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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秦帝国延续时间并不长，但在同一地域上又不断再生成同样的帝国，而不像包括罗马帝国在内的世界大多数帝国一样，成为无法再生的废墟。秦政权灭亡了，帝制体系却延续下来了。清人恽敬表示：“自秦以后，所行者，皆秦之制也。”（《大云山房文稿》卷1《三代因革论》）毛泽东也认为，“百代都行秦政法”。
秦帝国之后还有汉帝国、唐帝国、明帝国、清帝国等，属于一个空间地域内的多次性帝国。
为什么在中国，帝制体系得以延续下来？重要原因在于帝制体系不仅依托于政治共同体，而且依托于文明共同体。政治共同体因为政权的推翻会解体，文明共同体则会延续下来，并为帝制体系的政治共同体再生提供基础性条件。
恩格斯将国家与文明密切联系在一起，认为“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
文明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和创造的成果的总和。国家是对文明成果的集中反映，它推动着文明成果的创造，同时也是特定文明社会的产物。
在没有国家之前，中国的先民便已存在，并创造了大量文明成果。随着定居农业的产生，逐渐生成了国家。农业文明是中国文明及其国家的重要根基。
在恩格斯看来，“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劳动越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越受限制，社会制度就越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
农业生产将人与土地紧密联系在一起。人的生命生产要通过血缘关系的组织形式进行。生命再生产导致对生命的崇拜。而生命再生产受制于物质再生产。在农业时代，物质生产来源是土地，由此导致对土地的崇拜。人们世世代代在相对固定的土地上生存繁衍和传承，积累着文明财富。血缘关系团体创造物质财富并延续着人类社会的历史。恩格斯曾将“血族团体”与“地方的和民族的自主性”相提并论。
由血缘关系结成的人群具有自我再生产能力。政权更迭并不意味着文明的毁灭。只要有人，只要有地，文明就会延续，帝制国家终有重新建立之时。罗马帝国后来为蛮族所灭并成为一片废墟，重要原因是“罗马的行政和罗马的法到处都摧毁了古代的血族团体，这样也就摧毁了地方的和民族的自主性的最后残余。新出炉的罗马公民身份并没有提供任何补偿”，“它的秩序却比最坏的无秩序还要坏，它借口保护公民防御野蛮人，而公民却把野蛮人奉为救星来祈望。”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暴政给当时的人民造成了极大祸害，但人民并没有像古罗马人那样“把野蛮人奉为救星来祈望”。其重要原因是，“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
以农业生产为主的血族群体所创造的文明高于其他文明。这种文明为人们的生存繁衍提供了更好的条件。形成暴政的国家政权可以更迭，但农业文明的条件不可放弃。农业文明创造的物质条件推动了国家的产生，也构成了帝制体系存续的基石。与此同时，国家产生以后，公共工程的修建大大提升了农业文明的水平，并造成了农业族群对帝制国家的依赖。马克思将农业村社视为东方专制制度的基石。作为两种生产基本单位的血族群体是帝制体系的基石。“历史上，大动乱所摧毁的是旧王朝的国家组织，而家庭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被动乱消灭的。”
帝制体系支撑政治共同体，但依托于农业文明共同体。后者成为帝制体系的温床。
人类文明进步体现着人类自觉。这种自觉在国家产生以后得以大大提升。中国的国家进程，从国家产生，到王制国家，再到帝制国家，远古的血缘关系一直延续下来，并构成国家统治的权威基础。国家政权的执掌者力图通过追根溯源，寻求政治统治的正当性、权威性。如都会追溯自己祖先的伟大，寻求自我身份的血统高贵性。尽管从王制国家到帝制国家，地域性因素愈来愈高，但血缘关系一直是联结社会的重要纽带，并渗透到国家政治生活之中。如马平安所说，“周政权以分封制、宗法制、礼乐制等为内容建立起来一整套完善的封建制度，对传统中国产生了长期的影响。数千年来王朝虽然兴替更迭不断，但以血缘、地缘关系为纽带在宗法组织——家族中，一直充当着中国社会的基石。经过后世汉、宋等朝的继承与发展，中国民间以男系血统为中心，以家国观念为文化核心的宗族共同体长期存在，深刻地影响了此后的中国政治文化生活。”
