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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学自恢复重建以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绩，但理论建设，特别是立足中国社会实践，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社会学理论体系建构方面的不足，仍然是中国社会学发展亟须解决的重大问题。以社会运行论为基础的社会运行学派在中国社会学本土理论建构方面进行了长期探索，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理论成果。本文尝试解析社会运行学派的理论结构，并阐述其“理论自觉”的主要维度，试图增进学界对该学派概貌的认识。
一般而言，社会运行学派的主要理论贡献是以郑杭生先生为代表的学术群体所先后提出并不断发展的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社会互构论和实践结构论。这五个理论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按照郑杭生先生自己的说法，社会运行论是基础，社会转型论是深化，学科本土论是追求和方法论，社会互构论则是上述“三论”的进一步升华总结
，而实践结构论又是在前面“四论”基础上进行的新探索
。很明显，郑杭生先生所讲的更多是社会运行学派的发展过程。为了进一步探索社会运行学派各个理论之间的逻辑关系，我们在此试图借用哲学上的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范畴，来描述社会运行学派的理论结构。尽管这种借用不一定很恰当，但是应该不失为一种探索。
从本体论上看，社会运行学派主要解决的是社会学学科性质和研究对象问题，社会运行论对此有充分论述。其主要观点大概如下：
第一，区分了社会学的两大理论传统，即从孔德开始的西方社会学传统和从马克思开始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传统；同时，划分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两种基本形态，即革命批判性的形态和维护建设性的形态，前者是以揭露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致命的弊病为主要任务、以推翻资本主义社会为主要目标的社会学，后者是以维护和改善社会主义社会为目标、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为对象的社会学
。而中国要发展的正是维护建设性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这就解决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社会学学科的“合法性”问题。
第二，在学科层次区分中确立了社会学的学科地位，首先是区分了哲学科学、综合性的社会科学、单科性的社会科学，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属于哲学科学，而社会学则属于综合性的社会科学，二者在理论上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二者在研究对象和功能上也各有不同。这样解决了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学的关系问题。
第三，社会学学科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基本问题层次，即学科的“元问题”层次；对象问题层次，即学科的“本问题”中的总问题层次；范畴问题层次，即学科的“本问题”中的分问题层次。三者是一般、特殊和个别的关系。已有研究往往要么从第一层次给社会学下定义，如认为“社会学是研究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要么从第三层次给社会学下定义，如将社会学研究对象定义为社会现象、社会形式、社会组织、社会进步、社会关系、社会过程、社会现象间的关系、社会行为等等。从第一层次和第三层次给社会学下定义都是不合适的，都不能抓住社会学这一学科的独特研究对象。
第四，社会学的第二层次是联系第一层次和第三层次的纽带：作为本问题、特殊层次，它将元问题和一般层次具体化了；作为本问题中的总问题，它又贯穿于各个分问题之中，是给社会学下定义的理想层次
。郑杭生先生正是从第二层次入手，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社会运行和发展，特别是社会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并将社会学定义为“关于现代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
。
第五，在借鉴中国传统“治乱兴衰”思想的基础上，社会运行论进一步将社会运行和发展类型概括为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中性运行和模糊发展、恶性运行和畸形发展三种类型，并系统分析了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动力机制、整合机制、激励机制、控制机制、保障机制和人口条件、环境资源条件、经济条件、文化条件、社会心理条件，从而形成了该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
