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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组织是由小到大扩展和提升的。摩尔根列举了古希腊的部落在进入文明和国家形态之前的社会组织，分别为：“第一，氏族，是具有共同氏族名称的血亲团体；第二，胞族，若干氏族为了社会目的和宗教目的而结合成的一种集团；第三，部落，同一种族的各个氏族按胞族组织而结合成的一种集团；第四，民族，在一个共同领域内联合诸部落而形成一个氏族社会的集团”。
民族显然是由共同区域、共同的生产和共同的文化构成的更大的社会共同体。它由一定的血亲集团形成，又大于和高于血亲团体。与血亲集团一样，有特定的地域、社会和心理边界。
民族是自然形成的，也是人为建构的。早在国家产生之前，在黄河流域出现了以农耕生产为主的族群。这些族群在定居农业生产和生活中形成自己的独特性，有自己的方言和文字雏形。国家产生以后，将众多原生的、不同方言体系的人联结在一起，形成更大的组织群体——民族。华夏民族由此产生。之后，华夏民族一直活动在农耕生产发达的黄河流域。农业生产可以说是华夏民族的重要特征，并因此与以游牧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族群日益区别开来。游牧族群被称为“戎狄”。随着国家的扩展，民族的范围也增大。而具有共同生产特性的农业族群更容易联结为一体。尽管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被称为“蛮地”，还有大量南方族群尚未进入国家形态，但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由于这些地域族群的农业生产属性，他们得以迅速与中原族群联结为一体，并形成一个大型组织规模的民族共同体。特别是万里长城的修建，成为“划定农耕汉族与北方游牧民族分明的境界线”
。“由于秦之统一，因此中华民族遂融凝会合成一体。从前华夏夷狄之分而治之之局面亦随即消融，而成为一个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之社会。当时之巴蜀开辟于秦，两广及安南要待秦并六国后，遂开始为中国之郡县。于是全国人民生活于同一版图，沐浴于同一文化。”
国家推动了民族的生成，也增强了民族的力量。由于国家的率先建立和成长，以中原地区为主体的华夏民族较周边其他民族更有组织规模和力量，能够在民族间的冲突和融合中居于主导性地位，从而生长出民族的认同性。这种民族认同性为帝制的再生提供了基础。即使是异族统治，也得充分考虑中原主体民族的力量，通过实行包容主体民族的帝制，才能进行有效的治理。
随着国家统治地域的扩大，需要借助文字进行治理，超越地域性方言的统一性文字影响范围日益扩大，过往使用地方语言的族群因为共同的文字而联结为一个共同体。“文字的民族性，指某种文字是某个特定民族创制的，成为这个民族的独特标志。”
“汉字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持续稳定发展且历久弥新的自源文字符号系统。”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行书同文，不仅统一了文字，而且将统一的文字随着文书行政的方式广泛传播。这一文字后被称为汉字。“汉字的传播意味着通过汉字对其他地区进行‘同化’。汉字所到之处，人们都使用同一种表达方式，即用汉字作文。尤其是到了战国时代，文书行政制度正式确立后，这一共同的表现方式便成为官吏们的共同财产。所谓的汉族，或者说是把汉字汉文作为共同财产的民族便在这时形成了。”
华夏民族后被称为汉族，与汉字密切相关。有了共同的文字，就会有更多的交流并在交流中获得更多的共同性。“中国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民族这一点至少有部分原因应从其文字中找到解释。”
当然，在古代中国，文字更多的是运用于政治统治，一般民众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较少。但在农业生产和生活中，根据自然和社会条件，形成共同的习俗。如根据农时形成的二十四节气；根据节气举办共同的文化活动，包括春节、清明、中秋等。以血缘共同体为基础形成各种习惯，如孝顺老人。这种习俗内化于广大民众内心，并为统治者广泛推行，形成人们的共同生活习俗，并构成民族共同体的重要元素。南方一些族群尽管属于农耕文明，但由于地域相隔，有自己特殊的文化和民俗，因此不属于汉民族共同体。
帝制体系是在民族共同体的怀抱里生长的，并推动着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尽管国家政权会发生更迭，政治共同体会发生解体，但民族共同体不会简单消亡。特别是农业生产在古代世界是一种更具有稳定性和持续性的生产部门，文字可以生成更多的精神文明成果，使汉民族共同体有一种民族优越感。“汉字对朝鲜、日本和越南的影响，表现出古代中国在经济、军事、文化方面的优势，使用汉字在这些国家曾作为一种具有地位、身份和修养的象征。”
因此，即使是原有的政治共同体解体了，国家政权为异族所执掌，但民族共同体的特性不会轻易改变和放弃。如孟德斯鸠所说：“在中国，改变的一向是征服者。因为征服者的风俗并不是他们的习惯，他们的习惯并不是他们的法律，他们的法律并不是他们的宗教；所以他们逐渐地被被征服的人民所同化，要比被征服的人民被他们所同化容易一些。”
帝制体系因此会再生产出来。
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帝制体系会因为政治共同体的解体而失去政治支撑，但在文明共同体和民族共同体的基础上，帝制体系则会再生和持续。只是在中国的历史上，这种再生和持续是以王朝更迭的方式实现的。古人说中国，“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作为政治共同体，合久必分，但由于文明共同体和民族共同体的护助，分久必合，重建政治共同体。而政治共同体的合久必分，与帝制体系的构成和运转密切相关，其背后则受地域—血缘关系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