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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皇权制度下，皇帝作为至高无上的“孤家寡人”，必须依靠相应的力量才能施政。这些力量以皇权为中心，形成与皇帝的依赖关系和政治信任。他们之间有合作更有冲突。
大臣主要以能做事服务于皇权，由于别无选择，他们对皇帝有一定的人身依赖关系，但也有相对的独立性。特别是通过以儒家为经典的考试入选高层的大臣，受君臣之道的影响，表现为一定的为“道”而不为君的特性。忠于君主并不等于盲目听命。与此同时，君臣还是利害关系。因此，他们于皇帝可用，但信任程度较低，有弱化皇权的倾向。
宦官作为最贴近皇帝的人，对皇帝的人身依赖关系最强，因为朝夕相处，专事侍从，没有获得皇位的合法性，皇帝对他们的信任程度最高。“不像普通官僚，宦官可以直访皇帝居所，通常获得比政府官员更大的信任。”
皇帝任用宦官，就因为他们只能依附于帝王，与公卿官僚很少有纠缠不清的联系。“中人无外党，精专可信任”（《汉书·佞幸传·石显》）。东汉灵帝竟然当众宣称，宦官“张常侍（让）是我父，赵常侍（忠）是我母”，可见皇帝对宦官的信任。皇帝利用他们强化皇权，他们又有可能利用皇权架空皇帝。
外戚与皇帝有紧密的血缘婚姻关系，是皇帝的“自家人”，能够得到皇帝的高度信任。“后妃和帝王或是夫妻关系，或是母子关系。夫妇之爱非同一般，母子之情又出于人之本性。因此，君主对后妃的信任，对后妃家族的信任，往往要超过对自己的宗室血亲。”
最重要的是后妃与皇帝的命运相依，“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在一元性的皇权制度下，“由于皇帝的同宗叔伯兄弟子侄都有同姓合法身份继承皇位的权利，因此从政治上考虑，皇帝最信任的就是自己的皇后及其亲属。”
“尤其在一些特定的阶段，皇帝的母族和妻族会分享一部分政治权力，甚至超越于其宗室诸王之上。”
当然，由于外戚作为政治力量产生于皇帝不能正常理事的特殊时期，皇帝对其信任也是有一定限度的。
皇族与皇帝有直接的血缘关系，他们可以共同打天下，但难以共同坐天下。因为皇权的排他性，皇帝与兄弟之间既有“骨肉之亲”，更容易产生“骨肉相残”，其信任程度最低。“由于皇帝的宗室子弟在名义上都具有登上大位的可能性，因此嫔妃的外戚（或者皇室的家奴宦官）与这些宗室子弟相比更加可靠。”
总体上看，四大权势集团的独立性愈强，皇帝对其信任度就愈弱；相反，人身依附性愈强，独立性愈弱，皇帝对其信任度反而愈强。而四种权势力量又都是皇权运行不可或缺的。“一般来说，宗室是皇帝的本家，在中国古代世袭制、家天下的体制中，他们处在统治结构的最上层，是最大的利益群体。外戚是皇帝的外亲，在宗法制的中国古代社会，他们因婚姻裙带关系而成为统治阶级中的一个群体，他们的利益最不稳定，具有暴兴暴灭的特点。官僚宰辅是皇权统治的最重要的人力资源和制度保证，是皇权统治的最稳固的基础。宦官则是皇帝的家奴，从理论上来说，他们既无权力也无权利，他们的权力和权利是依附于皇帝的，是从皇权派生出来的，具有非制度性的特点。”
他们各有其长，也各有其短，围绕皇权，既有合作，更有冲突。
大臣因能做事，具有相对独立性。他们不是依靠先天出身，而是依靠后天的才干进入高层。但是，皇权的独断性又限制着他们的事权范围，防范他们“功高盖主”。他们要做成事，必须充分与皇帝沟通，建立起良好的信任关系。重要的沟通渠道是皇帝身边的宦官。因为皇帝不理政事，明代大臣张居正拥有了巨大权力，但他还依靠宦官建立与皇帝的良好关系，让皇帝放心他施政。
与此同时，作为主体的大臣毕竟不属于皇帝身边的人和“自家人”，与皇权有天然的疏离性。他们中间因为“道”和“利”的不同，也会发生分化，有的是理想主义者，有的是功利主义者，有的兼而有之。由此便造成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会投靠与皇帝最为亲近或者最有权势的力量。同时，大臣是最高层的官僚，宦官、外戚和皇族成员也会凭借皇权的特殊关系担任大臣，使这一群体的成分较为复杂。他们不像其他三个群体那样界限分明，其身份具有重叠性，在四大权势集团的博弈中表现得最为复杂。
由于大臣与皇权具有天然的疏离性，君臣之道不允许他们直接问鼎皇权，因此他们在政治权力博弈中更多的是一种中立性。谁当皇帝，他们都得凭借自己的才干才能立足。
宦官尽管是皇帝最信任的人，但由于他们先天的生理缺陷，他们不可能对皇帝取而代之，他们有一定的中立性。谁做皇帝都要使用他们。但是，他们为了控制皇权，则会压制其他权力团体，特别是士大夫官僚集团。在宦官专权时期，宦官集团俨然成为比常规政府更强大的第二政府。为了控制皇权，他们也会与外戚进行斗争。
