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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运行理论在我国社会学界有相当大的影响。该理论是郑杭生先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的。笔者曾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长期任教，与郑杭生先生有过很多合作，一起写作和发表了一些论文，并参加了一些论著的写作。光阴荏苒，转瞬间几十年过去了，本文试图在新的条件和形势下对社会运行理论进行再思考，谨以此纪念和缅怀郑杭生先生。
关于社会学是研究社会运行的条件与机制的想法，最初是在探讨社会学研究对象时提出的。郑杭生先生认为，社会学是研究社会运行的。社会运行分为三种类型，即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中性运行和模糊发展、恶性运行和畸形发展，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
。
迄今为止，中国社会学研究中多数的社会学理论是舶来的。西方社会学家对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有不同的解释。比如，涂尔干（E.Durkheim）认为，社会学是研究社会事实的
；韦伯（M.Weber）认为，社会学是研究社会行动的
；齐美尔（G.Simmel）认为，社会学是研究社会形式的
；帕森斯（T.Parsons）认为，社会学是研究社会结构与功能的
；斯莫尔（A.Small）认为，社会学是研究社会互动过程的；罗斯（E.Ross）认为，社会学是用科学的方法研究社会现象的
。
关于社会学研究对象的定义不胜枚举。尽管以上提到的这些作为研究对象的内容都可以看作社会运行的条件和机制的一部分，但是，西方社会学家并没有提出过将社会整体运行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为什么郑杭生先生提出社会运行的这一视角呢？社会运行理论的提出离不开中国社会的历史背景，尤其是离不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几十年社会变迁的理解。所以，社会运行理论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化的社会学理论。
提出社会运行理论是有历史线索可循的。郑先生社会运行论的重要思想源自对中国治乱兴衰历史的思考和对传统学术思想的继承
。
中国的学术传统注重考察社会的治乱兴衰。细察诸子百家及以后学者的论述，其特点都是从总体的、综合的角度评价社会治乱兴衰，以及研究社会治乱兴衰的原因和达到治的方法和途径。老子《道德经》中提出了“无为而治”的思想。墨子对夏桀乱、商汤治，纣王乱、武王治进行了评价；东汉王充的《论衡·治期》不单把社会治乱看成政治现象，更从人民的经济生活出发进行综合性考察。程颐在《程氏遗书》中说：“看史必观治乱之由，及圣贤修己处事之美。”严复在引进西方社会学和译述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时，着眼于中国的治乱兴衰，将社会学看作一门研究社会治乱兴衰的原因，从而掌握“正德、利用、厚生”三者的根本，揭示社会达到治的方法的学问。
总之，中国历史是一部治乱兴衰的历史。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都是封建时代治世的楷模。所谓“乱世”，如“侯景之乱”“安史之乱”，也被史书记载。东汉末年的群雄逐鹿和分久必合的三国归晋，则是由乱而治的历史证据。“治”与“乱”都是对社会运行状态的综合性考察与评价
。古代和近现代中国对治乱兴衰的认识是社会运行理论的历史依据。
社会运行理论提出的时间是在“文革”以后、改革开放初期。当时，全体国民都深刻体会了“文革”动乱对全社会造成的伤害，以及改革开放给全社会带来的发展的希望与机遇。所以，社会运行理论的提出也是对于1949年以后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反思。数十年来，中国社会有过良性运行、中性运行和恶性运行时期。
1956年，城乡社会主义改造，农村走上集体化道路，城市国有和集体经济普及开来，这样一组政策变量改变了城乡老百姓的生活。1966—1976年“文革”期间，大部分党政当权者被打倒，一度发生党组织瘫痪、公检法被破坏、工厂停工、学校停课、交通运输混乱、武斗升级、无政府状态泛滥、冤假错案遍地、人际关系紧张，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文革”使社会陷入全面恶性运行，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一场灾难和浩劫。经历过十年“文革”动乱的人们对于社会恶性运行均有切身体会。对1949年以来的社会运行状况，特别是“文革”期间的恶性运行状况的反思，促成了社会运行理论的提出。1979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搞活经济，推动整个社会向着良性运行的轨道前进。改革就是为了实现社会的良性运行，良性的社会运行需要协调地发展，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各个社会子系统的改革应当保持同步关系，某一子系统的改革过分超前或过分滞后都会对社会产生不利影响
