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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那种最一般不过的巴士之旅：此起彼落的婴儿哭声，灼热的太阳，上车下车的乘客。宾夕法尼亚州沿路城镇上下车的旅客很多，要直到俄亥俄州的平原区，巴士才算真正飞驰起来。打阿什塔比拉的旁边经过后，我们在晚上穿过印第安纳州。第二天，巴士抵达芝加哥的时间相当早。我口袋里的钱已经所剩不多，在基督教青年会要了个房间，大睡了一觉，睡足了才起床探索芝加哥。

密歇根湖畔微风轻拂，卢普区的波普爵士乐声随风飘来，我在南霍尔斯特德和北克拉克一带徘徊徜徉，半夜时分还漫步进入流浪汉宿营地。一辆巡逻车觉得我形迹可疑，尾随了我一路。一九四七年这阵儿，波普爵士乐正在全美各地刮起一阵旋风。卢普区的人们也在演奏波普爵士乐，但有点懒洋洋的味道。这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因为波普爵士乐当前的发展，正处于一个旧阶段（查理·帕克）和一个新阶段（迈尔斯·戴维斯）之间的过渡时期。当我听着那代表着我们这一代人风尚的波普爵士乐乐声时，不禁惦念起分散在全国各地的朋友，此时此刻他们很有可能正在宽敞的后院里跟着劲道十足的音乐像我一样颤动着、嘶哮着。第二天中午，我有生以来终于第一次踏上向西的征途。那是个晴天丽日，最适合拦顺风车不过。为了绕过芝加哥迷宫似的交通拥堵，我直接坐巴士到伊利诺伊州的乔利埃特。经过乔利埃特监狱之后，我徒步走到镇外，在高速公路边竖起拦车的大拇指。从纽约到乔利埃特一路下来，我都是坐巴士，而我身上的钱，已花了过半。

我拦到的第一辆顺风车，是辆插着红旗运送炸药的货车。驶入郁绿苍翠的伊利诺伊州五十公里后，司机把六号公路和六十六号公路的交会点指给我看（我们就开在六号公路上），告诉我，这两条公路在交会后会再度分开，直直驰向无限远的西部。大约下午三点，我在路边摊吃过一顿苹果派和冰淇淋以后，就开始拦下一部车。一个开着小汽车的女人停在我前面。当我奔上前去的时候，还以为搞不好会有什么艳遇，但看清楚后，才晓得那是个中年妇人，年纪大得够当我妈妈。她要到艾奥瓦去，问我愿不愿和她轮流驾驶。我当然是没命地答应，艾奥瓦耶！艾奥瓦离丹佛不远，而只要到得了丹佛，我就什么都不愁了。开始几小时由她驾驶。途中她停下来了一次，坚持要去参观一家老教堂，仿佛我们是什么观光客似的。直到罗克艾兰和达文波特的一路上，都是由我驾驶——虽然我的驾驶技术并不高明。在这里，我生平第一次亲睹心仪已久的密西西比河。经过夏天太阳的曝晒，密西西比河的水位变得很低，从广阔的河床传来一种腐臭的味道，闻起来就像是美国的体味。出罗克艾兰后，经过一座桥，就是达文波特。达文波特是个和罗克艾兰一模一样的小镇：铁轨纵横，木屋林立，镇中心区小小的。它在中西部煦暖太阳的照耀下，散发出阵阵锯屑的味道。女车主要走另一条路去往她艾奥瓦的家乡，我们就在这里分道扬镳。

