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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后发展国家中的新兴工业国。与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在过去和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仍然属于赶超型经济，其经济增长特征在诸多方面都与发达国家有重大差别。但是，在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经济日益融入世界经济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与世界经济尤其是发达国家经济又有着密切联系。“旧常态”在时间上正好同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步入高速增长轨道一致，二者之间有无关联？其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可以将二者之间的联系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质是经济的市场化，将原来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对外开放的实质是将原来闭关锁国的、封闭的经济体系转变为与世界经济接轨的、开放的经济体系。这一改革开放的基本走向与20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的经济自由化是一致的，这使中国的改革开放有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
当然，这样的判断并不等于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源于西方国家的经济自由化，也不意味着中国只是简单地模仿西方的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的改革开放主要源于对高度集权计划体制低效率的反思，尤其是对10年“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在这10年中，不仅国民经济面临崩溃，而且高层决策者和人民群众自觉或不自觉地意识到，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是政治上、文化上动乱的经济基础，因而在对传统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问题上，达成了一致。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既不是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的简单模仿，也不是照搬西方转型经济学的市场化建议，而是根据中国的国情，采取了一条渐进式转型的改革道路。这与苏俄采取的转型方式有很大不同：解体前苏联虽然也讲改革，却没有对斯大林模式进行什么实质性的改革；解体后又走向另一个极端，俄罗斯简单地接受西方经济自由主义者的建议，照搬西方模式。
中国从1978年启动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1992年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到2003年基本确立起社会主义市场体制（以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议为标志），市场已经能够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逐步改变了原来计划体制下，经济增长须依赖政府和计划才能推动的状况，源于企业、个人策动的经济动力机制逐步形成，并日臻完善。这使中国经济步入了高速增长的轨道。因此可以理解，1978—2008年，中国经济以年均近10%的增速发展。这是中国在过去几十年经济超高速增长的两大根本性原因之一。
伴随发达国家淘汰落后产业，传统产业在世界范围内重新布局的经济全球化，中国的对外开放恰逢其时。从建立经济特区，后来实施“两头在外”的发展战略，经过16年的艰辛努力，到2001年中国终于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尤其是“入世”，破解了许多国家针对中国设置的大部分贸易壁垒，使中国在过去20多年市场化改革中积累起来的竞争力得以在全球范围内释放，中国制造的廉价产品像潮水般地涌向国际市场，中国几乎是在一夜间成为世界工厂。因此可以理解，中国在21世纪的最初近10年间，对外贸易以20%以上的年均速度增长。外贸高速增长所形成的外需，反过来拉动了国内经济，使中国经济增速在这段时期内年均超过10%。一言蔽之，中国主动融入全球化进程，其实质是用自己具有竞争优势的生产要素劳动力，与中国不具有优势的其他资源，如资金、技术、管理、市场等进行交换。这种资源在国际市场上的重新配置，是中国在过去几十年经济超高速增长的另一根本性原因。
旧常态下发达经济体和世界经济的稳定增长，无疑对已经日益融入世界经济的中国经济有助推作用。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美国20世纪90年代长达近10年的以“两高一低”（高增长、高就业、低通胀）为标志的“新经济”，对中国经济在同一时期的高速增长有相当大的拉动作用。当世纪之交美国经济中的科技泡沫、网络泡沫破灭后，美联储大幅度减息的刺激措施，虽然很快使美国经济再次步入增长的轨道，但这种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却由房地产金融泡沫推动。与之相应，曾被誉为“黄金十年”的中国经济在世纪之初的超高速增长中，也含有泡沫。这是因为发达经济体的金融泡沫导致进口需求大增，强劲的外需拉动了中国经济超常规的增长。由于中国金融监管限制了金融衍生品发展，中国经济的泡沫不是金融泡沫，而是实体经济的泡沫，即由出口贸易拉动起来的泡沫以及与之相应的产能过剩。
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经济体进入去杠杆、去泡沫的进程，中国经济本应顺市场调整走势，去实体经济的产能过剩。但是中国当时却没有顺应市场走势，而逆市场走势采取了以4万亿投资为代表的强刺激措施，致使经济中的泡沫进一步增加，突出表现为产能过剩和房地产泡沫。近年来又在“保增长”、“稳增长”的口号下，试图通过扩大投资杠杆和向市场注资来提升经济增速，以致问题愈加突出，成为阻碍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大障碍。据此我们认为，中国经济中的产能过剩和房地产的结构性库存是三个时期问题的积累：一是金融危机以前的泡沫，二是应对危机时的逆市场调控的后遗症，三是近年来稳增长措施的结果，而这主要又是由政府的不当行为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