。
总之，通过分析这些重大历史事件，可以发现中国社会的“整体性特征”尤为突出，这也是社会运行理论提出的最重要的历史和现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20世纪90年代初这段时间，每一次重大历史事件都涉及一组政策群，是对社会大势整体性的推动和改变，从而形成一种特定的、具有整体性特征的社会运行状态。
社会运行理论的最初提出和阐发是在20世纪80年中期到90年代初这段时间。从90年代初期到今天，又过去了20多年，如何看待这一时期的社会运行呢？这期间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对社会运行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具有什么新的特点？下面试从社会运行的视角，做出一些新的思考和探讨。
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政治因素、执政党和政府的影响一直是中国社会运行的主要影响因素。这种影响是深刻的、全面的和持续的。中国共产党的每一代领导集体所做的政治经济社会决策都在中国的社会运行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影响作用与其他国家的执政党在其他国家的影响相比，明显要大得多。从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体所做出的重大决策包括：邓小平南方谈话，国有企业改革、市场机制的引入及多方面、多层次社会资源与经济资源的重新配置，“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十六大以后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十八大以后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依法治国思想和方针政策。
上述重大决策对社会运行影响十分突出的例子，如邓小平南方谈话。这一重大政治活动定下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整个社会运行的基调，邓小平同志关于“发展是硬道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论述确立了大的政策原则，全社会逐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格局。如果与其他国家相比就可以发现，只有在中国这样的党和政府主导型社会，领导人确定的政策基调才能够对社会运行产生如此深刻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出台的国有企业改革政策包括“破三铁”“减员增效”“下岗分流”“优化组合”“抓大放小”等等。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治愈企业效益低下的顽疾。改革对不同利益群体的影响差异很大，资源在不同人群、不同行业中被重新分配，出现了大量的失业、下岗群体。由于当时的社会保障体制尚不健全，国企改革这一重大政策变量对下岗失业的普通职工的生活产生了巨大冲击，且这一群体人数较多。这一时期城市失业率很高，对社会运行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社会运行理论被提出之时，主要是对80年代中期以前社会运行状况的总结。在那时候的中国社会，政治生活占据了主要位置，政治生活成为社会运行的主线。到了90年代后，市场和经济活动在社会运行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市场机制的引入对于提高经济效率、促进经济发展确实影响巨大，但是由于初建时的机制尚有很多漏洞，所以负面的效应也不可忽视，最突出的现象是资源在少数群体中聚集的速度大大加快。国家政策启动了住房体制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国有企业转制等一系列措施。房改政策是单位将住房低价卖给职工，在一定程度上使老职工获益，但是随后城市房地产价格暴涨主要使拥有土地使用权的房地产商获益巨大。国有企业转制中也有不少漏洞，如出现国有资产流失、少数人侵占公共利益，损害了广大职工和国家的利益。医疗和教育一度被推向市场，加剧了资源占有不公平的情况。由于市场机制不健全，市场审批环节比较烦琐，市场竞争机会不均等，寻租行为很普遍，权钱交易的腐败问题频频发生，甚至出现了官商勾结的问题。
党的十六大以后，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执政理念。对社会公平的更加注重是对前一阶段发展不平衡的纠偏和调整。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共产党新一代领导集体带领中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时期。政权对于社会运行的干预力度较前一时期大大加强，包括坚决遏制和预防腐败、经济体制改革、民主法治建设、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等，以调整社会利益关系，解决社会不平衡或严重失衡问题，从而在一种新的利益关系中重新实现更高水平的社会良性运行。上述政策调整的总趋势，明显是要增加公平方面的政策变量，是试图使社会资源的配置向普惠的方向调整，使资源和财富更多地流向广大人民群众。
