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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治疗，或者用心理学的方法来治疗心理问题，现如今在公众眼中已与“精神分析”画上了等号。“精神分析”这一词已经为公众普遍接受，以至于每一个使用该词的人都好像已然对它的含义了如指掌，但实际上，很少有门外汉能真正领会其确切含义。
按照这一词的创造者弗洛伊德的意图，精神分析只适合用作他自己的特殊方法，即用某些被压抑的冲动来解释心理症状。这种技术是由一种特定的生活态度发展而来的，因此，精神分析的观念包含某些理论假设，其中就有弗洛伊德有关性欲的理论。精神分析的创始者本人一直以来都非常明确地强调这一界定。尽管弗洛伊德是这样说的，但门外汉们还是把精神分析的概念应用到了现代所有用科学方法探索精神世界的尝试上。因此，阿德勒学派也被贴上了“精神分析”的标签，尽管事实上阿德勒的观点和方法与弗洛伊德的截然不同。由于这些不同，阿德勒本人并不把自己的学说称为“精神分析”，而是称为“个体心理学”（individual psychology），而我则更愿意把我自己的取向称为“分析心理学”（analytical psychology）。我希望，“分析心理学”这一术语能够代表一个总的概念，既包括“精神分析”“个体心理学”，又包括这个领域中的其他成果。
既然人人都有心理世界，因而，门外汉可能会觉得只能有一种心理学，并因此认为各个学派之间的分歧要么是主观的狡辩，要么是一群泛泛之辈为了出人头地而进行的不足为奇的伪装。我轻而易举地就能列举出多种不包含在“分析心理学”这一标题之下的“心理学”（这些心理学属于其他的体系）。事实上，之所以存在许多彼此对立的方法、立场、观点和信念，主要是因为它们之间缺乏互相理解，任何一方都不肯承认另一方的合理性。在当今时代，心理学观点的多面性和多样性简直到了让人觉得惊奇的程度，而这会让门外汉感到困惑——为什么不对其进行综合的评述？
当我们在病理学教科书里看到有那么多不同的方法可以用来治疗同一种疾病时，可能会很自信地推测，这些治疗方法中没有一种是特别有效的。因此，当多种不同的心理研究方法都受到推荐时，我们同样也有可能会确信，它们当中没有哪种方法能百分之百地达成目标，尤其是那些受到狂热追捧的方法。现在到底有多少种“心理学”，谁也说不清楚。我们逐渐认识到了了解心理世界的难度，用尼采的话说，心理世界本身就是一个“让人满头是包”的问题。因此，要解开这个难以捉摸的谜题，就需要我们付出成倍的、方方面面的努力便不足为奇了，而我们在上文所谈到的各种各样的矛盾立场和观点，便是其不可避免的结果。
读者一定也会赞同这一观点，即在讨论精神分析时，我们不应该把自己局限于其狭义的定义，而应从总体上分析许多当代人在尝试解决该心理难题时所获得的经验与教训——只要是我们认可的尝试，都可以囊括在分析心理学的概念之中。
此外，为什么大家会突然对所体验到的人类心理如此感兴趣呢？这是史无前例的现象。我只是想提一下这个看上去显然没有什么关联的问题，而并不是想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事实上，这个问题并非没有关联，因为这种兴趣是诸如通神学（theosophy）、神秘主义（occultism）、占星术（astrology）等所有现代运动的起因。
当今门外汉的“精神分析”概念中所包括的一切内容，都来源于医学实践，因此，其中大部分都是属于医学心理学的内容。它带有医生诊疗室的明显印记——这一事实不仅明显地体现在其术语上，而且也体现在它的理论框架中。我们经常看到，许多医生的假设都是从自然科学借用的，尤其是生物学。这一事实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现代心理学与哲学、历史、经学等学术领域的敌对状态。现代心理学是建立在实证基础之上的，与自然的关系十分密切，而哲学、历史、经学的研究则植根于智力。自然和心理之间有着难以逾越的鸿沟，而医学和生物学的专门术语又使得这条鸿沟进一步加大了，这些术语有时确实具有实际效用，但在更多时候，它们却只是些让人绞尽脑汁仍搞不懂的东西。
考虑到现存概念的混乱，我觉得进行上面这样一段总括性评论是有必要的。接下来，我想谈一谈手头正在进行的任务，探讨一下分析心理学所取得的实际成就。由于这一术语所包含的各种研究尝试非常混杂，所以很难找到一种能将一切都包括其中的立场。因此，如果我依据这些研究尝试的目标和结果，将它们划分为不同的类型，或者更确切地说，划分为不同的阶段，那么，我在这么做的时候是有所保留的。我认为，这充其量只不过是一种暂时性的划分法，看起来可能就像一位测量员试图用三角测量法来测量一个国家的面积一样随意而武断。话虽如此，我还是斗胆将所有的研究发现以四个标题划分了开来：有的成果分为四个阶段——告解（confession）、解释（explanation）、教育（education）和转化（transformation）。接下来，我将着手讨论这四个多少有些异乎寻常的术语的含义。
所有分析疗法的开端，通常都可以追溯到它的原型——倾诉。不过，这两种实践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而是起源于一个共同的心灵根源，因此，外行的人很难一眼就看出精神分析的基础与告解这一宗教习俗之间的关系。
一个人一旦有了罪恶的观念，他就会求助于心理的掩饰——或者用分析的术语说，压抑（repression）便会产生。凡是被隐藏起来的东西都是秘密。保有秘密就像一剂精神毒药，导致秘密的保有者与集体相隔离。小剂量的毒药可能是无价的良药，甚至是个体分化必不可少的准备。即便在原始的层次上，情况也是如此，因此，人类通常会觉得有一种无法抗拒的制造秘密的需要。人们保有的秘密使得他们免于消融在纯集体生活的无意识之中，因此也免于遭受致命的心理伤害。众所周知，许多古老的神秘宗教及其秘密仪式，都是为了服务于这种分化的本能而存在的。在早期的基督教中，甚至连基督教的圣事，比如洗礼，都被看作神秘的仪式，要在密室里举行，每次提到这些仪式也只能用隐喻的说法。
