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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战火已经平息，而令人感到欣慰的是，人们对精神分析的热情并未受其影响。然而，这一理论的不同分支发展历程各不相同。精神分析的纯心理学问题和在潜意识、压抑、作为病因的冲突、病愈后发展及病症形成机制等问题上的发现，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认可，甚至引发了反对派的关注。但本书中的生物学前沿理论和基础理论却始终饱受争议，甚至令某些曾一度对精神分析极其感兴趣的人也摒弃了性因素在正常和病态心理生活中起重要作用的看法，并转而寻求某些旨在对性因素的作用加以限制的观点。
但我绝不认为精神分析理论的这一部分相较于其他部分更脱离现实，因揭露现实乃精神分析之责任。我对材料的不断的反复检验和回忆使我确信这一理论同样建立在审慎客观的观察之上。此外，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何某些人不能接受我的观点。首先，要证实本书中所描述的人类性生活之始，只能通过有耐心且有专业技术的研究者追溯并分析病人童年的早期生活，而医学治疗要求疾病应被迅速治愈（至少在表面上），因此这样做几乎是不可能的。只有采用精神分析手段的医生才有办法实现这一目的或做出不受个人喜好与偏见影响的判断。如果人类仅通过对儿童的直接观察就能学到这些，那我也就没有必要写这部书了。
然而我们必须铭记，本书所包含的部分内容，如坚持性活动在人类所有成就中扮演重要角色及扩充性活动概念的意图，从最初就成为反对精神分析的强有力的动机。人们给精神分析贴上“泛性论”的标签，无端指责精神分析凡事必说“性”，但这实在是有些夸大其词。如果我们忘记了情绪因素会令人困惑和健忘，那我们当对此感到惊诧不已。哲学家叔本华（A. Schopenhauer）也曾表明人类活动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性冲动（就该词的一般意义而言）。全世界的读者绝不可能忘记这一惊世骇俗之作。而那些自视清高蔑视精神分析的人也不应忘记，在对儿童和性倒错者进行分析后而扩充的性概念与先哲柏拉图的“爱欲”（eros）又是何等相似。
1920年5月于维也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