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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new normal）是相对旧常态（old normal）而言的。要认识新常态，需要了解旧常态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世界经济的旧常态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初，它的形成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的经济自由化浪潮直接相关。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暴露出近30年来经济自由化的缺陷。这场危机影响很大，随即波及全球，从而使整个世界经济从经济稳定增长的旧常态步入经济低迷的新常态。
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各国普遍采取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政府出手大幅度干预经济。这些政策虽然在推动西方战后经济恢复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并在很大程度上维持了战后相当一段时期内西方经济较长期的稳定增长。但是随着时间推移，这些政策的负面效应也日益凸显。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政策的负效应彻底暴露出来，集中表现为经济的“滞胀”。面对这种局面，凯恩斯主义既不能从理论上解释滞胀产生的原因，在对策上也无法开出消除滞胀的药方。这是因为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为政府提供两种政策取向：一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用于经济衰退时刺激经济，防止经济陷入萧条、危机；二是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用于经济繁荣时收缩经济，防止经济过热。但是面对滞胀，这两种相反的经济政策取向，却使政府陷入两难选择的困境。这就好像人患了肝炎和糖尿病的并发症，前者鼓励吃糖，后者则禁止吃糖。政府在政策取向上忽左忽右，走走停停，停停又走走，经济在滞胀泥沼中越陷越深。
在这种背景下，自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以来被凯恩斯主义压制了几十年的经济自由主义得以抬头。这首先表现为被称为经济思潮风向标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发放指向的变化，它改变了这个奖项设立以来最初几年授予凯恩斯主义者的做法，在1974年，将其授予了有经济自由主义精神领袖称号的冯·哈耶克，1975年又把这个奖项授予货币主义的代表人物密尔顿·弗里德曼。紧接着，在1979年英国大选和1980年美国大选中，信奉市场自由主义的撒切尔夫人和里根分别当选，将经济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主张转化为政府实施的政策，由此在西方世界开启以英美引领的经济自由化浪潮。伴随经济自由化措施的推行和逐步到位，西方发达经济体渐渐又走入一个经济稳定增长的时期，即所谓的旧常态。这个经济自由化进程的主要措施和后果是。
面对当时西方世界的“滞胀”困境，与凯恩斯主义无法解释滞胀现象不同，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作出明确回答：造成经济停滞的根本原因是通货膨胀，长期的通货膨胀扭曲了市场价格信号，导致资源误配，从而造成经济停滞。而通货膨胀又是长期实行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后果，其根源又在于政府的庞大化。因此，要治理滞胀，首先要大幅度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消除通货膨胀。随着通货的稳定，市场机制作用回归正常，经济停滞问题也就会逐步缓解。为此，弗里德曼提出了其最主要的应对措施——简单规则的货币政策，即由中央货币当局根据长期的经济增长率和劳动力增长率，公开宣布和严格执行一个长期不变的货币增值率，以消除公众的通货膨胀预期，为市场发挥作用创造一个良好环境，市场的自发功能就会使经济逐步走出停滞，最终走出既膨胀又停滞的泥潭。撒切尔夫人和里根上台后，基本上是按照这一规则行事，并辅以其他一些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到了20世纪80年代的中后期，英美及其他发达国家渐渐走出了滞胀困境。
现在有些人以美国经济表现在20世纪80年代不如20世纪90年代为例，试图证明里根和老布什执政时期经济自由主义政策的失败。这种看法似是而非，其误解的关键在于忽视了经济结构性调整与政策效应显现之间的“时滞”因素，尤其是通过市场自发作用的结构调整，通常需要更长的时间。其实，美国1990年代被称为“新经济”的形成与激励创新的市场环境形成有密切关系，很难想象在一个病态的市场状况下，能够出现大规模的创新活动。
在治理滞胀的同时，里根政府还大面积地清理和废除政府各种法规，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为防范经济危机而出台的各种限制性规定。在经济自由主义看来，这些限制性的政府规制抑制了个人和企业的创新精神，压缩了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空间，这也是美国经济步入停滞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只有大幅度减少政府的限制性规制，才有可能焕发个人和企业的创新精神，并为技术创新和市场创新创造出新的空间，进而推动经济发展。正是在美国政府大力裁减限制性规定背景下，1980—1990年代美国出现了创新浪潮，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以IT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这一轮技术创新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与西欧、日本日益缩小的差距再次拉大，美国再度成为引领世界技术进步的国家。同时，在金融市场上也出现了众多的制度创新，其中最为显眼的是金融衍生品发展以及风险投资市场的形成，这不仅为新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融资环境，而且巩固和扩大了美国在国际金融领域中的霸主地位。需要指出的是，金融创新是一把双刃剑，它在创造天使的同时，也可能呼唤出魔鬼。2008年金融危机就是由房地产金融市场上衍生品的泛滥引发的，不过这是后话。