分析发现，20世纪90年代以后政府政策影响社会运行的模式与过去的运作方式相比是有重大区别、有新的特色的。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1966年“文革”、1979年改革开放这三大历史事件及其政策变量影响社会运行的方式是重大冲击式的，社会运行也以骤变的方式发生变化。而中国共产党十六大以后的政策变量，采取的方式是微调式的，它对社会运行的影响区别于过去的方式，更多是一种温和的影响。微调方式的优点是有利于社会的平稳运行、避免社会震荡，缺点是政策干预的效果比较微小。党的十八大以后明确突出了“反腐”的政策取向，明显强化了政策干预的力度，也区别于前一阶段温和的微调方式，这显然会使得社会运行、利益调整的速度加快。
这一时期，市场成为制约社会运行的一种新机制，影响社会运行的因素变得更加复杂。对比过去的社会运行机制，过去党和政府以及政治决策居于明显的主导位置。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市场的地位和影响社会运行的作用越来越不能被忽视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不断完善，市场运行已成为社会运行的重要组成部分。
市场体制指区别于政府和社会的，由所谓“看不见的手”配置资源的方式。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是社会运行体制的一次根本性变迁。在中国，尽管政府
的力量十分强大，政府也总是试图干预市场，但是，市场还是具有很大的独立性，并不完全听命于政府的指挥。仅以房地产市场为例，房屋市场化以后，确实刺激了建造房屋的动力，房屋总量剧增，当然也造成了住房利益的巨大分化。由于房价暴涨，城市居民的住房利益分化出现两种极端情况：一种是从房地产中获得巨大利益的群体，比如房地产商；另一种是没有获得房产利益的群体，比如城市“蚁族”。近年来房地产价格的暴涨，使得住房条件较差的城市中低收入者处于十分不利的位置。为了保障中低收入者的利益，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重大政策，包括“国八条”“国六条”“国四条”“新国十条”等等，政策的目标在于平抑暴涨的房价。这些措施规定得非常具体翔实，按照以往的经验，这些政策会对社会运行形成强大的制约力，但是它们居然一次次失效了。因而这一时期的社会运行是在一种新的机制下进行的，市场开始在社会运行机制中发挥独立作用。由于中国社会仍然处于社会转型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时期，社会运行自身的机制也在变化着，因此，对社会运行的研究首先就要注重对于自身条件和机制变化的研究。
市场机制被引入以后，优点是极大地刺激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总量的攀升取得了巨大成就。当然，市场机制的不完善也给社会运行造成一系列负面影响，包括腐败现象、资源配置和收益分配不平等、不公正，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等等。不完善的市场机制使得与市场最为接近的工商层、老板层直接获益，市场准入的门槛较高，往往将很多老百姓挡在门外。市场机制的不健全，也导致权力寻租、权钱交易、官商勾结等。由于土地机制的改革存在漏洞，暴涨的土地收益往往被少数群体拿走，对普通老百姓颇为不利。再加上国有企业转制中发生了非法侵占国有资产的现象，矿产资源特别是煤矿的私有化普遍，承包过程中存在很多权钱交易的不法行为，都加剧了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总之，当市场机制成为社会运行机制的一部分以后，社会运行出现了很多失控的现象。在这些情况下，社会良性运行的恢复需要来自两个方面的干预：一方面当然是政府的干预，上文已述，中国政府历来是有强大干预能力的；另一方面则是来自社会大众的干预。在这一时期，来自社会大众的干预有一种全新的形式，这就是网络社会的影响力。
网络社会的出现是当年提出社会运行理论时没有想到的事情。网络社会形成以后，具有及时反映社会舆论的功能，这样网络又可以与中国古老的命题相结合，即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以往的民心所向只能通过传统的主流媒体或者口耳相传反映出来，老百姓共同意愿的传播速度比较慢。互联网兴起以后，跨空间的网络社会迅速普及，真正改变了中国人的社会交往方式。接近14亿的中国人所组成的是全世界罕见的“人口超巨型网络社会”。这样的社会一旦有了共同交往的互联网平台，其社会参与力则令人震惊。各种各样的网络参与，包括各种微信群、网络水军、网络运动等等，对社会运行所造成的影响都是空前的。
互联网在同一个网络平台上可以联系几乎所有个体，网络百万、千万倍地扩展了个体的交往范围和交往空间。原子化的个体又可以合成巨流，可以在网络上形成社会舆论、社会潮流、社会流行，甚至社会运动。在传统意义上，社会舆论的形成受到传统媒介载体和传播方式的限制。思想、观点、态度往往只有通过集中的广播、电视、报纸等大众传媒工具才能够广为扩散、影响他人，其结果是形成了一个比较集中的信息源，这样比较有利于对社会态度、社会舆论进行集中管控。到了互联网时代，舆论的形成不再受制于集中管控的大众传媒。个体发布一条有震撼力的微博、微信，马上就可能引来无数的评论和转发，巨大的乘数效应，使得信息源与其评论在极短的时间内汇集成流行观点或舆论。
