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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期间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期，此次转型被定义为经济二次转型，即经济从工业化转型为城市化为载体的现代服务业发展。建立在经济全球化基础上的工业化是规模收益递增的，在此阶段中国经济取得了高速增长，而经济结构服务化以后，规模收益开始下降。2015年我国城市化率已经超过55%，进入了二次转型阶段，面临诸多的挑战。深化改革将成为转型成功的关键。
沈坤荣教授认为，进入新常态后的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由高速转为中高速，经济结构由制造业为主转向服务业为主，增长动力由要素投入为主转为创新驱动，中国经济已进入重要的转型期，但也面临着新的问题和挑战。问题和挑战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放缓，主要表现是中央与地方的作用分化以及民间投资正在快速下滑；非金融部门债务增幅过快，对金融稳定产生冲击；企业部门债务水平持续攀升，不仅制约了企业发展，也加大了金融风险；在企业利润下降和债务高企的双重夹击下，企业债市场已经开始出现违约现象。
龚刚教授认为中国的债务问题不容忽视，是未来中国宏观稳定政策面临的新挑战。中国的债务问题主要来自地方政府以及非金融企业。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增长的重要原因在于贷款利率太高。新常态意味着中国将进入中高速增长，因此，如果不对商业银行进行体制改革（引入竞争、消除垄断以使利率下降），中国的债务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面对债务危机时，常规的宏观稳定政策往往难以熨平经济的下行波动，惩罚性救助是政府应对债务危机的根本之道。
杨瑞龙教授认为，过去之所以在稳增长与调结构中左右摇摆，原因在于结构仅仅反映了表象，背后反映的是利益结构，这种利益结构与体制模式和发展模式有关。在实际中我们导向保速度，因为速度一旦下行，会出现一系列问题。因此，对速度有很强的依赖，当速度与结构产生矛盾时，短期内往往导向速度。
中国经济要走出目前的困境，田国强教授认为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进行提高市场效率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振民间信心，平衡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刺激需求；建立有效市场，让政府在维护和服务方面发挥好的作用，提供各种所有制公平自由竞争的环境，让民营经济大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同时处理好发展的逻辑和治理的逻辑，否则会造成各种问题和危机，其关键是政府的定位必须恰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取得成功，必须正视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灵活运用“明道、树势（顺势）、优术、抓时（择时）”四位一体的方法论；对于改革方案的制定方式也需要重新设计，以确保独立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要解决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沈坤荣教授认为，必须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方向是：第一，化解过剩产能，优化产业结构，具体措施包括完善退出机制，出清僵尸企业；深化国企改革，盘活国企存量资产；引导产业结构向中高端发展。第二，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具体措施包括通过结构性减税降低企业负担；确立有效的政府干预边界，放松政府管制，降低交易成本；深化金融体制改革，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第三，化解房地产库存，具体措施包括：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农民工市民化，释放购房需求；增加公共品供给，提高居民购买力。第四，防范金融风险，稳步推进金融市场化和法制化，降低金融杠杆。同时加快信用体系建设，防范互联网金融风险。
杨瑞龙教授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际上是要通过供给侧要素（资本、劳动、效率）的改革，提高增长质量。从微观角度，通过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消灭僵尸企业来降成本，进而实现目标。从宏观角度，当前中国经济增长下行主要因素是结构性因素，而结构性因素是源于传统增长要素发生了变异，人口红利减了，通过结构性改革让传统增长要素继续发挥作用，进而培育新的增长要素。要解决这些问题，关键点在改革，这是调结构的根本出路。同时在改革过程中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市场机制起决定作用，但也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供给侧改革过程中既要发挥国有企业的主导作用，更要发挥非公有制企业、民营企业在市场中的作用。
沈坤荣教授也指出，在当前外需下降难以扭转的情况下，培育新一轮经济增长动力的钥匙就是增加有效供给，增加有效供给的关键在于推进结构性改革，以提升经济增长的潜在空间。同时推进结构性改革还要和需求管理有效对接，以拓展国内和国际发展新空间。从外部看，可以通过“一带一路”的“走出去”形成全新的对外开放格局，为经济转型创造更好的外部条件。从内部看，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以及人力资本水平、转变经济结构、改善投资效率，从“中国制造”向“为中国而造”转变，实现中国经济由总量追赶型向质量和效益追赶型转变，提升经济增长的潜在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