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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中国GDP同比增长6.9%，创1990年以来的新低。2016年第一、第二季度GDP同比增长率为6.7%。宏观经济增速放缓已是不争的事实，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特征日益显著。当前，我国经济稳中有进，符合预期，但稳定运行的基础仍不牢固。
杨圣明研究员分析了中国过去30年经济高增长的原因，指出，受国内外因素的影响，目前中国已经进入经济减速期。为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阶段，适应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我国应探索正确反映经济各方面的科学指标体系，以期更真实地反映生产情况。
田国强教授对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大幅下滑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即使要素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发生作用，其潜在增长率也一定是一个缓慢下降的过程，绝不会在短短的几年内就下滑到偏离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速均值3个百分点的程度；由于国企垄断、政府部门官员不作为等，经济效率可能更为低下，使得实际增长率和潜在增长率偏离；不要低估改革开放和民营经济大发展的威力。如能进行市场化深层次制度性改革，提高市场效率和激发人们的积极性，会产生意外的效果。因此，他认为，从理论、历史、统计三要素角度进行分析，都得不到潜在生产率大幅下降和逼近实际增长率的结论。如果供给侧结构改革真正到位，现代市场制度建设不断完善，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不断改进，中国未来5年的潜在增长率至少应该是7%以上，不会显著下降。
沈越教授认为，宏观经济面临逐步下滑态势。金融危机后随着强刺激效应释放，中国经济逐步进入一个长期下行通道，2016年可能是继续下行的新节点。除GDP、工业、外贸已经进入个位增速外，2016年消费、投资增速甚至M2也可能进入个位数。基于此，他认为，中国经济要实现二次转型，要过几年苦日子。
张自然副研究员认为全要素生产率（TFP）对中国城市经济增长与波动有着重要影响，必须给予重视。他通过使用全国264个城市GDP、资本存量、劳动投入的数据，运用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方法，测算城市的TFP增长情况，结论是，1990—2011年，全国东、中和西部地区城市TFP增长均呈现下降趋势，资本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逐步减小，已经不能走以往那种依赖投资来推动经济增长的发展道路。建议采取各种措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对于经济下滑，沈越教授认为主要源自以下几个方面：是中国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的标志；是长期实施以扩张需求为主的宏观政策的反弹；是由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厘定的改革措施说得多，做得少，落实远不到位；2016年是由于短期的“三去”（去产能、去库存、去泡沫）措施也对增速下降有贡献。因此，要适当调低“十三五”期间的经济增速，把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措施落到实处，加快供给侧结构改革的顶层设计和具体化措施出台；在降低成本和产业结构升级缓慢背景下适时适度放松人民币汇率，以提升出口增速，同时可以减少外汇储备下降。
田国强教授认为，经济增长下滑难止是执行力和具体措施出了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贯彻落实中央决议精神的执行力和应对经济下滑的具体措施方面都有很大的问题。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所提出的决议精神和发展理念未能真正得到有效执行和落地，不作为甚至反向作为的现象严重，导致了决议和现实反差巨大的严重激励不相容，改革和发展及稳增长在打架，在稳增长短期方面的具体对策和举措上也出现了严重的偏差，发展的逻辑和治理的逻辑都出现了很大问题，没有解决好两者间的相辅相容的辩证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