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心理治疗中，释梦的应用至今依然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许多从业者发现，释梦在对神经症的治疗中不可或缺。他们认为，梦中所表现出来的心理活动与意识本身具有同等的重要性。许多人则恰恰相反，他们质疑释梦的价值，认为梦只不过是心理活动的一个无足轻重的副产品。

显然，如果一个人认为，无意识在神经症的形成过程中起着主要的作用，那么，他就会认为梦具有实践意义，因为梦是无意识的直接表达。反过来，如果他不承认无意识的存在，或者认为无意识在神经症的发展过程中不发挥任何的作用，那么，他就会极力贬低释梦的重要性。今年是1931年，半个多世纪以前，卡勒斯（Carus）构想出了无意识的概念；一个世纪以前，康德（Kant）谈到了“不可测量的……模糊观念的领域”；差不多二百年前，莱布尼茨（Leibniz）就假定存在一种无意识的心理活动，更不用说让内（Janet）、弗卢努瓦（Flournoy）、弗洛伊德（Freud）的成就了——但尽管如此，无意识的真实性至今依然是一个广受争议的问题，真是可悲可叹。既然我打算只探讨实际治疗的问题，因此，我不会在此试图为无意识的假说做任何辩护，虽然释梦显然与这一假设直接相关。如果没有无意识假说，梦便只能算是大自然的一个奇特产物，是白天所发生之事残留下来的记忆碎片的无意义聚集罢了。倘若梦不过如此的话，那我们就没有理由展开当前的讨论了。如果我们想要探讨释梦，就必须先承认无意识的存在，因为我们不仅仅只是把梦当作心智的运作，而是把它视为一种能够将迄今为止的无意识心理内容揭示出来的方法，这些无意识心理内容与神经症的形成有因果关联，因而对神经症的治疗具有重要意义。凡是认为这一假设不可接受的人，必定完全没有考虑释梦的实用性问题。

但既然根据我们的假设，无意识是神经症的成因，而梦又是无意识心理活动的直接表达，那么，从一种科学的视角看，尝试分析和解释梦的做法就是完全合理的了。除了治疗效果外，我们还期望，这一努力将使我们能够科学地洞见心理因果关系（psychic causality）。不过，对从业者来说，科学发现充其量只是他在治疗领域所做努力的一种令人满意的副产品而已。他不觉得为了阐明心理因果关系的问题而有必要将释梦技术运用到他的患者身上。当然，他可能会认为，通过这种方法获得的洞见具有治疗的价值——在这种情况下，他会把释梦看作他的职业责任之一。众所周知，弗洛伊德学派认为，重要的治疗效果是通过阐明无意识致病因素而获得的——也就是说，通过向患者解释这些无意识致病因素，使其意识到自己问题的根源。

如果我们暂且假定这种预期与事实相符，那么，我们便可以专注于回答以下这样一些问题了：释梦是否可以让我们发现神经症的无意识原因？释梦是能够独立做到这一点，还是必须联合其他方法才能奏效？我可以假定，弗洛伊德学派的回答是一种常识。我个人的经验证实了这种观点，因为我发现，梦常常毫无偏差地揭示诱发神经症的无意识内容。通常情况下，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是最初的梦——我指的是患者在治疗刚刚开始时所报告的那些梦。有一个例子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一点。

有一个社会地位显赫的人曾向我咨询。他备受焦虑和不安全感的折磨，抱怨说他有时候会头晕到恶心的程度，还常常觉得头重脚轻、呼吸困难——这些描述恰恰就是高原病（mountain-sickness）的症状。他出身贫寒，父母都是贫苦的农民，但凭着雄心壮志、勤勉努力和天赋才能，他最终在事业上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他一步一步地爬了上去，最终谋得了一个重要的职位，而这个职位又给他提供了很大的晋升空间和很多的晋升机会。他原本可以从已有的职位开始跻身于上流社会，但却突然患上了神经症。讲到这里的时候，这位患者忍不住发出了千篇一律的感叹，开头也是人人熟悉的老一套：“就在这个时候，我却……”他表现出的高原病的所有症状与他所处的特殊处境高度吻合。他来咨询的时候，讲述了前一天晚上做的两个梦。

第一个梦是这样的：“我再一次出现在了我出生的那个小村子。有几个以前跟我一起上学的农村小男孩在街上站着。我从他们面前走过，假装不认识他们。我听到他们当中有一个小男孩指着我说：‘他不常回到我们村子里来。’”不需要任何释梦的技巧，我们便可以看出并理解这个梦暗指的是梦者卑微的出身。这个梦非常清楚地指出：“你已经忘了你的出身是多么的卑微。”

第二个梦是这样的：“我非常匆忙，因为我赶着要去旅行。我四处寻找我的行李，但却怎么也找不到。时间在飞逝，火车马上就要开了。最后，我总算把所有东西都找齐了。我沿着街道快速走着，突然发现落了一个装着重要文件的公文包，于是又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回家，终于找到公文包之后，又朝火车站跑去，但却几乎跑不动。我拼尽最后一点力气冲到了站台，却看到火车冒着蒸汽慢慢驶出了车站。火车很长，以一种奇怪的S形曲线向前行驶着。我突然想到，如果司机不小心，一到直道上就全速行驶的话，那么，后面还在弯道上的车厢就会由于火车行驶的速度太快而被抛出轨道之外。事实上，当我正要开口大喊时，司机便打开了节流阀。后面的车厢剧烈地晃动起来，竟然真的被抛出了轨道。这是一场可怕的灾难。我一下子就被吓醒了。”

