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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由地域、人口和公共权力构成，通过公共权力实现对特定地域上的特定人口的政治联结，公共权力在国家组织和治理中居于中心地位。
中国自国家产生以后，在夏、商、周，主要以国王为中心进行对国家的组织和治理。但由于以族成国，国家组织和治理要依靠部族、宗族集团进行，表现出部族和宗族共治的特征。尽管国王的权力最大，地位最高，但其权力和地位融入部族和宗族组织之中，换言之，离开了部族、宗族的力量，国王的统治一天都无法维持下去。这是远古以来血缘关系居于主导地位所决定的。
进入春秋战国时期后的一个最大变化，就是地域关系日益重要，权力日益集中于中央，特别是集中于作为中央代表的君主手中。君主个人的地位日益重要。君主的称呼发生了重大变化，就是自称“寡人”。这种称号尽管在当时属于一种自谦，但反映了君主是一个不同于他人的独特的个人。到了帝制时代，皇帝有了专门的称号，这就是自称为“朕”。这一称号专属于皇帝，其他人不可以使用。在帝制时代，皇帝权力在本家族传递，皇帝家庭是独一无二的最高家庭。这种唯一性、专一性在中国话语中以“孤”相称，如“矜，寡，孤，独”。从皇帝家庭的唯一性看，实属于“孤家”，从皇帝个人的唯一性看，实属于“寡人”。中国的皇帝，“他是当真的‘孤家寡人’，……除了极少数皇亲、贵戚以外，没有与他共利害的人；而政权在官吏不在贵族，又失所以扶同拥护之具。”
尽管在王制时代，国王称为“予一人”，但难以超越部族和宗族之上。进入帝制时代，实行以皇权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和郡县官僚制，官僚从属于皇帝，皇帝个人的力量可以超越血缘团体，具有个人至尊地位。在岳庆平看来，“战国前实行的是‘家天下’，而秦代后实行的是‘君天下’，变化十分明显。因为秦代后一方面君主在国家政权中举足轻重，另一方面宗室在国家政权中受到重重限制。”
这种“君天下”使皇帝个人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这种具有排他性、专属性的至尊地位通过一系列表征加以体现。
称呼。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号称为始皇帝，以与历史上的统治者区分开来，更加突出最高统治者独一无二和至高无上的地位。蔡邕说：“皇帝，至尊之称”（《独断》卷上）。为了突出其权威性，借用自然界的“天”的地位，皇帝又称为“天子”。皇帝具有神圣性，以“圣”加以表达，如圣旨、圣谕、圣训等。除此之外，还有各种尊号，有的尊号多达20个字，将最华丽的辞藻都奉献给皇帝。谥号则是皇帝死后继任者追赠的称号，如文帝、武帝等。
年号。年号是皇帝在位的纪年号。这一称号非常重要。它直接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作为人身的皇帝远在天边，但作为纪年号的皇帝则近在眼前，如光绪多少年。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均要使用，皇帝也因此进入民间生活。
都城。都城是皇帝及中央机构人员办公和居住的地方，也是中央权力的集聚地和皇帝权威的象征，被视为国家之本。都城的规模和气派都远超于一般城邑。王制时代的都城比一般城邑要大，但并不特别突出，在于其国家汲取能力有限。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国家规模扩大，更可以集聚全国之力修建都城，都城的规模和气派显得特别突出。之后的汉、唐、宋、明、清的都城都特别宏伟和气派，在全世界都属于顶级地位。除此之外，还有陪都。
宫殿。宫殿是皇帝及其亲属办公和生活的建筑群落，更是中央权力的集聚点和皇权权威的集中表现。其豪华、庄严、严穆和气派，都是独一无二的。都城实际上是围绕宫殿而修建，并以宫殿为中心的。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修建阿房宫，大火三月不熄。唐代诗人骆宾王诗言：“山河千里国，城阙九重门。不睹皇居壮，安知天子尊。”（《帝京篇》）
除此之外，皇帝有专门的、特别的服饰、礼仪、住所、保卫、印信等，处处显示其神秘性、权威性、唯一性的至尊地位。这一地位通过法律加以制度化。“汉天子正号曰皇帝，自称曰朕，臣民称之曰陛下。其言曰制诏，史官记事曰上。车马衣服器械百物曰乘舆，所在曰行在，所居曰禁中，后曰省中，印曰玺，所至曰幸，所进曰御。其命令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书。”（蔡邕《独断》卷上）隋唐时期，黄色为皇帝专门服色，因此有“黄袍加身”之说。
皇帝至尊地位在于皇权中心，在于以此中心号令全国。这一至尊地位只能由皇帝一人专享，不可分享。但是，以皇帝一人之力并不可能治理天下。皇帝并不是超越现实的神，作为人，处于各种社会关系之中，并因为各种社会关系形成权势群体。
在家长独揽式的皇权体制下，皇帝作为主权者，其权力不可分割。皇帝作为至尊的人，属于具有唯一性的单独的“寡人”。仅仅一人，力量孤单，孤掌难鸣，难以治国，需要借助他人之力。作为至尊的人，有一颗孤独的心，心灵孤独，必须借助他人的抚慰。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一问题便提了出来。“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寡人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寡人未尝知哀也，未尝知忧也，未尝知劳也，未尝知惧也，未尝知危也。’孔子曰：‘君之所问也，圣君之问也。”（《荀子·哀公篇》）特别是皇权的世袭制、终身制等造成大量身体不良心智不全的皇帝。他们的身体心智都无法与至尊的地位和巨大的权力相匹配，有的甚至根本不愿意不喜欢做皇帝。周良霄指出：“中国皇权制度的一个基本特点是，皇位的继承采家长式的嫡长承袭制度，皇帝可能是婴孩，也可能是白痴，其本人很可能根本不具备管理国家政务的能力。即使是正常人，他的能力也是有限的。”
再能干的皇帝也需要有人辅助。贾谊在总结秦朝灭亡时说，“子婴孤立无亲，危弱无辅。”（《过秦论下篇》）皇帝执政必须借助与皇权最近的外力和群体，这关系到整个政权能否持续和国家的安危。
巨大的权力与孤独的皇帝的反差和需要，形成一个以围绕皇权、以人身依附关系为特征的群体。这一群体有共同特征，便是由皇权而生，因皇权而来，是皇权的孪生物和衍生品。没有皇权，也就没有这一群体。他们与皇帝有着不可分离的人身依附关系。这种关系使他们获得了相应的权力，即所谓“关系权”。
与此同时，这一群体又因与皇帝不同的关系而有着不同特性。这些不同的群体因为与皇帝的关系有可能得势也可能失势，有可能强化皇权，也可能弱化皇权，甚至决定皇帝的命运；他们之间因各自利益有相互联合的一面，更有相互冲突的一面，由此造成皇权的运行呈现出纷繁复杂的格局，并影响着整个国家的治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