太阳慢慢西沉。喝过几杯冰啤酒后，我开始向城镇边缘走去，这是一段长路。所有人都在下班开车回家的途中，他们有戴铁路工人帽的，有戴棒球帽的，各式各样的帽子都有，和美国任何一个地方下班时间可以看到的情景没有两样。他们其中一个把我载到了大草原边的一个孤零零的十字路口。四周的景色非常美。所有路过的车子都是农耕车辆。农夫们用异样的目光打量着我，驾驶着车轰隆隆开过，后面跟着一起回家的乳牛。一辆货车都没看见。是有两三辆轿车经过，但它们都打我面前呼啸而过。一个小伙子开着一辆改装的高速小车从我身旁飞快地绝尘而去，我只看见他红色的围巾在空中一闪而过。太阳已经完全下山，我被笼罩在紫黑的夜幕中。我开始害怕了。信不信由你，艾奥瓦乡村地区的夜，竟可以黑得连一丝光线也没有。幸好，后来有一个要到达文波特的人开车经过，把我载回城里去。换言之，我又回到了原点。

我坐在公交车站，回想着这一切，又吃了一顿苹果派和冰淇淋。基本上，一路下来，我每一餐吃的都是这两种玩意儿，它们不但有营养，而且美味。最后，我决定赌一赌运气。在车站的咖啡馆，我盯着一位女招待看，一直看了足有半小时，然后在达文波特闹市区坐上一辆巴士，再次到达城市的边缘，不过这一次是在靠近加油站的地方下车。一辆辆大卡车从我面前咆哮而过。不到两分钟，就有一辆大卡车停了下来。我立刻往前跑去，高兴得灵魂都出了窍。卡车司机是个彪形大汉，有一双铜铃大眼和一副沙哑刺耳的嗓子。他口沫横飞，话说个不停，却几乎没管我是不是在听。这正合我意。要知道，搭便车旅行的一大苦事就是你要和无数搭载你的人聊天（有时甚至要取悦他们），以免让他们觉得所载非人。如果你是个不打算住旅馆而打算在车上睡觉的人，这尤其是一大负担。卡车司机不用我搭腔，我反而落得清闲。在向艾奥瓦市奔驰的一路上，司机告诉我一个又一个他怎样在全国各地超速却避过警察耳目的有趣故事。“那些该死的警察想要叮到我的屁股可是门儿都没有！”他大声吼着和我说话，我也只好大声附和几句，于是我们都放松了。就在快要进入艾奥瓦市的时候，他向跟在我们后面的另一辆大卡车打灯，示意对方停下来。原来卡车司机考虑到他要在艾奥瓦市拐弯，所以替我安排接下来的交通工具。后面的卡车司机果然停了下来，我赶紧拿起帆布袋往后面跑去。没想到完全不用我做什么，就有另一辆又高又大的“出租车”，载着我在黑夜中一百又一百公里地奔驰——我真是快乐得无以复加！这个卡车司机和上一个一样，是个话不停的人，所以我唯一要做的事，就是舒舒服服地靠在椅背上，任凭卡车隆隆前行。现在，我仿佛已经看到，丹佛就像《圣经》中的应许之地一样，在极遥远的前方，朦胧隐现。我甚至看到更远方的旧金山，像珠宝一样在黑夜中闪闪生光。卡车司机一刻不停地聊着，疾行几小时后，他把车停在艾奥瓦的一个小镇上，在驾驶座上睡了两三个小时（几年后，在这同一个小镇，我和狄恩将会被误以为是偷车贼而被警察拦下来）。我也睡了一会儿，醒来后沿着孤灯照亮的砖墙散了个短步。镇上每一条短街的尽头都是一片森然的大草原，玉米的味道闻起来像是夜里的露水。