在这里，我们也可以毫不费力地理解梦所代表的情境。它描绘了这位患者想进一步提升自己的狂热心态。由于身处火车前部的司机不假思索地往前开，他后面的车厢便开始晃动，最终翻了车——也就是说，他患上了一种神经症。显然，在当前的人生阶段，这位患者已经达到了事业的顶峰——他以卑微的出身，长期努力地往上爬，此时他已经精疲力竭了。他本应该满足于自己已取得的成就，但事实相反，他在野心的驱使之下，试图登上他力不能及的成就高度。神经症的出现是给他的一个警告。由于环境方面的一些原因，我不能对这位患者进行治疗，而且，我对其病情的看法也不能让他感到满意。结果，事情真的如梦中所预示的那样发生了。他试图充分利用诱使他产生野心的职业良机，于是就像火车非常猛烈地冲出了轨道，灾难性事件真的发生在了他的现实生活中。从这位患者口述的既往病史中我们可以推断，高原病表明他已没有能力再往上爬了。他做的梦进一步证实了这种推断，表明这种无能为力是事实。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梦的一个特征，这是我们在讨论将释梦技术运用于神经症治疗的过程中所必须首先考虑的。梦向我们呈现了主观状态的真实画面，而有意识的心理（conscious mind）则否认这种状态的存在，或者只是非常勉强地承认它的存在。患者有意识的自我（conscious ego）无法理解为什么他不能再稳步前进了；他继续为了升迁而努力着，拒绝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他已经升迁无门了——后来的事件充分验证了这一事实。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听从有意识心理的指示，那我们就会一直犹豫不决。而从患者口述的既往病史中我们可以得出相反的结论。毕竟，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而许多穷人家的孩子也取得了极高的成就。为什么我的这位患者就不能这样呢？既然我的判断可能有误，那么，为什么我的推断就一定比他的更可靠呢？就在这个时候，梦出现了，它是一个不随意心理过程的表现，不受有意识观点的控制。它呈现出的通常是真实的主观状态。它既不会受到我对于事情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猜测的影响，也不会受到患者观点的影响，而仅仅只是告诉我们事情的真相。因此，我就定下了这样一个规则：把梦看得和生理现象一样重要。如果尿液中检测出了糖，那么，尿液中就含有糖分，而不是蛋白质、尿胆素或我可能预期的其他某样东西。也就是说，我把梦视为诊断过程中非常宝贵的事实依据。

梦给予我们的往往比我们索求的要多，我刚刚引用的例子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梦不仅让我们洞悉了神经症的成因，而且还给我们提供了一种预后。除此之外，梦还告诉我们治疗应该从什么时候开始。上面例子中的患者必须马上停止全速前进。这正是他在梦中对自己的告诫。

让我们暂且满足于这样一个暗示，回到梦能否让我们解释神经症成因的问题上来。我上面引用的两个梦都能够解释神经症的成因。但我同样也可以列举出无数不能解释这一点的最初的梦，虽然这些梦十分浅显明了。目前，我并不打算考虑那些需要彻底分析和解释的梦。

问题在于：有一些神经症的实际起因，我们只有到了分析结束时才能发现，还有一些病例，我们即使找到了神经症的起因也无济于事。这就让我想到了上文提到过的弗洛伊德学派的观点，即出于治疗的目的，患者有必要意识到其自身障碍的诱因——这种观点只不过是旧有创伤理论的残余。当然，我并不否认许多神经症都根源于某一创伤性事件，我只是反对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所有神经症都具有此种性质，且无一例外地根源于童年的某一关键经验。这种对问题的看法通常会导致一味追求因果关系的思维方式。医生必须把他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到患者过往的经历上，他必须一直问“原因是什么”，而忽略了另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目的是什么。”通常情况下，这种做法对患者来说非常有害，因为他被迫要在记忆中——很可能是好几年的记忆中——搜寻一个被假设发生在童年期的事件，而一些具有即时重要性的事件则被完全忽略了。纯粹追求因果关系的思维方式过于狭隘，不能公正对待梦或神经症所具有的真正意义。如果一个人诉诸梦的唯一目的是发现神经症背后隐藏的原因，那他就有失公正了，因为他忽略了梦的大部分实际贡献。我在前面所引用的梦清楚无误地呈现了神经症的致病因素，但很显然，这些梦也提供了一种预后或对未来的预期，而且还为治疗过程提供了建议。此外，我们还必须谨记一点：有很多梦并不涉及神经症的成因，而是涉及了一些完全不同的事情——其中包括患者对医生的态度。我想通过讲述一位患者所做的三个梦来阐明这一点。这位患者先后咨询了三位不同的分析师，每次治疗开始时，她都讲述一个梦。

第一个梦是这样的：“我必须穿越国界线到另一个国家去，但没有人告诉我它在哪里，我找不到这条国界线。”从这个梦开始的治疗并没有取得成功，而且很快就终止了。

第二个梦如下所述：“我必须穿越国界线。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我找不到海关。找了很久之后，我发现远处有一点微弱的亮光，我猜想国界线应该就在那里。但要到那儿，我必须走过一个山谷，还要穿过一片黑漆漆的森林，在森林中，我迷失了方向。这时，我发现有人跟着我。这个人突然像疯子一样扑上来抓着我，我被吓醒了。”这一次治疗也在几个星期之后中断了，原因是分析师在无意识之中对患者产生了认同，而这让患者完全迷失了方向。

第三个梦出现在这位患者被转介到我手里的时候。这个梦是这样的：“我必须穿越国界线，或者我已经越过了国界线，我发现自己在一个瑞士海关里。我只随身带了一个手提包，相信自己没有什么要申报的。但海关官员把手伸进我的手提包，拽出了两个与实物一样大小的床垫，这让我非常震惊。”这位患者在接受我的治疗期间结了婚，她并不是没有经过强烈的抵抗就走到这一步的。直到好几个月之后，她这种神经症式抵抗的原因才慢慢显露出来，但在这些梦中却找不到任何线索。这三个梦无一例外地预示了她在接受分析师治疗时将会遇到的困难。

