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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五一节放假之前，本书第一作者希望我为这本书作序。听他介绍了本书基本情况后，我觉得这个事情应当做，主要是出于以下考虑。
一是履行先进经验宣传员的职责。阅读本书之前，我对大宁县的“购买式造林”经验已经有了大体了解。2018年春季学期，大宁县委书记王金龙同志在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县委书记班学习。在教学工作中，听王书记介绍“购买式造林”的经验，我觉得很有创意，予以肯定。我讲的发展农民合作社的观点，王书记也很认同。在他毕业前，我们约定暑假期间我带领中共中央党校创新工程（高端智库）“深化农村改革”项目组去大宁县调研。我们在大宁县实地考察时到了本书介绍过的几个村庄，一边看一边同乡村两级干部及农民交谈，受到很大启发，感到大宁的“购买式造林”经验内容很丰富，并不仅仅是提高造林成活率那么简单，在深化农村改革、推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具有破解难题的价值，应当大力宣传推广。从大宁回来后再有讲课机会，我常常会介绍“购买式造林”经验，在2019年出版的《乡村振兴的基础理论与应用》一书中也将其作为案例之一进行了推介，我算是大宁经验的宣传员之一。本书对大宁经验的介绍更全面、更深入，与我挂一漏万的介绍以及媒体上的短篇介绍相比，无论是从理论层面还是从操作层面，都更有价值，建议读者们好好研读。对这一点做说明，算是为宣传推广大宁经验再添一把力。
二是履行党校教师的职责。引导党政领导干部学习是我的本分。我推测，本书的主要读者应当是党政领导干部，林业行政管理部门和农口儿的领导干部可能会更多一些。但根据我的理解，凡是与农村工作相关的领导干部，尤其是主要领导干部都应当了解大宁经验。“购买式造林”经验虽然发端于黑茶山国有林场，最初属于林业部门——条条之一的改革成果，但成熟于大宁县——块块的一个层级，而且是受到党中央特殊重视的一个层级。这里边有必然性。条条的特点是专业性强，林业部门搞林业，水利部门搞水利，等等。在林业部门，“购买式造林”首先是作为提高造林成活率的一种新举措出现的，很多人就是这样看待这项改革的。如果仅仅是这样，不要说水利、交通部门不会借鉴，就是在林业部门能否普遍推广，也要打个问号。但是，同样的改革举措移植到块块即县里就不一样了。国家投资植树造林，涉及资金、土地、劳动力这几种发展经济都要涉及的基本生产要素，更重要的是这几种生产要素要合理配置才能形成生产力。对这些生产要素的配置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表述叫生产关系，用现代经济学术语表述叫制度安排，其核心问题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这，也可以说是政治了，是改革的精髓所在。大宁县委抓住了这个改革精髓，不仅在林业部门推广“购买式造林”经验，还将其复制到农村交通、水利、公共房产建造等领域。换言之，大宁县只在林业部门这样搞也行不通，会产生很多矛盾，必须把它推广到县域范围内所有适用的公共工程领域。而且，县委作为党统揽县域全局的领导机关，既有这个责任，也有这个能力。所以，作为党校教员，我想借此机会提醒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学习借鉴大宁“购买式造林”经验，要抓住这个精髓。林业行政管理部门和农口儿的负责同志学习大宁经验，不能局限在本部门范围内，要主动向分管领导乃至党政主要领导汇报。这大概也是政治意识和大局意识的体现吧。
下面我从专业角度谈两个观点，但求对读者深入理解本书有所裨益。
其一，农村生产力发展又遇到了生产关系的束缚，或者说现行体制机制存在弊端，必须深化农村改革。
中国人民大学是新中国诞生后我们党创办的第一所大学，以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教学研究为特色。我们党诞生近100年来，取得了两大历史功绩：一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基础上建立新中国，二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领导改革开放。取得这两个历史功绩有个共同的经验，那就是都从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入手，满足了当时历史条件下农民的根本利益诉求。所以，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及毕业生们都重视研究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且学术造诣相对来说是深厚的。专业圈子里的人都知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人民大学的老师和学生对推动农村改革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现在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和毕业生们（很多人比现职教授年长位高）也要反思，“三农”领域存在很多问题，在操作层面具备解决的条件，也有个别解决得很好的案例，但就是多年在全局上解决不了。这是怎么造成的？在理论上有什么不足？在体制机制上存在什么弊端？