尽管少数几个人分享一个秘密会带来甚多益处，但一个纯属私人的秘密却具有破坏性的影响。它就像一种负罪感，会切断这位不幸的秘密保有者与同伴之间的联系。但是，如果我们能意识到我们隐藏的是什么，那么，所造成的伤害肯定就会小于我们不知道自己在压抑什么的情况——或者甚至我们连压抑的存在都不知道的情况。在后一种情况下，我们不仅有意识地使某一内容不为人所知，而且甚至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于是，它从意识中分离了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情结，单独存在于无意识之中，既不能被意识心理所纠正，也不受意识心理的干扰。这样一来，这个情结就成了心理中的一个自主部分，就像经验所表明的，它会发展出一种属于它自己的独特的幻想生活（fantasy-life）。我们所说的幻想，只不过是一种自发的心理活动；每当意识心理的压抑作用稍有松懈，或者像在睡眠中那样完全停止的时候，幻想就会涌现出来。在睡眠中，这种活动通常以梦的形式出现。而且，我们即使在清醒的时候，也会在意识的阈限之下继续做着梦，尤其是当这种活动受制于一个被压抑的或无意识的情结时，更是如此。这里顺便要提一句，无意识内容绝非完全是因为意识内容受到压抑，之后又变成无意识情结的产物。恰恰相反，无意识有自己独特的内容，它们从心灵深处慢慢地上升，最终进入意识领域。因此，我们绝不应该把无意识描绘成一个只不过是收纳被意识丢弃之物的容器。
所有的心理内容（不论是从下往上升到了意识的阈限之上的心理内容，还是从意识往下稍微沉到阈限之下的心理内容），都会对我们的意识活动产生影响。既然这些内容本身是无意识的，那么，这些影响也就必然是间接的。像所有的神经症症状一样，我们的大多数口误、笔误、记忆错误，等等，都可以追溯到这些影响的干扰。它们几乎总是根源于心理的问题，一些例外的情况也只不过是因为炮弹爆炸或其他原因而造成的冲击效应。最轻微的神经症就是上面提到的那些“失误”——口误、突然忘记名字或日期、由于意料之外的笨拙而导致受伤或事故、误解他人的动机或者听到和读到的东西，以及所谓的记忆幻觉（hallucinations of memory，这种记忆幻觉会导致我们错误地认为自己曾说过或做过某件事）。如果将这些现象仔细地研究一番，就会发现存在着这样一种内容：它们以一种间接的、无意识的方式扭曲了意识的功能。
因此，一般说来，一个无意识的秘密比一个有意识的秘密更为有害。我看到过很多患者囿于生活困境，天性软弱一点的就可能会走上自杀的道路。一些患者有时候也有自杀的倾向，但由于他们天生理智，所以不会让自杀的冲动进入意识。但这种冲动却依然活跃在无意识之中，并引发各种各样的危险事故——譬如，在飞驰而来的汽车前突然晕倒或者手足无措，把升汞当成咳嗽药水吞下去，或者突然热衷于表演危险的杂技动作，等等。如果能够把自杀意象变成意识的一部分，那么，常识就可以有效地阻止自杀行为的发生，这样，患者就能识别并避免那些诱使他们走向自我毁灭的情形。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每一个个人的秘密都会引发罪恶感或负罪感——不论这个秘密从流行的道德立场来看是否正当，都是如此。因此，隐藏的另一种形式就是“克制”（withholding）——克制的通常是情绪。和在论述秘密时的情况一样，我们在此也必须有所保留：自我约束有益于健康，能使人获益；它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美德。正因如此，我们才认为自律（self-discipline）是人类最早的道德成就之一。它在原始人的入会仪式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主要表现为禁欲以及忍耐疼痛和恐惧。不过，在这里，自我约束发生在秘密社团里，是一件与他人一起完成的事情。但如果自我克制只是一件私人的事情，并且很可能与任何宗教都无关，那么，它就可能像个人的秘密一样有害。我们所熟知的道德卫士的丑陋心境和暴躁易怒情绪，便是这类自我约束引发出来的。被克制的情绪通常也是我们所隐藏的东西——我们可以隐藏得甚至连自己都意识不到——男人尤其擅长这门艺术，而女人除了极少数例外，则天生无法这样对待她们的情绪。当情绪被克制时，它通常就会像无意识的秘密那样，孤立我们，扰乱我们，还会让我们心怀负罪感。如果我们拥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自然（nature）就会对我们心怀恶意，同样，如果我们在同胞面前克制了自己的情绪，自然也会对我们怀恨在心。自然无疑憎恶在这个方面出现真空的状态，从长远来看，没有什么比靠克制情绪来维持人与人之间不冷不热的关系更令人无法忍受的事了。被压抑的往往是我们想要保密的情绪。但是，这些秘密通常并不能称为秘密，它们是完全可以倾吐的情绪，只是因为在某个重要时刻受到了抑制，才变成了无意识的。
有的神经症很可能是因为秘密占据了支配地位而造成的，而有的神经症则可能是由于被束缚的情绪占据了支配地位而导致。无论如何，那些从不克制其情绪的歇斯底里症患者，通常是秘密的保有者，而那些顽固性精神衰弱症（psychasthenic）患者往往会因为不能消化自己的情绪而苦恼。
怀有秘密和克制情绪都是心理上的不良行为，若有这样的行为，自然最终会让疾病降临到我们身上——也就是说，当我们私下怀有秘密或克制情绪的时候。但是，如果我们与他人一起做这些事情，那就是顺应自然的，甚至还可能被视为一种美德。自我约束只有在独立实施、只面向自己时才是有害身心健康的。这就好像是人类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去发现同胞身上存在的一切阴暗、残缺、愚蠢和罪恶——为了保护自己，我们当然要把这些事情当成隐私。而在自然眼中，隐瞒我们的缺陷似乎是一种罪孽——就像完全卑劣地活着一样。人类似乎有一种良心，如果一个人没有在某个时刻以某种方式不惜一切代价地停止为自己辩护，而承认自己会犯错误、也具有人性的话，便会受到良心的严厉惩罚。在他能够做到这一点之前，会有一面穿不透的墙挡在他面前，使他不能感受到自己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在这里，我们发现了真正的、不落俗套的告解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古代世界的所有入会仪式和神秘宗教都包含这个意义，希腊神话中的一句话便说明了这一点：“有舍才有得。”