，实际上也就明确了社会学研究的本体。
从认识论上看，社会运行学派主要解决的是如何研究社会，特别是如何研究中国社会的方法论问题。社会转型论、社会互构论、实践结构论等理论中都包含着丰富的认识论思想。简单地说，这方面的主要观点大致包括：
第一，要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认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在20世纪80年代末，郑杭生先生就提出“要研究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和成长中的中国社会学”
，后来逐渐发展为较为系统的社会转型论。社会转型论的基本判断就是中国社会正处在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转型的过程之中
。“转型”与人口等因素一样，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之一。中国的各种现象无不带有转型的特点，社会成员也无不这样那样、自觉不自觉地受到转型的影响和制约，这就是所谓“转型效应”。“社会转型度”和“社会转型势”是分析中国社会转型的两个具体视角。
第二，要用“互构共变”的思维去认识新型现代性因素不断成长的当代社会。传统社会学往往习惯于用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来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而社会互构论主张跳出二元对立的思维陷阱，用“互构共变”的思维方式去认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及整个现代社会。所谓互构，指社会行动主体之间的相互建塑与型构关系，这一关系可从互构主体、互构时空、互构内容、互构形式、互构效应等得到具体阐释。所谓共变，指社会行动主体在互构关系过程中的相应性变化，同向谐变、逆向冲突等都被视为共变的基本形式。
第三，要从全球性和本土性相互推动、交互变迁的二维视野来认识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社会。当代世界、当今中国的实践领域正在发生一系列结构性巨变，每一项重大的动态变化都根源于两种力量：现代性全球化的长波进程和本土社会转型的特殊脉动。正是这两种力量相互扭合，造成了“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
。
从价值论上看，社会运行学派着重解决的问题是社会学学科的发展取向、深层理念、应用价值和社会学学者的价值选择等问题。作为一种自觉的学术实践，社会运行学派一开始就有着明确的价值追求。这方面的主要观点包括：（1）要建构本土特质和世界眼光兼具的中国特色社会学，而不是西方社会学某种理论的中国版，因为这涉及中国社会学发展目标的定位和发展路径问题，影响到如何办社会学系、如何办社会学研究所、如何办社会学杂志、如何进行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如何培养社会学专业的学生、如何总结“中国经验”、如何形成中国社会学学派、如何进行社会学的学术争鸣等等
。（2）社会学应该秉持“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的深层理念，追求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努力研究如何把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度、缩小到最小范围，特别是应该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关注没有话语权或话语权很少的“沉默的大多数”，因为社会代价往往大多是由社会弱势群体来承担的
。（3）社会学学者应该坚持实事求是的价值立场。价值中立“是一个在总体上包含根本缺陷但又有局部合理性的西方社会学方法论原则，是一个在国外学术界有严重分歧、毁誉参半、仍难一致的争论问题，是一个在本质上与马克思主义相左但又有部分一致的理论命题”
。社会学的科学性只能通过实事求是来达到，社会学的价值观是“与科学性统一的实事求是的价值观”，不是“包含逻辑矛盾、实际做不到、把科学性与价值性截然割裂的‘价值中立’的价值观”
。社会学研究中的“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是“实事求是”价值立场的重要体现。
社会运行学派的诞生和发展，本身就反映了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在该学派的理论建设中，我们可以发现一直存在着强烈的理论自觉意识。在一定意义上，理论自觉是社会运行学派发展的持续动力，并清晰地贯穿在该学派各个层次的理论中。
2009年7月20日，在中国社会学会学术年会上，郑杭生先生第一次明确提出和系统阐发了“理论自觉”的思想。在2013年中国社会学会学术年会的致辞中，郑杭生先生进一步提出社会学研究对“中西”关系要“再评判”、对“古今”关系要“再认识”、对“理实”关系要“再提炼”，并将这几个方面称为“中国社会学在‘理论自觉’阶段的基本功”
