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本书第一卷问世后，引起学界的关注，也有读者对本书还有一些不解。为此，在第二卷出版时，我有必要对本书的构思和贡献做一个简单介绍。

政治学的中心议题是国家。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恩格斯将国家与人类文明进程密切联系在一起，认为“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国家因人而生，而存，而续。而人是有意识的活生生的人，是通过各种关系联结起来的社会的人，是处于历史与社会关系中的具体的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为了获得美好生活，需要善治，因此人们有了对“理想国”的追求。只是这种追求必须从历史和现实出发，从历史和现实构成的关系出发，“理想国”的实现建立在对历史和现实中的关系的深刻洞察和分析的基础上。由历史和现实的人联结而成的“关系国”决定着“理想国”的构造和走向。正是基于此，我专门撰文提出了建构以人为中心的政治学，形成以历史与社会关系中的具体的人为对象，从事实出发的政治学“田野学派”！

国家问题是一个古老而又十分困难的问题，是“一个最复杂最难弄清的问题”。国家与国家治理的研究著作已是汗牛充栋。本书的主要贡献，或者是独特贡献，是提供了一个理论和方法，这就是“关系叠加”。其核心观点是：国家是在人类社会关系中生长、发展和演化的。随着人类社会关系的不断扩展丰富，形塑和改变着国家和国家治理；在中国的文明进程中，依次出现的社会关系不是简单的断裂和重建，而是长期延续、不断扩展和相互叠加，由此造成制度的重叠式变迁和政治现象的反复性出现，并通过国家治理体系的改进而不断再生产出新的关系模式。简而言之：关系构造国家，国家再造关系。

本书的主要目的便是运用“关系叠加”的分析框架，解释中国的国家和国家治理是如何长期发展、渐进改变和内生演化的，寻求国家现象背后的那只看不见的手。

理论和方法的源泉在于事实。人类文明和国家的进程有共同的基点和规律，也有不同的特点和表现。这一结论基于历史事实。要科学地解释事实现象，历史的视角是任何一门科学不可或缺的。恩格斯在谈到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时特别指出：“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 政治学也是如此，以历史和社会关系中的具体的人为对象的田野政治学更是如此，田野政治学本质上与历史政治学是一体的。

田野政治学暨历史政治学的理论和方法为何重要？从根本上说，是基于人类思想进程及其学术自觉。

在世界文明与国家进程中，中国是在原点上不断扩展，自我演化，并与外部形成互动的大规模国家。这种历史的独特性吸引着无数学人的关注。早在人类思想的第一次大突破的轴心文明时代，中国的先贤们是参与者，他们贡献出的独特思想，迄今还熠熠生辉。没有中国先贤的贡献，就无所谓轴心文明时代。人类思想的第二次大突破是17～19世纪的思想启蒙，主题是重新设计一个现代世界。只是这次突破是欧洲国家执牛耳，甚至一方独大。中国是这次思想突破的缺席者，也失落为消费者。正是因此，那位典型的欧洲中心论者——黑格尔先生以不屑的口吻表达了他对东方中国人缺乏理论建树的不屑：“在中国人中间，历史仅仅包含纯粹确定的事实，并不对于事实表示任何意见或者理解。他们的法理学也是如此，仅仅把规定的法律告诉人；他们的伦理学也仅仅讲到决定的义务，而不探索关于他们的一种内在的基础。”

毫无疑问，黑格尔充满了西方的傲慢，但我们也不能不痛苦地接受，这并不完全是偏见。述而不作长期主宰着中国人的思维。第二次思想突破的消费者角色限制着国人的思维，使国人太关注事实现象的描述，而缺乏对事实现象背后的内在基础和支配逻辑的探索。本书希望在这一方面有所作为！

有所作为首先要去魅。学术研究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毫无疑问，后人要吸收前人的成果，但先占原则也会将后人的思维限定在既有的规范之中。那些思想的先行者会以其一个个概念建构起一个“规范的世界”，并会理所当然地认为，“撒什么种子开什么花”。后来者也由于思想的规训而匍伏在前人思想面前。这种神化很容易造成思想和认识的停滞。而现实世界的脚步一天都未曾停歇过，过往的理论从未曾穷尽对真理的探索。第二次思想突破面临最大的危机：现实世界并非如“撒什么种子开什么花”之所愿；思想启蒙的结果是被启蒙人的自我觉醒和主体重构，于是有了去魅化和理论的自觉。

恩格斯在讲到历史的进步时说过一句非常深刻的话：“只有野蛮人才能使一个在垂死的文明中挣扎的世界年轻起来。” 文明是历史成就的积累。但是，一种形态的文明长久积累，也会生长出“文明之苔”，覆盖和抑制着生命活力。非文明的方式或许是激活垂死文明形态的最好方法。学术进步也是如此。学术的训练是绝对必要的前提，但学术训练的负效应是受到规制，将人的思维规范在既定的框架内。当一种学术形态陷入不可自拔的贫乏状态时，或许需要借助于超越既定规范之外的思维和事实来激活学术生态的活力。