我们完全可以把这句话当作心理治疗第一个阶段的座右铭。事实上，精神分析的开端从根本上来讲就是以科学的方法重新发现古老的真理，甚至给最早的治疗方法所取的名字宣泄（catharsis，也称cleansing，即净化），也来自希腊的入会仪式。早期的宣泄疗法（不论是否有催眠术的辅助），主要是让患者深入其心理世界的腹地——也就是说，进入被东方的瑜伽体系描述为冥想或静观的那种状态。与瑜伽实践中的冥想不同，精神分析的目标是观察那些影子般的表象——无论它们是以意象还是感觉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些影子般的意象从无意识心理中自发地演变而来，出现的时候对那个正在内观的人没有任何要求。这样，我们就可以重新发现那些被我们压抑或遗忘的东西。虽然这样做可能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但这本身就是一种收获——因为那些低劣的，甚至毫无价值的东西也是我的一部分，它们作为我的影子给我以实体和质量。如果我没有影子，我又怎么能算得上是实体呢？如果我想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我就必须同时拥有阴暗面，而且，由于我能意识到自己的阴暗面，我也就能记得，我是一个同其他人一样的人。不管怎样，将它视为自己的一部分，重新发现那些使我成为一个完整个体的东西，就会让我恢复到患神经症或情结分裂之前的状态。如果把这当成私人的事情，那我只能实现部分疗愈——因为我仍然处于一种孤立的状态。只有借助于告解，我才能投入人性的怀抱，并最终摆脱道德败坏的沉重负担。宣泄疗法的目的是实现充分的告解——不仅要在理智上承认事实，而且还要从内心肯定事实，并真正释放出被压抑的情绪。
不难想象，这样的告解对头脑简单的个体来说，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而且，其治疗效果通常也是惊人的。但我并不想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即有些患者的治愈是这一层次的心理治疗的主要成就。我想让人们注意到的是，我一直在强调告解的重要性。这一点我们所有人都深有体会。因为我们所有人都曾以某种方式被自己的秘密撕成了碎片，我们常常不是寻求通过告解在自己与他人间的鸿沟之上搭起一座桥，而是选择一条充满了欺骗和幻觉的旁门左道。不过，我这么说绝不是想宣布一条普遍的准则。那种滥俗的互相进行原罪告解的低劣趣味，很难走得太远。心理学只能确定这样的事实：我们所处理的是一件很微妙的事情。我们不能直接地或就事论事地来处理它，因为它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非同寻常的尖锐的问题。对下一个阶段——解释——的讨论，能够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
很显然，如果宣泄疗法能够证明自己可以包治百病的话，那么，这种新的心理学就会停留在告解的阶段。最重要的一点是，宣泄疗法并非总能把患者带到离无意识足够近的地方，从而使他们能觉察到那些阴影。事实上，有许多这样的患者（其中大多数属于复杂的、意识强烈的那一类人），他们深深地扎根于意识之中，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使之松动。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医生试图把他们的意识推到一边，他们就会表现出最为激烈的抵抗；他们希望与医生谈论那些他们能够完全意识到的事情——使医生能够理解他们的困难，并讨论这些困难。他们说，他们要坦白的东西已经够多了，不必再到无意识中去寻找要告解的东西。对于这样的患者，医生需要一套完备的技术来引导他们接近无意识。
正是这一事实，从一开始就严重限制了宣泄疗法的应用。接下来，我们会看到另外一个局限，关于这一局限的讨论将把我们直接引向第二个阶段——解释阶段的问题。假设在某个病例中，医生使用了宣泄疗法，所要求的告解已经发生——然后神经症消失了，或者至少是神经症的症状消失了。单从医生的角度看，这位患者现在算是治愈了，可以走了。但是，患者——尤其是女患者——却走不了。告解这一举动似乎将患者与医生绑到了一起。如果强行将这种看似毫无意义的依恋关系斩断，那么，神经症症状就会复发。
在另一些病例中，则没有形成这种依恋关系，这一点既让人觉得奇怪，也很有意义。从表面上看，患者已经被治愈，可以走了，但他现在却深深地沉迷在自己的心灵深处，以至于为了继续使用宣泄疗法而付出无法适应生活的代价。他与无意识——他自己——拴在了一起，而不是与医生拴在一起。显然，他有着与忒修斯（Theseus）同样的经历，忒修斯和他的战友庇里托俄斯（Pirithous）下到地狱，要把地狱的女神带回来。他们走到半路累了，便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却发现自己和石头长在了一起，站不起来了。