“朝代屡有兴亡而全国的系统并不纷乱，主要是因为家族的系统是保存国家的原动力。”
文明是历史成果的积淀，其中包括制度文明。这种制度既包括长期积淀下来的传统习俗，也包括为治理国家而建构的制度。它们一经形成并长期延续，就会构成政治共同体再生的基础。如中央集权制和郡县官僚制长期延续下来。“强大国家早期的中央集权，随着时间的推移，竟使自己变得永久化了。”
这在于作为制度文明成果的帝制体系为治理一个超大型统一国家提供了基本的保障。哪怕异族人主政，也得运用中央集权制和郡县官僚制治理国家。“某些地区（最为显著的是中国），在制度模式上，长期保有某种可以辨识出来的相似性，不管在这段时间内它们的统治疆域扩大或缩小的规模能有多大。”
文字是文明的重要载体。在中国，国家的产生和国家规模的扩大推动了文字的传播。“到了春秋时代，汉字远播各国，被广泛使用。这不仅不是个战乱纷争的年代，从汉字发展史的角度看，还是广域的汉字圈形成的时代，且有划时代的意义。”
“汉字在中国是靠着青铜器铭文的方式传播开来的，其结果就是到了春秋时代，形成了一个广域的汉字圈。”
这一汉字圈代表文明共同体，并建构着中国的身份。“秦国规范了此前相互之间无法用语言沟通的人群的书写方式，这个革新把帝国内所有的地区联结为一体，并建立起一个国家认可的文化典籍体系。”
“文字统一为确定中国身份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不但行政部门有统一语言，而且全国各地都可分享经典的同一文本。”
在早期人类社会，各个族群有自己的方言土语，主要供内部交往。而文字则不同，它承载着一定的自我和自觉意识，可以自定义，也可以定义他人，从而形成话语权，体现着一种优越感。“‘夷狄’一词很少单独使用，它经常与‘中国’一词同时使用。如果说文明开化、文化繁荣的地域是‘中国’，那些与此相对的野蛮之地便是‘夷狄’的地方。”
“‘中国’是文明开化、文化繁荣之地，也是各国主张其领土统治正当性的地域。”
因此，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国家政权可以解体，作为文明共同体的中国则不会解体，并且会再生产出新的国家政权，从而延续着帝制体系。如中国古诗所言：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其深刻的根源在于：帝制统一于一人，皇帝家族被推翻，改朝换代，原有的政治共同体会解体。但文明统一于全国，只要全国还有人在，还有人所赖于生活的山河在，文明共同体就会延续，并为政治共同体的再生提供基础。
政治共同体具有变动性，甚至在某些方面具有倒退性。但文明共同体具有稳定性和积累性。下一代人在上一代人的基础上生存发展，累积成果。这种文明成果的堆垒，为政治共同体的重建和再生提供了条件。“秦汉以后逐步完善的统一的文字，统一的度量衡，四通八达的水陆交通网，驿站邮传制度，这对于封建统一大国是必不可少的通讯工具和制度，它们为统一国家内部跨地域的经济、政治、文化联系，提供了畅达的通道。”
自帝制体系产生以后，中国的国家政权经历了多次改朝换代，统一与分裂相伴相随，但在原有的地域上会不断再生产新的政治共同体。这一政治共同体尽管是对旧的政治共同体的替代，但又是一种承继。如即使是异族主政，也得接受和运用原有政治共同体的积极成果。这在于这些成果更为优越和有效。“中国文化的威望迫使他们要么同化，要么回到老家的草原或森林以维护自身文化。”
马克斯·韦伯则认为，“礼仪上的不端正，在中国则被视为夷狄或半开化的特征。”“中国许多来自北方之异族所建立的征服王朝，若是举止能确切地符合礼的规则（因此也配合士人阶级的权威），则他们在礼仪传统之拥护者的眼里，就是个‘正当的’（legitim）王朝。”
“来自北方的一波又一波游牧征服者发现了这一点，除非他们接受中国的帝国文化，否则就无法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更无法使江山永固。”
帝制体系是一定历史时期“文明社会的概括”，反过来，文明社会又成为帝制体系的守护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