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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性格是指当个体尝试着调整自己以适应世界时，出现的某种特定表达模式。性格是一个社会概念，只有当考量一个人与他所处社会环境的关系时，我们才会说他的性格特征。像小说《鲁滨孙漂流记》的主人公鲁滨孙·克鲁索一样远离社会的人，他的性格类型如何并不重要。性格还是一种心理上的态度，是个体为融入社会环境所采用方法的本质和性质。性格也是个体用社会情感来描述自己努力意义的一种行为模式。
大多数人的行为以优越感、权力和征服他人为目标。这个目标指引着个体的世界观和行为模式，并将个体的各种心理表达导向具体的渠道。性格特征只是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的外在表现。个体通过这种方式使我们理解他对所处的环境、他人、社会以及所面临的各种挑战的态度。性格特征是人格的一部分，被用来作为个体获得认可和价值的工具。它们在人格的整体框架中相当于个体用于应对生活的“技术”。
性格特征并不是遗传的，也不是天生的。它们类似于一种生存模式，使得每个人无须有意识地去思考，就能在任何情况下生存和表达自己的个性。性格特征不是对个体所继承权力的表达或倾向，而是为维系生活中的特定习性而服务的。例如，一个孩子不是天生懒惰，而是因为懒惰是使他的生活更轻松的最佳办法，同时还能使他保持着价值感。在某种程度上，寻求权力的态度可以表达为一种懒惰。此外，个体可通过关注自己的先天性缺陷，将其用作失败时挽回面子的借口。这种内省的惯用表达是：“如果我没有这个缺陷的话，我一定会将才能发挥到极致！可惜我有这种先天缺陷！”还有一类人致力于争权夺利，需要长期与所处的环境进行斗争，因此发展出许多适合于争斗的性格特征，包括有野心、嫉妒和猜疑等。诚然，这些性格特征无法从人格中区分出来，但它们既不是遗传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进一步研究表明，这些性格特征是个体行为模式发展的充要条件，形成于童年早期，并持续终生。由于人格的隐秘目的，性格被迫成为个体发展的次要因素，而非主要因素。研究者必须从目的论的角度来评价它们。
个体的生活、行为和世界观风格都与他的生活目标密切相关。如果头脑中没有清楚的目标，就无法思考和行动。在儿童的灵魂深处，生活目标早已形成，引导着他的早期心理发展。目标赋予每个人不同的生活形式和性格特征。个体的目标既有共同点，也有独特性，导致个体所有的行为和表达模式都是为实现目标而服务，使得每一个人都是有别于他人，独特而谨慎的统一体。换而言之，一旦了解了个体的行为模式，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以点及面洞悉他的内心活动。
就个体的心理现象和性格特征而言，遗传的作用相对较小。目前并没有研究支持性格的遗传决定论。从生长发育史中，研究个体的各种心理特定现象时，似乎都能看到遗传的影子。来自同一家庭、同一国家，或者同一种族的人都有一些共同的性格特征，是因为个体会通过模仿共同生活的群体中的他人，或在他人活动中识别自己身份的过程中获得这些性格特征。在当今社会的青少年群体中，某些生理和心理活动的特定表现、特点和形式都有着特别的意义，会引起模仿。例如，对于某个弱视儿童而言，渴望“看见”可以表现为对知识的渴望，在他们的性格特征中就会发展出强烈的好奇心，尽管个体本身并不需要这种性格特征。与此相反，如果儿童的行为模式需要“好奇心”这种特征，对知识的渴望有可能会发展成另一种性格特征：儿童可能会通过检视、拆卸或者破坏东西来满足自己。当然，在环境中其他因素的作用下，这名儿童也可能会成为书呆子。
