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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先生是我的老师，我跟郑老师结缘20多年了。我是人大社会学系毕业的学生，1991—1994年在人大读硕士，郑老师给我上过两门课，一门是社会运行导论，还有一门是社会指标概论。我接触社会学大概是1989年底1990年初。当时我在安徽教育学院教师进修班里进修，我是学英语也是教英语的。当时为了离开原来的单位，改换一个环境，同学建议我选择社会学。坦率地讲，我当时也不太知道什么是社会学，就找了几本书，比较来比较去还是人大郑老师《社会学概论新编》吸引了我，在同学的推荐下我报考了人大社会学系。
非常感谢郑老师把我这个学历出身不是很正规、不是很合格的学生收到系里面。我记得1991年4月底来参加复试的时候，郑老师问了我一个问题，让我谈谈什么叫社会。我大概就把教科书上的概念给背了一遍，郑老师有点不满意，问：“你自己有什么理解？”当时，我确实没有更多的理解，因为过去是学外语的，就会背。郑老师看出这一点，当时很严肃地说：“我看你的简历，你一直学外语，恐怕你背诵不错，你讲的都是书面语言，没有自己的思考，今后思维方式要转变一下。”这句话当时不仅触动了我，而且严格讲还有点打击了我，我就担心郑老师不录取我。当然好在后来郑老师还是很宽容地把我录取了，虽然不是他直接指导的硕士，但还是在他的教育下不断地向前走。
人大社会学系1994年开始招博士。1994年我硕士毕业的时候，曾经考虑过报考郑老师的博士，但是当时有我们系里的老师以及外面的老师也要报考郑老师的博士，考虑到他们实力都很强，而我的理论功底不行，仅仅三年硕士阶段的学习赶不上来，而我在农村生活时间比较长，对农村有一些生活体验，所以就报考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很幸运地被陆学艺老师录取了。
2013年和2014年两位老师先后去世，我感到非常难过。郑老师去世的消息传来时我在法国，是儿子给我发的短信，说郑爷爷去世了。我不太相信，就上网搜了一下。确认后，马上给洪大用教授发了个短信。我原来在国家行政学院社会文化部担任主任，后来成立了社会治理研究中心，这两个部门都是在郑老师的关心帮助下向前发展的。我请同事代表国家行政学院相关的同人表达我们的哀思。
从1997年到现在，我在国家行政学院工作了17年，国家行政学院的社会学、社会管理、社会治理等相关学科的发展凝聚了郑老师的心血。2010年8月，根据国务院领导的意见，我们国家行政学院邀请陆学艺老师、郑杭生老师等著名专家学者来为秋季开学典礼上院长的讲话稿提出意见。我印象非常深的是，郑老师在这个稿子里面提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关于什么是社会管理当时我们有个界定，但是他觉得少了一个东西，他认为社会管理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要增进社会认同、减少社会分歧。我觉得这个观点很重要。马凯同志也很认可这个观点，就在讲话里把这个观点讲出来了。这个讲话推动了国家行政学院乃至全国行政学院系统社会管理学科的发展。社会管理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或者说一个独立的学科走上了新的轨道。后来，我们不断组织全国行政学院系统的同人进行社会管理教学科研工作研讨，很多次研讨会郑老师都出席了，给我们讲话，给我们指导。
这些年来，我实际上是一个游走在社会学边缘的人。因为行政学院机构设置和我从事工作的性质，不可能纯粹进行社会学研究和工作，但是我的兴趣一直还是在社会学方面。我到行政学院17年，有11年多是在政治学教研部。当时社会学在党校行政学院系统是没有太多话语权的，到现在为止，这方面的机构设置也不完全。我去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这个机构，当时我们的老主任有点意识，说社会学可能在干部教育培训里面能够发挥作用，所以就把我招去了，但是又没有合适的位置，就把我放到了政治学教研部。我从1997年到2009年，前后将近12年时间一直在那里。2008年，魏礼群院长来了以后，他认为社会学应该发展，成立了社会和文化教研部，把我调过去担任主任，我在那里工作了近5年时间，2013年12月份我又调到现在的应急管理培训中心。我在行政学院工作的三个部门跟社会学都有关系，却又不是纯粹的社会学。正是因为这样，我一直关注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一直受惠于郑老师的指导。
