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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一个人的思维方式，必须考察他的人际交往方式。原因有二：一方面，人际关系作为人类的一种普遍行为模式，遵循一定的自然规律，处于发展变化之中；另一方面，人际关系还受到稳定的社会规则的影响，例如国家或社区的传统文化。个体的思维方式会体现在与他人交往的方方面面，了解个体处理人际关系的行为模式是分析其精神活动的一个重要途径。
人的精神活动并不是自由随意的，它需要帮助个体应对生活中不断出现的问题，并由此决定它的活动轨迹。一个人所面临的问题与他的群体生活密切相关。群体生活的基本要素会影响个体，而个体几乎不能或仅在很小程度上能对群体产生影响。然而，当前的群体生活条件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纷繁复杂，发展和变化巨大。我们由于很难摆脱自身的人际困境，也就很难完全洞悉和理解个体在相同情境下的精神活动。
摆脱人际困境的唯一途径是：我们先假设在人类社会中，群体生活存在一个既定准则，这个准则是绝对的真理。虽然我们的社会制度并不完善，个体的能力有限，但是在不断修正错误和失误的过程中，我们可以逐渐接近这一真理，形成有助于促进解决人际困境的方案。
在解决人际冲突的过程中，我们还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社会阶层。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教导，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也就是说一个人所处的社会阶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我们之前所提到的群体生活准则，即“绝对真理”的这一概念在一定程度上与此类似。历史的观点，以及个体心理学知识中对人性的洞察告诉我们，个体在经济压力的情境下，偶尔会草率地做出错误的行为反应。为了逃避经济窘境，个体可能会陷入难以自拔的错误行为反应之中。在人们追寻“绝对真理”的道路上，可能会犯很多类似的错误。
群体生活的准则有点像人们对于气候规律的解释，这些解释有助于保护人们免受寒冷、为建造房屋和种植庄稼等提供信息。促进群体和群体生活形成的驱力存在于人类社会中，我们并不十分清楚这些驱力是怎样形成的。以宗教为例，神圣的公共准则是宗教团体成员之间的纽带。如果人类当前的生活条件最初是由宇宙的物质因素决定的，那么这一环境会被人类的社会进程、群体生活以及群体生活中遵循的自然法则和规则进一步改变。群际需要调控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们必须先顾及群体生活，再考虑个人生活。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人类都是以群居的形式生活着的。在整个动物界的生存法则中，群居形式有利于人类生存，人们可以更好地应对自然界的竞争，获得物种保存和发展壮大的力量。
人类的群居本能是为人性发展而服务的。在群居生活中，人类发展出对抗残酷环境最有力的武器，即灵魂。群居生活的规律已经渗透到灵魂的本质之中。达尔文以前提出过一个观点：弱小的动物从不独自生存。人类也是弱小的物种，很难独自生存，在自然界面前力量渺小。为了在地球上生存，必须借助于许多机器设备来武装自己。你可以想象一个没有任何工具或武器的人独自处在原始森林中时，他一定会比森林中的其他动物要弱小。他没有在自然界中生存和斗争所需要的基本条件，包括速度、力量、锋利的牙齿、灵敏的视觉和听觉。人类需要许多机器设备来维持生存，包括身体的营养需求、性格特征和生活方式等都依赖强有力的保护程序。
现在我们能理解为什么人类只有将自己置身于特别适宜的环境下时才能维持生存。由于只有人类社会中的生活方式才可以提供给个体这些适宜条件，社会生活对于维持个体生存就变得十分必要。在社会系统中，个体必须先学会分工合作，之后再坚持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例如，初生的婴儿在围产期需要得到细心的照料和保护，而这只有在家庭成员分工合作的基础上才能做到。想一想人在一生当中，尤其是在婴儿期要遭受多少种疾病的侵袭，你就会对人的一生当中需要多少关心和照顾有更加理性的认识，也会更加理解社会生活对于人类生存的必要性。群居生活是维持人类生存的最佳保障。
