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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王制国家脱胎于原始氏族社会，帝制国家又脱胎于王制国家。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不仅建立了一个以地域为主导的大规模的政治共同体，而且形成了支撑这一政治共同体的帝制体系。“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核心是皇帝制度。它一方面以皇位世袭显示其权力不可转让的宗法性、排他性；一方面以皇权的至高无上和法力无边显示其权力的不可分割。”
帝制体系是以至高无上的皇权为核心的。在由氏族社会进入王制国家时，依靠王权将不同的原生氏族族群和部落联结在一起，形成政治共同体。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不仅地域规模扩大，更重要的是这一地域上存在和生活着不同的人群。这些人群有的是曾经与秦国相互冲突，甚至敌对，且被灭国灭族的人群；有的属于过去被称为蛮夷之地的人群。要将这些差异性极大的人群联结起来，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治共同体，依靠的是强有力的国家政权。而国家政权集中于皇帝，从而形成中央集权体制。皇帝成为大一统国家的核心组织者、统治者，也是大一统国家的主权代表和权威象征。“皇帝被当作各阶级、阶层的最高保护人和公正人。”
“皇帝不仅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首席大法官、最高祭司，还是政治统治的真正体现。整个国家都以他为核心向外辐射；……没有皇帝，国家也就不可能存在。”
如列宁对中国帝制国家的概括所说：“以皇帝为整个制度首脑。”
“天子实在就是中心。各事都由他来决断，国家和人民的福利因此都听命于他。”
国家是以皇帝为核心的制度体系来组织和治理的。以皇帝为核心的帝制成为国家制度的核心制度。所谓的“恃君而不乱”。
“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别也。”（《礼记·坊记》）“无天子，则强者胜弱，众者暴寡，以兵相残，不得休息。今之世当之矣！”（《吕氏春秋·谨听》）“王者执一，而为万物正。军必有将，所以一之也；国必有君，所以一之也；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吕氏春秋·执一》）有了皇帝，就有了统一的国家；没有了皇帝，国家统一就不复存在。吴稼祥指出：“‘大一统之义’的核心，是国家最高权力和整个统治机器归于一家（三代及春秋）或一人（秦汉以降）占有，而且可以无限期合法占有，这就意味着：这种占有不仅是终身的，而且是世袭的，其他人或家族不可犯上作乱。”
由此就形成了中国的政治传统，即国家的命运与皇帝个人的命运直接相关。“国无君不可以为治”（《韩非子·难一》）。“乱莫大于无天子”（《吕氏春秋·谨听》）。
以至高无上的皇权为中心的帝制体系，显然与地域规模相关。在恩格斯看来，“国家和旧的氏族组织不同的地方，第一点就是它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
但地区规模有大有小。地区规模的大小，决定着国家的组织方式。规模愈小，人群愈单一，自我组织愈容易。古希腊城邦国家规模较小，比较容易实现居民的自我组织和民主治理。有些城邦甚至与过往的氏族部落规模差不多，因此比较容易继承原始民主制。古希腊城邦“使一个具有很高发展形态的国家，民主共和国，直接从氏族社会中产生”
。而地域规模愈大，人群特性愈复杂，自我组织和分权治理愈困难。古罗马国家与古希腊同样从氏族社会而来，但由于古罗马通过军事征服获得了广阔的领土和众多不同的人群，只能采取帝制国家的方式进行外部性整合。秦统一中国之后，同样面临着如何组织和治理广土众民的问题，其方式便是以皇权为中心的帝制体系。
一般来讲，地域规模愈大，统一愈难。中国从国家诞生到国家演进，一直伴随着战争。战争意味着差异，意味着冲突。统一意味着减少纷争，减少冲突。与国家规模日益扩大相伴随的是对统一性的追求。“大一统”由此成为国家演进的法则和国家治理的目标。在西周，这一法则和目标体现为“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只是由于诸侯分封，这一目标未能实现，反而造成了长达数百年的春秋战国大规模、持续性的战乱，并在战乱中重建统一性。秦始皇统一中国，地域规模更大，统一的难度也更大。但无论如何，地域和政治的大一统，已是经过长期战乱后的国家趋势。秦始皇统一中国只是顺应了这一趋势，而且成为之后中国国家演进和治理的主导走向。“秦代中国大一统。‘大’是动词，即是看重政治的一统。‘一统’即一政府一元首，即一头政治，一个系统。”