这些奇怪而又出人意料的事情，必须向患者解释清楚，而我之前提到的那些不适合用宣泄疗法的病例，也必须用解释的方法来处理。尽管这两类患者事实上明显有很多不同之处，但他们有一个相同点，那便是需要进行解释——正如弗洛伊德所认识到的，要对固着（fixation）问题的来源进行解释。在使用过宣泄疗法的患者身上很容易看到固着，在那些对医生产生依恋的患者身上则表现得尤为明显。在催眠治疗中也已经观察到了与之类似的不良后果，但我们还不清楚这样一种关系的内在机制。现在看来，这种有问题的联系从本质上看类似于父子之间的关系。患者开始陷入一种孩子气的依恋状态，甚至无法用理智和洞察力来保护自己。固着有时候强得惊人——强得让人怀疑是否有一股异乎寻常的力量在驱动着它。但既然移情的过程是无意识的，患者当然无法提供关于它的任何信息。现在，我们显然遇上了一种新的症状——一种由治疗直接引发的神经症形成了。于是，产生了这样的问题——应该如何来应对这个新的困难？这种状况有一种明显标志，那就是：对父亲意象的记忆及对父亲的感情都被转移到了医生身上。因为不管后者是否愿意他都扮演了父亲的角色，因而患者会陷入一种幼稚的关系位置。当然，他并不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才变得幼稚；他身上一直存在一些幼稚的东西，只不过是被压抑了。现在，这种幼稚浮上了表面，而且——由于重新找到了那个失去已久的父亲——他还会试图重现童年时期的家庭环境。弗洛伊德给这种症状取了一个恰当的名字：“移情”（transference）。当然，对帮助过你的医生产生一定程度的依赖，是正常且可以理解的。倘若移情异常顽固而又不接受意识的纠正，那才是不正常的、令人无法想象的。
弗洛伊德的杰出成就之一，就是解释了这种联结的性质——至少他从一个人的发展经历这个角度解释了这一点——并因此为心理学知识领域的重要进展扫清了道路。现在，人们已经确信，这种联结是由无意识的幻想导致的。这些幻想基本具有一种被我们称为“乱伦”（incestuous）的特性；这似乎恰当地解释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为什么这些幻想一直保留在无意识之中，甚至最为彻底的告解也无法使它显现出来。尽管弗洛伊德总是说起乱伦的幻想，就好像它们受到了压抑一样，但进一步的经验告诉我们，在许多病例中，它们从未进入过意识领域，或者只是以最为含糊的方式被感知到——因此，它们不可能是被有意地压抑了。最近的研究似乎表明，乱伦的幻想通常是无意识的，并一直保持无意识的状态，直到精神分析治疗将它们拖到意识的层面。我这么说并不意味着把它们从无意识中拖出来是一种我们应该避免的违背天性的行为；我只是想说，这个过程几乎像外科手术一样，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但完全不能避免的是，分析过程会诱发不正常的移情，而唯有发掘出乱伦的幻想，我们才能处理移情。
宣泄疗法能使自我重新获得那些可以进入意识的、通常情况下属于意识层面的内容，而处理移情的过程则让人们意识到了那些因为其性质而几乎无法进入意识层面的内容。这便是告解阶段与解释阶段的主要区别。
我们在上面已经讨论了两类案例：一类是不适合使用宣泄疗法的患者，另一类是能用宣泄疗法治愈的患者。此外，我们刚刚还讨论了那些以移情形式表现出固着问题的患者。除了这些患者之外，我们还提到了那些没有对医生产生依恋，而是对他们自己的无意识产生了依恋的患者，他们深陷在无意识之中，就像被一张网缠住了一样。在这些案例中，父母的意象没有转移到某个人类客体身上。它被看成是一种幻想，但有着与移情一样的吸引力，并产生同样的依恋。
那些不肯毫无保留地接受宣泄疗法治疗的患者，可以用弗洛伊德学派的研究来解释。我们可以看到，甚至在未就医之前，患者就已经把自己与父母相等同了，并从这种等同中获得了权威力量、独立性和批判力，从而能够成功地抵抗治疗。这些患者主要是一些有教养、有个性的人。在其他人成为无意识里父母意象的无助受害者时，这些人却能够在无意识中将自己与父母相等同，并从中汲取力量。
在移情问题上，我们只靠告解的帮助是不能取得什么进展的。正是这一点促使弗洛伊德对布洛伊尔（Breuer）最初的宣泄技术进行了根本性的革新，使之成为他本人所称的“解释方法”（interpretative method）。这一步很有必要，因为移情所产生的关系尤其需要解释。门外汉几乎不能理解这一点的重要性；但一位猛然被带入这张不可理解又充满奇想的观念网之中的医生，通常会觉得这一点再清楚不过了。他必须向患者解释移情——也就是说，向患者解释他投射到医生身上的是什么。因为患者本人并不知道投射的是什么，因此，医生只好对从患者身上所能获得的幻想碎片进行分析解释。而能提供这种重要材料的，首先就是我们的梦。弗洛伊德在研究那些与我们的意识立场不相容，从而受到压抑的欲望时，通过梦来探索这些欲望，并在这一过程中发现了我在前面曾提到过的乱伦的内容。当然，这些并不是此次研究所揭示出来的唯一材料；弗洛伊德还发现了人性所能做到的一切肮脏的事情——而众所周知，要想给这些事情列一个粗略的清单，怕是也要穷尽毕生之力吧。
弗洛伊德学派解释方法的最终产物，是对人的阴暗面进行一种前所未有的详尽阐释。它是人们所能想象出的用来对付所有对人性之理想主义幻觉的最有效的方法；因此，弗洛伊德及其学派受到了各方面的激烈反对，也就不足为奇了。对于那些根据自己的原则坚定不移地相信幻觉的人，我们无话可说；但我坚信，在反对解释方法的人当中，有相当一部分对人的阴暗面不抱幻想，同时反对只从阴暗面出发去片面描画人类的做法。毕竟，本质的问题并不在于阴影，而在于投下阴影的身体。
弗洛伊德的解释方法依赖的是那些不断地带领来访者向后回溯、向下深究的“还原性”（reductive）解释，但如果过度、片面地运用它们，就会起到破坏作用。尽管如此，但心理学还是从弗洛伊德的开拓性工作中获益匪浅；它已经知道，人性也有黑暗的一面，而且不仅人有此面，人类的作品、制度、习俗亦是如此，就连我们最为纯洁、最为神圣的信仰，也可以追溯到最为粗鄙的根源。这种看待事物的方式也有其合理性，因为一切生物体的开始都是简单而又低下的，正如我们建造大厦都从打地基开始。凡是有点思想的人都不会否认，所罗门·雷纳克（Salomon Reinach）用原始图腾的术语来解释《最后的晚餐》这幅画的方法确有其深刻的意义；而且，他们也不会对希腊神话所包含的乱伦主题提出异议。要从阴暗的一面去解释光亮的事物，并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把它们还原为某种起源于迂腐污秽的东西，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在我看来，如果说从阴暗面去解释事物会产生某种破坏性影响的话，那这便是人类美中不足的地方，同时也是人类身上的一个弱点。