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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制时代，以王为中心，部族、宗族共治，与王贴近的主要是族人。进入帝制时代，皇帝个人统揽大权，居于深宫，由此需要有专人贴近服务于皇帝。这种人便是宦官。他们得以在最高权力运行中发挥独特的作用，在于其特殊的人身依附关系，近君而贵。
随着中央集权，最高统治者愈来愈依赖于本家族以外的人为自己提供服务。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便已出现宦官。进入帝制时代，统治地域和事务扩大，皇帝越来越需要有专人贴近服务，宦官数量扩大。特别是在家天下的格局下，皇帝为了使本家族后继有人，人丁兴旺，除了娶有正室妻子以外，还会纳大量嫔妃，有的多达数千人。由此需要大量服务者。对这种服务者有特殊的生理要求，即能够保障皇室血统的纯正性，不会发生不正常的男女性事。秦汉之后的宦官便属于生理有缺陷的人，他们的生殖器官受到阉割，属于身体和心理不健全的人。“宦人之在王朝者，其来旧矣。将以其体非全气，情志专良，通关中人，易以役养乎？”（《后汉书·宦者列传序》）
本来，宦官只是贴近皇帝、为皇帝和皇室提供服务的人，属于家臣。但是，由于他们服务的是最有权力的人，是皇帝的亲近之臣，因此他们的功能远远溢出生活，而具有了政治的属性。这是由家天下皇权所决定的。芬纳运用“接近律”分析时说：“在‘接近律’中，统治者的个人意志越具有决定性，那些容易接近他并且离他最近的人就越具有影响力。如果他们的靠近是专享的，这种影响力就会更大，因为许多人都会致力于对统治者施加影响。”
宦官便属于专享靠近皇帝的人。
首先是皇帝的权力需要。本来，皇权制与官僚制是相辅相成的。皇权依赖官僚做事，官僚依赖皇权获职。但是，在专断性皇权体制下，皇帝与官僚又有深深的不信任，皇帝时刻担忧官僚利用事权侵犯主权。皇帝许多专断性意志并不是都能够通过官僚系统加以贯彻的。皇帝需要有对自己专断性意志绝对服从的人保障皇权的运用。
其次是皇帝的安全需要。权力愈大的人对安全的需要愈强。在中央集权体制下，国家权力高度集中于皇帝，皇帝居于严密防卫的都城和深宫之内，外人不得随意出入，即使是官僚重臣也是如此。能够出入深宫、贴近皇帝身边的人，一定是皇帝非常信任，且对皇帝绝对忠诚的人。“在古罗马、中世纪欧洲或印度，当地的统治者都经常出现在他的公众面前，接受臣民们的献礼，并且公开地主持公道以彰显皇家礼制。中国的皇帝则与此不同，他通过隐秘和不可捉摸来获得至高无上的地位。”
皇帝需要借助亲近自己的人与外界沟通。
最后是皇帝的心理需要。最有权力的人往往是最孤独的人。特别是在皇权体制下，幼小的皇帝从小生活在深宫里，受到严格的管束，没有正常的童年。即使成年后，皇权的神圣性和神秘性也使皇帝处于深深的内心孤独之中。皇帝作为人需要有人倾听，有人解忧，有人开心，这种人便是能够与皇帝朝夕相处且又绝对顺心的人。
而宦官正是能够满足皇帝以上需要的人。宦官，特别是之后身体机能受到破坏的宦官，出身低微贫寒。在血缘关系之下，“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宦官缺乏生育能力，不得已才会从事这一职业。他们没有什么文化，也没有什么背景。“太监们没有家族关系，也没有尊严和职业地位，其职业和升迁完全依赖于皇帝个人。”
他们进入皇宫之后，特别是那些能够在皇帝身边服务的高级宦官，则有可能通过贴近皇帝而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们高度依附于皇权，毫无独立性，没有任何其他选择。他们只有绝对服从、绝对忠诚、绝对顺心于皇帝，才能生存，甚或改变自己被社会所贬抑的地位。“他们出身低微，又无后嗣能与皇室争位，所以也就成了皇帝天然的同盟者”。
宦官实际上是皇帝的家奴，宦官在皇帝面前自称奴才。这种贴近于皇帝并能够满足皇帝各种需要的主奴关系使宦官能够得到皇帝的充分信任。如“宦官都出身寒微人家，幼年被阉入宫，没有家族和亲戚，唐玄宗以为这种孤身的宫廷奴隶是最忠实可靠的，也是最能顺从意旨的，付托权力给这种人，不会有什么危险”
。
皇帝与宦官之间的主奴关系形塑了君主与宦官之间的行为模式。
理想模式：“宦官不得干政”。宦官出身贫贱，缺乏文化，贴近皇帝，主要是为皇帝和皇室提供各种生活服务，自身不拥有政治权力，也不能参预政事。汉、唐、宋、明、清等各个朝代之初，这一模式较多。
