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能做事亦需谨慎的人

在摩尔根看来，“一切政治形态都可以归纳为两种基本方式”，“先出现的第一种方式以人身、以纯人身关系为基础，……第二种方式以地域和财产为基础，我们可以名之为国家”。 摩尔根的这一划分只是一种理想类型，实际状况要复杂得多。

在中国，在国家产生以后，人身和人身依附关系还长期延续并渗透到国家形态。在夏、商、周的王制时代，由于部族和宗族共同治理，实行贵族政治，人与事融为一体，君臣亦亲戚，是利益共同体。贵族政治的重要特点是君臣一样，都是世袭制。如钱穆所说，“在古代封建世袭，天子之子为天子，公之子为公，卿之子为卿，大夫之子为大夫，做官要有一定的血统”。 这一制度难以保障官员都是贤能之人。只是到了春秋战国及其之后的帝制时代，国家形态由血缘关系主导向地域关系主导转变，超越血缘关系的地域国家居于主导地位，官僚政治替代贵族政治。官僚政治的重要特点是官僚不是世袭的，选用官员的主要标准是能力而不是家庭出身。君臣关系逐渐由人身关系演化为人事的关系，即“君使臣，臣事君”。臣从事君主交办的事务并获得相应的报酬。臣开始超越血缘关系的束缚，成为凭借自己的才能获得报酬的官员。“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君臣之际，非父子之亲也，计数之所出也。”（《韩非子·难一》）

在帝制时代，高度的中央集权使皇帝要处理的事务大大增多，他必须借助于官僚集团高层的大臣就近辅佐。顾炎武说：“尽天下一切之权而收之在上。而万几之广，固非一人之所能操也。”（《日知录》）“人主以一身统御天下，不可无辅臣。”（《明太祖实录》卷一一三）“在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中，白痴皇帝、暴戾皇帝、昏庸皇帝、年幼皇帝比比皆是，但在一般情况下，王朝都能够平稳发展，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建立了一个稳定的官僚制度，正是这个官僚制度维系着封建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 而居官僚队伍之首的则是距皇帝最近的大臣。选取大臣的首要标准便是能做事。“用圣臣者王，用功臣者强，用篡臣者危，用态臣者亡。”（《荀子·臣道篇》）大臣做事，必须有相应的权力，并会形成不同的君臣关系模式。

君臣对等。这是一种理想模式。这一模式来自儒家学说，源于家庭父子关系。在儒家学说看来，家庭父子关系的理想模式是“父慈子孝”，父亲与儿子的关系是双向对等的，尽管其地位和角色不同。儒家将这一家庭父子关系模式引入国家君臣关系，认为“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君臣之间的地位与角色不同，但相互关系是双向对等的。君以礼对待臣，臣以忠对待君。“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自春秋战国，这一模式便开始出现。君主以礼相待臣，甚至给予高官厚禄。如秦国的吕不韦、李斯等。到了帝制时代，这一模式延续下来，由此出现了一大批重臣、名臣。如汉代的萧何、张良、陈平、曹参、韩信、贾谊、东方朔、窦婴、霍光、桑弘羊、班超、晁错、卫青、霍去病等。唐代的长孙无忌、魏征、房玄龄、狄仁杰、张柬之、姚崇、张九龄等。宋代的赵普、范仲淹、包拯、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等。明代的徐达、刘基、胡惟庸、方孝孺、姚广孝、于谦、张居正、海瑞、李贽、徐光启、袁崇焕等。清代的多尔衮、洪承畴、鳌拜、吴三桂、张廷玉、隆科多、年羹尧、鄂尔泰、刘墉、纪晓岚、林则徐、肃顺、僧格林沁、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

在侯旭东看来，“历时性观察，信-任型上下关系与君臣关系是帝国体制的一部分”。 在漫长的帝制时代，重臣、名臣不少。他们的共同特点是能做事，才干突出，有所作为。尽管他们主要依靠自己的才干成为重臣、名臣，但是，如果没有皇帝的任用和支持，他们是不可能有所作为的。名臣与明君相辅相成。如唐朝初期的房玄龄辅佐李世民执掌政务达20多年。这样的君臣关系属于对等关系。

君重臣轻。这是一种正常模式。中国的帝制时代长达两千多年，真正的重臣、名臣并不多，政绩平平的大臣更多一些。这恰恰是帝制时代的正常反映。帝制以皇权为中心，皇帝居于支配性地位。臣只是事于君，其事的范围和权限都取决于皇帝。君主居于主权地位，臣只有事权，前者居于支配地位。如韩非子所说，“人臣太贵，必易主位。”（《韩非子·爱臣》）

臣重君轻。这是一种变态模式。皇帝是皇权的人格化体现。皇权强大是一种制度，而作为皇权人格化的皇帝并不都强大，甚至不能正常治国理政。在这一情况下，君臣关系便会失衡，造成臣重君轻，甚至臣代君作主。如皇帝不爱或不能理事，只能由大臣主持政务，如明朝的张居正独握大权。有的皇帝自己昏庸，造成所谓的“奸臣当道”。特别是在皇权交替时期，重臣有可能擅权。如秦始皇去世，李斯专权，伴同赵高拥立秦二世。