以自然界优胜劣汰的观点来看，人类是一种低等的生物。劣势和不安全感常常出现在人的主观意识之中。这种不安全感会刺激个体不断去寻找优化的方法或好的技术手段来使自己更好地适应自然，并驱动人类试图去寻找一些能够消除或弱化自己劣势的方法或情境。在此前提下，精神活动的生理器官应运而生，人们通过精神活动能够影响适应性和安全感的加工过程。我们现在很难像野生动物或原始人一样，仅仅用角、爪或牙齿等就能在自然环境中生存。我们发达的精神器官能弥补身体条件的缺陷。由于人类持续接收来自外界环境的刺激，并据此要对环境做出预判和预警，人类的灵魂进化为负责个体思考、感受和行动等高级功能的解剖学结构。因为人类社会提供的丰富信息在个体的适应性发展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所以精神器官的发展应始于群体生活时。而群体生活准则是所有高级能力发展的共同基础。
在具有普适性的群体生活准则中，我们可以找到人类灵魂的发展进程。群体生活的构成条件是具有普适性的群体生活准则或方式，例如语言。语言是有助于群体生活的社交工具，是人类灵魂的高级功能之一，是区分人与其他动物的显著特征。语言具有普适性特征，是社会交往的重要手段。对于一个独自生存的生物而言，语言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语言是群体生活的产物，是群体中个体之间联系的纽带。有研究表明，在早期成长过程中缺乏与他人交流机会的人中，一部分人会表现出社会退缩，另一部分人则会表现出与当前生活和工作环境格格不入。在这两种情况下，个体不仅表现出母语交流困难或障碍，也缺乏学习第二语言的能力。只有童年期在安全环境中发展与人交流的个体，才能形成语言。
语言对于人类灵魂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是逻辑思维的基础。通过逻辑思维，人类可以创造概念、理解价值观的差异等。对思维活动中的概念进行精细加工并使之具有普适性不是个体的私事，而是关乎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只有在普适性的前提下，我们的想法和情绪才能被他人所理解。例如，人类对美的欣赏是基于大家对美好事物的认识、理解和感受是相通的。在此基础上，对美好事物进行思考，包括推理、分析和判断，最终形成美的概念。这些思维方式和概念的形成都来源于人们的社会生活。同时，语言、思维和概念发展可以被视为防止人类文明倒退的重要因素。
尽管语言是基于群体生活发展出来的，但某些概念如“渴望”和“希望”等的形成可被视为基于个体的情境因素。“希望”通常表示个体感到不满足的一种倾向，想通过一些方法或手段获得满足体验。个体的任何一种有意识行为都是始于不满足感，行动目标则是朝向获得满足、平静和完整的体验。
如前所述，群体生活准则是为确保人类的生存服务的。现行的准则包括法律法规、图腾、禁忌、迷信或教育等。这些准则的形成受人类社会规则的约束，并且要适应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以宗教为例，宗教团体作为一种群体形式，具有自身的准则和教义，但其教义应受到社会制度的制约。此外，精神器官是性格发展的基础，其重要功能是群体适应。公平和正义等社会情感被视为群体生活中最具价值的性格特征，其本质与人类社会的物质需要一样。基于此，这些群体生活的准则使得灵魂定型，并指引它的活动。对于群体生活有用的性格特征如责任心、忠诚、率直、追求真理被保留下来。人们只能在是否符合社会规范的层面，来判断个体的性格特征孰优孰劣。与科学、政治或文学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是以是否受到大众认可为标准一样，个体的某一性格特征只有在适应人类社会的群体生活时才是有价值的。一般来说，我们衡量个体是以他对社会的贡献或价值为标准的。理想状态的人，应该是能够克服他遇到的所有困难，完成当前任务，社会情感高度发展的人。根据福特穆勒的表述，理想状态的人应该是“依据社会法则享受人生”的人。当个体没有培养出深厚的同伴友谊时，即使他有很强的个人能力，也很难得到足够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