力市场做了比较好的调整，支撑了转型。二次转型对劳动力市场来说意味着三个问题：一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二是二次转型必须有足够多的高质量劳动资本；三是创新驱动，提高增长质量。他认为，灵活、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对于经济转型非常重要。同时，还要进一步加强就业安全性和收入安全性问题。劳动力市场应该是城乡一体化的，而目前尽管城乡之间分割开始减少，但是城市内部却复制了以前的城乡分割，劳动力再生产空间是分割的。为此，要努力保证在城市的农村劳动力能够享受城市均等的公共服务。要实现转型，劳动力市场必须提供高素质的劳动力，因此，要进一步扩大教育规模，同时要优化结构。对于创新，一定要使已经积累起来的人力资本得到更好的配置，鼓励大学生去民营部门、私营部门求职，人力资本配置对创新的影响非常重要，应该引起更多的重视。总之，他认为，中国经济第二次转型应该比第一次更加深刻、更加复杂，劳动力市场作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必须作出相应调整，为第二次转型提供有力支撑。
李建伟研究员从理论角度分析了收入分配不平等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合中国经济二次转型，他认为，从人力资本积累角度来说，要解决经济发展问题，必须努力缩小收入差距，收入差距越小越有利于个人的人力资本积累，整个社会才能达到收益最大化。从需求角度来说，我国已经进入了工业化后期，投资率进入周期性下降阶段，消费率进入周期性上升阶段，未来基础需求将是影响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要想扩大基础需求，必须扩大消费需求。扩大消费需求的最有效措施就是降低收入差距，通过提升中等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来促进消费。针对如何缩小我国收入分配差距，他提出，要促进教育机会的均等化、公平就业和劳动力自由流动、金融服务均等化，抑制资本要素过度集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消除社会保障逆向转移支付问题。
蔡志洲教授根据国民资金流量表分析了我国收入分配的变化。他认为，从结构上看，初次收入分配基本决定了我国宏观收入的格局。2008年以后，居民部门收入有明显改善，但高储蓄倾向影响了居民消费和投资的增长。近些年来，非金融企业部门通过高杠杆高投资实现发展，但在劳动成本和融资成本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已经开始面临一系列问题，尤其是金融风险值得关注。政府要通过税收政策、社会保障政策的调整，改变经济增长拉动方式，在进一步改善居民生活的基础上实现可持续增长。
陈昆亭教授认为，金融与房地产因素已成为影响经济波动的更加重要的因素。他认为，商品（或住房）相对需求倾向增加，推动均衡劳动参与率提升；资本充足率越低，劳动参与率越高，但超过约束风险性极大；杠杆率越高，均衡劳动参与率越低；资本产出弹性越高，均衡劳动参与率越高；实际长期储蓄利率水平越高，均衡的劳动参与率越高。在非完全竞争土地市场的经济中，执行土地出让金等比例与房地产产值的政策难以获得等价于完全竞争均衡的稳态均衡解。“土地财政”倾向的政策持续长期的执行结果有推高房价的内在机理。
陈乐一教授回顾了改革后历次物价波动的情况，分析了外部冲击对物价波动的影响。他认为，改革开放以前的物价波动大致分为两个阶段：1953—1965年的这一阶段经历了剧烈的上升和下降；1966—1976年的第二阶段，物价水平变动极小。改革开放以来的物价波动分为八个阶段：1978—1983年以调为主的探索性价格改革，这一阶段由于国家进行了价格体系调整，改变了不合理的价格体系，价格经历了又一次较大的波动；1984—1986年调放结合、以放为主的阶段，将以国家定价为主的僵化价格体制转变为比较灵活的多种定价机制并存的价格体制；1987—1990年由于物价波动，居民产生通货膨胀预期，对推动通货膨胀的进一步发展起了很大作用；1991—1999年为第四阶段，这个阶段是改革开放以来持续时间最长、波幅最大的一次物价周期；2000—2002年为第五阶段，2003—2006年为第六阶段，2007—2009年为第七阶段，2010年至今为第八阶段，后四个阶段受政策频繁变动的影响较大，其中心理预期加剧了2007—2009年这一阶段的物价波动。陈乐一认为，外部冲击对物价波动的影响力也不可小觑，粮食危机助推食品价格显著领涨CPI，物价波动中不可避免地夹杂着资产价格波动因素。
“三农”问题是影响中国经济二次转型的重要问题之一。“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而土地问题的核心是流转问题。如果不解决土地的流转问题，中国的农业就不可能进入现代化，也不可能为城镇化的发展、为中国经济的二次转型提供动力。甘梨教授介绍了其课题组关于农村土地流转的调研结果，通过对大量调研数据的分析，结果显示：中国32.7%的农村家庭参与流转，27%的耕地参与流转；农村耕地流转租金平均价格为农地年纯收入的12.4%，租金定价水平偏低；村委会的作用显著，村委会介入有助于土地流转交易的规范化；农地流转变化较大，超过40%的流转家庭退出土地流转；单身男性多、有党员及契约精神的家庭退出土地流转市场的概率更小；有在读大学生及家庭年收入高的家庭退出土地流转的概率更大；缺乏契约精神的农村家庭在土地流转交易中发生纠纷的比例明显较高；最穷的25%家庭转出的比例远远超过转入的比例；非劳动力比例高的家庭转出土地；受教育年限高的家庭土地流转比例较高；优质土地容易转出。该调查数据极大地丰富了现有农村流转数据库，对于了解和把握农村土地流转现状，制定合理政策，规范土地流转，切实保障农民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张曙光研究员探讨了“路权平等与城市秩序”问题。他以电动自行车为例，认为电动自行车经过草根式的发展，目前在我国的规模已经非常庞大，已成为城市务工人员、留守人员、城乡快递物流、接送小孩上学入托、刚毕业的学生、个体创业者不可或缺的交通工具。与公共交通、私家车相比，电动自行车在成本、占道、污染等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优势。但现行的城市管理对电动自行车大都采取限行和查扣的政策。政府倾向于发展汽车，限制电动自行车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为了GDP和财政收入；为了“面子”，搞城市现代化；容易被国有汽车公司等强势集团俘获，而电动自行车大都是中小企业，政府更偏向于大企业。限行查扣侵犯了个人的自由权利，限行电动自行车也违反了路权平等、路权共享的基本原则。张曙光研究员建议取消限行查扣，因为这种管理方法赋予了管理者过大的自由裁量权力，只有取消限行查扣，才能真正使管理走向人性化、精细化的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