还需要指出的是，人们在讨论“里根经济学”时，更关注他的减税和削减社会福利的政策，而往往低估削减甚至取消限制性规制的政策效应。前两项政策固然是经济自由主义政策库中的重要工具，但也不应低估削减甚至取消某些限制性规制的措施在旧常态形成、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如果说，减税和削减社会福利重新激发起人们投资和工作的积极性，而削减甚至取消限制性规制，则直接为企业和个人创新开辟了新的空间。套用现今中国的热词来说，前者和后者共同构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套组合拳，对于经济自由主义政策来说，二者一个都不能少。从一定意义上讲，对于创新活动来说，减少限制性规制措施比减税和削减社会福利更为重要。尽管二者都属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措施，但前者属于改变和完善市场功能的市场制度性政策措施，后者则属于供给侧的经济过程政策措施。关于政府干预经济的制度性政策措施与过程政策措施的不同功效，下文还将论及。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伴随一批后发展国家的经济起飞，发达国家的传统产业渐渐丧失了竞争力。为保住就业岗位，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通常做法是给予落后企业财政补贴，久而久之，在发达经济体中形成一批需要政府支持才能生存的落后产业。英美新自由主义主导的政府反对这种做法，采取了减少以至切断补贴的措施。这导致没有竞争力的企业破产，甚至整个行业消失。发达国家淘汰落后企业与产业，资源通过市场配置到有竞争力的企业和行业，不仅推动了其经济的稳定增长，而且为新兴产业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当年最为引人注目的案例是，撒切尔夫人切断了对英国煤炭产业的财政补贴，遭到长达近1年半的大罢工，这位铁娘子顶住了巨大的社会压力，最终使煤炭产业在英国几近消失。不仅如此，她还借助公众对大罢工干扰社会秩序的厌恶情绪，趁势推出了限制集团性罢工的法令，规定集团性罢工须得到集团85%的成员同意才具有合法性。这使大规模罢工在英国几乎没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使英国回归到19世纪自由市场经济轨道上，也缓解了自19世纪后期以来大英帝国在经济上不断下滑的步伐。
英美等发达经济体淘汰落后产业，也为后发展国家承接这些淘汰产业提供了机遇。借助产业在国际范围内的重新布局，越来越多的后发展国家步入新兴工业国的行列，再造了新的国际产业链，掀起了新一波的经济全球化进程。新兴经济体廉价的产成品和中间产品回流发达国家，又降低了发达经济体的经济成本，缓和了经济长期增长带来的通货膨胀压力，反过来稳定了发达经济体的旧常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国家既为了刺激消费，也为了与社会主义国家竞争，大搞社会福利，形成了所谓的福利国家制度。经济自由主义认为，过多过滥的福利不仅加大政府和社会的负担，也是造成政府庞大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还造成了人们对政府和社会的过度依赖，失去寻找工作和通过自身努力来改善自己生存状态的积极性。所以他们主张削减过多过滥的社会福利，激发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过这一经济自由化进程，在英美与欧洲大陆国家之间，其推进进度有较大差别。
自由化在自由主义传统浓厚的盎格鲁—撒克逊国家进展较早，也较快，而在有社会主义传统的欧洲大陆国家，这些自由化措施却遭到抵制。例如，1982年德国基民盟—基社盟党魁科尔在“多一些市场，少一些政府”的自由主义口号下上台执政，但其推出的削减社会福利的法案在议会遭到了以社会民主党为首的左翼势力的狙击，以致这些自由主义政策出现“说得多、做得少”，“雷声大、雨点小，甚至不下雨”的境况。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社会民主党上台执政才出现转机。当家才知油盐柴米贵，由于其不得不改革的措施与在野的联盟党趋于一致，二者联手在2002年推出了所谓的“2010年议程”，对过多过滥的福利政策进行了实质性改革，削弱了社会福利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拖累。在后来的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中，德国经济在欧洲获得了“一枝独秀”的美誉。至于像希腊这样的南欧国家，直到在主权债务危机冲击下，才启动对福利国家制度弊病的实质性改革。
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所采取的上述自由化措施，为经济形成较为稳定增长态势创造了条件。其间最为抢眼的是，美国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形成了以“两高一低”（高增长、高就业与低通胀）为标志的长达近10年的“新经济”。当然，在经济自由化进程中也会逐渐积累起一系列矛盾，这集中表现为杠杆作用下的金融泡沫。在世界经济的旧常态下，出现过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不过这些危机都发生在新兴经济体，对发达经济体没有实质性的影响，因而也未改变世界经济基本态势。后来触动美国经济的，是世纪之交出现的网络泡沫和科技泡沫的破灭，由于美联储采取了大幅减息的宽松措施，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将美联储的基准利率从6.5%下调为1%，避免了经济的衰退。但是，这种向市场大规模注资的行为，则为房地产金融衍生品的泛滥创造了条件，这种凯恩斯主义政策的负面效应与经济自由主义的负面效应（金融衍生品泛滥）的叠加，直接酿成了2008年金融危机。在危机的冲击下，美国及发达国家的经济终结了基本稳定增长的旧常态，步入了增长缓慢的新常态。
由于美国经济在国际经济中的龙头地位，其经济步入新常态，也或迟或早会将整个国际经济引入经济增速下滑的轨道。对于经济高速增长的新兴经济体来说，在危机冲击下发达经济体的资本外流，再加上其有较大的经济扩张的潜在空间，可以在危机冲击后通过采取抵御危机的措施，暂时阻止经济增速大幅下滑，却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国际经济步入新常态的基本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