这就是以皇权为中心的制度，即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所追求的：“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史记·秦始皇本纪》）实现这一目标主要依靠的是以皇权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和官僚制。秦始皇依靠军事暴力统一中国，也需要通过军事暴力维系国家的统一性、整体性和延续性。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秦国凭借战时集权体制在争霸中胜出。这一体制在秦统一中国后延续下来，并固化为中央集权制和地方官僚制。只有通过这一体制才能将至高无上的皇权传达到各个地方，实现各个地方及人群的政治联结。这就是韩非子所说的“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扬权》），以“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的政治构造，最终实现“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史记·秦始皇本纪）。从这个意义上说，“君主专制是作为文明中心、作为社会统一的开创者而出现的。在那里，君主专制是一个洪炉，各种社会成分都在其中搀合在一起发挥作用”。
以皇权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和地方官僚制是大规模国家的必然要求，对于秦始皇以后的中国尤其如此。首先，早期中国起源于治水，治水一直是国家的功能，也是存在的依据。这是大规模农业社会的要求。马克思指出：“利用水渠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了东方农业的基础。”
“那些通过劳动而实际占有的共同的条件，如在亚细亚各民族中起过非常重要作用的灌溉渠道，还有交通工具等等，就表现为更高的统一体，即凌驾于各小公社之上的专制政府的事业。”
“节省用水和共同用水是基本的要求，这种要求，在西方，例如在佛兰德和意大利，曾促使私人企业结成自愿的联合；但是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因而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进行干预。所以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这种用人工方法提高土壤肥沃程度的设施归中央政府管理，中央政府如果忽略灌溉或排水，这种设施立刻就会废置，这就可以说明一件否则无法解释的事实，即大片先前耕种得很好的地区现在都荒芜不毛”。
大型治水难以实现当事人的自愿联合，只能由中央集权的政府进行干预。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国得以在多个诸侯国竞争中胜出，重要原因是举全国之力兴建水利工程，农业生产得到保障，为兼并战争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财力。秦帝国统一后，地域规模更大，对大型水利工程兴建的需要更为迫切。
其次，秦朝在春秋战国时期便推行以小家户为单位的农业经济形态，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更是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小农经济。分散的小农经济无法实现自愿联合，他们需要有一个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的力量代表他们。如马克思所说的，“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地域的联系，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共同关系，形成全国性的联系，形成政治组织，……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
秦始皇统一后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大规模，也是最为典型的小农家户经济形态，并长期延续。毛泽东认为：“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
因此，分散的小农经济要求有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体制进行社会整合。
最后，中国的国家起源于战争推动。正是在不断的战争中，国家的规模日益扩大。秦始皇统一中国，依靠的是大规模和持续性的战争。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没有确定明确清晰和共同认同的领土边界，且不断面临着与其他民族之间的冲突和战争。特别是来自西北部的民族有着独特的生产方式和文明类型，并与中国发生碰撞。这种碰撞从未中断过。一个分散的小家户是无法自动组织起来保卫自己的安全的，只能依靠统一的中央集权政府集聚全国性的力量实现对广土众民的保护。“在大型的帝国体系下，人为地建立边界的两个最著名的范例，当然就是罗马人建造的城墙和中国的长城。”“建造长城显然是为了防护到处劫掠的游牧民族”。