我们之所以对弗洛伊德学派的解释感到恐惧，完全是由我们自己身上所具有的野蛮性或孩子气所致，这种野蛮性或孩子气会使我们相信，具有高度的事物不一定有相应的深度，并导致我们对真正的“终极”真理视而不见，此种情况若达极端，则必然走向反面。我们的错误在于，我们以为光亮的事物一旦从阴暗面去解释，就不复存在了。这是一个让人甚觉遗憾的错误，就连弗洛伊德本人也未能幸免。其实，阴暗是光亮的一部分，就像有善必有恶，有恶必有善一样。因此，虽然揭露西方人的幻觉和狭隘会让人们感到震惊，但我并不为之感到遗憾；相反，我非常乐意接受这种揭露，并赋予它几乎不可估量的意义。正如我们从历史中经常看到的，这种揭露就像是钟摆从一极摆向另一极，以使事物重新归位。它迫使我们接受当今哲学的相对论，如爱因斯坦所阐述的数学物理相对论。这种哲学的相对论从根本上说是远东的一条真理，我们至今还无法预见它将会产生怎样的终极影响。
对我们的行为影响最小的，莫过于理智观念了。但如果一个观念是对心理体验的表达，并在地理上相距甚远、历史上缺乏联系的东方和西方都取得了成果时，那我们就得仔细地研究一番了。因为这些观念代表的通常是超越了逻辑公正和道德制裁的力量，这些力量始终比人和人的大脑更为强大。人们相信，是他们自己塑造了这些观念，但实际上是这些观念塑造了人，并使人在不知不觉中成了它们的代言人。
现在且让我们再次回到固着问题，我想先谈一谈解释过程的效果。当患者的移情被追溯至其阴暗的起源时，他就会意识到，他与医生之间的关系是不合理的；他不可避免地会看出自己的要求是多么的不合时宜和幼稚。即使他曾因为权威感而把自己看得很高，现在也会从较高的位置换到一个更加恰当的位置上，并接受不安全感，这或许可以证明是非常有益于健康的。如果他不放弃对医生的幼稚要求，那现在他就能认识到一个不可避免的真理，即对别人提要求是一种幼稚的自我放纵，必须用他更强的自我责任感来取而代之。具有洞察力的人通常能够自己做出道德判断。认识到自己的缺陷后，他就会把这种认识当成一种保护的手段；他将投入到生存的斗争之中，在不断进行的工作和经历当中，消耗掉那些使他顽固地执着于童年乐园的力量，或者起码让他消耗掉对童年乐园恋恋不舍的力量。对自身缺点保持一种正常的适应和容忍，将成为个人道德上的指导原则，他会努力让自己从多愁善感和幻想中解脱出来。这不可避免会导致这样一个结果，即他将逐渐背离无意识，就像背离弱点和诱惑的根源一样——而弱点和诱惑的根源正是道德败坏和社会失败的所在。
现在，患者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被教育成为一个社会人，至此，我们便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在道德方面很敏感的人通常拥有足够的动力使自己前进，他们只要洞悉自己便足矣；但对那些对于道德价值几乎没有什么想象力的人而言，只洞悉自己是不够的。如果没有外在的必要刺激，则自我认识（self-knowledge）对他们来说是不够的，即使他们对分析师的解释深信不疑，也不够——更不用说那些只是被分析师的解释触动却始终对之将信将疑的人了。后一种人是在心理上受过训练的人，他们掌握了“还原性”解释的真理，但却仅仅因为它会破坏他们的希望和理想而无法接受它。在这类病例中，单有洞察力也是不够的。解释方法有一个缺点：只有对那些敏感的人，即那些可以通过对自己的理解独立地做出道德判断的人，解释法才能奏效。诚然，我们用解释法可以比仅用没有解释的告解走得更远，因为它至少可以训练头脑，并因此唤醒那些有可能进行有益干预的沉睡力量。但事实上，在许多病例中，最为彻底的解释虽然能使患者变得聪明，但他却仍是一个没有能力的孩子。弗洛伊德学派根据快乐（pleasure）及其满足进行解释的问题在于，这是片面的，因此也是不充分的，尤其是用它来解释发展的后期阶段时更是如此。这个观点并不适用于每一个人；因为即使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面，它也并非总是最为重要的。例如，一位饥饿的艺术家选择了面包，而不是一幅美丽的油画，一个堕入情网的男人宁可选择美人，而抛弃了他的公共事业；但对艺术家来说，油画可能是最为重要的，而对于男人而言，公共事业则可能最为重要。一般来说，与适应性较差、具有社交缺陷从而非常渴望获得权力和重要性的人相比，那些容易适应社会并获得社会地位的人更适合用快乐原则来解释。一个继承了父亲的事业并获得了支配性地位的哥哥，可能会被自己的欲望所折磨；而一个因父兄的存在而倍感压抑并蒙上了阴影的弟弟，则可能会被雄心壮志或对获得尊重的渴望所驱使，他甚至可能会完全屈从于这种激情，以至于对他而言，其他一切都不重要了。
现在，我们已经认识到，弗洛伊德对事物的解释是不充分的，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从前的学生阿德勒（Adler）挺身而出，填补了这个漏洞。阿德勒以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与使用快乐原则相比，有许多神经症病例用权力欲望可以得到更为令人满意的解释。因此，其解释的目的是想向患者说明，是患者“安排”（arrange）了他自己的症状，他想利用神经症来获得一种虚构的重要感；甚至连他的移情及其他的固着也都服务于他的权力意志，并因而代表了一种“男性的反抗”（masculine protest），以用来对抗幻想中的臣服。阿德勒显然关注到了那些受到压迫且在社会上没有获得成功的人，他们总是有一种想要获得自信（self-assertion）的激情。这些人之所以患上神经症，是因为他们总是想象自己受到了压迫，所以总是像堂吉诃德一样跟想象中的风车恶斗，故而无法实现自己最渴望的目标。
