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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源于过去，是“活着的过去”，传统构成了现代开拓和成长的因素，构成了现代的资源
。因此，以现代社会和现代性为考量中心的社会学需要回归传统，去发掘现代社会和现代性的思想文化根源。而郑杭生的社会运行论不仅包含了对中国传统社会思想和社会实践的概括，而且为中国社会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学术视野，推动了传统社会思想资源与中国社会学理论建构的双向互动。
社会运行论是郑杭生社会学的标志性理论。据他本人对形成这一观点的思想历程的回顾，社会运行论一方面是对社会学两大传统——从马克思开始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从孔德开始的西方社会学的借鉴和吸取，另一方面是对传统中国治乱兴衰的历史变迁的开发和对以治乱兴衰为思考重心的学术传统的承继。
百余年前，严复翻译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时，把“社会学”译为“群学”，把书名译作《群学肄言》。其翻译并不完全忠实于原文，而是有意穿插了很多附会、诠释和投射，其中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是严复的中国传统观念渊源深厚。
严复在《群学肄言》的译序中说：“群学何？用科学之律令，察民群之变端，以明既往、测方来也。肄言何？发专科之旨趣，究功用之所施，而示之以所以治之方也。”
即社会学是用科学方法研究社会的治和乱、盛和衰的原因，进而探寻使社会达到治康的方法和规律的学问。
严复如此界定社会学，是西方社会学理论与中国本土社会思想有机融合的创造性开端。刘少杰教授曾指出，包括严复在内的早期中国社会学家很快从注重客观规律的科学精神中产生了注重主观教化的人文精神，所以中国社会学在其发端就承继了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的学术精华，在崭露头角时便表现出强烈的人文精神，即中国社会学以经世致用的中国学术传统融合了西方社会学中的科学精神与植根于中国本土的人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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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社会学的百年轨迹来看，严复、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等人以本土固有的社会思想观念和文化知识来类比、诠释西方社会学，实质上已经无意识地开始了社会学本土化的初步工作。吴文藻、孙本文等社会学家虽然大多留学欧美，接受了正宗的社会学教育，但他们在认识社会、解答现实问题的实践中发现，用来自欧美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并不能够有效认识中国社会、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因此他们也追步前辈学者，大力提倡社会学的中国化、本土化，强调在社会学的理论视野中，加强对中国传统社会思想的发掘和对中国本土社会问题的调查。此后，社会学中国化、本土化逐渐成为共识，众多社会学家开始致力于社会学的本土化探索。其中，费孝通针对中国社会独特的乡土性格提出的“差序格局”命题是社会学本土化探索的经典成果。社会学恢复重建后，郑杭生通过综合考察中国传统社会的治乱状况，结合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运行状况的反思，在借鉴前辈社会学家的研究成果尤其是严复的思想，并吸收传统社会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运行论。社会运行论的基本命题为：社会学是关于现代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社会运行主要包括三种类型——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中性运行和模糊发展、恶性运行和畸形发展。
尽管运行“三分法”有别于严复的治乱“二分法”，但在精神内涵上却延续了中国社会学发端的人文性。因此，社会运行论融会经典社会学理论和命题与中国传统社会思想求治去乱的理念和实践，既从结构功能的角度阐明了社会秩序的动态生成机制，也从中国历史变迁与传统思想中揭示了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逻辑。