同样类型的梦我还可以列举出很多，但这三个梦就足以说明梦具有预见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以一种纯粹追溯因果关系的方式来处理，那梦就必定会失去它们特定的意义。这三个梦提供了非常清晰的有关分析情境的信息，而且，就治疗的目的而言，正确地理解这些信息极为重要。第一位医生理解了这种情境，于是把她转介给了第二位医生。在第二位医生那里，患者自己从梦中得出了结论，于是决定离开。我对她的第三个梦的解释让她非常失望，但这个梦无疑是在鼓励她面对困难，继续前进，因为她报告说，她在梦中已经成功越过了国界线。

最初的梦通常都非常清晰易懂，轮廓鲜明。但随着分析工作的推进，梦很快就不再那么明晰了。如果梦被证明是个例外，即一直都很清晰，那么，我们便可以肯定，分析尚未触及人格的某个重要部分。一般说来，在治疗开始后不久，梦就会变得不再那么清晰，而是开始变得模糊起来。它会变得越来越难以解释，说实话，其更深一层的原因在于，此时医生已经无法理解整个情境了。这就是事情的真相，说梦难以理解，其实仅仅反映了医生的主观看法。如果我们理解了，就没有什么是不清楚的；只有在我们不理解的时候，事情才会看起来难以理解、令人困惑。就其本身而言，梦是清楚的——也就是说，在特定的情境之下，它们恰恰就是它们必须成为的样子。如果我们在治疗的后期或者几年之后再回头看这些“难以理解”的梦，我们经常会为自己当初的无知而感到惊讶。事实上，随着分析的深入，我们会遇到一些比最初的梦晦涩难懂得多的梦。但医生不应该遽下结论，说后来的这些梦确实是混乱的，也不应该过于匆忙地指责患者有意抗拒治疗。他最好把这种情况看作自己越来越不能理解形势的表现。精神病医生也总是喜欢说患者很“混乱”，其实，如果医生能够认出这是一种投射，并承认自己的困惑，那么他将更好地处理这种状况，因为是他自己在面对患者的奇怪举止时，理解变得混乱了。此外，就治疗的目的而言，分析师不时地承认自己缺乏理解力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对患者来说，最受不了的事莫过于总是被人理解。无论如何，患者总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医生的神秘洞察力，这会激起医生的职业虚荣心，其实也就是给医生设下了一个危险的陷阱。患者若只在医生的自信及其“深刻的”理解力之下寻求庇护，那他将丧失一切现实感，陷入顽固的移情之中，从而阻碍治疗的进程。

理解显然是一个主观的过程。它可能非常片面，因为有时候医生能够理解，而患者却不能够理解。在这种情况下，医生有时会觉得自己有责任说服患者，而如果患者不听劝，医生就会指责他产生了阻抗。我发现，当我单方面理解了某种状况时，明智的做法是强调我并不理解。因为相对而言，医生是否理解并不重要，患者是否理解才是一切的关键。因此，真正需要的是双方在共同反思的基础上达成共识。如果医生从某一学说的立场出发，先入为主地对患者的梦做出判断，这种判断在理论上听起来可能合理，但如果得不到患者的认可，那么，这种理解就是片面的，因而也是危险的。只要判断是这样做出的，那它实际上就是错误的，而且，这样的判断下得过早，因而会阻碍患者的康复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也是不正确的。如果我们试图把一个事实灌输给患者，那我们只能影响他的大脑；但如果我们能在患者成长的过程中，帮助他发现这个事实，那我们就能触及他的内心，这种影响就能更为深远和有力。

如果医生仅仅依靠片面的理论或先入为主的观点进行解释，那么，他若想说服患者或者收到任何治疗的效果，就只能完全依赖于暗示了。但是，大家千万不要受这种暗示的影响。暗示本身无可厚非，但却有很严重的局限性，会对患者的人格独立产生破坏性影响。人们可能认为，执业分析师应该相信拓展意识领域的意义和价值——我的意思是，让人格中原本是无意识的部分浮上意识层面，并让它们接受意识的辨识和评判。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要求患者勇敢面对自己的问题，同时还会考验患者有意识的评判能力和决策能力。这项任务绝不啻于对伦理道德的挑战，它需要整个人格全副武装，严阵以待。因此，从个人发展的意义上说，分析疗法比基于暗示的治疗方法要高出一筹。分析疗法是一种神奇的魔法，它在患者不知不觉中发挥作用，不对人格做出任何伦理道德的判断。而基于暗示的治疗方法更像骗人的把戏，它们与分析疗法的原则相悖，医生应该避免使用。当然，医生只有在知道了暗示的来源时，才能避免使用暗示。即使在最好的——好得不能再好的——情况下，也不能完全避免无意识的暗示。

分析师如果想要避免有意识的暗示，那他必须把没有得到患者认可的梦的解释都视为无效，并且，他还必须不断地探索，直到找到一种能使患者认可的解释为止。我认为，这是一条必须永远坚守的规则，尤其是在处理那些因医生和患者双方都缺乏理解而显得晦涩难解的梦时，更要坚守。医生应该把每一个梦都当成一个新的起点——当成是他和患者都必须去了解的有关某些未知情形的信息源泉。当然，医生不应该基于某种特定理论而存有先入之见，他应该随时随地都准备好在每一个病例中构建出一套全新的有关梦的理论。因此，在这个领域中，医生仍有无数的机会可以从事开拓性的工作。

那种认为梦只不过是被压抑的愿望在想象中实现的观点，老早就被抛弃了。诚然，有一些梦确实体现了被压抑的愿望与恐惧，但是梦有时也无法体现的那些东西又该怎么解释呢？梦可以表达不能逃避的事实、哲理之言、幻想、狂想、记忆、计划、期望、荒唐的经验，甚至是心灵感应的幻象，天知道还有其他的什么。有一件事我们永远也不应该忘记：我们几乎有一半的生命是在或多或少的无意识状态下度过的。梦是无意识的特殊表达方式。我们可以将意识称为人类心灵的光明领域，与此相反，无意识的心理活动便是人类心灵的黑暗领域，我们视之为梦幻般的幻想。我们可以肯定，意识不仅包含愿望和恐惧，还包含很多其他的东西，而且，无意识心理所包含的内容和生命形态很可能与意识心理一样多或者甚至比其更多，因为意识是集中的、有限的、排他的。