从本质上讲，阿德勒的方法开始于第二个阶段；他从上述意义上对症状进行了解释，并在这个意义上诉诸患者的理解力。但阿德勒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他并没有对患者的理解力抱有太多期望，而是往前推进了一步，清楚地认识到了社会教育的必要性。弗洛伊德是一位研究者和解释者，而阿德勒却主要是一个教育者。为了不让患者停留在一种孩子气的状态（尽管拥有有价值的理解力，但却还是处于无助的状态），并尝试各种教育手段以使患者成为一个能适应社会的正常人，阿德勒修改了弗洛伊德的程序。他之所以做这些，显然是因为他确信适应社会和正常化是不可或缺的——它们甚至是人类最想实现的目标、最为合适的成就。阿德勒学派之所以具有如此广泛的社会影响力，正是因为他持有这样一种观点——同时也因为这一观点对无意识的忽略，有时候甚至是完全否定无意识。这很可能是钟摆的一次摆动——这是对弗洛伊德大肆强调无意识的一种必然反应，它与我们在那些奋力追求适应和健康的患者身上所发现的自然憎恶（natural aversion）相对应。因为如果我们仅仅把无意识当作一个装满了人性中的一切邪恶阴暗，甚至是原始污秽的容器，那我们当然就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还要在这个曾让我们失足陷入的沼泽边逗留？研究者可能在这个沼泽中看到了一个充满惊奇的世界，但对普通人来说，它是某种他宁可退避三舍的东西。就像早期的佛教不认可任何神明，是因为它必须让自己从来自近200万尊神明的遗产的重压下解放出来一样，心理学若想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也必须放弃像弗洛伊德那样对无意识持一种从根本上加以否定的态度。
意在教育的阿德勒学派正是从弗洛伊德停下来的地方开始起步的，因而得以帮助那些已学会正视自己内心的患者过上正常的生活。对患者来说，只知道自己是怎样得病的、为什么会得病，显然是不够的，因为理解疾病的原因对于治愈该疾病几乎没有任何帮助。我们必须牢记一点：神经症所走的歪曲道路会造成很多顽固的恶习；而且我们也不应该忘记，不论对它们的理解有多深，如果没有新的习惯取而代之，它们是不会自动消失的。但是，习惯只有通过训练才能形成，而恰当的教育是达到这个目的的唯一手段。因此，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必须督促患者走上其他的道路，而这常常需要一种教育的意志。因此，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阿德勒的取向主要赢得了牧师和教师的青睐，而弗洛伊德学派的支持者则主要是医生和知识分子，要知道这些医生和知识分子个个都是拙劣的护理员和教育者。
我们心理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有其特定的终极目标。当我们在经过大量告解从而体验到了宣泄时，我们会觉得自己已经达成了最终的目标：一切都已水落石出，都已经一清二楚了，所有焦虑的事情都过去了，所有的泪水也已流尽；现在一切都已走上了正轨。在解释工作完成以后，我们同样也确信自己已经知道神经症是怎样产生的了。最早的记忆已被挖出，最深层的原因也被挖掘了出来；移情不是别的，而只不过是实现关于童年乐园或退回到旧日家庭情境等愿望的幻想；一条通向正常、觉醒的生活的道路此刻就在脚下。但紧接而来的是教育的阶段，它使我们认识到，无论多少的告解和解释都不能使弯曲的树变直，而是必须由园丁在棚架上施展技艺，将其矫正后，它才能获得正常的适应能力。
伴随每一个发展阶段的奇怪终结感解释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今天有许多使用宣泄疗法的人显然从来没有听说过释梦技术；弗洛伊德学派的人对阿德勒的观点一无所知，而阿德勒学派的人也不愿听到有人提及无意识。每一个人都被其所处的特定发展阶段的终结感给欺骗了，这导致各种意见和观点变得十分混乱，从而使我们很难找到自己的方向。
但是，是什么导致了这种给各个方面都带来了偏执和固执的终结感呢？我只能依据下面这个理由来这样回答自己，即每一个发展阶段都可以用一条基本真理来概括，因此，常常有一些病例一再出现，以一种惊人的方式论证着这个真理。我们这个世界充斥着太多的谬误，以至于一条真理都被视为无价之宝，谁也不想因为少数几个与之不符的例外，就让真理溜走。不论是谁，只要怀疑这种真理，就无疑会被当成信仰缺失的堕落者，而且还会在各方的讨论中被当成不容异说的狂热分子。
我们每一个人都能高举着知识的火炬前行，但却都只能举一段路，直到下一个人从他手里接过它。如果我们能客观地接受这一事实——如果我们能知晓，事实上，我们并非亲自创造了真理，而只是真理的诠释者，只不过是用语言清晰表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心理需求罢了——那么，大部分的龃龉与痛苦就可以避免，而且，我们应该还能够看到人类心灵所具有的深刻性和超越个体的连续性。
通常情况下，我们很少会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那些将宣泄疗法当作治疗方式的医生不只代表了一种只能自动产生宣泄的抽象观念，他们也是人。诚然，他们的思维可能只局限于自己的特定领域，但他们的行为所产生的却是对一个完整个体的影响。尽管他们没有明确意识到这一点，也没有给它命名，但还是在不知不觉中做了很多解释和教育的工作；同样，其他分析师也用宣泄疗法做了很多工作，只是未将它们归纳成一套系统的原理而已。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论述的分析心理学三个阶段，从其性质上看绝不意味着第三个阶段可以代替第一或第二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同时存在，是同一个问题的几个突出的方面；就像告解和宽恕不能证明彼此有误一样，它们也不能证明其他方是错误的。第四个阶段——转化（transformation）阶段也是如此：我们绝不能声称它是一种终极的、唯一有效的真理。它的作用是弥补前三个阶段的不足之处；它是用来满足额外的、仍未被满足的需要的。