由此可见，对国外社会学两大传统的借鉴和吸取，是社会运行论的社会学基调和属性的保证；而对中国治乱兴衰的历史变迁的开发和对学术传统的继承，则是社会运行论的中国文化底蕴的来源。可以说，社会运行论既是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治乱兴衰和历代思想家求治去乱的思考与实践的凝练概括，也与社会学的根本宗旨一脉相通。
传统思想文化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社会学理论的文化基础与理论出发点。郑杭生立足传统社会治乱兴衰的运行现实，通过回到传统社会或治或乱的具体情境，考察历代学者求治去乱的理性思考，以社会运行与社会秩序为中心，确立起中国社会学的理论共识。
治乱交替、兴衰更迭，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种运行常态。求治去乱是古今思想家的社会思想的终极关怀：生在乱世，他们企盼治世，积极探索抑止动乱、达成社会协调运行与稳定秩序的有效途径；生在承平之世，他们又积极反思前代的兴衰治乱，吸取前朝兴亡成败的经验和教训，调整施政方略，改革社会制度，以避免陷入乱世。特别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志士仁人，其议“道”论“政”的核心是治国平天下。他们对天、地、人的理性思考，内在地隐含着对社会治乱、国家兴衰的考察。他们从宇宙天道的想象中立论，重点探讨个人修养与社会治理，最后都会落实到社会和谐运行与稳定秩序之上，实现个人伦理道德修养与社会运行秩序的有机整合。正如郑杭生先生所说：“前辈思想家们或论述社会变迁的轨迹——治乱兴衰，或探讨治世的社会条件及运行机制、达到治世的途径与手段，或表达自己对治世的理想模式的看法，或研究乱世的社会根源、乱世的治理与控制。”
香港中文大学张德胜先生著书认为，中国古代思想家有一种情结，即秩序情结，也即动乱情结。他认为，追求秩序也即避免动乱是中国文化取向。儒家存“仁”、法家兴“法”、墨家尚“同”、道家曰“治大国若烹小鲜”，都是在寻求治世之法。正如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说：“《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即是说，百虑、殊涂（途）而有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各家，但百家又一致、同归，即在于“务为治”。“宁为太平犬，不作乱世民。”这句代代相传的民谣，直白地表达了民众对乱世的厌恶，对治世的渴望。
当前学术界对传统社会治乱兴衰的研究主要有两种不同的思路。一种思路是注重史事的阐述，史学研究者一般偏重于此。另一种思路是注重思想的阐发，社会学研究者多侧重于此。历史学学者注重“兴亡史”，通过叙述历代王朝治乱成败的史事，意在充分发挥“以史为鉴”的传统，提供一面历史变迁的镜子供后人垂鉴。至于后人如何借鉴，则不是这种历史叙述的思考重点。社会学学者以治乱兴衰作为切入点进行的社会思想发掘，不再以陈述史事为重心，而把史事作为阐述思想的一种背景和一种不言而喻的前提，将史事从个别的事件提升为普遍的意义，揭示那些依托史事而生发的思想、观念、主张所蕴含的普世真理，引导后人在垂鉴之后，从历史之镜中体会到去乱求治所必需的行动理念与智慧。二程在《程氏遗书》中说：“看史必观治乱之由，及圣贤修己处事之美。”这正是治社会学的必由之路。这种发掘社会思想的理路，“不仅使思想观念有社会治乱盛衰的具体历史现实作为依托，而且能够有效地统筹精英思想家、政治家对社会运行与社会秩序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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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运行论看来，运行与秩序是社会系统结构包含的两种状态：从动态的角度考察社会结构，是社会运行；从静态的角度考察社会系统，则是社会秩序。运行内在地指向秩序，而秩序又确保运行的方向。郑杭生不仅在他的经验研究与理论建构中时刻贯穿着社会思想的有益元素，而且切实完成了一大批关于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研究著述。特别是2010年出版的《中国社会思想史新编》，标志着郑杭生运用社会运行论进行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达到了新的高度。《中国社会思想史新编》以社会运行论作为诠释框架，从历代学者考量社会问题、规划社会理想的具体话语情境——治乱兴衰——入手，开拓了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新视野。