以上三种模式只是一种静态的划分。实际情形却复杂得多。总体上看，君臣对等关系在两个时期表现得较多。一是朝代更替之际。此时，王朝未定，皇帝需要借助团体的力量共同打天下稳天下。臣的事权范围较大，君主也较放心。如汉初萧何修建气派的宫殿就是在刘邦不知情的状态下发生的。二是患难之际。当王朝统治内忧外患时，皇帝不得不选任和起用能做事的大臣，救危难于一时。所谓“家贫思贤妻，国难思良将”。而在承平时期，便回归到以皇帝为中心的君重臣轻模式。即使是重臣名臣，不得善终的也不少。

造成这一状况的根本原因是以皇权为中心的人身依附关系，臣的权力无论有多大都源于皇权。在春秋战国时期，“臣一主二”，“何所无君”， 诸侯国竞争，士有相当的独立性和选择性。此处不用士，自有用士处。进入帝制时代，一君多臣，做事的出处具有了唯一性，士没有任何选择，只能依附于皇权。君臣一体。“人臣之于其君，非有骨肉之亲也，缚于势而不得不事也。”（《韩非子·备内》）“君失其国，臣亦不能独全其家。”（《贞观政要·君臣鉴戒》）皇帝是权力中心和来源。臣凭君贵。尽管大臣主要依靠自己的才干做事，但其关系结构是恒定的，这就是“君使臣，臣事君”，君主永远处于主人支配地位，臣则处于被支配地位，相互关系是不可改变和位移的。臣再有功，都不能替代君的地位。而愈是有功，愈会造成对君主地位的威胁，愈有可能“视君如寇仇”。其重要原因是缺乏政治信任。王制时代，有血缘关系产生的天然信任，但血缘世袭并不一定有能力。臣官非世袭，有能力，但没有血缘关系产生的与生俱来的信任和共同体意识，臣对于君更多的是政治人身依附关系。在这一关系结构下，臣首先要能做事，否则君主不用；同时更要谨慎，要将自己的权力和地位控制在君主能够容纳的范围之内，否则便是僭越，更有可能犯下“欺君之罪”。政治人身依附关系是一种不恒定的、缺乏制度保障的关系，“一朝天子一朝臣”，臣的命运为君主主宰，即“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尽管在家国同构下，君臣如父子。但是，由于政治权力的独占性，君臣还不如父子，父亲并不会轻易处死自己的儿子，所谓“虎毒不食子”。

愈是有所作为的皇帝愈是重视大臣，愈是对大臣不信任。人主“爱臣太亲，必危其身；人臣太贵，必易主位”（《韩非子·爱臣》）。“皇帝一旦感到开府辅政的宰相在实施行政权力的过程中，有越界或专权的行为，就会拿宰相开刀，轻则罢免之，重则抄家灭族。历史上，除了少数开府辅政的宰相能有幸得以善终外，绝大多数往往会沦为争权夺利的牺牲品。” 吕不韦为秦始皇统一中国作出了重大贡献，但秦始皇一旦发现吕不韦对皇权的威胁便逼迫他最后自尽。萧何为汉代政权的获得和巩固立下大功，连刘邦自己都说“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史记·高祖本纪》）。但是萧何屡为刘邦猜忌，格外小心谨慎才得善终。汉武帝执政期间换了10多位丞相，能得善终的仅3位，其中1位政绩平平。“伴君如伴虎”因此成为大臣时刻要铭记的为官警言。

“能做事亦需谨慎”，根源在于皇权的独占性和世袭性。在这一具有排他性的制度下，即使“谨慎”再三也难免遭遇不测。汉朝和明朝之初，为了巩固家天下统治，有意诛杀功臣。所谓“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成为政治铁律。明朝张居正在危难之际，推行改革，大权在握达十年。他因为与皇帝有师生关系而居高位。但张居正大权在握，则意味着当朝皇帝大权旁落。这从皇权的一元性和排他性来看是非正常的。所以其死后被抄家，险些开棺鞭尸。

为了强化皇权的一元性和专断性，保障大臣听命于自己，“帝王不断将宫内机构和身边侍从、亲信、僚属转化为朝廷正式机构和正式官员、职任，皇帝的侍从、僚属不断由地位较低的事务性小官吏逐步转化为位高权重、拥有一定实力的政务官僚。” 与此同时，将百官之首的相权不断加以拆分。作为百官之首的宰相先是一人，后将相权一分为三，最后成为一个群体，相权愈来愈弱化，皇权愈来愈强，以保证决策与执行的一体性，特别是执行者不可擅权。 R/CdEXPZyu3Mh8zuuzsqJakynMzJM1/bmDoiMS3d63crT26JRX08oxqP4yFrfx4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