。大体上，我们可以认为这三大关系代表了理论自觉的三个主要维度。
“中西”关系是近代以来学术研究中的一种支配性关系。在我国，社会学是一门从西方引进的外来学科，从一开始就必然面临如何处理“中西”关系的问题。一代又一代的社会学家在此方面都做出了思考和努力。如许仕廉于1925年提出了“本国社会学”的主张，孙本文于1931年提出了“中国化的社会学”的主张；而20世纪三四十年代，吴文藻、费孝通等社区学派学者以“社会学中国化”为目标，尝试将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引入社会学，取得了一系列十分重要的成果。在社会学恢复重建之初，作为领头人的费孝通先生又特别强调：“在新形势和新问题面前，社会学不是个恢复问题，它既不应恢复这门学科旧有的内容，也不应照搬西方社会学的内容，应当是个重新创建的事业”，“要结合中国的实际，不能照抄外国学者的成果来建立中国的社会学”
。
郑杭生先生继承了中国社会学的主流传统，在其社会学学术历程中非常注重对“中西”关系的反思，主要观点大致包括：第一，必须对“欧美占强、中国仍弱”的当前世界社会学格局有清醒的认识；第二，要“借鉴西方”，要有“国际眼光”“全球视野”“世界观点”“五洲胸怀”“前沿意识”；第三，要“超越西方”，立足中国的传统和实践构建“神州气派、本土风格、中国特质、华夏品位”的中国社会学，要树立主体意识、破除边陲思维，提升中国社会学的学术话语权，培育与西方社会学平等对话的能力
；第四，要用“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来看待西方社会学的理论，真正做到“洋为中用”，既吸取西方社会学的优秀成果又不在西方社会学的笼子里跳舞，既具有本土特质又兼具世界眼光，既要有扎根基层的草根精神又要有放眼世界的前沿意识，既要建构本土特色又要超越本土特色，只有这样，才能逐渐建构起中国社会学的主体性、培育出中国自身的社会学学派。此种自觉是社会运行学派开展学术研究并取得丰硕成果的重要动力。
“古今”关系，讲的是历代学术传统、思想传统与当代社会学之间的关系。社会学作为一门外来学科，要真正实现本土化，就必须接续中国悠久学术传统和思想文化的脉络，“如果没有对中国丰富的传统学术资源的再开发、再认识，有历史厚重底蕴的中国社会学就不会真正建立起来，理论自觉也落不到实处”
。郑杭生先生认为，处理好“古今”关系，关键就是要“开发传统，超越传统”。对于中国社会学来说，我国传统学术资源中有两个方面是尤其需要强调的：第一，中国社会思想史；第二，中国社会学史。他认为，中国社会有不同于西方社会的独特的资源条件、历史变迁过程和自身运行的规律，中国学术也有自身独有的传统，这些都塑造着中国人独特的集体人格和心理特征，也必然会影响中国社会变迁的方向和路径，影响中国人做学问的方式与方法。因此，他强调我国社会学专业的学生必须学习“中国社会思想史”和“中国社会学史”这两门课程，否则，“自己这方面的可资开发的宝贵资源都一无所知，或者知之甚少，一味学欧美的东西，这样的学生很难期待他有什么‘理论自觉’，而这样的学生当了老师，就会对他的学生进行误导”
。
郑杭生先生在其学术实践中，非常注重发掘我国历史上的学术资源并进行创造性运用。他所创立的社会运行论就明显受到中国学术传统中“治乱兴衰”思想的影响，特别是受到中国社会学家严复将“群学”（社会学）定义为“研究社会治乱兴衰原因，揭示社会何以达到治的方法或规律的学问”等思想的影响。但他没有停留在“治乱兴衰”这种素朴的认识上，而是上升到理论，概括出社会运行类型的范畴，并把“治世”与“乱世”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分法发展为“良性运行”、“中性运行”和“恶性运行”的三分法
。郑杭生先生及其学术团队通过近二十年的不断努力，于2010年正式出版了《中国社会思想史新编》，同时还撰写了《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学》《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学本土化》《中国社会学史新编》等多部著作，对中国社会思想史和中国社会学的历史进行了清晰的呈现和解读。特别是，郑杭生先生在晚年念念不忘要对中国社会学史上的一些代表性人物的学术贡献进行再认识，撰写了《费孝通先生对当代中国社会学所做贡献的再认识》《林耀华先生对当代中国人类学所做贡献再认识》《孙本文先生对早期中国社会学贡献的再认识》等“再认识”系列文章
。
理论与实践，或者说理论与现实的关系，是学术研究特别是理论建构中最显而易见的，也是最基本的关系，如果这一对关系处理好了，“中西”关系、“古今”关系也就迎刃而解。然而，最难处理的也是这一对关系。稍微检视一下当前我国学术界流行的理论话语就不难发现，不少所谓“不言自明”的“真理”的理论其实是“无根”的，往往是从一系列未经反思的前提和命题中得出来的，而不是从实践中提炼出来的，也无法用来指导实践。
