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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在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乔善乡乔善街龙江河岸边的农家，在大山里长大。父亲吴光道，仫佬族，祖上来自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四把镇凤凰屯。在罗城，吴姓是仫佬族大姓。母亲韦秀兰是壮族，乔善人。我的家庭是少数民族之家，家里讲话用仫佬语、壮语两种语言。父母都是农民，我有一个大我6岁的姐姐、一个小我3岁的弟弟，还有两个小我8岁的双胞胎弟弟。
我的母亲在当地是有点名气的煮大锅米饭的高手，还煮得一手好菜。因母亲有此独特的手艺，在20世纪70年代，她长期在乔善乡供销社的饭店卖“客饭”（单位食堂给外单位来客供应的饭菜），每当县、公社（现在的乡镇）有“四级干部”（县、公社、大队、生产队）或“三级干部”（公社、大队、生产队）会议时就被抽调去县里或公社里帮煮饭做菜。母亲因此每个月可以得30元工钱，其中的26元上交生产队，自己能留下4元。由于没有其他经济来源，母亲靠着这收入支撑我们家的日常开销。在农村，能干活才是硬道理，在家里母亲是当家人，她说话算数。在我眼里，母亲是聪明能干的人，并且非常勤劳、节俭。她对我们子女说得最多的话是“做人要勤快”，母亲的品质对我影响是很大的。
自我懂事起，父亲的身体就不好，成天咳嗽、咳痰、气喘，做不了重的体力活。听大人说我父亲得的是“痨病”。我学医后才知道他是因肺气肿、支气管扩张引起哮喘、咳嗽、咳痰。我走上医学学习研究道路，是今生的缘分，但对医学的热爱，对救死扶伤的责任心，对生命与健康的爱惜与维护，应当是源自父亲的身体状况自小给我烙下的心灵印迹。
父亲自律性强，吃饭从来都是与我们分开吃，不与我们共用碗筷，怕把病传染给我们。我在家烧柴灶做饭，常常因为柴火堆放过多而使火燃不起来，这时，父亲总是用“人要忠心，火要空心”来教我如何烧柴灶。那时候家里穷，家里几个孩子要读书，我上中学后，有段时间，每到星期天就去帮供销社的饭店做煤球，挣点零钱来买作业本及纸笔。做煤球就是把煤粉与黄泥土按比例加水搅拌混匀后，用双手捏成田径比赛用的铅球大小的球状并晒干。这活很辛苦，晴天还好，遇上雨天还得把煤球收到屋檐下，以防弄湿易碎。等煤球干透再收起送去过秤，按煤球的重量每百斤计加工费。当时有些人为多赚加工费，在装煤球的筐里做文章，上面放干煤球，下面是半干的煤球，以此来增加重量，每每被发现，双方就是一顿争吵。轮到我时，收煤球的人总说：“你送来的煤球全部都是干透硬硬的，不偷奸耍滑，只要是你打的煤球，我们都放心。”那时，拿到工钱的我很高兴。“人要忠心，火要空心”其实是父亲在给我讲“做人心诚，做事方成”这个道理，诚实是做人品质的根本，父亲的教诲给了我一生的影响。
回想当年读书的经历，真的是很辛苦。那时家里人口多，父母忙于田间地头，我和姐姐要分别照看双胞胎弟弟。9岁的我只能每天背弟弟去上课，那时弟弟才1岁左右，课堂上不时哭闹，一哭闹我就不得不到教室外面站着听课。但只要弟弟安静，我总是能很快进入学习状态。记得当时我的语文老师叫刘兆章，她的女儿刚几个月大，课间，在我被弟弟闹得不知所措时，她就帮着我哄弟弟，有时还给他喂奶，这样我就稍能安心学习。落下的课，我回家做完家务自己补，不懂的另找时间问老师，就这样坚持学习，每次期末考试成绩都达到优秀。从小学二年级到五年级，我带着弟弟去上学的状况持续了4年。刘老师在她后来的课堂上把我背弟弟上学的事作为努力学习的典型给她的很多学生讲过。最初求学过程虽然艰难，但得到了如慈母一般的刘老师真切的帮助，我一直从内心很感恩刘兆章老师。
后来我在乔善中学读初中和高中。中学与小学仅一墙之隔。学校离家不远，走路五分钟就到了。那个年代不怎么讲学习，一半时间上课，一半时间学工学农，每周还要参加犁地、耙田、收稻谷、种玉米等劳动。我的生活依然艰辛，每天下午放学后，按惯例先去山边捡一篮野菜回来煮猪潲喂猪，再做全家的晚饭（有时等不到母亲煮菜，就吃酱油拌饭），然后匆匆去学校上晚自习。每个星期天还要到供销社的饭店做煤球。尽管如此，我从未放弃看书学习，仍然能在班里保持期末学习成绩第一。
1977年，国家发生了重大变革，百废待兴，教育第一，首先就是恢复全国高考。那时我正上高一，也是从那时起，学校开始重视教学、重视高考，老师除每天讲课外，还布置很多的作业。特别是对高中学生，每周还要上思想政治课，强调遵守纪律，要求我们做一个合格的学生，“将来成为社会有用之才，去担负起社会责任”。我们听得心潮澎湃。那个年代的学生，思想较为单纯，绝大多数学生来自农村，已能从自己家庭的困苦中感受到人生的艰难。能考上大学或中专便不用再当农民，这是最实际的想法。高考给了我们凭自己努力改变命运的机会。很庆幸，我赶上了这个时代。
我是1978年参加的高考。说真的，这个高考怎么复习、怎么个考法，当时一点都不知道，毕竟我读的乡级中学相对于县里信息还是闭塞的。老师们竭尽全力从上级学校带回些复习资料，但资料依然有限，有些参考资料我还是与几个同学轮流共用的。我想，不管怎样，课本上的东西要先学扎实。在高考前的寒假里我几乎每天都在熬夜看书，20多天就把初中和高一的数、理、化重新复习了一遍。开学后距高考只有5个月时间，我更是全力以赴，晚自习回到家中看书和做习题到夜里12点左右。功夫不负有心人，1978年5月初，河池地区进行了一次摸底预考，我取得了乔善中学理科班第一名、罗城西半部地区（6个乡镇）第三名的好成绩。预考成绩极大地增强了我的自信，那时我心里藏着个愿望——考上广西民族大学（当时叫广西民族学院），毕业后当一名老师。但1978年高考结束，我被右江民族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录取，走上从医之路，我的人生从此改变。
从7岁上小学，12岁上初中（两年制），14岁上高中（两年制），到16岁上大学之前，我全部的中小学教育都是在乡下完成的，所就读的乔善小学和乔善中学都属乡级学校。我觉得在什么地方读书还真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要爱学习。读书改变命运是那个时代给予的机会，抓住它就有可能改变自己的未来。回顾那个时候，还是蛮佩服当年的自己——学习努力，成绩总是班里的第一，用现在的话来讲，也算得上是当时乔善乡名副其实的“学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