郑杭生在运用社会运行论进行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实践过程中，一方面应用社会运行论的分析范式，将古代思想家求治去乱的那些片断的、零散的感悟，整合进社会的协调与和谐运行的理论框架中，通过对思路的梳理和对理念的阐释，建构起中国传统社会思想中关于社会动态平衡与秩序稳定的概念性图景。另一方面，郑杭生将社会运行论作为已知具体的理论工具，用来分析诠释社会思想这个混沌未凿的理论空间，通过意义的发现、阐明、转换，使社会思想论域也逐步清晰具体化，从而建构起与社会运行论具有同一性的知识框架和话语体系，使社会运行论成为其社会思想的内在架构，使其社会思想成为社会运行论的实在内容。最终，郑杭生的社会思想与社会运行论合二为一，社会运行论与有关治乱兴衰的内容有机融汇，“呈现出中国社会思想史的新视野，也使中国社会学的研究步入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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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运行论的“史论结合”本质上就是指社会运行论的文化禀赋。一个成熟的理论流派或学派，必须在“论”“史”“法”三个方面都有所建树、做出成绩。郑杭生的社会运行论，就具备了“论”“史”“法”三个方面的探索成果。其中，在“史”的成绩方面，主要包括“中国社会学史”和“中国社会思想史”这两个相辅相成、相互关联的领域。在《中国社会学史新编》一书中，郑杭生指出，中国社会学史毫无疑问属于“史”，但是它与社会学理论即“论”有密切关系。首先，社会学理论视野规制主导着中国社会学史、中国社会思想史的内在理路，也即是有什么样的社会学理论，就有什么样的社会学史、社会思想史，对社会学的不同理解，决定着对社会学史、社会思想史的不同写法；其次，社会学理论的生产建构不能脱离孕育这种理论的历史文化情境，也就是说，一种称得上社会学理论的中国社会学理论，必须是“史”与“论”互动的，必须与属于本领域的两个“史”——中国社会学史和中国社会思想史相结合。由此看来，郑杭生主张的“史论结合”，其核心思想是：中国社会学在立足本国现实、借鉴国外社会学的同时，还必须弘扬本国的优秀传统，重视本国的学术历史，当然也包含本土的社会思想史。
此处的“论”，是指社会学理论，尤其是社会运行论；“史”，是指基于史料和史实的传统社会思想史及中国社会学史。也由此，社会运行论本身不仅由于内嵌的治乱兴衰理念而具备了相应的历史视野，而且由于关注中国社会学史、中国社会思想史而具有了相应的历史情怀。
社会运行论的文化禀赋是指在特定社会文化环境中进行的社会学研究实践，以及在此基础上生成的社会学理论命题所获得的思想内核和精神特质，并由此表现出异于其他社会学理论和实践的鲜明文化特征。社会运行论被视为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其“特色”的重要根源是“中国”的文化禀赋，即根植于历史变迁和时代主题，熔铸传统思想和先贤智慧。作为现代社会科学的一个知识门类，社会学围绕大体一致的论题，使用基本相同的概念，在一种通则性的、普适性的话语方式和思维方式中展开言说。不过，所谓的通则性、普适性是从理想状态就其使用的范围和程度而言的，实际上在“普”和“通”的背后，有着深刻的西方文化烙印，而与中国的社会文化之间存在相当程度的隔阂，故而才有社会学本土化、中国化的诉求。
不可否认，随着现代化、全球化的快速推进，中国社会开始表现出越来越多的现代西方的特征。然而，中国文化源远流长、赓续传承、绵延不绝，在现代化、全球化高歌猛进的当下，仍旧坚韧顽强地影响着中国人和中国社会。因此，回溯历史、观照过去，能够使我们透过现代性的迷幻表象而获得一种自知之明。也正因如此，“开发传统”是郑杭生社会学研究的重要理念。在郑杭生看来，只有深入研究传统思想文化，找到中国社会文化的根柢与特质，才能保证中国社会学的持久生命力。
郑杭生开发传统的视界主要聚焦于中国社会治乱兴衰的历史轨迹和历代学者以治乱兴衰为思考重心的思想传统。郑杭生指出：“只有加强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研究，将中国社会文化特征和民族性容纳到社会学里，才能使社会学在中国生根发展，才能创造出与中国国情和社会文化相吻合的社会学。”
中国传统社会思想研究给予了社会运行论独特的文化禀赋。
总之，社会运行论根植于传统中国治乱兴衰的历史变迁脉络，并熔铸历代仁人志士探索求治去乱的传统社会思想，同时坚持社会学的基本精神和深层理念，毫无疑问，这些品格使社会运行论既具备社会学的一般性质，又涵蕴中国文化的特殊禀赋。
尼斯贝说：“每个时代的思想都是对人文危机及社会秩序的巨大变迁所造成的挑战的回应。”