我们这一代人因为历史原因，没有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学术积累存在先天不足，但也成就了无拘无束的思维方式。我进入学术殿堂不久，就一脚踏入田野，做极具本土性的农村研究，并以田野调查作为基本方法。最初的调查是不自觉的，只知田野调查是必要的，不知为何调查。只是随着调查的深入，才有了调查自觉和理论自觉，这就是：一方面要有问题导向，通过田野调查发现事实；另一方面要有理论构建，寻找理论和方法解释事实。2015年，在之前近20年的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我发起“深度中国调查”，以更全面和深入地了解传统农村形态，之后又扩展到世界农村形态调查。我参与了这一大型调查工程，并在调查中发现历史的真实的“自然的世界”与人为的建构的“规范的世界”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而从真实的“自然的世界”出发，是学术研究的第一要义，从而也可以实现与原有的“规范的世界”对话。正是基于此，我提出了田野政治学的主张，并获得了本书理论与方法的来源。

田野调查的对象是人，是占中国人数最多的农民。农民是活生生的人，尽管长期被人视为“愚昧无知”，但他们有自己的行为方式和行为逻辑，或者说是“农民的理性”。田野调查的第一要求，不是高居他们之上，而是从他们的境况出发，了解他们的行为逻辑。在深度的田野调查中，我们发现农民生活在一个“关系的世界”里。长期以来，农民被定义为“原子化”，似乎他们生活在真空中。事实是：各种关系将孤立分散的农民联结起来，并构成农民的行为逻辑。调查中，问农民最愿意与谁合作？通常的回答是，“关系”好的人，包括亲戚、朋友。当问及生活态度时，不约而同地回答是搞好“关系”。农村社会简直就是一个关系社会。正是基于此，我们及时调整了调查提纲，将关系作为调查的重点。在初步调查的基础上，我指导博士生写的数篇博士学位论文，均是研究村庄社会关系的。关系因此进入研究的视野。我为此撰写了专门的理论与方法的论文《“关系权”：关系与权力的双重视角——源于实证调查的政治社会学分析》，提出“关系即权力，权力在关系中”的命题。

在进一步调查中，我发现农民的行为不仅为私人性关系支配，还受制于更为丰富的关系。我们的调查分为七个区域，不同区域的村庄形态有着不同的关系构成。总的来说，村庄愈发达，关系愈丰富。在靠近中缅边境的云南的一个村庄，我们惊讶地发现，就在数十年前，那里还是刀耕火种，根本不知道“国家为何物”，更遑论政治关系。而在东南沿海发达地区，不仅有了丰富的财产关系，而且“国家就在眼前”。社会发展进程也是关系不断扩展的过程，由此有了关系扩展的概念。

而在对不同区域村庄调查的对比中，我们发现，即使是那些发达的村庄，也保留和残存着非常古老的宗族传统，尽管受到冲击，但经常死灰复燃，绵延不绝。就在距离发达的广州市不到100公里的地方，人们还居住在以祖宗祠堂为中心的村庄里，其成员资格和行为逻辑的来源是祖宗。我因此撰写发表了《祖赋人权：源于血缘理性的本体建构原则》的论文。尽管这一论文对于长期为“天赋人权”影响的思维是极大的冲击，并遭遇争议，但它是基于历史事实现象的提炼和概括，要揭示的是残余的血缘关系仍然在支配着人们。将人们联结起来的关系犹如垒叠的土层，由此有了关系叠加的概念。

关系、关系扩展和关系叠加的理论和方法的源泉来自田野调查。当我将中国的国家演化和国家治理作为研究对象时，很自然地将农村调查中形成的方法论提升为一种更具有普遍性的分析框架，并发现运用这一分析框架可以很好地解释中国的国家演化的连续性、突破性和反复性问题。而在提升为一个更具有普遍性的分析框架时，前人的著述，特别是马克思的关系支配国家的思想给予了我极大的启示，只是他还未提出“关系叠加”的明确概念。由此我将“关系叠加”作为整部著作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希望以此提供一个研究中国的国家演化和国家治理的认识视角、解释框架和分析方法。

对于中国的国家演化和国家治理已有诸多论述，本书最重要的贡献是提出了“关系叠加”的理论和框架，以此将大量碎片化的、貌似互不相干的事实现象整合到这一分析框架中来，使之条理化、系统化、明晰化，并从中寻求某种具有规律性的支配逻辑。这也是我最高兴且最兴奋的事情。我相信，如果黑格尔健在，他会发现，遥远的东方，已经有人正在试图超越现象，对事实现象背后的内在基础和支配逻辑进行探索。尽管这只是初步的努力，但已经让人有些许自我安慰！愈来愈多的人共同努力，或许正是黑格尔所期许的。