既然如此，我们万万不可为了符合某种狭隘的学说而缩减梦的意义。我们必须记住，有不少患者会模仿医生的技术行话和理论术语，甚至在梦里也会这样做。每一种语言都会被人误用。我们很难意识到自己在多大程度上被种种滥用的观点给愚弄了，甚至于无意识似乎有办法让医生把自己勒死在自己的理论圈套里。因此，我在分析梦的时候总是会尽可能地抛开理论不谈。当然，我们不能完全抛开理论，因为我们需要用理论来使事情变得合乎情理。举例来说，正是因为有理论作为基础，我才会预期有些梦具有意义。我无法在每一个病例中都能证明梦是有意义的，因为有的梦是医生和患者都理解不了的。但我必须假定它们都是有意义的，这样才有勇气来处理它们。说梦对有意识的知识具有重要贡献，如果一个梦没有贡献，那是因为它没有得到正确的解释——这同样也是一种理论上的说法。但我必须采用这种假设，是为了让自己弄清楚：我为什么要分析这些梦？另一方面，每一个有关梦的性质、功能和结构的假设，都只是根据经验总结而来的，都必须不断改进。我们必须永远牢记，甚至一刻都不能忘记：在分析梦的时候，我们犹如走在一个变幻莫测的危险之地，在这里，一切都是不确定的。有一句话很适合作为给释梦者的警告——如果它听起来不那么自相矛盾就好了——这句话是这样说的：“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只要别试图理解就行！”

当我们开始分析一个晦涩难解的梦时，我们的首要任务并不是去理解它、解释它，而是谨慎地搞清楚它的前因后果。我要谨记于心的是不要从梦中的每一个意象出发，漫无边际地“自由联想”，而是要从某些特定意象出发，对与其有直接关联的联想进行仔细的、有意识的阐释。很多患者都必须先学会这一点，因为他们像医生一样都犯了迫切地想对梦进行理解和随意解释的错误。当患者从书上或者先前错误的分析中学会了——或者确切地说，是错误地学习到了——一些东西时，尤其会这样。他们会根据某一理论进行联想，也就是说，他们会尝试去理解和解释，结果几乎总是陷入其中不能自拔。他们像医生一样，也希望能够迅速地把梦的含义弄个一清二楚，他们误以为梦就像一个建筑物的正面，真实含义就藏在梦的背后。或许我们可以把梦比作建筑物的正面，但我们一定要记住一点：绝大多数建筑物的正面都是一目了然的，绝不会愚弄或欺骗我们，它们按照平面图建造而成，常常将其内部构造展露无遗。那张“清晰的”梦的图纸便是梦本身，它包含了“潜在的”意义。如果我在尿液中检测出了糖，那么，它就是糖，而不是潜藏着蛋白的假象。弗洛伊德所说的“梦的表象”（dream-façade）其实并不是指梦本身，而是指梦具有晦涩难懂的特性，弗洛伊德提出这种说法正好表明了他本人对梦缺乏理解。只因我们看不透梦，才会说它有一个虚假的表象。因此，我们最好这样说：我们所处理的是一篇难懂的课文，它之所以难懂，不是因为它被表象遮蔽了，而是因为我们读不懂它。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去学习如何阅读它，而不是去揣摩这样一篇课文背后的意义。

正如前文所说，如果我们能弄清楚一个梦的前因后果，那我们就能成功地理解这个梦。只依靠自由联想的帮助是不能成功的，就好像我们不能用自由联想来破译赫梯人（Hittite）的碑文一样。自由联想固然能帮助我发现自己的情结，但只是为了发现情结的话，我并不需要从梦开始——我只要随便从报纸上摘取一句话，甚至找一个“禁止入内”的指示牌就可以了。如果我们从一个梦出发进行自由的联想，我们的情结将能够很好地浮现，但梦的意义就很难被我们发现了。要想发现梦的意义，我们就必须尽可能地密切关注梦的意象本身。比如，当一个人梦见了一张松木桌子，如果他由此联想到了自己那张非松木材质的书桌，就没有什么意义。这个梦明确提到的是一张松木桌子。如果此时做梦者并没有想到什么，那么，他的犹豫不决便说明这个梦中意象涉及某些特定的未知东西，这是值得我们怀疑的。我们原以为患者会从松木书桌出发产生数十种联想，但他却连一种都想不出来，那么，这其中一定具有某种意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一次又一次地回到这个意象上来。我对我的患者说：“假设我不知道‘松木桌子’这个词是什么意思。请你描述一下这个物体，并告诉我它的由来，好让我知晓它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这样，我们便弄清楚了那个梦中意象的大致前因后果。当我们以这样的方式处理完梦中的所有意象时，就可以试着进行解释了。

每一种解释都是假设性的，因为它只不过是一种类似于阅读一篇不熟悉的课文的尝试。单独去看一个晦涩难解的梦，往往很难给出一种确切的解释，所以，我并不怎么看重对单个梦的解释。当有一系列的梦时，我们便能更有把握给出正确的解释，因为后面的梦可以纠正我们在处理前面的梦时所犯下的错误。此外，在有一系列的梦时，我们也更能够辨别出重点内容和基本主题，因此，我常常要求我的患者详细记录他们自己的梦，以及对这些梦的解释。我还教他们如何按照上述方法去处理他们自己的梦，这样一来，他们便能带给我有关梦的内容和梦之前因后果的相关素材的详细记录。在后续的分析阶段，我也会让他们自己来进行解释。如此一来，患者就学会了如何在没有医生帮助的情况下分析无意识。