我清楚地记得，在研究生毕业之前我就听老师讲过“多年造林不见林”的问题。有一位老师讲课时用带有调侃的口吻说：自毛主席1950年代发出“绿化祖国”的号召后，按照公布的统计数据，即使去掉谎报虚夸部分，人工植树造林的累计面积也足以让灶台都变成树坑。老师说，造林不见林，不能简单地归咎于“以粮为纲，全面砍光”，体制机制也存在弊端。如果农民有植树造林的积极性，根本用不着机关干部、学校师生去农村栽树，只要几年时间就可以把该栽树的地方全部栽满。自那时到现在，又一个30多年过去了，大部分地区造林不见林的问题依然存在。还有一个比“造林不见林”更严重的老问题至今也没有解决，那就是农民“增产不增收”的问题，这也是（可以比照农村改革前的）“多劳不多得”呀，而且还伴随着我国农产品自给率不断降低的现实！更值得人们反思的是，农村改革前不曾有过的耕地撂荒、耕地质量下降、环境污染、集体经济空壳、干群关系紧张、青壮年农业劳动力后继乏人及基层党组织虚化、弱化、边缘化等问题也已经存在多年。总而言之，农业农村生产力发展受到了严重束缚。这些老问题和新问题（其实已经不“新”了）为什么长期解决不了？一言以蔽之，体制机制存在弊端，现行生产关系已经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
但是，我们必须明白，时过境迁，当年的体制机制弊端与现在的体制机制弊端的具体内容是不一样的。大宁县创造的“购买式造林”经验并不是破除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体制机制弊端，而是破除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涉农公共工程招投标体制机制弊端。这个弊端的具体表现是：村里的造林、水利、道路等小型公共工程，村民都能干，却不让他们干，非要经过繁杂的招投标程序，由所谓的“有资质”的企业在中标后来干。我在岭南地区某市听说，他们市里有个几公里的村道建设项目招标，中标的竟然是一个黑龙江的老板。岂非咄咄怪事！
那么现行农村体制机制弊端是什么呢？用学术语言表述也许很复杂、很费解，考虑到本书的读者对象主要是党政领导干部，我从他们日常工作感受出发，做出如下概括：鼓励支持企业老板和农民个体成为农村市场主体有余——不是不对，而扶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依托集体的农民合作社成为市场主体严重不够。人民公社时期，生产队和生产大队都有公章，可以给前来购买农产品的机关、学校、工厂、部队等付款单位开收款发票。农村改革后，生产队几乎全部解体了，变身为村民组，没有任何经营性活动；生产大队变身为行政村，靠“两委班子”管理农村，顾名思义，“村两委”不是经营主体，村干部想搞经营活动连个公章都没有，开不出商业票据。虽然中央文件反反复复地讲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基本特征是“统分结合”，却在实际工作中看不到谁在统、如何统，农民成为一盘散沙。这是农村经济发展缺乏内生动力的制度性根源，也是贫困现象难以根除的制度性根源。通过阅读《摆脱贫困》一书可知，习近平在担任宁德地委书记时就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要求发展壮大农村新型集体经济，可谓切中要害。
大宁县委为了移植“购买式造林”经验，在行政村层面依托集体经济，成立由党支部领办的综合性农民合作社，把农民尤其是贫困户组织起来，参与公共工程招投标，成为农村市场主体。实践证明，建设项目成本低、进度快、质量高，原因就在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合作社）和农民个体都受益，真正做到了统分结合。所以，我实地调研后认为，大宁县的这项改革，比较好地体现了十九大报告关于“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要求，具体表现是：在“统”的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兼顾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利益关系。本书也提到了我的这个观点。
“购买式造林”的可行性在条条和块块上都得到了验证，但这并不意味着今后在山西全省和全国范围内推广起来就很容易。我建议本书读者很好地体会一下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12月28日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讲话中的两个论断：一个是“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是乡村振兴的制度基础”；另一个是“改革是乡村振兴的法宝。要解放思想，逢山开路，遇河架桥，破除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藩篱，让农村资源要素活化起来，让广大农民积极性和创造性迸发出来，让全社会支农助农兴农力量汇聚起来”。