卡车司机在破晓醒来后，我们再度上路。一小时后，得梅因的炊烟出现在绿色玉米田的最前头。卡车司机说他要去吃早餐，然后放松一下，于是，我就和他分了手，独自往得梅因走去。走了不到七公里，两个艾奥瓦大学的学生让我搭他们的便车。坐在崭新而又舒适的车子里，听他们谈论有关考试的种种，让我有一种虚幻不实之感。进城后，我第一件想做的事就是大睡一觉。但基督教青年会已经客满。直觉叫我沿着路轨找住的地方（得梅因的铁轨很多）。经过一番盘旋绕行后，我在火车头车库附近找到了一家老旧的旅馆。房间里有一张铺着白床单、干净的大硬床，枕头旁边的墙壁上，被人刻上各种脏话歪诗；窗户上挂着破旧的黄色百叶窗，挡住外头烟蒙蒙的铁路景色。我酣睡了一整天，醒来时太阳已经赤红。就在醒来的一刹那，我经历了一生中最诡异的一次体验：我想不起来自己是谁了。我远离家园，因为旅途跋涉而困顿不堪，躺在一家陌生的廉价旅馆，盈耳是窗外火车的蒸汽咝咝声、旅馆木头的吱嘎声、楼上的脚步声和各种引人忧郁的声音。我望着高高的、有裂痕的天花板，有整整十五秒钟想不起来自己是谁。我觉得自己是另一个人，一个陌生人，一个过了幽灵似的一生的人。其实，我会有这样的错觉并不奇怪。我已经跨越了半个美国，来到一条分水线上：分水线的一边，是过去的东部的我；分水线的另一边，是未来的西部的我。也许就是这个原因，才会在一个红艳艳的午后，有那样的怪事发生在我身上吧。

但我还有路要赶，不容浪费时间去伤春悲秋。我拿起帆布袋，跟坐在痰盂边的老店东道过再见，就踏出旅馆，去吃我的晚餐——还是苹果派和冰淇淋。越深入艾奥瓦，可以吃到的苹果派就越大个儿，冰淇淋口味就越浓郁。得梅因到处都有最漂亮的女孩子，都是下课回家的高中女生。只不过，我实在没心情去想这档子事。我必须尽快赶到丹佛去参加那里的舞会。卡洛已经在丹佛了；狄恩也在那里；蔡德·金恩和提姆·格雷也是（丹佛本来就是他们老家）；还有玛莉露。除此以外，据说还有其他一大票人在等着我，包括赖伊·罗林斯和他漂亮的妹妹贝贝·罗林斯，还有狄恩认识的一对女侍应姐妹花——贝当古；甚至连我大学时代写作班的老友罗兰·梅耶现在也到了丹佛。一想到和这样一票人会合会是怎么样的乐事，就让我雀跃难耐。所以，我只好置得梅因这些天底下最漂亮的美女于不顾，匆匆跟她们擦身而过。

一辆载满各种工具的货车把我载上了一个长长的山坡，司机站着开车，像是一个现代的送奶工人；然后，我又立刻拦到一辆由一对农人父子所开的车，他们的目的地是埃德尔。就在埃德尔一个加油站附近一株大榆树下，我认识了一个和我一样，靠搭便车前进的旅人。他是爱尔兰人，也是个典型的纽约客。据他说，他为邮局开邮车开了好几年，现在打算到丹佛找一个女孩子，展开新的生活。但据我猜想，他离开纽约，是在躲些什么，而且大有可能是在躲官非。他年约三十，鼻头发红，一望而知是个酒徒。这种人通常会令我感到无聊，只不过我天性对社交关系较为敏感，对于任何示好都来者难拒。他穿着破旧的毛线衣和松垮垮的裤子，随身携带的袋子里除牙刷与手帕以外，别无长物。他建议我们结伴同行。我本来应该拒绝他的，因为以他那副吓人的尊容，只怕会让我平白损失不少拦到便车的机会。不过我最后还是和他结了伴，而且拦到一辆要到艾奥瓦州斯图尔特的便车。不过，到了斯图尔特，我们就被困住了。我们站在一个铁路售票处前面，足足等了五小时，直到日落还拦不到一辆车子。起先，我们以聊聊各自的过去打发时间，继而他讲了一些黄色笑话，等他笑话讲光，我们就只能靠踢踢石子和制造各种怪叫声打发无聊。百无聊赖之余，我建议不如干脆去喝一美元的啤酒。我们走到一家颇有些历史的酒馆，结果，几杯下肚他醉得和他在纽约每天晚上回到第九大道的家中时没有两样。他凑到我耳边，向我讲述他各种下流的梦想。我开始有点喜欢他，倒不是因为他是个好人（正如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的那样），而是因为他对任何事情都充满了激情。喝完酒，我们再回到黑漆漆的公路边拦车。天色已晚，路过的车子更少了，也没有一辆愿意停下来。我们就这样一直待到凌晨三点，后来又躺在铁路售票处的长凳上试着睡觉，但电报机一整晚响个不停，让我们无法成眠。是有很多货运火车轰隆隆地经过，但我们从没有干过攀火车的勾当，不敢贸然尝试；再说，我们也分辨不出哪一列火车是东行，哪一列是西行，甚至不知道应该爬上厢式货车、平板车还是冷藏车。天快亮的时候，我们干脆坐上一辆到奥马哈去的巴士，加入那些昏睡的乘客之中。我付了车票钱——两个人的车票钱。他的名字叫爱迪，长相和我一个外甥有点像，我会愿意和他黏在一起，理由也在此。我希望沿路有个熟朋友、有个喜欢笑的人做伴。