如果梦告诉我们的只是神经症的致病因素，除此之外再无其他任何信息，那么，我们就可以放心地让医生独立去处理它们。此外，如果我们从梦中发现的只是一系列仅对医生有帮助的暗示和见解的话，那么，我上面所讲的这些处理梦的方法就是多此一举了。但是，正如我列举的一些例子所表明的，梦所包含的往往不只是对医生有用的内容，因此，我们应该专门探讨释梦的方法。有时候，这甚至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这一类病例有很多，其中有一个让我印象非常深刻，讲的是我在苏黎世的一位同事。他略年长于我，我经常能遇到他，每次见面，他总是会拿我对释梦的兴趣取笑我。有一天，我在街上遇到他，他朝我喊道：“你最近怎么样？还在搞释梦工作吗？对了，我又做了一个愚蠢透顶的梦。难道这也有什么意义不成？”他做的是一个这样的梦：“我在攀登一座高山，山坡既陡峭，又覆盖着厚厚的积雪。我爬得越来越高——天气好极了。我爬得越高，感觉就越好。我心想：‘要是我能一直像这样不断往上爬该多好！’当我爬到山顶时，我感到无比的幸福和快乐，以至于我觉得可以一步登天了。接着，我发现我真的登天了。我在空中继续往上爬。后来，我在极乐的状态下醒了过来。”等他讲完这个梦，我说：“我亲爱的老兄，我知道你不可能放弃登山，但我恳求你今后不要再独自一个人去登山了。你再去的时候，要带上两个向导，而且，你必须以你的人格保证你会听从他们的指导。”“你真是无药可救了！”他大笑着说，然后跟我道了别。在那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两个月后，第一个坏消息来了。他独自一人登山时遇到了雪崩，险些被活埋，在千钧一发之际，恰好有一名巡逻兵路过，把他给挖了出来。又过了三个月，一切都结束了。他与一位比他年轻的朋友一起登山，但没有带向导。有一位当时站在低处的登山者亲眼看到，他在攀峭壁时一脚踩空。他的朋友当时正在下面等他，他正好砸在朋友的头上，两个人一起跌落悬崖，摔得粉身碎骨。这便是“极乐”的全部含义了。

不论是多么强烈的怀疑和批判，都不曾使我把梦视为可有可无之物。虽然梦通常看起来没有什么意义，但这明显是我们缺乏感受力与智慧，读不懂心理的黑暗领域所隐藏的谜一般的信息所致。人的一生至少有一半的时间是在这个黑暗领域度过的，那里是意识的根源所在，而无论我们清醒与否，无意识都一直发挥着作用，当我们理解了这一点，就会认识到医学心理学有责任系统地研究梦，以增进我们对梦的理解。从来都没有人质疑过意识经验的重要性，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怀疑无意识事件的重要性呢？它们也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而且不论是福是祸，它们有时甚至比白天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更加真实。

梦给出了有关内心生活的秘密信息，并向做梦者揭示了其人格中的隐秘因素。只要这些内容未被发现，它们就会扰乱做梦者清醒时的生活，并以症状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就意味着，我们无法单从意识层面入手有效地治疗患者，而必须从无意识层面入手改变无意识。就我们目前所知，要做到这一点，只有一种方法：彻底地、有意识地同化无意识内容。我所说的“同化”（assimilation），指的是意识内容和无意识内容的相互渗透，而不是——像我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由有意识的头脑对无意识内容进行单方面的评价、解释和歪曲。至于无意识内容的一般价值和意义，流行的观点是大错特错的。众所周知，弗洛伊德学派一直以一种全然贬斥的态度看待无意识，他们似乎认为原始人比野兽好不到哪儿去。他们所讲的那些关于部落里的可怕老人的童话，以及有关“婴儿期—堕落—罪恶”（infantile-perverse-criminal）的无意识的学说，导致人们把无意识当成了危险的怪物，但实际上，无意识是非常自然的东西。他们似乎认为一切美好的、合理的、美丽的、值得为之活着的事物都只能存在于意识之中！难道世界大战的恐怖还不足以让我们真正地睁开眼睛吗？难道我们还看不出人类有意识的头脑甚至比无意识更为邪恶、堕落吗？

最近有人指责我，说我关于同化无意识内容的学说一旦被人们接受，就会削弱文化的基础，抬高原始文化，从而让人们付出无比沉重的代价。这样一种指责毫无依据，只不过是一种认为无意识是个怪物的错误观念在作祟。这种观念源自一种对自然和真实生活的恐惧。弗洛伊德创造了升华（sublimation）概念，想把我们从无意识的虚构魔爪下拯救出来。但是，真实存在的东西是不能像炼金术炼的物质般被提炼升华的，如果有什么东西看起来能够被升华，那么它绝不是错误的解释所认为的那种东西。

无意识并非可怕的怪物，而是一种自然的东西，不管从道德观念、审美品位，还是从理智判断的角度来说，它都是完全中立的。只有当我们对待它的有意识的态度错得离谱时，它才会变成危险的。而且，我们越压抑它，它的危险性就越大。但是，一旦患者开始同化那些曾经属于无意识领域的内容，无意识的危险性就会逐渐减弱。随着同化过程的继续，患者人格的分裂会终止，原先导致两个心理领域互相隔离的焦虑也会逐渐消失。那些指责我的人所害怕的事情——我指的是他们害怕意识会被无意识完全掩盖——只有当无意识被压抑、被排除在生活之外或被误解和贬低的时候，才最有可能发生。

人们经常会犯一个根本性的错误：认为无意识内容非黑即白，是正面的就永远是正面，是负面的就永远是负面。在我看来，这种观点太过天真幼稚。心灵和身体一样，是一个能够自我调节的系统，能保持平衡的状态。每一个走得太远的过程都马上会不可避免地引起一种补偿性的活动。倘若没有这样的调节，正常的新陈代谢就不会存在，也就不会有正常的心理状态了。这样理解的话，我们便可以把有关补偿的观点看成是心理事件的发生规律。一方内容过少，便会导致另一方内容过多。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关系是互补的。这个轻易便可得到证实的事实，为释梦提供了一条原则。当我们着手准备解释某一个梦时，先问一个这样的问题总是很有帮助：这个梦补偿了哪些意识态度？