网上的舆论、社会运动与网下的舆论、社会运动可以相互转化。近年来，有很多群体事件就具有网上、网下联系和呼应的特点。互联网社会带来的海量信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价值观、社会理念正在解组和重组的社会而言，可能会给社会运行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
总之，上述的政府、市场与社会三元格局的形成，是影响这一时期社会运行的最重要的体制和机制，这与前一个时期的社会运行的体制、机制有重大差异。
社会运行理论是比较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是社会学理论本土化的一种尝试。社会运行理论的研究从来都是与中国社会的实际、实践密切结合的。中国的老百姓当然有着自己的历史与文化传承，中国的社会关系、社会结构有着自己的特征。笔者以为，要推进社会运行理论的研究，要推进我国社会学理论的本土化，必须了解中国社会的五个基本特征。
秦汉以来的中国社会始终是政府主导型社会，即政权机构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重大事务的管理和决策上起着主导作用。无论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66年的考察还是对改革开放36年的考察，都可以发现，变革的发动、重要改革措施的提出和修正等，都是按照政权机构的指令进行的。在经济领域，我们改革的步伐比较大，市场的作用开始凸显出来，但是如果将政治领域、经济领域、社会领域和思想文化领域放在一起综合来看的话，我们国家还是典型的政府主导型社会。
而且政府主导特别体现为执政党和中央领导集体的主导，党和中央政府对于某项政策形成共识以后，该政策就会得到强有力的贯彻实施，整个社会运行都会受到直接影响。
政府主导型社会的整体运作能力极强，这是一种举国体制，很能体现集中起来办大事的优点。但是，有一利即有一弊：政府力量过于强大，往往会忽视民间的活力，什么事情都由政府来包干儿，导致老百姓的不参与和片面依赖。而如果忽视了近14亿人口的民间活力，就会带来巨大的社会损失，也是社会运行中的重大缺失。所以，如果能够发挥政府、市场与社会三个方面的积极性，在政府主导之下，充分激发民间活力，焕发出社会潜力，社会运行就能够走上更加良性运行的轨道。反之，如果压抑了民间活力，甚至违背了人民群众的意愿，社会就一定难以实现良性运行。
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视整体利益。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几乎所有重大事件，仅从全体国民参与的积极性上看，都体现出了国民视整体利益为至高无上的一种社会观念。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也具有这个特点，所谓改革开放就是从国家整体的、长远发展的角度对于社会关系、社会利益的重大调整。改革以来的一系列重大工程的实施、全国开发区和城市的布局等，都体现出一种整体利益的思考。当然这种集中起来办大事的体制机制，也确实有利于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而且无论是政治领导者还是普通老百姓，都深深地认同这个理念。中国社会这种重视整体利益的现象在梁漱溟看来，是以家庭家族为本位而忽视个人
。中国的这种整体利益的运作方式，在“个体本位”的西洋社会（梁漱溟语）难以看到。
中国自古就是人际关系极其发达的社会。孔子的儒家思想阐释了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的关系准则，成为社会运行中最为核心的内容。我国长期处于封闭的自给自足式的农业社会，人们十分重视家庭、家族、邻里、乡亲这些以血缘或地缘关系为纽带的初级社会关系群体。新中国成立后，沿袭着文化脉络，新的社会关系网络又开始建立起来。城市建立了所谓单位制，属于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网络，无论是分房子还是孩子上好学校都要依靠关系。“文革”期间，各种私人关系、“走后门”之风愈演愈烈。时至今日，中国的关系社会特征丝毫没有减弱。社会运行中的腐败现象常常是社会关系网络中滋生的毒瘤，政策的执行力也可能因为社会关系的原因而大大减弱。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社会关系的功能也不完全是负向的。改革以来，社会关系网络显然发挥了很多正功能。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人际关系网络是中国社会赖以运行的基础，是融化在中国人骨子里、血液里的东西。中国人在人际关系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信任，开展社会活动，譬如改革开放初期温州经济的兴起就与家族宗族的功能密不可分。中国改革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于制度的不僵化、有弹性，不可否认，这与中国特殊的人际关系模式有密切联系。中国的互联网用户居全球首位，这与中国关系社会的特征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仅以微信为例，传统中国社会结构被费孝通先生称为“差序格局”