我认为郑老师对中国社会学发展的贡献，从历史发展脉络来看，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为恢复重建社会学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我1990年读社会学，那时候能够找到的书很有限。我选来选去，为什么选人民大学？是觉得郑老师有他自己独特的、完整的理论体系。他对社会学到底是什么、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到底是什么，有一本专著《社会学对象问题新探》来论证。他和苏国勋老师论战，也是讨论社会学对象到底应该是什么、应该研究什么、用什么方法研究。所以说他为社会学做了很多基础性、奠基性的工作，为社会学恢复和重建奠定了基础。
第二，为社会学提供保护和正名。我们国家20世纪90年代初政治上有一些波动，当时有一种担心，社会学在这场风波里还要不要发展，要不要生存，“户口”还能不能立下来？当时社会学学科是“命悬一线”。郑老师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开创维护发展学派、良性运行学派，在报纸上撰写文章为社会学正名，使社会学能够继续生存、发展。这是功不可没的。这一特殊时期的特殊贡献是社会学界不应该忘记的。
第三，促进社会学健康发展。在新时期社会学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们有一批出国留洋的学者，把国外特别是欧美等西方社会学先进的理论、方法、概念、范式引进来，这对我们中国本土的社会学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发现有一些人好像只会讲洋文，把社会学的话语权让给了西方人。我为什么有这个感觉呢？我在行政学院是给领导干部讲课，如果我用西方那一套语言的话，干部不接受，而且听不懂。干部们都是很实际的：“你就说中国问题在哪儿？该怎么解决？”我们有一些研究、有一些杂志在这方面借鉴有余但是本土化不足。我注意到这些年郑老师一直在对中国社会学进行反思，其中有几句话讲到了我的心坎上——我们要开发传统但是要超越传统，要借鉴国外又要跳出国外，要立足现实但是要提炼现实。这几句话概括得非常好，使中国社会学能够沿着正确的方向向前发展。他也是身体力行，这些年来他在社会学理论方面做了很多开创，有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社会互构论、实践结构论等等，他还践行自己提出的这些理论，深入基层、深入社区进行实地调研，为解决中国现实问题出谋划策。
第四，为提升社会学的学科地位奔走呼吁。我最后一次见郑老师是2014年8月30日，参加北京师范大学魏礼群院长主持的中国社会学学科地位讨论会，当时李强老师、陈光金老师、洪大用老师都参加了这个会。事情的起因是魏礼群院长给中央领导同志写了一封信，认为社会学现在在学科分类里面属于法学下面的一级学科不科学。中国发展到这个新阶段，社会发展、社会建设等需要社会学大发展，社会学人才要大培养，社会学理论要大繁荣，但是这样的学科分类不利于社会学发展。魏院长是我的老领导，曾经也找我交流过，我也提了一些意见。后来中央领导有了批示，魏院长说要开个研讨会，是不是请郑老师来一下。过去他跟郑老师有接触，但不是特别熟悉，我就给郑老师打电话。郑老师说他8 月30日在广东省珠海出差，计划8月31日回来。但郑老师认为这个事很重要，就提前回来了。那天早晨7点多钟我开车到郑老师家接他，他告诉我头天晚上飞机晚点，大概是凌晨3点钟才到家，几乎没有休息。郑老师当时已经生病了，但是他从来没告诉我们，而且还在为社会学的发展奔走呼号。
我们今天站在这儿回忆这些事，一方面是对郑老师的追思和缅怀，另一方面也希望与在座的各位，特别是年轻的同学一起共勉，把郑老师开创的事业更好地向前推进。
[1] 原文载《社会建设》2015年第1期。
作者简介：龚维斌，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