学术研究来自问题意识，寻求于学术对话。

本书的第一卷探讨的是中国的国家起源和初生的国家形态。其直接的参照，便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在这本书里，恩格斯以原始氏族社会为基点，确定了国家不同于氏族社会的两个基本特征，同时又指出了通往国家的三条不同道路，包括雅典、罗马和德意志。恩格斯特别强调，“按照居住地组织国民的办法是一切国家共同的”，但“当它在雅典和罗马能够代替按血族来组织的旧办法以前，曾经需要进行多么顽强而长久的斗争” 。与恩格斯所述的三条道路相比，中国的特色更鲜明，这就是当地域性的国家产生之后，氏族血缘纽带不仅没有割断，反而长期延续下来，并深深地渗透到初生国家之中，形成血缘关系与地域关系的双重叠加。

本书的第二卷要探讨的是经历长期演化和积累，中国变迁为一个大规模的帝制国家，得以超越长期束缚自己的血缘关系，形成一个主要以地域关系为基础的国家。为了将广土众民联结为一体，产生了以帝制体系为核心的制度体系，出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系列新的社会要素。其中的许多制度要素在西方一直到19世纪才出现。中国由此被后人定义为“早熟”国家。尽管“早熟”的概念带有欧洲中心论的色彩，但它反映了中国的国家演化和国家治理一度居于世界前列，并得以长期延续。清人恽敬表示：“自秦以后，所行者，皆秦之制也。”（《大云山房文稿》卷1《三代因革论》）毛泽东认为，“百代都行秦政法”。只是血缘关系并没有因为帝制国家的建立而消散。在马克斯·韦伯看来，“氏族团体在中国从未崩解，不像在西方，氏族团体早因城市的发展和基督教的缘故而瓦解了” 。百代皆行的“秦政法”，究竟有哪些？氏族团体在中国为何从未崩解，它对“秦政法”有何影响？这种地域关系主导下的血缘关系叠加，是如何形塑着中国的帝制国家及其治理的？

本书的第三卷要探讨的是帝制中国是如何由多个原生族群联结为一体，并形成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国族共同体。中国的国家起源与国家演化，是在一个多点和多个地域相近的族群基础上发生的。大规模、多族群的帝制国家是基于两种结构和原则的融合：一种是政治的和领土的，另一种是历史的和文化的。在这种融合中，民族和国家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和一体多元的双向互动，以族成国和国在族上是其基本特点。中国很早便成为一个大规模的政治统一体，“大一统”成为先贤们孜孜不倦追求的目标，这在于民族和地域的多样性太丰富和太复杂，在这一基础上实现“大一统”太艰难和太漫长，也使中国的国家演化和国家治理充满着复杂性和曲折性。其背后的支配逻辑是民族关系和地域关系的叠加。

本书的第四卷和第五卷所要探讨的是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古老中国所遭遇的危机、挑战、应对和崛起。“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核心是世界进入一个全球关系时代。“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 在以现代性为主导的全球关系时代，中国面临着双重危机和双重使命，一是国家重建，由一个地域性的政治统一体向全球性的政治统一体转化；二是以重建的国家进入全球关系时代。由此使中国的国家演化和国家治理也发生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只是这一大变局发生于一个有着古老传统的国家里，且古老传统并不只是大变局的负资产，当然它也会深刻制约着大变局的历史进程。只有从全球关系和国族关系的叠加中才能深刻地认识这一变化的伟大性、艰难性和复杂性。

本书还有一个重要特点是，着重于解释。当将国家置于关系结构中分析时，我们的学术态度和方法更多的是一种理解和解释。人文社会科学不可能不受所处时代的影响。中国学者成为人类思想第二次大突破的缺席者，在于中国是人类社会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第二次大突破的迟到者和被动者。这一角色使许多中国学者更多的是学习者、模仿者，对中国的传统更多的是批判者，甚至是一种“苛责”者。而随着国力的翻转，又有可能走向另一极，由自卑到自大，将对中国传统的“温情”放大。我们很幸运的是，见证了中国的崛起过程，切身体会到中国的历史进程和深层结构，可以平心静气地了解中国和解释中国。马克思关于“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的观点对后人的影响甚深。要改变世界必然会首先评价世界是否合理公正，价值问题不可规避。但马克思并不否定“解释世界”，而且只有科学地解释世界才能更好地改变世界。基于田野调查，基于客观关系研究国家，可以更好地解释中国的国家演化和国家治理进程，可以使我们发现：中国的国家演化和国家治理受制于各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关系；只有从客观关系构成和变化的角度，才能深刻理解中国的国家演化和国家治理的变化性、复杂性和曲折性；也才能深刻理解如恩格斯所说的，构成国家的人们在找到代替旧办法，创建新的关系形态以前，“需要进行多么顽强而长久的斗争！”

本来我是希望读者通过阅读本书而理解本书，只是为了让读者能更快和更明晰地了解本书的写作意图，所以在本卷做一说明。但愿读者在阅读中有更多的自我认识！

徐勇
2019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