现实模式：“宦官干政”。“宦官不得干政”只是一种禁止性的话语，它正是针对“宦官干政”而言的。“宦官干政”是皇权政治自身的需要。一是皇权属于绝对权力，但作为皇权人格化的皇帝并不是都能够具有实际拥有绝对权力的能力。在王朝初期，开国君主能力超强，可以实际拥有和支配绝对权力，而无须他人代劳。但在终身制条件下，即使是具有超强能力的君主，也有身体机能下降不能正常理政，从而需要他人代劳的时期。二是皇权并不是存在于真空之中，它要受到各种利益关系的限制。随着王朝的建立，由各种关系构成的利益集团得以生长，并构成对绝对皇权的威胁。特别是皇权家族所有制造成大量幼小、低能和对皇权缺乏兴致的皇帝。皇帝要获得绝对权力，必须借助最为信任和贴近的宦官。“和帝即祚幼弱，而窦宪兄弟专总权威，内外臣僚，莫由亲接，所与居者，唯阉宦而已。故郑众得专谋禁中，终除大憝，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宫卿之位。于是中官始盛焉。”（《后汉书·宦者列传序》）明代，“宪宗口吃，不欲与大臣接谈，深匿宫廷之中，朝夕所接近者乃是宦官，于是宦官遂得擅权，发布中旨。”
宦官由家奴进入最核心的政治权力领域，“干政”成为必然。其主要表现如下。
一是宦官代政，是皇权的延伸。宦官本不在正式权力系统之内，却代理皇帝办理政事。宦官尽管是皇帝的家仆，但在日常生活中，只有他们才能经常伴随和接近于皇帝，是皇帝与外官信息联系的纽带。“帝数宴后庭，或潜游离馆，故请奏机事，多以宦人主之。”（《后汉书·宦者列传序》）他们可以利用这一位置代行皇帝权力，“手握王爵，口含天宪”（《后汉书·宦者列传序》）。为了实现代政，宦官甚至有意将皇帝与外界隔离开来。
二是宦官揽政，是皇权的变异。宦官本为家奴，地位极其卑下，但因皇帝的重用成为正式品官，甚至位高权重。例如由宦官执掌的司礼监，直接掌握了掌印、秉笔、批朱、传旨等权力。宦官借用这一机会而揽用权力。有的宦官借皇帝之口，主宰朝廷政事。唐代的李辅国，任兵部尚书，册进司空兼中书令，为正一品高官。
三是宦官乱政，是对皇权的反噬。宦官本来高度依附于皇权，因皇权而重用，但由于大权在握，其权力趋于极端，反过来造成皇帝成为其附庸，甚至决定着皇帝的存废。李辅国自恃帮立新皇帝，又是皇帝最信任的人，便对新皇帝说：“大家但内里坐，外事听老奴处分。”“对此，代宗虽然气愤，但李辅国手握禁军，也只得忍气吞声，‘尊为尚父，政无巨细，皆委参决’”。
在晚唐，多位皇帝成了宦官的傀儡。明代大宦官刘瑾被人称为“站着的皇帝”。
宦官干政，从皇权的延伸，到皇权的变异，再到对皇权的反噬，反映了皇权的极端性。这种极端性的皇权不受任何制度性制约，皇帝可以为所欲为，将身体不健全的家仆推向国家权力高端，其地位上升之快之高是制度化官员望尘莫及的。而皇权的极端性又与宦官的极端性相辅相成。宦官出身贫寒低微，没有靠山，唯一的主子是皇帝，他们只有紧紧地依附于皇权和牢牢地控制皇权，才能达到权力的高端。同时，他们缺乏教养，没有底线，在权力斗争中心狠手辣，往往能够达到一般正式制度下所不能达到的目的，从而成为皇帝最为得心应手的权力工具。“在自信且意志坚定的皇帝手中，太监机构不过是一个灵活且完全温顺的工具。只有在皇帝懦弱和无足轻重的时候，它才会成为一个自私自利、明哲保身的权力机构。”
这一工具趋于极端，便是对皇权的反噬，附着于皇帝之身却凌驾于皇帝之上。由于皇帝是整个国家的政治联结的中枢，一旦皇权受到反噬，必然造成整个国家的纲纪严重破坏，甚至王朝覆亡，天下大乱！所以，宦官作为最贴近皇帝的人，成为对皇权威胁最危险的人。东汉的灭亡便与宦官干政有关。“到唐朝后期，皇帝的废立和生命，都落在宦官手中，宦官政权消灭，唐朝也就灭亡了。”
正是有鉴于此，新朝代之初，都会严格规定“宦官不得干政”。但这只是一种理想化的主张，皇权体制决定了“宦官干政”是一种现实。明代之初，对宦官干政严加限制，明太祖铸铁牌书“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也就是在明朝，宦官干政最为严重。宦官不仅数量上有10万人之多，且执掌大权。清朝初期，对宦官极力压制，称之为“极卑至贱”之人，而在后期，宦官权势大增，这与专断性的皇权运行机制需要在一定时期由宦官辅佐密切相关。日本学者小岛毅在评论唐朝后期皇帝与宦官的关系时说：“宦官在唐代后期挟皇帝号令天下，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巨大弊端，但同时作为皇帝的左膀右臂却也发挥了稳固皇权的作用。失去宦官的皇帝完全成了一个光杆司令。”
正因为宦官是皇权的补充，所以，“历代的宦官，不仅仅是宫廷的奴仆，一般也都同时具有国家官员的身份。宦官制度，已经深深地融合、凝固在中国传统的君主专制王朝的整个体制法统之中。”
无论如何，宦官都是高度依附于皇权的。宦官先天的缺陷决定了其权力再大，也不可能对皇帝取而代之，至多“九千岁”，而绝不可能到“万岁”。“宦官虽然在某些时候可以废立皇帝，但他是专制主义皇权的支持者。”
他们是寄生于皇权而存在的。一旦皇帝有足够的能力执政，宦官的权力很快会消失。如唐代宗在权力得到巩固后，便将李辅国处死。特别是新皇帝上任，原有的宠幸关系便难以维系，甚至有杀身之祸。正因为这一对皇权的高度依附性，宦官也须对自己的行为加以约束，特别是平衡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关系。晚清的宦官李莲英因受慈禧太后之宠，赏加二品顶戴，位高权重。但他深知“天恩越大，性命越危险”，所以格外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