尽管补偿可能会表现为想象性的愿望满足，但通常情况下，它会表现为某种现实的状况，我们越想压抑它，它就越真实得惊人。我们都知道，当我们口渴时，是无法通过压抑来克服的。我们必须非常认真严肃地对待梦的内容，把它当成是真实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应该把它视为促成我们的意识观念形成的因素。如果不这么做，我们便会形成一种片面的意识态度，一开始就会激起无意识的补偿。这样一来，我们想要正确地评价自己，或者在生活中找到平衡的希望就会变得十分渺茫。

如果一个人试图让无意识指令来取代他的意识观念——这正是那些指责我的人眼中最可怕的事情——那么，他只有通过压抑意识观念，才能获得成功，而且，在这种情况下，意识观念会作为无意识的补偿重新出现。这样一来，无意识便会改头换面，它的立场也会发生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它会变得有些合乎情理，与原来的基调迥然不同。人们通常并不认为无意识是以这样的方式运作的，但是，上述反转却是经常发生的事情，这是无意识的基本功能。之所以说每一个梦都是信息的来源和自我调节的手段，之所以说梦是我们在建立人格的过程中最为得力的助手，原因就在于此。

无意识本身并不包含爆炸性的材料，而是由于受到了一种极为自负或胆怯的意识观念的压抑，才有可能变得具有爆炸性。因此，我们更应该重视无意识！现在，大家都应该已经非常清楚，为什么我会坚持在试图解释某个梦之前，要先问这样一个常规性的问题：这个梦补偿了哪些意识态度？可以看出，这样一来，我也就把梦带进了与意识状态的最为密切的联系之中。我甚至坚信，如果不了解意识状态，我们是不可能给出任何确定的梦的解释的。因为只有在了解意识状态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弄清楚无意识内容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梦并不是与日常生活完全脱离的、孤立的心理事件。如果它们看起来如此，那只是因为我们缺乏对梦的理解而产生的幻觉。事实上，意识和梦之间有严密的因果关系，它们以非常微妙的方式发生相互作用。

我想举个例子来帮助说明认识到无意识内容的真正价值有多重要。一个年轻人向我讲述了下面这样一个梦：“我父亲正驾驶着他的新车从家里出来。他开得非常笨拙，这种明显的愚蠢让我很是兴奋。他一路开得忽东忽西、忽前忽后，还老是闯进死胡同。最后，他撞上了一面墙，把车子撞得一塌糊涂。我气得暴跳如雷，朝他大声吼叫，告诉他要注意点。我父亲却只是哈哈大笑，这时我才发现他已烂醉如泥。”这是一个完全没有事实依据的梦。做梦者确信，他的父亲永远都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即使在喝得酩酊大醉的情况下也不会。做梦者本人经常开车，他开车非常小心，饮酒也从不过量，尤其是当他要开车的时候更是如此。碰到车开得不好的人，或者造成车子轻微的损坏，都会让他大为光火。他和他父亲的关系很好。他非常敬佩的父亲是一位非常成功的人士。但是，我们不用尝试对这个梦做任何解释，便可以看出：梦中的父亲形象是很差劲的。那么，我们该怎样从这个儿子的角度去理解这个梦的意义呢？难道他和父亲的关系只是表面上很好，而这个梦实际上代表的是过度补偿的抵抗（over-compensated resistances）吗？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应该认为这个梦的内容是正面的，我们应该告诉这位年轻人：“这就是你与你父亲之间的真正关系。”但是，我从这对父子的关系中找不到任何疑点或具有神经症性质的事实，因此，我没有理由用这样一种破坏性的结论去扰乱这位年轻人的情绪。要是这样做的话，会影响治疗的效果。

但是，如果他们父子之间的关系确实非常好，那么，梦为什么要编造出一个如此离谱的故事来贬损他的父亲呢？做梦者的无意识之所以制造这样一个梦，必定事出有因。这位年轻人究竟是不是因为嫉妒或某种自卑感，才反抗他的父亲呢？在我们不厌其烦地去谴责他，从而增加他的良心负担之前——在面对易受影响的年轻人时，我们总是会过于轻率地这样做——最好暂且不去考虑他为什么会做这个梦，而是先问问自己：这个梦的目的是什么？在这个病例中，答案是：他的无意识很显然试图要贬损他的父亲。如果我们把这当成一种补偿，那我们就会被迫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他与父亲的关系不仅很好，而且是好得过头了。这位年轻人实际上很适合一个法语的诨名——“奶嘴男”（ flis à papa ）。他的父亲仍然为他提供生活保障，在我看来，他仍旧过着一种靠人补给的生活。他之所以面临不能认识自己的风险，乃是因为“父亲”在他的生活中无处不在。因此，无意识才要制造出一种亵渎的言行：它要设法降低父亲的地位，提升儿子的身份。我们可能忍不住会说：“这是一件不道德的事情。”在此，任何一位缺乏见识的父亲都会对儿子心生警惕。但是，这样一种补偿却是完全切题的。它促使儿子将自己与父亲进行比较，而这是儿子能够发展出自我意识的唯一途径。

上面的解释显然是正确的，因为它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所在。它自然而然赢得了那位年轻人的认可，既没有伤害他对父亲的感情，也没有破坏父亲对他的感情。但是要做出这样的解释，只有在我们根据意识所能获得的全部事实对父子关系进行研究之后，才有可能做到。如果不了解意识的状况，梦的真实意义将仍然是一个谜。