车子在破晓时分经过康瑟尔布拉夫斯。冬天的时候，我就读过大篷车队向俄勒冈和圣菲城进发的历史故事，他们出发之前，曾在康瑟尔布拉夫斯这里召开过会议。当然，现在出现在车窗外的，就只有零零落落、笼罩在灰蒙蒙的晨曦中的村舍罢了。车子开进奥马哈的时候，老天，一个活生生的牛仔出现在我的面前——这还是生平头一遭呢！他头戴高顶宽边呢帽，脚登得州马靴，沿着一些肉品批发店前面走过。不过，除了服饰以外，他的样子和在东部黎明时走在砖墙旁边的落魄角色没两样。下巴士以后，我们步行登上了那座经密苏里河数千年冲刷形成的长山，奥马哈就依此山而建。我们在城外路边再次竖起拦便车的大拇指。一个头戴高顶宽边呢帽的有钱牧场主载了我们短暂一程。他说，普拉特河谷就像埃及的尼罗河谷一样了不起。我看着随普拉特河蜿蜒到天边的参天大树和两旁绿油油的大片大片田野，几乎忍不住要附和他的意见。我们在一个十字路口下车没多久天空阴暗下来，这时另一个牛仔先生开车经过。他停下来，问我们两个人之中有没有人会开车。我们都会开车，但只有爱迪有驾照。牛仔先生有两辆车要开回蒙大拿，想找人帮他开其中一辆。我们只要把车开到格兰德艾兰，他太太就会接手。到那时他要继续北上，意味着我们只能搭到那里。不过不管怎么说，我们可以在内布拉斯加州境内行驶一百多公里，我们当然是忙不迭地答应。我坐牛仔先生的车，爱迪一个人开另一辆。一出城，爱迪就把车飙到一百五十公里的时速。“那小子在干什么？！”牛仔先生咆哮道，紧追在后面，两辆车犹如赛车一般。对于爱迪的举动，我只能想到一个解释：他想溜之大吉。但牛仔先生紧追不舍，让爱迪无法得逞。最后，他赶上爱迪，猛按喇叭，示意爱迪停下来。

“小兄弟，你就不能开慢一点吗？你这样开，包管你会落得头破血流！”

“我真有开到一百五吗？”爱迪说，“天啊，路太平坦了，我一点感觉不到自己开多快。我真该死！”

“慢慢开没关系，这样才能保证你平平安安到达格兰德艾兰。”

