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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制度机制匹配与效率路径重塑是中国跨越发展的根本所在。因为工业化赶超的效率路径、发展机制和结构转型到了中等收入阶段似乎处于一个非常不确定的状态，如果没有好的制度机制推动转型升级，未能明确新的效率路径，经济增长的跨越是很难完成的，或经过漫长的探索才能实现。
工业化时期，发展经济学的“结构主义”进行了很多政策的总结，各国也进行了很多实践，归纳起来最重要的就是政府的干预。在后发国家市场体系尚未建立的，政府可以作为市场参与的超级主体以弥补市场的不完善性，提出了：①工业化“补贴”，利用产业政策，选择性金融政策、税收优惠政策等鼓励制造业发展；②资本积累激励，国内通过利率管制等各类方法筹集资金，压低国内劳动报酬，提升资本报酬，从而进行招商引资，并展开区域性竞争，达到国内国外筹集资金用于制造业的快速发展；③开放政策，扩大市场规模，汇率政策上通过贬值提高国际竞争力等；④通过引进设备完成技术进步的“干中学”，推动国内制造业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⑤将GDP作为广泛的激励相容性指标，推动地方GDP的竞争。工业化的快速推进离不开政府的积极干预，工业化具有典型的“规模经济”特征，经济效率同步提升，经济结构具有加速增长和提升效率的双重作用，并足以弥补干预带来的成本。
经济结构进入服务化后隐含了很多不确定性因素，特别是增长、结构与效率出现了重大的不一致性，而国际经验更表明经济结构化后国家增长路径会出现严重的分化，需要认真理解才能清晰得出效率路径转换的不确定性和转换的可行路径。从结构与效率的经验事实归纳来看：
（1）结构与效率路径不同步。我们前面已经计算了，当经济结构服务化后，服务业比重上升很快，但其效率低于工业部门，因此服务业比重增加则一定会出现整体经济劳动生产率下降的特征。这一过程不同于工业化，服务化推动的增长不是一个“规模收益与效率递增”的同步过程，服务业的发展规模效率低于工业化，因此各国经济结构服务化后，随着服务业比重的提高，增长普遍减速，但增长的效率和质量却出现了分化，发达国家靠服务提升了经济增长的效率、稳定性，而后发国家效率改进下降，经济结构更为扭曲，易受外部冲击。一个典型的经验事实是：经济结构服务化后效率路径非连续，出现了分化。
（2）经济结构服务化的“成本病”。服务化普遍导致所谓的“鲍莫尔病”，或称为“成本病”，即由于服务业效率低，但服务需求旺，相对价格上涨，导致服务价格相对于制造业价格上升，即低效率改进导致价格上涨，形成了服务成本上升。从广义上看成本病更表现为“城市化成本病”，即城市化高成本推进，但城市化过程中没有提升聚集和创新效率，导致整体社会普遍成本提高。城市成本问题不仅危险制造业，也同样危险服务业的升级。
（3）产业升级不确定。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从国际比较看，城市化率突破50%后，服务业比重快速上升，制造业比重下降，都面临着产业升级的内在要求，即依靠低成本生存发展的产业要被城市化后带来的高成本所冲击淘汰，但也包含了城市聚集和创新外溢带来的效率提升的机遇，成本与效率赛跑。中国城市化成本增长过快，效率改进下降，这是中国现在已经出现的事实（课题组，2009），高成本的住房、公共服务等导致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出现快速“去工业化”的趋势，使得服务业从生产性服务业进行效率提升的台阶逐步失去，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失去了战略支点，产业升级变得不确定。
（4）“干中学”转向“自主创新”的技术进步路径不确定。“干中学”的技术进步往往是同质性的技术进步，首先它受到本地与国际技术水平差距的限制，越接近前沿国家的技术水平，其效率越低；其次它受到需求规模的限制，由于技术同质性特征，很容易导致“规模收益递减”。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与先进技术差距缩小，再加上需求多样性，干中学技术进步效率迅速下降，但这并不直接导致自主创新比重的提高。自主创新核心就是自主知识产权能得到“垄断租金”的激励，更要获得资本市场的激励才能完成自主创新活动。自主创新是异质性的，其创新风险不断提高，需要更多的人力资本投入和分布式创新活动，需要市场化的“高定价”激励才能完成。但由于自主创新不确定，公司和政府都愿意通过引进的方式走“干中学”的技术演进道路，消除不确定性，这无可厚非。但是如果仅仅限于“干中学”技术进步的增长，其持续性受到了限制，而且“干中学”路径将导致“过度投资”引进技术和锁定技术演进路线，压制本土创新性。自主创新和“干中学”不是一个技术路径的简单好坏的争论和自动转换，其机制建设是根本，衡量的最重要因素仍是TFP，如果TFP贡献持续下降，则认为技术进步演进出现了挑战。从国际经验比较看，从低收入阶段跃进到中等收入阶段的大多数国家开始TFP上升得很快，贡献率也明显提高，但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TFP明显下降，说明这一阶段的技术路径已经不是连续性的了，需要路径的转换。
（5）消费升级的不确定性。经济结构服务化过程中，要素服务化质量提高是关键，即以人的要素提升为核心，消费中不断提高广义人力资本的消费比重，提升人力质量，完成人力资本与结构升级的互动，形成所谓消费的动态效率补偿，但这一过程也是不确定的。如果采取过多的服务业管制，消费服务不能提高人们的广义人力资本，消费效率不提升，则转型困难。
经济结构服务化意味着更复杂的经济系统协同、分布创新、高质量人力资本良性激励与循环等的出现，经济增长中“非竞争性”的新要素需要不断被挖掘出来，包括制度规则、创意、国民知识参与分享水平、教育、信息网络等，这些新增长要素质量的不断提升决定了这一阶段服务化能否带动升级的根本。
经济结构服务化使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直接面临着宏观稳定的挑战，一是减速，二是减少外部的冲击。从宏观上看，经济减速特征明显，中国从高速增长阶段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这一趋势已经出现；中国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开放必然加快，特别是资本项目开放也是不可避免的，而后发国家在资本项目开放过程中易受到外部冲击，这也是中国的稳定的一个关键。中国的结构调整必须在宏观稳定和持续微观机制改革双重推动下才能够完成。中央提出的宏观稳定和供给侧结构改革推进无疑是中国现阶段的根本性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