“中国发展成为一个专制中央集权国家也可能是因为中国人不断地感到需要统一起来抵御邻近的游牧民族，比如长城就可以说明这一点。”
地域规模愈大，难以实现自愿联合，对外部性的中央集权的需求愈高，更重要的是对中央集权的能力要求更高。以皇权为中心的帝制体系的骨架是中央集权制和地方官僚制。这一骨架一旦衰败和崩溃，庞大的帝制国家就有可能分崩离析。据历史地理学家葛剑雄统计：“对中国而言，分裂、分治的时间是主要的，统一的时间是非常短暂的。对中原王朝而言，统一的时间略少于分裂时间。但在元朝之前分裂时间多于统一时间，元朝以后则基本上是统一的。”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似成为中国的国家演进规律。
因此，在以地域为基础的国家，特别是地域规模大的国家，通过政治权力实现地域、人口的政治联结的需求愈高。夏、商、周，地域规模较小，人口成分较单一，血缘传统力量较大，因此运用血缘关系进行政治联结。这一联结至周达到顶峰，同时也愈来愈难以承受地域规模扩大的整合重担。秦帝国因此通过以皇权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和地方官僚制这一政治权力实现对地域和人口的政治联结。这种体制的背后是特殊的公共权力。“构成这种权力的，不仅有武装的人，而且还有物质的附属物，如监狱和各种强制设施”，“为了维持这种公共权力，就需要公民缴纳费用——捐税。”
作为特殊公共权力的国家具有双面性。一方面，“国家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是社会在一个有形的组织中的集中表现”。
因为有了特殊的公共权力，国家可以集聚氏族社会所不可能具备的能力。国家规模和权力愈大，能力愈强。它在于有“中央集权这个使一切国家迅速发展的最有力的政治手段”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开疆拓土，修建长城，修筑驰道，重构秩序，国家能力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如大片原生越人居住的南方纳入帝国的版图。同时，特殊的公共权力还可以履行历史上的政治和社会组织所不能履行的社会职能，如大规模治水，武装保卫领土、人民和财产。“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
另一方面，特殊公共权力又可能成为与人民的对立物。这是因为权力和能力都不是凭空而来的，它必须借助于物质条件。愈是集权，对物质条件的要求愈高。马克思在谈到“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的同时，又尖锐指出：“赋税是官僚、军队、教士和宫廷的生活来源，一句话，它是行政权的整个机构的生活来源。强有力的政府和繁重的赋税是一回事。”
赋税由人民承担，必然造成政府与人民的对立。强有力的政府和繁重的赋税造成政府与人民的尖锐对立，使政府成为人民的压迫者。恩格斯以罗马国家为例，指出：“广大领土上的广大人群，只有一条把他们联结起来的纽带，这就是罗马国家，而这个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却成了他们最凶恶的敌人和压迫者。”“它的秩序却比最坏的无秩序还要坏”。
国家规模和权力愈大，剥夺压迫能力愈强，引起的反抗也愈甚。在中国，过往的王权具有相对性，受到家族的制约；皇权则具有绝对性，由皇帝直接任命的官员从事治理，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国家命运完全系于皇帝一人之身。“君贤者其国治，君不能者其国乱。”（《荀子·议兵》）“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礼记·中庸》）君主制的绝对性权力会无限放大权力的任性，其剥夺和压迫性更强。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承接“虎狼之国”的秦风，实行强力统治，修建大量工程，人民承受的负担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强度，很快造成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民众自发的大规模反抗。秦始皇设想的二世、三世以至万世统治，只到了二世便被终结。
当然，政治共同体可能因为暴政、异族入侵等原因而解体，但重建的政治共同体在同一地域内，仍然要借助以皇权为代表的中央集权制和地方官僚体制进行治理，帝制体系因此而获得重生，只是王朝得以更迭而已。经历分裂分治的战乱之后，政治的统一性仍然是国家演进的主导方向。“中国历朝的统治者厉行中央集权，同时又把大统一作为神圣的追求。”
这是因为大型公共工程、小农经济和抵御外敌入侵的历史条件仍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