如前所述，治乱交替、兴衰更迭，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种运行常态。正如司马迁所说：“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社会的治乱、王朝的兴亡是一种周期性循环。从夏商周三代直到明清，乃至民国时代，除了昙花一现又被不断放大的光荣岁月，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等之外，中国社会的大部分时间虽然并非总是大乱，但战争、动乱却一直没有间断，即使在相对和平的时代，也常常潜伏着巨大的社会危机。在传统社会，儒、法、墨、道各家对“如何建构社会秩序”问题做出了不同的应答。儒家强调个人的品德修养，想通过个人对社会规范的主动服膺而建立秩序，即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法家提出了强制论，认为人性极度自私而为恶，人类社会是个“君臣交计，父子相为”的社会，利是一切价值的源泉，社会秩序只能通过形式控制的手段即严刑峻法才能实现，“其许多假定与当今流行的交换理论、选择理论不谋而合”
。墨家强调划一遵循，主张建立一种尚同的社会秩序，有浓厚的权威色彩。道家主张无为而治，强调秩序寓于自然，反对人为干预。秦汉以来，历代社会思想家思考和关注的焦点都是如何摆脱治与乱的循环，建构起君主专制的秩序。直到近代，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门户大开，社会现实发生深刻变化，反映社会现实的社会思想的主题才转而变为社会变迁。
社会治理概念是西方国家在总结其长期统治、管理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的，其理念与模式是在西方土壤中生发出来的，是为其基本制度和国家利益服务的。因此，郑杭生指出，西方社会治理的理念与模式虽然包含着值得我们借鉴的合理成分，但它们不是针对中国的国情而设计的。我国的社会治理理念与模式必须与我国的具体实际联系起来，与我国的历史背景和思想文化联系起来。“在社会治理实施过程中要处理好中西关系、古今关系，既借鉴西方又跳出西方，既开发传统又超越传统，从而使社会治理贴合中国社会实际，在理念和实践上体现出鲜明的本土特质。”
社会治理虽然是一个新的概念、新的问题，但是仍旧需要回到我国历史上的治乱轨迹和传统的求治去乱思想中寻求经验和智慧。
求治去乱是古今思想家社会思想的核心，他们对天、地、人的理性思考涉及社会秩序、社会变迁、社会理想和社会控制问题，这也是社会学学科的主题。郑杭生指出，在中国学术传统中，那些有影响的学者都非常强调探寻“治乱之由”，即研究治和乱、兴和衰的原因。也就是说，历史是一面镜子，能够在过往的风云变幻之中映照出当下的“治乱之由”，使人们能够及早发现社会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予以解决，从而突出源头治理，强调治本管理。其实，在我国历史上，治家、治国，求治去乱，总结治世的经验、梳理乱世的教训，都有很长的传统。
因此，郑杭生认为，由于中国学术的“经世致用”传统，中国社会思想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中国社会管理思想史，特别是“求治去乱”是中国传统治理思想的核心观念。这种质朴的治理思想已经在往圣先贤的著述中多有探讨，对于我们当下的社会治理仍旧具有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例如：《尚书》强调“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凸显出民生在社会治理中的基础意义；管仲认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强调了物质基础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影响；孔子要求“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体现了伦理规范对社会治理的价值；墨子说的“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显示出社会价值塑造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韩非子强调“故当今之时，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彰显了法律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等等。
可以说，郑杭生对传统社会思想中求治去乱思想的发掘，既成就了他的社会运行论，也使社会运行论能够被切实应用于认识社会问题、促进社会治理，进而推动社会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