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中国自1979年恢复社会学以来，社会学在中国复兴并渐成显学，众多社会学学者坚持马克思主义学术立场，经过多年努力取得了非常重要的成绩，完全改变了中国社会学“在理论上的苍白状态”（李培林语），对改革开放的中国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回望这段学术历程时，我们必然会想到郑杭生教授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发展与实践做出的杰出贡献。为此不能不回到由他创建的社会运行论的某些问题上来。
已故的杰出学者邓正来教授生前出版了《关于中国社会科学的思考》。此书的主题和中心正如书名，是对中国社会科学状态的思考，虽然是近20年前的思考，但当我们现在审视中国学术的历程和现状时，这一思考仍不失其可借鉴的意义，仍然会引发我们进一步的深入思考。邓正来教授开宗明义地指出：“自本世纪（20世纪——引者注）七十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科学界始终关注的一个核心，乃是中国社会科学如何获得其独立性或自主性的问题。”当初邓正来此论，主要基于我国多年来社会科学严重的意识形态化和知识分子人格独立性的弱化。而他未直接涉及的另一点也是我们应该注意的，即由西方引入的某些社会科学及其研究者在中国的独立性或自主性问题
，这之中非常突出的如社会学。他还进一步指出：“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缺失，或许不能被简单地视作是那些外部因素对中国社会科学的单向度的影响所致。”
这就是说，建立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或独立性，或许不能只注重外部因素，更重要、更根本的还是中国学术自身的反思和建构。这对社会科学，特别是对社会学这种直接关注社会全局和社会性的人的学科而言尤其重要，因为缺少独立性和自主性的学科“不可能提出认知结构与社会结构间关系这类问题”，而正如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所言，“透视一个深层且棘手的问题，最为关键的办法是‘开始以一种新的方式来思考’”
。这是有决定性意义的，是中国社会学恢复以来关于这一学科历程的重要考量。
20世纪80年代初期是郑杭生的社会学研究的起步和探索时期，他正面对能不能和怎样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本土化的中国社会学的问题，显然在那时，这正是“一个深层且棘手的问题”，而他面对的考验则必然是能否“开始以一种新的方式来思考”。而那时学界并不都这样“思考”，并无共识。无须赘言，我们看到在往后的30多年间，郑杭生做到了以一种新的方式来思考中国社会和社会学，建立了中国转型背景下的社会运行论，并在他的学术团队和学术共同体的努力下发展出了有特色的社会运行学派。
社会运行论由于有了自己独特的主导观念和独特的学术话语，并且自觉地运用于考察和研究中国社会的实践中，因此不仅具备了构成学派的基石，而且成为一种非常有个性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吴文藻先生说到芝加哥大学最重要的社会学家派克教授时，认为他“形成了社会学上的重要概念”，并且进一步认为这是派克对美国社会学的贡献之一，“因为社会学欲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必先形成其独有的主要的概念，借以叙述或解释一切社会现象。有了这样的重要概念，作为参考体系，才能形成一个社会学学派”
。郑杭生的社会学工作在这方面是中国引入西方社会学以来没有过的，是独特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运行论开创了中国社会学的新时代，不仅在学科意义上，也是在学术界甚至全社会重新认识社会学的意义上。中国第一代、第二代社会学家们在从事学术工作时非常认真，非常刻苦，其成就多通过亲历调查所得，也多有著述。但是，现在我们回望这些前辈们的学术成果时，会看到他们大多未能升华出具有普遍意义的、有更高抽象层次性质的学术概念、学术话语以及研究方法，而多止步于事实、现象或问题层面——当然在这一层面他们也多有发现，也极强地增进了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对社会学中国化也有贡献。此外，这些老一辈社会学家们由于多有在西方学习的背景，其归国后的学术研究、教学和对中国社会的调查，很自然地大多遵循西方社会学的话语，大多没有明确的、强烈的中国社会学的话语建设意识。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我们不能认为社会学研究了中国问题、中国现实或中国题目，如中国伶人、农民工、农村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城镇化、户籍制度等等，就是中国化了。西方有许多熟悉和研究中国的学者，甚至在某些学术领域有不亚于中国学者的成绩，但是我们却很难因此而认为他们是中国化的西方学者——他们只是汉学家或是中国问题专家。社会学自引进以来，之所以需要中国化，就是因为社会学不是在中国本土诞生的学科，这一完全来自西方的学科理论，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社会的情况。我们对此应该有自觉的主动意识。