大宁县委以卓有成效的农村改革举措证实了习近平总书记论断的可行性。温铁军教授领衔的科研团队对大宁经验的科学性进行了全方位论证，再次表现出中国人民大学尤其是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学者的学术水准，我作为他们的校友感到光荣。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人大校友，尤其是在党政机关和党校系统工作的人大校友，能够在乡村振兴中投身到深化农村改革的大潮中来，再立新功。
其二，在乡村振兴中深化农村改革，要以资金为核心，形成资本运作体制机制，让农民在城乡市场中尽可能多地分享各个经营环节利润，鼓励他们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并得到相应的利益。
理论来源于实践，又反过来指导实践。前面我提到农村很多问题已经存在多年，目前都还没有解决。旁观者看待这些实践问题可以将其形容为丰富多彩，但亲身实践者的心理感受往往是艰难曲折。农村改革的实践者遇到困难时都很困惑，亟待理论指引。那么，理论怎么样呢？我作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现为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早年的毕业生，又在这个“三农”领域“混迹”几十年，如今已经加入退休教授行列，可以坦率地告诉大家：不怎么样。农村经济发展理论已经严重滞后于实践，甚至在阻碍农业农村生产力的发展。
目前，不论学界还是政界，占据主导地位的人主要是“50后”和“60后”，“70年后”渐趋上位，“80后”还要假以时日。我和温铁军教授是“50后”，包括“60后”在内，我们都是恢复高考后组建的教师队伍教导出来的学生。当年骨干教师中的年轻人如今都超过80岁了，当年的系主任都超过90岁了。他们都是新中国诞生后培养出来的本科生或研究生。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老师们都是亲历者。所以，恢复高考最初几年，老师们给我们讲课时，凡是属于社会科学的内容，都要贯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经济学领域看，老师们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础很扎实，从理论层面讨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是是非非，也是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出发。但从经济建设操作层面看，老师们原有的知识框架主要是计划经济那一套。改革开放后，邓小平理论指明的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以，老师们给我们讲课，很多知识也只能是“现买现卖”。具体到我们所学的农村经济专业，老师们的理论集中到一点，就是教导我们如何认识和解决农产品供应短缺的问题，直到1995年前后大体如此吧。但市场经济体制机制大体形成后，过剩问题马上就困扰农民了。虽然老师们也讲到了农民“增产不增收问题”，但现在看来也只是在描述现象，缺乏深入的系统性分析。表现在课程设置和讲课内容上，理解市场经济必备的货币、金融、财政等与钱有关的知识很欠缺，老师们讲了一点，也是支离破碎，不成体系。在两年前的一次乡村振兴理论研讨会上，一位与我年龄相仿的“三农”学界“大咖”说：“一提到农村金融就一头雾水。”我开玩笑说：“有雾水就很好了，咱们老师的教案，即使不是农村金融沙漠，也是长草很少的戈壁滩。”
我和温铁军教授在研究农村改革发展的过程中，比较早地意识到了原有农业经济知识体系的严重缺陷。在2000年以前，温铁军教授就率先提出“跳出三农看三农”，我曾经在一篇短文中呼应到：“跳出三农看三农，跳到财政和金融。”大概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专业意识，温铁军教授在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之后，选拔培养了几位能够从货币、金融、财政角度研究农村经济问题的学者，如本书中提到的周立教授，还有仝志辉教授、马九杰教授等。