为了弄清楚第四个阶段的内容，并阐释“转化”这个有些奇怪的术语的含义，我们必须先考虑那些在其他三个阶段未占得一席之位的人的心理需求。换句话说，我们必须弄清楚，除了成为一个正常的、能够适应社会的人之外，还有什么是人更想得到或者能使人发展得更好的。做一个正常人是最为有用、最适当不过的了；但是，“正常人”这一特定观念暗示着一种限制，即只能成为一个普通人——就像适应这个概念也意味着只能成为一个普通人的限制一样。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一个人只有当他觉得与日常世界格格不入的时候，才会把这种限制当成一种令人向往的改善：例如，当他由于患上神经症而不能适应正常生活的时候。对于不成功的人士，以及那些不能适应社会的人来说，做个“正常人”是一种极好的理想。但是，那些能力远远超出平均水平的人，以及那些轻易就能获得成功并完成其分内之事的人——对他们来说，正常的生活就像是普罗克鲁斯特斯（Procrustes）之床，无聊得让人难以忍受，仿佛地狱一般贫瘠而无望。因此，很多人会因为自己只能过上正常的生活而患上神经症，正如很多人因为没法过上正常的生活而患上神经症一样。对前者来说，只要一想到你想通过教育使他过上正常的生活，他就会觉得是一个梦魇；他们内心深处最渴望的其实是过上一种“不正常”的生活。
一个人只能从他尚未拥有的事物中寻找满意感和成就感；他无法从已经拥有太多的事物中发现快乐。如果一个人轻而易举地便能适应社会，那么，这对他就没有任何的吸引力。如果一个人总是能把事情做对，那么，总是做对事情会让他觉得乏味，而那些总是把事情做得一塌糊涂的人却在偷偷地憧憬着什么时候也能做对一次。
对每一个人来说，需要和必需品都是各不相同的。人之美酒，我之毒药——正常和适应便是一例。尽管生物学声称，人是一种群居动物，只有当他作为一个社会存在而生活时才是健康的，但我们观察到的第一个案例却似乎颠覆了这一论断，它似乎还证明了一点：只有过上不正常、与世隔绝的生活的人才是健康的。令人感到非常遗憾的是，实用心理学无法提供普遍有效的方法与标准。它所能提供的只有一些个案，而且，这些患者的需要和需求各不相同——其差异如此之大，以至于我们无法预见某个特定案例可能会往哪个方向发展。因此，对医生来说，放弃所有不成熟的预设，是明智的选择。这并不是说医生应该抛弃一切预设，而是说他在任何案例中都应该只把它们当成假设性的。
然而，医生的职责不仅仅是教育或说服患者，医生还必须向患者说明他为了这一特定案例做了哪些事情。由于我们自身有可能会歪曲事实，因此，即使是在客观、专业的治疗框架内，医生和患者之间的关系也仍然是个性化的。无论用什么方式，我们都不能否认治疗是相互影响的结果，而且在这个相互影响的过程中，作为完整个体的患者和医生都发挥了自己的作用。这样，治疗就有了两个首要因素——也就是两个人，而且，这两个人当中没有哪个总是比另一个更为重要。他们的意识领域边界清新，但他们都还有一个不确定的、无边无际的无意识领域。因此，同医生的所思所言相比，医生和患者的人格往往对治疗结果有更大的影响——尽管我们也不该低估医生的所思所言所具有的干扰作用或治愈作用。两种人格的相遇就像两种化学物质的接触：如果发生任何反应的话，两者就都会被转化。在每一种有效的心理治疗中，我们都预期医生会对患者产生影响；但这种影响发生的前提是医生也必须受到患者的影响。如果你自己不被影响，那么你就无法施加影响。如果医生想避开患者的影响，躲在父亲般的专业权威的烟幕后面，那么，治疗便不会起效。如果医生这样的话，那他只不过是不允许自己使用一种非常重要的信息器官，而且即便如此，患者也依然会在无意识层面对他产生影响。许多心理治疗师都非常清楚，患者会给医生带来无意识的改变；这是这一职业所特有的困扰，甚至是一种伤害，它用一种令人震惊的方式证明了患者所带来的与“化学反应”差不多的影响。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是移情（transference）所引发的反移情（counter-transference）。但是，通常情况下，这种影响要比“化学反应”更为微妙，其性质就如同古老观念中的驱魔一样。驱魔的意思是，患者可以把他的疾病转移到另一个有力量降服病魔的健康人身上——但却无法避免对治愈者的健康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
在医生与患者的关系中，我们发现了一些使双方发生相互转化的难以判断的因素。在这种相互转化的过程中，人格更为稳定、更为强大的一方将决定最终的结果。但我也看到过，在很多病例中，患者被证明比医生更为强大，他完全无视一切理论和医生的意图；这种状况一旦发生，往往对医生不利，尽管有时候也有例外。相互影响的事实，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是转化阶段的基础。要认清这些现象，需要25年以上广泛的实践经验。弗洛伊德本人也承认这些现象的重要性，因此，他也赞成我提出的应该对分析师本人进行分析的要求。
但这个要求的更为广泛的意义是什么呢？它意味着，医生和患者一样，“都要接受分析”。在心理治疗的过程中，他与患者是同样重要的组成部分，也同等地受到转化作用的影响。事实上，倘若医生或多或少地回避这种影响的话，那么，他对患者的影响也会相应地减弱；而如果医生只是在无意识中受到了影响，那么，他就会表现出一种意识上的缺陷，从而使他不能正确地看待患者。在这两种情况下，治疗的效果都会大打折扣。
因此，医生希望患者能够面对什么任务，他也必须要求自己去面对那项任务。如果患者面对的是一个适应社会的问题，那医生本人也必须先适应社会——或者，情况相反，如果患者面对的是一个不能恰当适应社会的问题，那么医生也要变得不适应社会。当然，在治疗中，这种要求有很多不同的方面，需要根据特定个案的具体情况来定。如果一位医生认为患者应当克服幼稚症（infantilism）——那么，他必须先克服自己的幼稚症。另一位医生可能认为患者应该宣泄出所有的情绪——那么，他必须先把自己的全部情绪都发泄出来。还有一位医生可能认为患者应该拥有完整的意识——那么，他必须先使自己的意识保持完整。总而言之，如果医生希望自己能对患者产生适当的影响，那他就必须坚持不懈地努力，先让自己达到治疗的要求。虽然在治疗中有各种各样的指导原则，但一些重要的伦理责任是每个医生都会面对的，我们可以用一条规则来总结这些伦理责任：你想要怎样影响别人，就先要变成一个怎样的人。光凭嘴上功夫永远都无济于事，不管你耍什么花招，都不能让你长期避开这个简单的规则。医生应该自己深信这一事实，而不只是将其作为与患者讨论的议题——这一点非常重要。