要同化梦的内容，最为重要的事情是不能破坏意识人格的实际价值。如果摧毁了意识人格，哪怕只是伤害了它，那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来完成同化任务了。我们在承认无意识的重要性时，并不是要像布尔什维克那样进行一场彻底的革命。这只会让我们才出狼穴又入虎口。我们必须确保意识人格的完好无损，因为在这场冒险中，只有有了意识人格的配合，我们才能充分利用无意识的补偿。在谈及某个内容的同化时，那绝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而是一个“彼此融合”的问题。

正如释梦需要对意识现状有确切的了解一样，对梦中象征的处理也要求我们考虑到做梦者的哲学观、宗教观和道德观。在实践中，一种非常明智的做法是不把梦中的象征视为具有某种固定特性的符号或症状。相反，我们应该把它们当作真正的象征来看待——也就是说，应该把它们视为某种尚未被有意识地认识到或尚未形成概念的事物的表达。除此之外，我们还必须将它们与做梦者即时的意识状态联系起来考虑。我之所以强调这种处理梦的象征的方法在实践中值得提倡，是因为从理论上说，确实存在一些相对固定的象征，它们的意义绝不涉及任何内容已知的事物或可以用概念来进行阐释的事物。如果没有这样一些相对固定的象征，我们就无法确定无意识的结构。无意识中也就没有什么我们可以用任何方式来把握或描述的内容了。

也许有些人会觉得奇怪，为什么我说那些相对固定的象征，其内容却是模糊不清的。但正是这些模糊的内容，将这类象征与纯粹的符号或症状区分了开来。众所周知，弗洛伊德学派的操作以严格的性“象征”为基础；但这些象征只不过是我所说的符号罢了，因为它们代表的是性欲（sexuality），而性欲是一种确定的东西。事实上，弗洛伊德的性欲概念是非常有弹性的，它非常模糊，以至于几乎可以包含任何事物。性欲这个词本身很常见，但它所表示的意思却相当于一个不能确定的变量 X，这个X所 能代表的事物，下至各种腺体的生理活动，上至精神所能达到的最高极限。我们错误地以为之所以知道某样东西，是因为我们对代表该事物的那个词语非常熟悉，但这种武断的观点是不可取的，我更倾向于把象征看做某种未知事物的呈现，是很难辨认出且无法完全确定的东西。例如，所谓的阳具象征，人们通常认为它所表示的就是阳具（membrum virile），仅此而已。从心理学上来说，阳具（membrum）就是阳具——就像克兰费尔德（Kranefeldt）最近所指出的——它是一个象征性的意象，要确定其广泛的含义并不容易。就像整个古代的惯例一样，今天的原始人也常常恣意地使用阳具象征，但他们从未想过要将作为仪式象征的阳具与男性生殖器混为一谈。他们总是用阳具来指代那种创造性的超自然力量，即治愈与生育的力量，用莱曼（Lehmann）的话说，就是“具有异乎寻常的力量的东西”。在神话和梦中，与之等同的事物包括公牛、驴、石榴、女性外阴像、公羊、闪电、马蹄、舞蹈、垄沟中奇怪的共栖现象、经血，等等。潜在于所有这些意象——以及性欲本身——之下的，是人们难以理解的原型内容（archetypal content），这些内容在原始的超自然力量象征中找到了最佳的心理学表现形式。在上述每一个意象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个相对固定的象征——超自然力量的象征——但尽管如此，我们仍不能确定它们出现在梦中时一定就没有其他的意义。

出于实践需要，我们可能得寻找其他的解释方法。诚然，如果我们非要完全依照科学的原则来释梦，那我们就必须为每一个象征都找到一个原型。但是，在实践中，这种解释梦的方法可能会铸成大错，因为患者的心理状态可能什么都需要，但就是不需要去关注梦的理论。因此，为了治疗的目的，比较明智的做法是根据意识的状态去寻找象征的意义——换句话说，就是不要把这些象征视为一成不变的东西。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摒弃一切先入之见，不管这些先入之见让我们觉得自己有多博学，我们都必须从患者本身出发去发现事物的意义。如果这样做，我们的解释显然就不会为了符合某种关于梦的理论而走得太远，事实上，我们在这一方面可能还远远没有做到。但是，如果执业医生太过拘泥于固定的象征，那么，他就有可能落入俗套和教条之中，从而有不能满足患者需要的危险。遗憾的是，这里的篇幅不允许我用更为详尽的细节来论证上面的观点，不过，我在其他地方已经发表的解说性材料，足以支持我的观点。

正如前面已经说过的，在治疗刚开始的时候，梦通常会以一种广泛的视角为医生揭示出无意识的总体发展方向。但是，实际上，在治疗的这个早期阶段，要想让患者清楚了解他的梦的深层意义，可能并不可行。治疗的要求也不允许我们这样做。一位医生若获得了这样一种深刻的洞见，那是因为他在相对固定的象征上拥有丰富的经验。这样的洞见在诊断和预后方面都很有价值。有人曾向我咨询过一个17岁女孩的病例。一位专家认为她得的可能是早期的进行性肌肉萎缩症（progressive atrophy of the muscles），而另一位专家则认为她患的是歇斯底里症。由于有这第二种诊断，所以我也被请了过去。她的临床报告让我怀疑她患有某种器质性疾病，但这个女孩同时也表现出了歇斯底里的特质。我问她有没有做过梦。这个患者马上就回答说：“有的，我总是做可怕的梦。就在不久以前，我梦见自己晚上回到家，家中一片死寂。通往客厅的门半掩着，我看见我的母亲吊在枝形吊灯上，窗户是敞开着的，一阵寒冷的风吹进来，她被吹得晃来晃去。还有一次，我梦见夜里家中突然响起一个可怕的声音。我前去查看发生了什么事，发现有一匹受惊的马正在屋子里狂奔嘶吼。最后，它终于找到了进入大厅的门，然后便从四楼大厅的窗户纵身一跃，坠落到了街道上。我看见它血肉模糊地躺在街上，我吓坏了。”

