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经济增长的理论逻辑和国际经验表明，一国经济迈向中高端发展需要持续的效率改进，即劳动效率改进和全要素生产率贡献比重的提升。在工业化时期，高速增长基本上同步伴随着效率改善，但经济结构服务化后，这两个伴随出现了非同步，甚至增长与效率改善无关的现象。
从索洛的增长范式看，只有TFP增长才能拓展增长的可能性边界，而劳动和资本投入要素是规模收益递减的，最终达到均衡，没有TFP的持续增长和贡献，经济要想保持稳态，劳动和资本的深化都会遇到困难。
当前国内外有关中高速增长的研究包括以下三大领域：
（1）增长转折与“均值回归”理论，最有代表性的研究是艾肯格林等（Eichengreen等，2011）对增长加速（growth acceleration）和增长减缓（growth slow-down）的阶段界定等做了一套统计分析，即在原有增速超过3.5%的条件下，一国经济增长七年前后平均增速相差2个点，被称为减速阶段，认为其赶超结束。
另一类研究是从赶超国与前沿国家劳动生产率差距与收敛时间计算收敛的情况，即从赶超国与前沿国家劳动效率的差距收敛速度，看后发国家向均衡路径的收敛时间。普里切特、萨默斯专门研究了“亚洲欣快症和回归均值”，以中印大国作为“机械”，即忽略大国特性，按一般国际统计规律进行比较，得出了纯粹收敛时间。
按大国间“互动”准则进行动态分析，得出了世界大国互动下的收敛时间，为研究提供了更深入的分析方法。这些研究也包括了世界银行的中等收入陷阱研究，基本上是基于实证分析体系的。
（2）基于生产函数展开的研究，第一个讨论的焦点是技术进步贡献，这来自于20世纪90年代的东亚高速增长的质疑，就是TFP在高增长中贡献不足。国际上讨论了很多，认为减速的原因85%归结为技术进步贡献下降（艾肯伯格，2013）。中国也经常讨论“干中学”技术创新和自主创新问题。第二个是中国人均资本存量很低，应该实施大规模的投资，但资本收益率过低，资本深化难以进行。第三个讨论的焦点是中国人力资本存量低，应该大规模实施教育投入计划，可大学毕业就业难、收入低，配置扭曲，人力资本深化也很难。这三个问题对应了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三项，即技术进步（TFP）、投入的资本（K）和劳动力（L）。尽管有学者不断问相同的问题，但现实情况是，2008年以来资本投入增长速度下降，劳动力增长速度下降，技术进步贡献下降。
（3）要素配置对增长影响的“缺口”（wedge）模型（Anton Cheremukhin et al, 2015），一组理论模型和现实数据计算了“缺口”，分解了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经济增长率，并且还进行了事实分析，文章假定改革开放以后如果中国还保持改革以前（1978年）的各项经济缺口，将在这一假定条件下得到的经济增长率与真实的中国经济增长率进行对比，得出结论改革开放使中国的GDP增长率提高了4.2%（蔡昉，2013；陆旸、蔡昉，2016），也做了人口红利和改革红利缺口模型。
中国经济减速后，当前仍然处于中高速增长阶段，但高速增长与效率背离问题是当前最为突出的问题，需要从理论和实证角度加以讨论。
用简单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进行中国TFP计算得出：①1985—2007年中国高峰增长期间，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29%（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4），1993年到2007年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35%（陆明涛等，2015），但到了2008—2015年，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同时，各种计算表明TFP贡献降低到21%以下，用前沿生产函数法计算甚至出现了负贡献，同期主要是靠大规模刺激资本积累的方式来进行。
1985—2007年经济增长超过10%，资本增长速度达11.13%，而2008—2015年经济增长8.5%，而且逐年下降，资本增长速度却高达11.7%，同期劳动力供给增长从1985—2007年的1.5%减缓到2008年后的0.36，同期资本回报率也大幅度下降。资本深化无法持续。
资本深化一直是一个最为重要的理论命题，发达国家的人均资本存量数倍于后发国家，资本深化就是指人均资本存量不断上升，但是资本存量提高必然导致资本回报率下降，大量资本不愿意投资，出现资本外流寻找新的投资收益区域的现象，而国内如果不计成本地靠国家动员增加资本投入，会导致资本回报率进一步下降，对民间资本有更大的挤出效应，而政府的负值持续提高，可持续性将面临严重挑战。
从生产函数可以推出，在满足哈罗德中性条件下，生产函数为：
Y＝K α （ AL ） 1 -α ，其中 Y 为产出， A 为技术进步， α 为资本产出弹性。推导出资本边际产出弹性公式如下：
即资本边际报酬的变化＝技术进步变化＋劳动力变化-资本积累变化（同时受到劳动产出弹性的影响）。由此可见，没有技术进步，资本积累回报率随着资本积累的规模增大则降低。发达国家一方面靠技术进步推动国内资本深化，另一方面通过资本输出获得高资本回报进行积累。