从这样的理念出发来审视社会运行论，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出它作为一种有特色的创新型的社会学，对社会学中国化的意义——它是全面成功的中国化了的社会学。这使我们联想到马克斯·韦伯的一个重要观点：“在中国，有高度发达的史学，却不曾有过修昔底德的方法；在印度，固然有马基雅维利的前驱，但所有的印度政治思想都缺乏一种可与亚里士多德的方法相比拟的系统方法。”据此，陆益龙教授进一步指出：“只有丰富的思想，而无系统的方法，那么丰富的思想只能停留在分散的知识中而不会形成系统的科学。”
这话特别有助于我们审视社会运行论为什么是最成功的中国化的社会学。社会运行论是思想丰富、方法系统的中国化的社会学。
在常规的学术理念中，理论与其研究方法并不一定等同。那么为什么可以把社会运行论也视为研究方法呢？我们可以用社会运行的理念来观察、分析、归纳社会运行的整体态势（恶性、中性、良性），并且可以由此深入到社会的诸侧面、角落、部分等等，最后看出社会运行的性质，对社会的运行态势做出整体性评估。这样的研究是既见森林又见树木，由森林而树木；也是既见树木又见森林，由树木而森林。由此它就有了独特的方法论意义。可以认为社会运行论也是社会学研究的最高层次的方法，是社会学研究创新的方法。以这样一种视角审视社会运行论，学界涉及不多。从研究方法的角度审视社会运行论，可以使我们易于看清楚和理解社会运行论社会学为什么会有诸多学术性成绩，为什么会对历史上和当下社会状态有较清楚的审视、考量和评估，并且可以对社会的变化走向与发展有一定的预测
。
我们再反观社会学的发展历程，关注它的研究方法的变化，也会获得另一种启发。社会学自诞生以来，在一百多年中主要以实证研究为主。当初孔德为社会学所下的定义就是“对于社会现象所固有的全部基本规律的实证研究”
。这种实证研究在社会学往后的发展中一直是主要的方法，如社会学早期发展中的重要奠基者涂尔干主张对社会事实的研究，马克斯·韦伯主张对社会行动的研究，等等。自社会学诞生以来，关于社会学的定义粗略地说有近百种，虽然如此之多，但是大多未离开实证研究去定义社会学，而其“实证”的内容、方面五花八门，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
这种实证研究的社会学在西方的社会学发展中也的确有很大成绩，例如芝加哥学派社会学
。芝加哥是美国早期发展中有一定地缘优势的城市，在19世纪末已成为仅次于纽约和费城的美国第三大城市，当时的人口已有110万（1930年则达到了350万）。人口的骤增是由大量欧洲移民造成的，1900年时，芝加哥半数以上的居民是在美国以外出生的。
美国其他一些城市也有大量移民迁入。由移民带来的城市矛盾、城市病等问题必然错综复杂地甚至尖锐地呈现出来，这样，“美国移民的融入与同化问题在一个逐渐由好几个移民群体构成的国家内显然是一个核心问题”
。芝加哥正是有这样“一个核心问题”的城市，相应地，实证地关注这一问题的社会学出现了。这也正是芝加哥大学在建立之初就有了全美第一个社会学系（以及与之相关的人类学系）的直接原因。它最关注的是城市，“是移民和成千上万移民融入美国社会的问题”，诞生了城市社会学，而且形成了1915年至1940年期间很活跃、很有影响的芝加哥学派。这一学派的社会学家威廉·富特·怀特的《街角社会》（1943）可以看作城市社会学的一部经典著作。此书是作者于1936年至1940年间对波士顿一个意大利裔贫民区进行实地考察的成果，它写出了移民对城市的影响，写出了移民的社会流动和对城市发展的贡献，也特别关注了作为弱势群体的移民，并在一定程度上，在某些方面引导了他们的生活。此外，芝加哥学派的罗伯特·派克等人对城市的研究也多有成绩。
随着学科的成熟完善，特别是更多转向对研究对象的量化研究，早期的芝加哥学派在二战之后结束了，而出现了第二个芝加哥学派，以适应美国社会学在理论上变得更为关注定量化和多样化的变化。总之，我们看到了社会学的学术发展与它的研究方法有内在的联系。这也正是我们应该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待社会运行论的原因。
“社会学是个动词。”