这两个梦暗示的死亡方式足以令人深思。不过，很多人都会时不时地做一些焦虑的梦。所以，我们必须更为仔细地考察“母亲”和“马”这两个显著象征的意义。这两个形象必定是相等同的，因为它们都做了同样的事情：它们都自杀了。母亲的象征是原型性的，指的是起源地、被动创造事物的大自然，因而也指实体和物质、物质自然、下半身（子宫）以及植物神经功能。它还意味着无意识的、自然的和本能的生活，意味着生理领域，即我们所居住的或者把我们包含在其中的身体，因为“母亲”也是一个容器，一个可以携带并给予营养的中空体（子宫），因此，它也代表着意识的基础。处于某物之内或者被包含在某个东西之内，通常暗示着黑暗和夜晚——这是一种焦虑的状态。我用这些暗示的内容，呈现了母亲的概念在神话和语源学中的诸多变体；我认为，母亲也是中国哲学中阴（ yin ）这一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所有这些都是梦的内容，但并不是这个17岁的女孩在个人生活中所获得的东西；相反，它们是过去历史所遗留下来的东西。一方面，语言让它们一直保持着活力；另一方面，它们也伴随着心理结构代代相承，因此，在所有时代的所有民族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它们的存在。

显然，“母亲”这个熟悉的字眼尤其指我们最为了解的那个母亲——“我的母亲”。但是，母亲的象征所表示的却是一种晦涩模糊的含义，我们无法用概念确切地将它表达出来，只能模糊地将它理解为隐秘的、受自然约束的肉体生命。然而，即便是这样的表达也太过狭隘了，没有将很多与之相关的旁义包括进去。潜藏在这个象征之下的心理事实非常复杂，以至于我们必须拉开很远的距离才能看见它，但一旦拉开了距离，它也就变得模糊不清了。需要用象征方式来表达的，正是这一类的心理事实。

如果用我们的研究发现来分析这个女孩的梦，那么，梦的意义便是：无意识的生命正在摧毁它自己。这便是梦想要向做梦者的意识头脑，以及所有听到这个梦的人所传递的信息。

“马”是一个广泛存在于神话与民间传说中的原型。马这种动物代表的是一种非人的心灵，代表着次于人类的动物的一面，因而它也代表了无意识。正因为如此，在民间故事中，马有时候能够看到幻象、听到声音并开口说话。作为一种承重的动物，马与母亲的原型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女武神瓦尔基里（Valkyries）把死去的英雄驮到瓦尔哈拉神殿（Valhalla），希腊人藏在特洛伊木马里面。马作为一种比人类低等的动物，代表着下半身以及从下半身萌生的动物性驱力。马是动力，是一种运输的工具，它能像本能的涌动一样将人卷走。马像所有依靠本能、缺乏高级意识的动物一样，很容易受惊。另外，马还与巫术和魔咒有关——尤其是夜间的黑马，它预示着死亡。

因此，除了一些细微的意义差别之外，“马”显然是“母亲”的等价物。母亲代表的是生命的起源，马则代表了身体的动物性生命。如果我们将此含义应用到这个梦上，那么，这个梦就是在说：动物性的生命正在毁灭自己。

我们从这两个梦中几乎可以得出相同的结论，但通常情况下，第二个梦更为具体明确一些。在这两种情况下，梦所独有的微妙性都有所体现——都没有提到做梦者个人的死亡。众所周知，我们经常会梦见自己死了，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当真正涉及死亡的问题时，梦就会换一种话语来表达。所以，这两个梦都指向了严重的，甚至是致命的器质性疾病。事实上，这一预测不久便得到了证实。

至于相对固定的象征，这个病例已经让我们对其一般性质有了相当的了解。这样的象征有很多，它们在不同案例中可能有细微的意义差别。只有通过对神话、民间传说、宗教和语言的比较研究，我们才能以科学的方式确定这些象征。人类心理所经历的各个进化阶段，在梦中比在意识中更加清晰可辨。梦用意象的语言将本能表现出来，而本能则源于自然最为原始的层次。意识太容易背离自然规律了，但是，意识能够通过同化无意识内容，重新与自然规律和谐共处。通过促进这样一个过程，我们便可以引导患者重新发现其自身存在的规律。

在如此有限的篇幅里，我无力谈及关于这个主题的基本原理之外的内容。我不能以对无意识素材进行的每一次分析为砖瓦，一砖一瓦地在你们眼前垒砌起一座以整个人格的重建为封顶的大厦。连续的同化所起到的作用，远远超过了医生所特别关注的疗效。它最终将达成一个遥远的目标（这个目标很可能就是生命的第一推动力），将整个人类拉进现实之中——也就是，实现个性化（individuation）。作为医生，我们毫无疑问是最先看到这些费解难懂的自然过程的科学观察者。通常情况下，我们只能看到这一发展过程的病理阶段，一旦患者康复，我们便看不到了。不过，只有在治疗生效后，我们才能研究正常的变化过程，而这本身就是一件历时几年乃至几十年的事情。如果我们对无意识心理的发展方向有所了解，如果我们的心理学洞见并非完全来自于病理阶段，那么，我们就应该更加清楚地了解梦所揭示的心理过程，更能清楚地认识到象征所代表的意义。在我看来，每一位医生都应该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一般的心理疗法，尤其是分析，都是一种闯入有目的的持续发展状态（有时候是在这个发展阶段闯入，有时候是在那个发展阶段闯入），并据此将那些看起来与此相悖的阶段挑选出来的方法。既然每一次分析本身都只能揭示深层发展过程的某一部分或某一方面，那么，非要将它们做以比较则只能导致令人绝望的混乱。因此，我宁愿只对这个主题的基本原理及其实际运用做一探讨。只有在事实发生之时真实地接触事实本身，我们才有可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共识。 0I1kcZwo5OHxCPk8oNU1F+hXEmYOeP/jobUHhhnXN8yGyF0PjLXWqH7ERGYwQGf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