中国近年来资本回报率不断下降，民间投资下降，主要靠政府投资在基建和居民在房地产上投资支撑，房地产租金回报率一直低于融资成本，主要靠房价上涨预期来弥补；而政府基建投资主要是按外部性投资的，商业价值越来越低，长期回报堪忧，而大量的投资维持资产价格高位，资本回报率下降，资金外流成为理性选择，这很不利于中国维持高资本积累。可以看出，没有经济的内生增长，短期宏观的激励维持将受到挑战。
一国经济健康更为简单清晰的事实就是劳动生产率必须持续提高，增长伴随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保证居民收入增长，从而提升一国福利水平。对于后发国家，劳动生产率提升与产业结构变革高度相关。工业化时期，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数十倍于农业，因此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部门后，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因此工业部门比重不断提高，则全国劳动生产率就会不断提高，人们的可支配收入不断提高，如果工业效率提升与教育回报率同步，人力资本也会同步深化。但经济结构服务化后，这一伴随就不是必然的了，因为如果服务业的效率持续低于第二产业，则第三产业比重提高就会出现严重的效率下降；如果在第二产业中过分发展建筑业，而建筑业劳动生产率较低，则建筑业比重上升越快则第二产业效率越低。因此经济结构服务化并不必然伴随着劳动生产率提高。
我们计算中国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就可以看出：①服务业就业人数从1994年就超过了第二产业，2015年占全部就业人数的42.4%；②服务业增加值在2012年超过第二产业，2015年超过50%，中国服务化的速度大幅度提高；③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也是逐步提高，第三产业占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比重从1995年不到70%提升到了2015年的85%的水平，近年来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上升较快，但值得注意的是依然难以赶上第二产业，特别是与制造业的效率相比差距仍在扩大，2014年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只有工业劳动生产率效率的69%，因此制造业比重不断下降，服务业比重不断上升也直接会导致整体劳动生产率下降；④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上升较快，2012年前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年增长达到两位数，但之后也就降低到了个位数了，比工业劳动生产率增长仍然慢很多。
表3 第二、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
我们再通过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内部比重变化进行分析，可以看出：①中国第二产业中工业部门不断下降，建筑业部门不断上升，2015年建筑业占比已经从21世纪前的10%左右提升到16%，而且2016年就业人口和工业就业人数基本持平，成为中国最大的就业蓄水池；②建筑业劳动生产率非常低；③建筑业劳动生产率增长几乎是停滞的，而工业劳动生产率增长迅速，2015年工业劳动生产率比2003年提升了3.6倍，制造业一直是中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引擎。
表4 第二产业中的工业和建筑业劳动生产率
我们分析2015年和2016年的数据，发现2015年服务业快速发展和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上升来自金融业占比提升的贡献。按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来看，金融业占比已经非常高了，高于发达经济体，因此再靠提升金融业占比来提高劳动生产率比较难了。而近年来的第二产业增长速度低则是由于房地产和基建托底的稳定经济的政策激励所致，建筑业的比重不断提高对于稳定就业人口增加非常有效，但会降低劳动生产率，而且建筑业是劳动密集行业，拉低了社会就业人口的人力资本需求，不利于人力资本深化。
随着经济结构服务化的进一步拓展，制造业比重进一步下降，而服务业效率提升速度降低，如2016年服务业增长最主要的贡献者是房地产，服务业劳动效率提高速度会进一步放慢，中国整体劳动生产率都要下降。2016年前9个月的可支配收入增长过慢，已经低于GDP增长，实际上已经是劳动生产率提高乏力的反应了。因此提升服务业劳动效率和进一步提升工业效率才能有效遏制劳动生产率的降低，提升我国的整体福利水平，促进人力资本的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