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要客观地看中国，才能讲好中国故事。这在当前全球化危机之中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我们没有在大宁的这些调查研究中形成的知识，如果不了解国内外相关的情况，那么就没法用大家听得懂的话语讲好大宁故事。同理，我们现在多少能够根据调查研究形成对中国经验客观的归纳、分析，才能把这个举世瞩目的脱贫攻坚战略与中国的举国体制一起来做一个解释，希望帮助大家提高对客观事物的“去意识形态化”的认识。
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握时间节点，确保贫困人口到2020年如期脱贫。这是个有历史厚度的国家战略。因为我们是在产业资本扩张的阶段贫富差距大，产业资本主要集中在城市，只有集中才能产生对应的规模效益。因此，我们往往采用产业集群叠加在城市带（城市圈群）的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尽管是反生态的，但它的速度快、收益高。所以，一方面中国短时间内成长为世界产业资本总量第一大国；但另一方面，因为产业资本及其收益主要集中在城市的富裕群体，所以收入差距不可能靠一般市场经济而自发缩小。
之所以说“历史厚度”，乃在于中国产业资本的原始积累主要靠占有农业剩余，尤其是在原始积累初期阶段的20世纪50～70年代，一穷二白的农村向城市工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主要方式：一是压低农产品价，提高工业品的价格，通过剪刀差占有剩余；二是通过集体化无偿占有农村土地，将之用于国家基本建设；三是通过集体化无偿调拨使用农村劳动力。可见，国家资本原始积累的来源主要是农业。所以，不是农业应该穷，也不是农民应该穷，而是因为早年国家没有工业化，只能从农业、农村提取剩余。所以，在产业资本阶段中国出现贫富差别，主要表现为城乡差别。中国最初的发展就是这样来的，因为当年靠从农村提取的原始积累，才逐渐形成了现在的社会财富。乡村要振兴，贫困人口要脱贫，这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承担责任的表现。
当年（1960年至1970年）下乡插队的人里边能炼出多少“能人”，有多少现在还在岗位上工作？我就是其中之一。1968年，我17岁就来山西插队了，17岁在今天还是个孩子。我们当时会做农业生产吗？啥都不会。十几岁的年轻人来农村，山西的乡亲们手把手地教我们咋过日子，用山西的山山水水养活了当时4万多北京知青。
据此看中国所谓的贫困，不可能是拿一个国际上的说法、拿一个外国的标准套到我们头上，然后说我们的贫困如何。例如有些知识分子说，要是拿联合国标准、世界银行标准，我们人均日收入得两美元，达不到这个标准我们就是贫困。这个说法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它符合中国国情、是中国脱贫的标准吗？我们一定要照搬吗？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被胡耀邦称为“一
头刨了个大金娃娃”——被世界公认实现了最大规模的“减贫”，其作用与1950年土地改革类似，就是把中国大多数农民一次性地实现“耕者有其田”，变成“小有产者”。其实，1950年土地改革和1980年大包干，各有一次在中国农村大规模减贫的成绩。只不过后者得到西方更多的认可。
我们之所以不用国际标准，是因为1950年和1980年两次给农民分了地，农民是有地、有房子的小有产者，本来不应该贫困。那么，为什么现在贫困了？因为分散小农被推进市场了。国际经验表明，世界上没有任何市场经济会自发地化解两极分化。因此，只要推行市场经济，就会制造两极分化，而没有靠市场经济解除贫困的可能。
当中国1992年决定全面推进市场经济的时候，越是低端产业，收入就越低。例如，农业要一年才打一个滚，一年才有一次收益。农民的相对收入自然会下降，而整个社会消费是随着社会平均收入水平不断上涨的，因此农民作为低收入人群，就支付不了社会平均消费所需的生活成本。于是，中国就按照人均卡路里多少来确定是否贫困。这种人均卡路里可以根据不同地区，折合成不同的货币量。这就是中国是否全面消除贫困的客观依据。
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表明，耕者有其田是国家稳定的基础。中国封建社会的历朝历代都要搞的耕者有其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整个东亚都先后实现了，因此东亚国家都进入工业化。全世界整片区进入工业化的，只有东亚。为什么？因为东亚社会是稳定的结构：下层是小土地所有者，小农为了保证自己的生存，其家庭劳动力会努力追求短期现金收入，能忍受在外边打工遭到的不良待遇，忍着吃穿用住的简单化，因为他的目的不是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上作为理论前提强调的个人利益最大化，而是小农家庭再生产，他追求的是在农业之外获取现金，之后回老家盖房子、娶媳妇、生孩子，维持家庭再生产的基本运转。但这是老一代的状况。
为什么中国工业化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发展那么迅速，而现在开始遭遇问题？因为现在是新生代了。90后打工群体不再追求回家盖房子、娶媳妇，他们在打工地就开始结婚生孩子，所以现在沿海和城市还要解决他们家属与子女的落户、谋生等问题，那就得收社保、医保、意外保和住房公积金等工资之外的费用，这就意味着打工所在地要支付进城劳动力扩大再生产的全部开支。于是，原来沿海所谓外向型经济的“比较优势”弱化了，没有支付的社会成本这一问题就显化了。