“没问题。”再度上路后，爱迪开得很慢，慢到我怀疑他是不是一面开车一面打瞌睡。就这样，我们沿着蜿蜒的普拉特河和它那些青翠的田野，在内布拉斯加州境内开了一两百公里。

“经济大萧条那年头，”牛仔先生对我说，“我每个月最少会攀火车外出一次。和我一起攀在车厢外的，各色人等都有。有到处找工作的失业者，也有纯粹的流浪汉。那年头整个西部都是这样的光景。火车司机从来不会为难谁。至于他们现在还是不是这样，我就不得而知了。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你在内布拉斯加这里放眼望去，除了滚滚烟尘以外，什么都看不到。空气混浊凝重到你甚至无法呼吸，连土地都是黑色的。当时我就住在这里。如果政府决定把内布拉斯加还给印第安人，我会举双手赞成。我讨厌这个鬼地方要甚于世界任何地方。我现在住在蒙大拿——蒙大拿的米苏拉。你有空到米苏拉走走的话，就会知道上帝的国度是什么样子。”他是个说话有趣的人。当下午他说话说累了之后，我便开始睡觉。

我们半路上停下来用过一次餐。牛仔先生拿了一个备胎去补，而爱迪和我则进了一家家庭式小餐馆。吃到一半，一阵大笑声——肯定是世界上最大的笑声——在门口响起。走进来了一个皮肤粗粝得像牛皮的内布拉斯加老农夫，后跟一群年轻小伙子。他的笑声响彻整个大草原，响彻他年轻时代那个灰色世界。每一个人都附和着他笑。他根本不在乎别人的眼光，却对每个人表现出浓浓的关切之情。我心里想：哇，听听这笑声，这就是西部，我身在西部啦。他快步走到吧台前，对老板娘说：“大娘，我饿慌了，快给我弄点什么来祭祭五脏庙，否则，我说不准会把自己吃掉。”这个大娘，懂得做全内布拉斯加最美味的樱桃派，而这样的樱桃派，我面前就有一个，上面还堆着像山一样高的冰淇淋。老农夫一屁股坐到一张高脚凳上，哈哈哈哈笑个没完。“上面记得放上些豆子。”现在，西部精神就活生生坐在我身边。我真希望了解有关他的一切，希望了解这些年来，他除了笑和叫以外，还干了些什么。但牛仔先生这时却回来了，我们只好再次向格兰德艾兰进发。

我们平安抵达格兰德艾兰，牛仔先生去接他的太太继续他的人生之路，我和爱迪则继续我们的行程。我们搭乘了一辆拼装的旧汽车，车上有几个农村小伙子，一路上吵吵嚷嚷热闹非凡。走了一段路后我们下了车，在这个不知名的地方赶上一阵细雨。继而，一位老先生又把我们载到了谢尔顿。他沿途没有说半句话，他为什么愿意载我们，只有天晓得。在谢尔顿，我们站在一条路旁拦车，不远处盘腿坐着一群五短身材的奥马哈印第安人，显然，他们既无事可做，也无处可去。路的对面是铁路和一些上面写着“谢尔顿”几个字的大水箱。“老天，”爱迪吃惊地说，“这城镇我以前来过耶。那是几年前的事，还在打仗。我到的时候已经很晚。每个人都在火车上睡觉，只有我一个人走到月台去抽烟。四周黑灯瞎火的，我根本不知道这里是那里。但等我一抬头，就看到大水箱上‘谢尔顿’斗大几个字。我坐的是一列到西海岸去的火车，在这里不过暂停几分钟，不知道是为了加燃料还是什么来着。火车上每个人都鼾声大作。从那时起，我就讨厌这个鬼地方。”谢尔顿又把我们困住了。就像在达文波特一样，打我们前面经过的尽是些农耕车辆。偶尔会出现旅游车，但这种情况更糟，一般开车的都是老先生，车上那些本来正在看地图或探头看风景的老太太只要一看见任何可疑的脸孔，就会赶紧把头往后一缩。

