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推进供给侧改革，提升经济效率

宏观稳定与供给侧结构改革是中国迈向中高端发展不可或缺的两大战略指标和任务，但其最终目标都是要持续提升中国的经济效率。宏观稳定政策近年来熨平了经济波动，实现了经济稳定发展的目标，保持了中国经济在6.5%以上的增长。宏观稳定政策2015年靠金融，2016年主要靠刺激房地产和基建发展，对中国经济效率的提升作用有限。宏观稳定政策增加了社会总杠杆水平：一是导致了资产价格上涨和建筑业发展过快，引致资金回报水平持续走低；二是导致劳动生产率低的建筑部门发展很快，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经济效率。在中国当前的杠杆率高、汇率波动大、经济效率低的三大挑战下，宏观政策要更为注重守住底线，而不是继续加大杠杆，以降低效率的方式进行干预。在守住风险底线的同时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放松管制，给创新更多的空间，激活微观主体才能完成配置资源的体制转型，推动中国经济迈向中高端发展。

当前的宏观管理应该集中在以下几大风险目标的控制上守住底线：①稳定杠杆，进行适当的结构性调整，让债务问题平缓化，基本上是要依靠政府来承担最终债务滚动的主体。一是安排地方政府债务重组与稳定化，并增加约束；二是金融政策提供流动性安排防止债务危机，并在国家层面上进行更大的财政金融联动方式的改革，以保证债务增长速度下降，并配合僵尸企业清理工作，积极推动企业降杠杆。②2017年，人民币加入SDR一年后，市场化进程更为加快，但美国加息和国内经济减速的夹击，对人民币汇率极其不利，我们非对称贬值（即对美元贬值，对一揽子货币升值）的双目标策略在2017年的余地不大了，特别是对美元贬值预期，现在就在7.3%的水平上，如果不能控制在7.3%的基础上，人民币贬值过大，国内的任何资产回报率都难以抵抗贬值的损失了，资本外流会进一步加大，汇率冲击会引起连锁性反应，如输入型通货膨胀等问题。③财税改革的方向一定是结构调整，通过提高消费税、个人综合申报所得税等，将个人纳税与城市福利权利相匹配，并积极降低增值税税率，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税赋成本，提高企业的存活水平，激励企业进行创新。

在供给侧改革上：

（1）进行事业单位改革，推进事业单位的社保制度改革，逐步取消事业编制，特别是对现代服务业的科教文卫体等的事业单位改革是“十三五”改革的重点。事业单位改革事关中国现代服务业，人们对提高人力素质的教育、健康的依赖、精神消费的文化都是急迫需要解决的，而这些方面的满足都依赖于科教文卫体的服务业体制改革，这是未来中国最需要发展的行业。当然中国这些公共服务业改革也不是能够一蹴而就的。中国传统公共服务品是由国家统包起来供给的，这里涉及公平问题的普遍化服务问题，涉及民生事务的监管体制建立问题，公共服务品定价问题，这些都是改革的新挑战。

公共部门改革涉及四大方面：一是事业单位社保改革；二是公平原则，提供普遍化服务作为基础投入，仍需加大投入；三是放松管制，包括准入、价格和相应的服务监管；四是建立新的定价机制和监管体制，作为公共服务部门其定价机制和监管体制是改革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但总体来讲必须通过改革为现代服务业打开创新的空间，满足大众差异化的需求，让企业能积极运用市场方式增加有效供给，提升中国公共服务部门的竞争力。

（2）国企改革当前是在按照做强的方向努力，但其破得少，合并得多，特别是国企的公司治理与清理低效率企业方面都在退步。上市公司都存在着直接合并性倾向，如宝钢武钢合并、中航地产划归保利地产，其模式仍然是计划经济的思维，企业主体的独立性、创新性都会被进一步遏制。国企效率低，却占用着太多的金融资源，而近来债务违约多为国企，近来的债转股热潮也是为国企解困，这种微观的软预算约束导致了企业的盲目扩张和不负责任的逆向选择。

（3）城市化模式的改革。新一轮的房地产热潮直接涉及地方政府的土地资金和城市化发展的模式讨论。如果政府始终是保持着庞大支出的超级政府，管生产，管服务，而不能向以公共服务为目标的小政府转变，那么城市化模式是无法改变的，而且土地政策也难以转型。关键在于城市化率中国到2019年前后达到60%，2025年达到65%，城市化的建设周期结束后，城市进入折旧和维持运营的周期中来，不积极改变这种城市化模式则会负担巨大。因此城市化改革主要从地方政府体制进行改革，包括政府转型、区划的分割和资源等级制都是当前城市化模式困境的来源，打破分割与资源等级配置模式才能有效推动城市化模式转型，从物的聚集生产中心地的城市转向以人力资本聚集，进行服务和创新的城市。 b9AuSYCbv0v67VfhLhe7uVNPoAnVw8b1fERiQfoM1onN67rpLYXPrgO9zq4SN9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