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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性学三论》，同《释梦》一样，是弗洛伊德对人类知识最重要和最富创见性的贡献。或许除《释梦》以外，作者对《性学三论》所投注的心血远胜于其他著作，以至在20年间弗洛伊德对每一版都做了进一步的修订和完善。
因此，仅凭最初问世的第一版，我们很难对它的影响做出准确评价。本版无论与以往的德文版还是英文版相比，均有较大差异。尽管它译自1925年的德文版，即弗洛伊德生前最后一版，但内容已与第一版迥然不同。凡在之后版本中删减或做出重大修改之处，均以脚注的形式将删除的篇章或原文予以呈现，这也使读者能够更清晰地把握原版的基本思想。
读者可能会惊奇地发现，有关儿童性理论与力比多前性器组织结构（均在第二章）的全部内容，直到1915年，即初版发行10年后才被囊括其中，且力比多理论也在同一年被增补入第三章。由于生物化学的进展，作者修改了性的化学基础部分，这虽不足为奇，但令人称道的是原版中的这一章节（在此以脚注形式呈现）展现了弗洛伊德超凡的远见，其观点几乎未发生变化。
无论本书在问世后被增补了多少内容，其核心思想早在1905年甚至更早就已确立。《弗里斯通信集》（1950a）的出版使我们有幸了解了作者研究这一问题的来龙去脉。此处将事略发展加以概述，详解则需见后文。在焦虑性神经症、神经衰弱以及此后的精神神经症的致病原因的临床观察中发现了性因素的重要作用，这一发现率先将弗洛伊德引入对性问题的一般性研究。1890年代早期，弗洛伊德最初借助生理学和化学手段开展研究，例如，在论述焦虑性神经症的第一篇论文（1895b）第三部分中，他提出了性兴奋及其释放过程的神经生理学假设；几乎与此同时，在他写给弗里斯的信的原件G中，弗洛伊德用图表对这一假设进行了精彩说明，且这一想法早在一年前就已提出（见原件D）。弗洛伊德对性的化学基础的观点至少可追溯到这一时间（时间大约是1894年春，见原件D）。弗洛伊德曾多次提到他的这一观点主要受到弗里斯建议的启发，包括1895年夏他写的著名的伊尔玛（Irma）注射之梦（见《释梦》第二章）。同样令弗洛伊德深受启发的还有弗里斯对性错乱的家族问题提供的线索，他在1896年12月6日的信中曾提及这一点，尽管二人最终在这一因素的操作问题上没有达成共识，但弗洛伊德仍将其视为决定性因素。在1896年底的这封信中，弗洛伊德还初次提到了快感区（erotogenic zones）（童年时期易对刺激产生反应但之后受到了压抑）这个概念及其与性倒错的联系。此外，自1896年开始（1896年1月1日，原件K），从对压抑力量、厌恶、羞耻和道德的讨论中我们发现弗洛伊德更加侧重于运用心理学手段开展研究。
1896年，弗洛伊德性理论的一些观点已经形成，但其核心原理未有定论。从一开始，认为歇斯底里症的致病原因应追溯至童年时期的观点就受到质疑，这一事实在1893年布洛伊尔与弗洛伊德的《绪言》开篇中被提及。1895年，弗洛伊德对歇斯底里症基于童年期性诱惑的精神创伤之上的观点进行了充分说明（见《科学心理学设计》第二部分，以给弗里斯的信的附录形式印行）。1897年之前，童年期性活动仅被看作一种潜在因素，只有受到成年人的侵犯时才会以破坏性的结果显现出来，但确实存在某些例外，如弗洛伊德在对歇斯底里症与强迫性神经症致病原因的对比中发现：前者源于童年期被动性经验，而后者则与主动性经验有关。但在正式做出这一区分的《再论防御性神经精神病》一书中，弗洛伊德又明确地讲道，强迫性神经症的根本原因是主动性经验必以被动性经验为先导。因此，归根结底，童年时期的性活动还是受到外部干扰的结果。直到1897年夏，弗洛伊德才不得不放弃他的诱惑理论，在9月21日写给弗里斯的信中提及此事（见信69）。
与此同时，弗洛伊德在自我分析中还发现了俄狄浦斯情结（Oedipus Complex）（见10月3日和15日的信70、71），这一发现必然导致得出这一结论，即儿童早期的性冲动通常不需要任何外部刺激。至此，弗洛伊德的性理论才告形成。
然而，弗洛伊德历经多年才充分证实了自己的这一发现，如在《论性欲在神经症病因中的作用》系列文章的第一篇（1898a）中，他的观点就摇摆不定。一方面，他认为儿童“具备全部心理性功能和多种肉体性功能”，因此不能说他们的性生活仅始于青春期；但另一方面，他又声称“人类的器官组织及其进化会极力避免童年期明显的性活动”，因而，人类的性动机能量会一直保存到青春期才得以释放，这也是童年期性经验必然会致病的原因。他还认为，由于这期间肉体和心理性器官都得到了发展，因而在成熟期后这种经验便会产生重要的“后续效果”。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在《释梦》第一版第三章结尾处（标准版，第4卷，p.130），弗洛伊德评论道：“我们完全赞同儿童期的快乐源自他们对性欲的一无所知”（1911年版对这一段增补了更正性脚注）。毫无疑问，这应是本书早期原稿中的遗留观念，而在其他文章中，他又明确证实了正常儿童中性欲望的存在。显然，到他对“杜拉”（Dora）病史进行分析之时（1901年初），弗洛伊德性理论的主要思想已基本确立。
尽管如此，他并不急于将这一发现公之于世。1899年10月11日（见信121），正当《释梦》即将问世之际，他在给弗里斯的信中写道：“或许在《释梦》后将立即动笔性理论一书。”3个月后，在1900年1月26日的信中（见信128），他又写道：“我正在为性理论一书收集材料，可以说万事俱备，只待‘东风’了。”而这一“东风”却令人等了5年之久，其间弗洛伊德除在1901年秋季之前发表了短文《论梦》和《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外，再无其他重要作品问世。
然而，到了1905年，他突然出版了三部重要著作：《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性学三论》和他对“杜拉”的病例分析，可以肯定的是“杜拉”一文的大部分内容早在多年前就已完成，但实际的出版顺序却不甚明了。“杜拉”一文中的一个脚注已对《性学三论》加以引用，并称其“出版于这一年”，同样，《性学三论》（第一版）的脚注中称《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问世于1905年”，而《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第三章第二部分的脚注中又称《性学三论》是“同时问世”的。因此我们可以暂且假定，三部著作的出版顺序以本段开篇所说为准。
在德文版本中，只有第一论的各章节编有序号，而事实上第一论中编有序号的章节在1924年之前也仅占半数。为方便查阅，我们将第二论和第三论也加上了序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