事实上，邓小平发表南方讲话之后，“50后”、“60后”学者的市场经济意识都空前提高，几乎所有“三农”领域的专家学者都主张要解决农村经济发展中的资金或资本短缺问题。以山东省创造农业产业化经营经验为开端，城市资本（包括农民企业家主导的资本）开始大规模进入农业农村经济领域，典型代表是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也包括到农村承接各种工程的企业。应当说农业产业化经营对于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发挥了巨大作用，应予肯定。但毋庸讳言，近30年过去了，大部分小农户至今仍无法进入农业产业化经营体系中去，我们老师那一代学者和干部提出的“小农户与大市场对接”问题至今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这是农村产生贫困户的另一个制度原因。造成这种局面，我们这一代学者和干部是有责任的。在一些声名显赫的同侪著述中，已经找不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影子，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也成了摆设。他们按照新自由主义那套原理为小农户设计了一些出路，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
我和温铁军教授以及李昌平等学者也重视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本问题。但我们所说的资本，与城市下乡资本不同，是指由农民组织起来后形成的资本，其所有者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温铁军教授近几年讲演著述的核心内容是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构建“三级市场”，唤醒乡村沉睡资本。温铁军教授研究团队能够重视大宁经验，大宁县委也信赖这个研究团队，也正是因为他们在生态文明建设中都重视资本运作，双方可谓一拍即合。
我们不是简单地反对城市资本下乡，而是说以往那种单纯的城市资本下乡运营成本很高，失败概率太大（我认为在80%以上），不但没有让农民富裕，也浪费了国家支农资金，还让本来富裕起来的老板们进退维谷，甚至赔了本钱。如果把农民组织起来，形成资本运作体制机制，城市资本与之对接，这对双方都有利，还能够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增添新内涵。
有了资本运作概念之后，我们就不要小看了大宁县“购买式造林”经验。这个经验从黑茶山国有林场移植到大宁县，制度安排发生了重大变化，意义也就大不相同了。在国有林场，造林者无论是农户还是林场工人，说到底还是拿“计件工资”，即三年成活率达到80%以上，就能够拿到国家支付的全部造林资金。在这里面还看不到资本运作的影子，因为国有林场并没有采用资本运作方式。“购买式造林”经验移植到大宁之后，同样是财政拨款植树造林，但农民不再是挣计件工资的工人，他们以村为单位组成合作社，成为股东，以合作社的名义去投标承包原来由资本制企业承包的工程。合作社经营当然也就属于资本运作范畴，要讲究技术、成本、利润等。合作社虽然也对社员实行“计件工资”，但经营获得的利润又由这些社员共同分享。显然，这是一种全新的生产关系，具有地地道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性质。
根据大宁等地的先进经验，前述拙著中提出了“乡村资本”范畴。我认为，形成属于农民的乡村资本，主要的制度安排是构建生产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三位一体”的综合性农民合作社体系。单纯从合作社经营的角度看，信用合作是“三位一体”农民合作社的主要经济来源。我经常讲，农村不缺少资金，真正缺少的是把农村资金运用于农村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这套体制机制就是合作金融，是根植于“三位一体”农民合作社体系中的合作金融。农民只有掌握了金融主动权，才能掌握资本，才能与城市市场主体具有平等的竞争地位。我们欣喜地看到，大宁县正在做这方面的探索，本书介绍了这方面的内容。
在乡村振兴中，把农民组织起来进行资本化运作，国家财政涉农资金扶持农民合作社发展，这在大宁已经初具规模，初见成效。但要让农民培育出更加美好的“绿水青山”，并且能够为他们变换出更大的“金山银山”，大宁的改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是必然的。大宁县委提出建设“五个大宁”发展规划时，以7个试点村为标杆，匡算出需要向农业农村投入2.4亿元建设资金。这些资金完全靠上级财政拨款是不可能的。我从大宁县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知道，2017年金融系统中有超过10亿元的存贷差外流了。这些资金归属于大宁县城乡居民和企业，但大宁县却用不上，只能说现存经济体制机制和政策存在弊端，还需要更大力度的改革创新。
希望本书的出版成为学者参与大宁县农村改革进程的一块里程碑，让学者和党政领导干部一起，在这里回顾过去，展望未来。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教授 徐祥临
完稿于2020年五一节假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