雨渐渐变大，爱迪有点凉着了，他身上衣服很少。我从帆布袋里找出一件格子羊毛衬衫给他穿上，他感觉稍微好一点。我觉得自己也有点着凉，便到附近一家印第安杂货店里买了点感冒药，又在一家不足一平方米的小邮局里写了张明信片寄给我阿姨，花了一美分。之后，我们折返那条灰蒙蒙的公路边，大水箱上的“谢尔顿”几个大字再一次映入眼帘。一列来自罗克艾兰的火车呼啸而过，我们看见卧铺车厢里旅客模糊的面孔一闪而过，列车往我们向往的方向咆哮而去。雨下得更大了。

这时，一辆汽车在对面车道停下，走出来一个高高瘦瘦、头戴牛仔帽的老头。他朝我们走过来，样子像个警长。我们都在心里盘算，待会儿要怎样回答他的盘问。但他的步伐很悠闲。

“你们两位小兄弟是要到什么地方去吗？还是只是漫无目的四处走走？”

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问，但这可真是个好问题。

“你问这个干吗？”我们反问他。

“哦，是这样的，我是个游艺团的团长。我的游艺团就落脚在这条路几公里开外。我想找几个想赚点钱的大小伙子帮忙。我有轮盘赌的特许证，也有套木环的许可证，就是向玩具娃娃投掷圈圈，圈中就可以带走那种。如果你们愿意帮忙看摊子，可以分到收入的三成。”

“包吃住吗？”

“包住不包吃。吃饭的话你们要自己到镇上吃。我们的游艺团不时会转换地点。”我们考虑了一下子。“这可是一个好机会啊。”他又补充了一句，很有耐心地等候我们做决定。我们略感尴尬但不知道怎么说，我可没兴趣跟着一个游艺团四处跑。我迫不及待地要赶去丹佛。

我说：“我不认为我有这个时间，我正在赶路。”爱迪也同样回答。老头儿挥了挥手，好整以暇地穿过马路，回到车子里。我和爱迪为这件事捧腹笑了一会儿，并在脑海里想象我们在游艺团里工作的样子。我仿佛看到了黑暗的烟尘滚滚的大平原，看到一个个闲晃的内布拉斯加家庭，看到一张张红扑扑的孩子的脸——他们兴奋地东张西望，而我则像个魔鬼一样，用一些廉价的把戏去诱骗他们。摩天轮在黑夜的平地上转动，万能的主啊，旋转木马播放的乐曲听起来多么悲哀，我只想实现我的目标——在镀金大篷车上的麻布垫床上睡一大觉。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说明了爱迪是个怎样的同伴。一个奇怪的东西朝着我们缓缓开来，司机是个老头；他开的那东西由铝片组装而成，方正得像个盒子。那毫无疑问是部曳引车，但却是一部怪里怪气的内布拉斯加曳引车。曳引车开得很慢，最后停了下来。我们忙不迭地跑上前去，但老头却说他只能载一个人。爱迪二话不说就跳上车，然后随着曳引车吱嘎吱嘎地慢慢从我视线里消失——身上还穿着我给他的那件格子羊毛衬衫。嗯，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对着我的羊毛衬衫说了句再见。之后，我一个人在路边拦了好久好久的车（有好几小时），都徒劳无功。在我的主观感觉上，天已经渐渐黑下来，但事实上，那还不过是下午。丹佛啊丹佛，我要怎样才到得了丹佛？就在我打算放弃等待，找个地方喝杯咖啡时，一辆车子突然停在我的前面。那是一辆相当新的车子，司机很年轻。我疯了一样往前跑去。

“你要去哪儿？”

“丹佛。”

“那好，我可以载你一百六十公里的路。”

“好，好。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

“我过去常搭顺风车，所以现在喜欢搭载别人。”

“要是我有车，也一定这样。”我们攀谈了起来，他告诉了我一些有关他的事，但并不怎么引人入胜。我睡了过去，等醒来时，车子停在戈森堡的镇外——也就是我该下车的地方。 HMI5ucHbKXW1JPDPAP2aTGqcezXcdsIOzHGbB5ZW4vq9+9sjkUf3PynVxj6flS0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