这是对社会学的一个别开生面的表达，用“动词”视点来审视社会运行论，很有助于看出社会运行论的学术特点。可以说，社会运行论是有起点而没有终点的社会学，是自身必有发展的社会学。郑杭生在经过几年的理论酝酿之后，于1985年第一次完整地表达了他的社会运行论的理论要点，即发表在《光明日报》的《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两种形态》（1985年7月29日）；不久之后，他在《社会学研究》的创刊号上又发表了《社会学对象问题新探》（1986）一文，1987年则出版了同名的《社会学对象问题新探》一书。至此，社会运行论的主导观念和最基础的学术话语已经形成。此后，郑杭生主编的《社会学概论新编》（1987），经过增删、修改、更新，以《社会学概论新修》为题在1994年出版，至2019年的新版，都以“社会运行”为主导观念，全面、完整地阐释了社会运行论社会学。这期间，郑杭生与李强等联合写出了《社会运行导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基本理论的一种探索》（1993），此书为社会运行论设计出一个结构体系，比较详尽地研究阐释了社会运行的条件和机制的若干构成。这本著作在社会运行论社会学发展历程中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可以认为是一个路标。往后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在“社会运行”主导观念的引领下，郑杭生和他的学术团队创建了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社会互构论和实践结构论这样一个“大社会运行论”社会学派或称社会运行学派。洪大用和黄家亮指出，“从本体论上看，社会运行学派主要解决的是社会学学科性质和研究对象问题”
。这个定评非常准确，完全可以说郑杭生及他的学术团队共同完成的上述“五论”，大体上解决了社会学的学科性质、定位和研究对象问题，这是社会学最重要最基础性的问题。
现在我们自信地得出这样的结论时，有必要记得在郑杭生着力探索社会学的学科性质和研究对象时，“我国社会学正处在一种既热门又充满争议、既有吸引力又没有人信服的理论根据的状况中”
。在此为什么又提及郑杭生在1986年说的这句话呢？当然，首先是不忘当初郑杭生所面临的学术困境，而这恰恰又是当时中国社会学于1979年起步恢复后的真实状况。其次也提醒我们充分注意到，社会运行论的确立，以及郑杭生及其学术团队和学术共同体的坚持与努力，使当代中国社会学完全走出了曾经的学术困境。最后，郑杭生在理论自觉理念的指引下，由社会运行论发展出社会运行论社会学的“五论”，再发展生长为社会运行学派，经过30多年的努力，不仅使中国社会学学科完善了，丰满了，发展了，重新成为社会科学中的显学，而且深深地影响了当代中国的社会建设。社会运行论已经远远超出其学术意义，它的学术话语被广泛运用，从学术语言变为大众语言，又从大众语言变为政策语言。我们在纪念郑杭生和回望他的学术成就与学术贡献时，对这个事实是不能淡忘的，是应该特别注意到的。也正因为如此，社会运行论有了软实力性质。作为软实力的社会运行论及其学术话语，其重要性和对当代中国社会的深刻影响已充分彰显。
郑杭生于2011年在《中国社会科学》上有一篇重要文章
，用理论自觉观念来回忆他近30年的社会学研究历程，“可以这样说，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社会互构论、实践结构论等的提出和论证，其实都是‘理论自觉’的一个轨迹、支撑点。这些理论都是用世界学术眼光，立足中国的社会现实，开发中国的传统学术资源，借鉴外国的社会学前沿理论，对自己进行反思、对别人加以审视，从而提炼自己特色的成果”
。可见，社会运行论及社会运行学派是在理论自觉理念中起步、发展和完善的。上面这些话，大体上可以看作是郑杭生对自己的学术概况的简要总结，也反映出社会运行学派的理论高度和学术态势。总之，我们可以认为，郑杭生非常完满地建立了创新的社会学体系，建立了当代中国唯一的、体系完善的、有学术共同体的社会学学派，是当代中国社会学的学术高峰。郑杭生教授于2014年11月9日的逝世永远是中国学术之痛。
现在，我们是否可以问：鉴于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和十九大之后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和发展，社会运行学派在已奠定的基础和已获得的成就上应该怎样再发展呢？是否应该有一次“再出发”呢？再进一步设问：会不会发展出“第二个社会运行学派”
，或称为“后郑杭生社会运行学派”？这样提问，是因为“社会学是个动词”，社会永远在运行中，所以我们可以说，社会运行论是运行社会的社会学，它不尽的学术魅力和学术前景都在于此。在中国社会学的“郑杭生时期”，建构了社会运行论社会学，发展出了社会运行学派。面对2014年以前的中国社会态势和中国社会学的学科状况，郑杭生和他的学术团队在学术上，在解决现实问题上，都做出了杰出贡献；那么在当下，在这历史新时代，社会运行论社会学又应该怎样面对和接受挑战呢？这种背景下的挑战是必然存在的。郑杭生的“神州气派、本土风格、中国特质、华夏品位”学术理念，使新时代的社会运行论和可能的“后郑杭生社会运行学派”仍然具有学术潜力。面对新时代的新神州和多有变幻的世界形势，社会运行论一定会积极面对并获得新发展，甚至会生长出一个“后郑杭生社会运行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