郑杭生先生倡导“立足现实，提炼现实”，就是强调理论建构要建立在对实践的提炼的基础之上，而避免提出种种“无根”的理论。这里的“现实”，既包括人类社会普遍性的客观存在，也包括中国社会生活的特殊情形。正确总结“中国理念”、科学概括“中国经验”，也是强调社会学家在学术研究中要直面中国自身发展和变迁的生动经验，从中吸取理论的营养和灵感。中国是一个拥有5000年文明历史、13.7亿人口、960万平方公里国土的“巨型社会主义国家”，其发展道路必然具有独特性，不能简单照搬任何西方理论来解释。而且，实践本身必然蕴含着大量丰富的理论价值，需要我们去挖掘。作为学者，应该做的是用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调查、去研究、去概括、去总结，这样才会形成有新意甚至有原创意义的学术话语和学术理论。郑杭生先生和他的学术团队出版了大量的经验研究著作，包括《当代中国农村社会转型的实证研究》《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和中国社会的转型》，以及“当代中国城市社会发展实地调查研究系列丛书”和“中国特色和谐社区建设系列实地调查研究报告”丛书等等，这些都是其建构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重要基础。
“立足现实，提炼现实”的另外一种表达就是“顶天立地”——“顶天”就是要追求前沿，“立地”就是要深入基层，特别是要有“与前沿意识相结合的草根精神”
。仅仅立足现实是不行的，必须在“顶天”的基础上提炼现实，也只有这种提炼过程才能使经验上升为理论。社会运行学派强调基于对现实的洞察来建构理论，同时也强调运用科学的理论去认识现实，其对“理实”关系的认识是充满辩证法思想的。
尽管社会运行学派在强烈的理论自觉意识的驱动下取得了比较丰硕的理论成果，但是就整个中国社会学学科而言，其理论建设现状仍然值得忧虑。有学者指出，社会学恢复重建30多年来，“我国社会学的学科队伍有了较大的扩展，科研成果也比较可观，学科影响有所扩大，学科地位显著提高，党和政府对社会学的重视程度是前所未有的”，但客观来看，离众所期待的“社会学的春天”还有较大的距离，还“没有发生‘季节性’变化，没有那样一种进入‘新阶段’‘新时期’的感觉”
。还有学者指出，中国社会学具有明显的“实用品格”，“社会学工作者对社会学理论的兴趣和自觉意识都不是很强”
，这大概是制约中国社会学发展壮大、走向成熟并发生“季节性”变化的关键因素。
社会运行学派的成长及其所产生的广泛影响表明，重视社会学的理论建设对于中国社会学的持续健康发展是极其重要的，而加强理论建设的关键是保持清醒的理论自觉，这是中国社会学形成学派、提升理论品质和学术话语权的必由之路，是中国社会学真正变大变强、发生“季节性”变化的必由之路。实际上，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大实践、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巨变、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的迫切需求，为中国社会学的理论建设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营养和灵感，直面中国社会实践的理论创新是完全可能的，社会运行学派的诞生就是一个例证。社会学学者只要有足够的使命感、责任感，愿意投身于中国社会实践并开展科学、深入的研究，围绕“中西”“古今”“理实”等不同维度进行深刻反思，就有希望创造具有自身特色的概念、命题、理论，既对中国社会实践做出有效的学术回应和总结，又对丰富社会学的知识体系、发展中国特色社会学并促进世界社会学的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纵观社会运行学派的成长、发展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它与中国社会实践的密切互动。换言之，中国社会实践是社会运行学派理论建构的思想源泉，社会运行学派也对中国社会实践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积极影响。当前中国正处在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关键阶段，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在快速推进，中国社会运行因此面临着一些新的条件，出现了一些新的挑战，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保证社会运行在充满活力的同时又能维持良好秩序并且具有可持续性的任务更加艰巨。如何因应社会实践的新变化，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社会运行学派，并对中国社会实践给予积极的引导，就成了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学术任务。
与中国社会实践的密切互动是社会运行学派的强大生命力所在，也决定了该学派的开放品格，这种品格为我们扩展和完善其理论体系留下了巨大空间。我们深信，只要继承“理论自觉”这一思想精髓，对中国社会运行与生态环境关系保持自觉，对新技术革命的社会影响保持自觉，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全球化进程保持自觉，对中国社会学和世界社会学的发展保持自觉，同时也对社会运行学派自身保持自觉，就一定能够促进环境社会学、全球社会学、文化社会学、网络社会学等等新兴分支学科的发展，持续扩展社会运行学派的边界并丰富其理论内涵，从而为促进中国社会学理论建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学并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实践做出更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