，通俗地讲就是“小圈子社会”。与这种“小圈子社会”相契合的就是近年来急速膨胀的微信群体。腾讯公司推出微信平台不过三四年时间，但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披露，目前中国微信用户数已经突破6亿。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的“小圈子社会”塑造了微信网络
。
中国社会是礼仪社会，也是身份等级社会，礼和身份等级是紧密相连的。《左传》有云：“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礼的核心是社会秩序，礼仪成为维护社会秩序、保持等级身份、实现社会稳定的手段。礼仪之所以能够起到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在于礼仪内容和程序的稳定，由于熟悉这些内容，人们很自然地就进到礼仪的程序中去。中国历来是十分重视身份等级的社会。新中国成立后，一方面摧毁了原有的身份等级体系，但另一方面，户籍制度又强化了城乡居民的身份区隔。改革引入市场机制，对于身份等级社会是个巨大冲击，但是新的身份等级又在不断地形成之中。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对于中国社会来说，为了维持基本的社会秩序，社会分层体系也是不可或缺的。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强调维护稳定，是沿着中国历史治乱兴衰的思路，从高层到老百姓都希望天下大治，而不是天下大乱。像中国这样的人口巨型社会，如果秩序乱了，社会运行就会产生严重问题，会给社会造成巨大损失，给绝大多数人的生活造成负面结果。
前文已述，影响社会运行的因素最初以政治因素最为突出，后来经济因素的重要性凸显出来。其实，中国家庭伦理本位的价值观念体系，也是影响社会运行的一个重大方面。
梁漱溟认为，中国是伦理本位社会
。与西方宗教社会不同，中国自古以来不是一个宗教社会。中国人崇拜家庭宗族，崇尚光宗耀祖，由此构建了中国人的信仰信念体系。中国人用家庭和家族作为判断是非取舍的依据，在思考问题和做事情时更多思考怎么才能对得起父母、对得起亲人，怎么才能让家庭更好。“所努力者，不是一己之事，而是为了老少全家，乃至为了先人后代”，“中国人生，便由此得了努力的目标，以送其终生精力，而精神上若有所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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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价值观念体系是以家庭伦理本位为基础的。如果想构建一个和谐的或者本土化的中国社会学理论，就不能忽视中国人以家庭为基础构建的信仰信念体系。然而，长期以来，这个体系受到较大的冲击。长期的政治斗争，尤其是诸如“文革”中动辄宣布“脱离父子关系”那样的社会风气的影响，解构着作为中国人信仰信念基础的家庭伦理本位。人民公社的试验也否定了以农民家庭为单元的农村生产体系。当然，人民公社试图瓦解家庭生产单元和对劳动力进行“跨家庭”配置的试验最后以失败告终了。但是，一次次政治运动对于家庭关系的冲击却留下了道道伤痕。改革开放以后，城乡家庭规模小型化，农村大量年轻劳动力长期外出，留下老人、妇女和儿童；年轻人的婚姻关系越来越不稳定，离婚率逐年攀升；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住房私有化后不少家庭成员之间发生房产纠纷利益冲突，赤裸裸的利益关系也对温情脉脉的家庭关系产生强烈冲击。社会学认为，只要有市场，就必须有市场平衡物，所以韦伯提出，在欧洲，新教伦理是市场经济的平衡物
。而中国在市场经济发展以后缺少精神的平衡物，崇尚金钱和追求财富的价值观念有失控的倾向。这些都促使我们去思考如何重塑中国人家庭理论本位价值观的问题。
总之，社会运行理论是在理解中国社会自身特点的基础上产生的。按照这一思路，我们要继续推进社会学理论的本土化建设，就需要加深对中国社会自身特点的认识。本文提出，中国社会具有政府主导型社会、整体利益社会、关系社会、身份等级和礼仪社会、家庭伦理本位社会等几大特征。应在认识中国社会自身特征的基础上，提出本土化的社会学概念与理论。
反思改革开放36年来重建中国社会学所走过的历程，在恢复重建初期，我们是一片空白，从国外移植来社会学的基本框架、概念和理论，后来也就比较多地用这样一些理论来思考、探讨中国问题，在今天看来，当时本土化的理论创新明显不足。目前，学生们写论文的时候也大多是与国外的理论对话，常常将舶来的理论套在中国的实证调研材料上，这里面存在的问题很值得我们反思。当然，社会学历来认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类行为还是有很多相近和相通之处的，对比不同民族的社会行为，常常激发了社会学家的想象力，加深了社会学家对于社会的理解。所以，中国社会学界同人的一个最为重大的任务，就是要探索建立在理解中国人、中华民族行为特征基础上的本土化的社会学概念、社会学理论。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任务，在今天显得尤为迫切，当然也是任重道远。而在社会学理论的本土化建设方面，郑杭生先生提出的社会运行理论为我们树立了一个优秀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