外戚从血缘关系上看，毕竟是外姓人。他们不是凭借功绩和能力，更主要的是与皇帝的亲戚关系而超常上升。同时，他们主要是利用皇帝不能亲政的特殊时期获得巨大权力，并会为保持巨大权力进行殊死斗争。为了控制皇权，他们可以对与他们具有竞争性的皇族大开杀戒。武则天诛杀唐宗室贵族数百人。“由于利益关系，外戚擅权时，一般都要排斥、压制宗室子弟，甚至进行打击、迫害，这几乎可以说是外戚政治的一条规律，贯穿于历代王朝。”
他们之间与皇帝的血缘关系最近，也是与具有唯一性的皇权最具有竞争性的势力，因此相互之间的冲突最激烈。
皇族与皇帝有着直接的血缘关系。凭借这一血缘关系优势，他们的目标更主要的是获得或者控制皇权，其直接对手则是外戚势力。如唐代李氏皇族从武氏集团手中夺取皇权。尽管武则天费尽心机，建立李武联盟，但皇权的排他性使这种联盟难以形成。而皇族要争取和控制皇权，也会借用官僚大臣的力量。
以上四大权势力量无论是合作，还是冲突，最终都是围绕皇权展开的。他们依附于皇权，同时皇权也利用他们，并在这一过程中相互制衡。特别是在王朝创立初期，各种权势力量都能有所收获。西汉初，刘邦大封功臣和吕氏外戚，同时又与朝廷大臣立下誓言：“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汉书·王陵传》）但是，随着王朝的延续，因为与皇权的关系程度，以上四种权势集团的力量会此消彼长，并会形成既得利益集团，力图控制皇权。皇帝往往会利用一部分力量压制另一部分力量。“由于法理所承认的宗室诸王都能登上皇位的可能性，就迫使帝王必须时时警惕发生在宫廷内部的、周围潜在的由争权夺利而导致的危险。要在这种宗室权力的争夺中保持专制权力、稳定帝位，作为个体的帝王最需要的就是依靠身边可以利用的外戚，这也是皇帝个人首先能够选择的亲信力量。”
汉武帝在严厉打击宗室诸王的过程中，就是大力重用外戚，将他们直接提拔为高官大臣，如卫青、霍去病等。而在东汉后期，皇帝则利用宦官压制外戚，后又利用官僚士大夫的力量抑制宦官和外戚的势力。特别是东汉的幼小皇帝多，他们长大亲政后，往往利用宦官压制外戚，夺回皇权。“公元九二年，汉和帝与宦官郑众密谋，杀窦宪，窦家党徒全部革官下狱治罪。郑众因功封侯，宦官从此参与政事。”
武则天重用武姓外戚和大臣高官，以巩固武氏的统治。在宋代，皇帝与士大夫官僚“共治天下”，其他三种权势力量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明朝废除丞相制度，压制外戚势力，但造成了宦官的专权。明朝设立了由宦官执掌的专门性特务机构，监督百官。
尽管大臣、宦官、外戚和皇族四大政治集团，一直伴随着帝制时代，但从总体趋势看，宦官、外戚和皇族这些与皇帝具有直接的人身依附关系的势力愈来愈弱。在汉朝，皇族、宦官、外戚力量较强；唐朝，宦官、外戚力量较强；宋朝，官僚大臣力量较强；明代，宦官、官僚大臣、皇族力量较强；清朝，官僚大臣力量较强。“外戚专政，较多反映了早期政治的‘家天下’特性，在帝制后期就越来越淡化了；而宦官专权则纯粹是君主专制的产物，所以在后世往往而有之，甚至变本加厉，例如唐，例如明。”
随着国家演化，国家权力向两极集中，一极是皇帝个人，另一极是由皇帝直接任命的官僚。
以上趋势是国家成长的重要标志，是政治社会日益成熟的产物。在摩尔根看来，“一切政治形态都可以归纳为两种基本方式”，“先出现的第一种方式以人身、以纯人身关系为基础，……第二种方式以地域和财产为基础，我们可以名之为国家”。
到了清朝，中国已是一个地域辽阔的多民族的统一的超大国家，依靠狭隘性的人身、人身关系的治理形式捉襟见肘。这一超大国家的治理必须超越狭隘性的人身、人身关系，将权力高度集中于能够代表全国利益的皇帝一人之手，借助于从广阔地域中选拔出来的能做事的理性化官僚协助皇帝。官僚从国家获得俸禄，为国家办事，是一种超越狭隘血缘关系的稳定的政治力量。作为国家基础的地域和财产日益强化，人身、人身关系逐步弱化。只是这一弱化，并不是消失。人身、人身关系对中国的国家演进和国家治理的影响还会或多或少地存续。由此可再次证明恩格斯关于历史传统对国家成长影响的历史评价的科学性，即：“这种按照居住地组织国民的办法是一切国家共同的。……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当它在雅典和罗马能够代替按血族来组织的旧办法以前，曾经需要进行多么顽强而长久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