所以，分析心理学的第四个阶段不仅要求患者转化，而且还要求医生反身应用（counter-application）他在某个既定的病例中为患者所设计的方案。在转化自己的过程中，医生必须表现出同患者一样的坚韧、稳定和顽固。用同样的专注力来处理自己的问题，对医生来说确实是一项不小的成就；因为医生在向患者指出他们的错误路径、错误结论和幼稚伎俩时，往往需要集中全部的注意力和批判性的判断力。没有谁会为医生所付出的内省努力而付费；此外，我们通常对自己也不太感兴趣；再则，我们常常会低估人类心灵深层内容的价值，以至于我们把自我审视或自我贯注当成了一种病态的现象。显然，我们怀疑自己内心隐藏着很多不利于健康的内容，这让人一下子就想到了病房。医生必须克服他自己身上存在的这些阻抗，因为如果他本人不受教育，又怎能去教育别人呢？如果一个人自己仍在黑暗中摸索，他又怎能去启迪他的同伴呢？如果一个人自己都不干净，他又怎能去净化别人呢？
在转化的阶段，医生需要从教育他人转向自我教育。由此而带来的必然结果是，患者应该转化他自己，从而完成治疗早期的几个阶段。这种为了改变患者而首先改变医生自身的挑战，事实上并不太受欢迎，其原因有三。第一，它看起来似乎不切实际；第二，人们对于自我贯注存在一些偏见；第三，要求我们自己做到对患者提出的一切要求，有时会让我们非常痛苦。这最后一条，是让医生进行自我审视这一要求无法普及的最主要原因；因为如果医生认真尽责地给自己“治疗”，他很快便会发现自己的本性中存在一些与正常状况截然相反的内容，尽管经过了最为充分的解释和最为彻底的宣泄，但这些内容仍然会困扰着他，让他非常不安。医生应该怎样处理这些东西呢？他始终知道患者应该怎样处理它们——那是他的专业职责。但当涉及他自己，或者他最亲近的人时，说真的，他又该怎么做呢？如果审视自己，他就会发现自己低劣的一面，会让他与患者更为接近，但这是很危险的，甚至会损坏医生的权威。那他该怎样来处理这个折磨人的发现呢？不管医生认为自己是多么正常，这个多少带点“神经症”性质的问题，都会一下子击中他的心。他还将发现，那些让他和他的患者感到压抑的终极问题，是任何“治疗”都不能解决的。他还将让患者们认识到，期望别人告诉自己解决办法是一种幼稚的行为；他也将让自己认识到，要是找不到解决的办法，这些问题必定将再一次被压抑下去。
我不准备进一步讨论自我审视及其带来的诸多问题，因为我们有关心理的研究还存在很多含糊费解的内容，因此，人们对这些问题几乎没什么兴趣。我宁可再强调一下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的内容：分析心理学的最新发展，使我们遇到了人格中一些难以判断的因素；我们已经知道，要把医生的人格当成有利于治疗或不利于治疗的因素，放在最为突显的位置；我们已经开始要求医生进行自我转化——就像教育者的自我教育。患者经历过的每一件事，现在医生也都得经历一遍，而且他必须经历告解、解释和教育这几个阶段，这样，他的人格才不会对患者产生不利的影响。医生再也不能借着治疗别人的问题，来逃避自己的问题了。他必须记住一点：一个自己长着脓疮的外科医生显然是不适合给别人做手术的。
就像弗洛伊德学派发现了无意识的阴暗面后，曾不得不开始涉及宗教的问题一样，分析心理学的最新进展，也使医生的伦理态度成了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要求医生进行自我批评和自我审视，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人类心理的看法。我们不能从自然科学的视角来理解这个问题。其中涉及的不只是患者，还有医生；不只是客体，还有主体；不只是大脑的功能，还有意识本身这个必不可少的要素。
之前的医疗方法，现在变成了一种自我教育的方法，现代心理学的范围也随之得到了无限的扩展。医学文凭不再是关键性的东西，取而代之的是人的品质。这一步的意义非常重大。所有在临床实践中发展起来，且经过了提炼和系统化的心理治疗方法，现在都可以为我们所用，而且可以用它们来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完善。分析心理学不再只局限于医生的咨询室里，它挣断了原先困住它的锁链。我们可以这样说，分析心理学已经超越了自己，现在正进而填补那个迄今为止被标识为西方文化之心灵缺陷（这是与东方文化的精神缺陷相较而言的）的空缺。我们西方人已经学会了如何驯服和制服心灵，但对于其方法的发展始末及其功能，我们却一无所知。我们的文明还很年轻，因此，我们需要用驯兽师的一切手段，来驯服我们内心住着的多少有些桀骜不驯的野蛮人。但当我们的文化发展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我们就必须放弃强迫法，转而采用自我发展的方法。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必须熟练掌握一种手段或方法——但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种都没有听说过。在我看来，分析心理学的发现和经验至少可以为其提供一个基础；因为一旦心理治疗要求医生做到自我完善，它马上就会脱离其临床的起源，不再仅仅是一种治疗患者的方法。它现在可以用来帮助健康的个体了，或者至少可以用来帮助那些有权利获得心理健康的人，以及那些所患疾病充其量只不过是我们所有人都正在经受之痛苦的人。因此，我们或许可以希望，分析心理学能够获得更为普遍的应用——甚至比构成它最初几个阶段的各自带有一种普遍真理的那些方法更为有用。但是，在希望的实现与眼前的现实之间还存在一道鸿沟，而我们至今还没有找到跨越这道鸿沟的桥梁。我们必须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地建造起这座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