20世纪50年代初，一方面是全国农民在土改中分地，之后开始搞初级社，按土地分红，这相当于承认农民的土地可以收租，所以没有多少农民上访。另一方面是中国发展工业化的时候，中央财政账面上是净增的。因此，当时可以说中国没有贫困——农民是自由进城的，国家甚至动员农民进城去打工，当年有2000万农民劳动力被国家动员进城去打工，挖土方、修马路、盖厂房，因为那时候苏联正大规模援建156个重大项目，
中国配套也要上600多个大型项目，这就等于有个投资拉动的事实。所以那个年代经济增长的速度很高，大家收入也在不断增长。总之，1950年代的中国几乎没有贫困，城乡社会一片和谐。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在农村既组织互助合作，又组织科技、教育、文化下乡；既组织以工代赈带动水利建设，又组织妇女儿童识字，使得农村一片欣欣向荣，社会有很大的进步。但是随后，初步建立起来的城市工业要通过占有农业剩余来完成积累。实际上，那时候全民都在为国家做近乎无偿的贡献。我们插队知青也是打着红旗唱着歌上工地，那时中国人虽然吃不饱、劳动强度大，多少也有怨言。总之，从我父母那一代人到我这代人，都是积极为国家做贡献的群体。
我们现在之所以不太认同某些激进的私有化改革，是因为国家的资产是靠我们当年无偿奉献的劳动形成的。如果要让国家资本私有化，就得先把我们作为普通劳动者的贡献还给我们，先把我们两代人的账还了，再说私有化。
80年代中国是怎么大规模减贫的？农民是怎么富起来的？无外乎就是又分了一回地，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被解放出来。乡镇企业发展起来，直接增加了农民的非农收入。这时候城市改革比较困难，知青回城就失业。于是中央政策要求“五个人的饭十个人吃”，还要工人子女进厂顶替父母，50多岁的父母正年富力强、技术性最强，反而被工厂排斥出来。他们上哪儿去了？乡镇企业。当时乡镇企业吸纳了城市大量被顶岗出来的技术工人。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就造成了一方面国有企业效率降低，另一方面大量的农村开始办乡镇企业，把城里边有管理能力、技术能力的人请到乡下，乡镇工业一下子就发展起来了。农村的工业起来了，也就意味着城市能搞的农村也能搞，尤其是在集体经济发达地区，连教育、医疗、公园、博物馆都是农民自己干出来的。
这个阶段农村经济全面复兴，同时实现城镇化、工业化，发展速度非常快，中国的贫困人口当然大幅度减少。“三农”发展带动了对城市大工业的巨大内需，中国经济就有了一个高增长的态势。
然而，进入市场化新阶段以来，几乎每一个经济高涨都会带来一次经济下滑，经济是周期性波动的，只要经济周期性波动就一定有代价。
助力我们全面减贫的乡镇企业是怎么衰败的呢？主要是因为1988～1989年中国发生了典型的滞涨危机，同时中国又再次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制裁，突然遭遇经济危机，于是推出方向性的深化改革：先让国有企业关、停、并、转，几千万国企职工“下岗待业”。同期，1990年进入全面萧条以后，又开始关闭乡镇企业，原来给乡镇企业的优惠政策全部取消，于是农村经济又因原来蓬勃兴起的工业化和城镇化突然遭遇冰冻期而大幅度下滑。所以90年代中期就开始出现农民负担加重、农村贫困形势严峻等问题，“三农”形势逐渐恶化。
也就是在这个形势恶化的阶段，我写过政策报告，强调在中国不能像西方那样只讲农业政策，如果只讲第一产业的农业，农民是没有致富可能的，也是没有出路的。必须讲“三农”：一是农民的发展权益问题必须得到保障；二是农村可持续发展必须得到重视；三是农业需要纳入国家安全战略，而不是简单地追求农业增产。
“三农”问题提出了，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讨论之后，被当时的国家领导人接受了，我也去参加了中央召开的座谈会，在很小的一个范围专题讨论“三农”问题。“三农”问题为重中之重，就这么“重”起来了，由此又开始了一个新的重视“三农”的阶段，这就进入了21世纪。
进入21世纪以后，党和国家领导人非常谨慎，一方面强调“三农”问题为重中之重，另一方面知道扭转这个局面很难。面对已经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形成的复杂利益集团，要把国家的投入转向农村，各个部门都不愿做。财政要分盘子，转向农村又不产生收益！
当然，知识分子也会批评：向农业、农村投，能有多高的回报率？“三农”问题是反市场！90年代我提出“三农”问题的时候，就被部门内部批评为反市场。所以，争论是一直存在的。很多批评意见源自西方教科书。西方没有“三农”问题的概念。殊不知，我们从1840年被人家打，打败了以后跟人家学，100多年几乎都在照搬，照搬到现在不会用自己的话说话、不会用自己的话解释自己的事儿。
我之前参加一个院长会，要结束的时候他们请我讲一讲。我就发了一番议论，说：你们注意，中央的“三农”政策在概念上已经去西方化了，而我们的研究还是在照搬殖民化知识体系，逼着年轻娃们去学西方这套东西。人家听不进去就厌学、打游戏，而你们就死命地加强考勤、签到，还把那些“西方化”知识体系确定为学科标准。这就是我们现在高校话语体系非常成问题的“西方化”趋势。这个趋势不能再延续下去！因为，你们这些先生离中国太远了，尤其离中国乡村太远了。我现在这么大岁数，还得跑跑颠颠地去各个地方苦口婆心地给大家解释“三农”，为啥？无非是想讲好中国故事。这个世界上中国人占20%，在每一个领域中、每一件事情上都有中国自己的故事，这些故事至今尚未被总结、归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