同理，可以推测那些有听力障碍的儿童会有多疑的性格特征。在当代文明社会，聋人生活的环境危险四伏，他们需要通过异常敏锐的注意力来觉察危险。此外，他们会被嘲笑、贬低，且经常被视为残废者。这些因素对于他们形成多疑的性格至关重要。此外，由于聋人无法享受正常人的许多乐趣，他们会对正常人抱有敌意。但是，聋人生性多疑的这一假设却毫无根据。同理，罪犯的性格特征是先天决定的也是谬论。有研究者用同一个家庭中常出现多个犯罪成员这一现象来得出上述结论。但是，可以看到，在同一个家庭中，传统观念、生活态度、坏榜样、一脉相承等与同一家庭多个成员出现共同的犯罪模式密切相关。例如，在这些家庭中，孩子自小就被灌输“偷窃只是一种生存手段”的观念。
个体努力获得他人认可的性格特征也是如此。每个儿童在现实生活中面临着很多困难，因此他们试图去追求生活的意义。努力的形式是可以相互影响的。个体都有自己的方法来处理生活意义的问题。有观点认为，儿童的性格特征与父母相似。因为儿童在追求生活的意义时，会很容易将周围环境中已经功成名就、受人尊敬的个体当作榜样。每一代人通过这种方式向自己的祖先学习，而对权力的追求是个体所保存的、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学会的东西。
优越感是个体的隐秘生活目标，社会情感的存在有利于防止它畸形发展。但是，人们通常会用伪善的面具隐藏这一目标，使得这一目标秘密地发展壮大。然而，如果人们想要更好地理解彼此，优越感这一目标应该被摒弃。个体目光长远，能够擦亮眼睛更透彻地观察他人的性格，不仅能更好地保护自己，还能抑制他人对权力的过度追求。这时，个体拥有的、遮遮掩掩地追求权力的生活目标就会无影无踪。为了这一目的，我们应该根据以往的实验证据，对优越感的性格特征影响因素进行更充分的考察。
此外，由于复杂的文化因素在性格形成的过程中起作用，如何发展恰当的生命教育课程显得步履维艰。一直以来，人们一直否认发展儿童心理敏锐度的教育方法的重要性。迄今，号称新教育模式的学校的唯一价值仍是向儿童灌输能学或认为他们该学的知识材料，而不是激发儿童对这些知识的兴趣。人们甚至认为这类学校的数量远远不够，供不应求！心理敏锐度是理解人性的最重要前提，但至今仍被人们忽视。在守旧的学校中人们学习到衡量人类的标准。在所谓新体制学校中，人们学会如何区分好坏，让自己与众不同。然而，在教育模式发展的过程中，人们始终没能从所受的教育中掌握如何修正自己的观念，以至于在生活中备受束缚。
当今社会，作为成年人，人们仍对童年期形成的偏见和谬误敬若神明，没有意识到复杂的文化因素已经让自己一叶障目。那些让人们对事物本质寻根究底的观点也许并不成立。在后面的分析中，我们将从通过提高自尊，从而形成更强大的自我的角度来对此做出解释。
仅次于追求权力，社会情感也在个体性格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与追求权力类似，社会情感也表现在童年早期的心理行为倾向上，特别是对交流和温柔的渴望。在本书前一部分已经阐述了社会情感形成的条件，在此进行简略的回顾。第一，社会情感的发展同时受到个体的自卑感和追求权力的补偿行为的双重影响。人是非常敏感的媒介，可以发展出各种各样的自卑情结。个体一旦出现自卑感，就会感到不安，会为了追求和平与幸福的生活，寻找安全感和完整性的补偿。我们必须对儿童的自卑感保持清醒的认识，让儿童不要过早体验到生活的艰辛和生存的阴暗面，尽可能地让他们享受生活。第二，家庭的经济条件对个体社会情感的发展也有贡献。很多儿童成长的家庭经济环境并不理想，对于这些儿童，应该预防他们对家庭贫困和自身需求的不当理解，以及误解他人。第三，生理缺陷也有着重要作用。生理缺陷使得儿童不能正常生活，只能依靠特殊的权利和法律法规来维持生存。即使当今社会中已有了保障残疾人权益的法律条文，这些儿童经历生活的艰辛困苦仍然无法避免。这些痛苦的经历，会使得残疾儿童的社会情感发展扭曲。
社会情感是评判个体的重要前提，是衡量个体思想和行动的重要标准。社会情感是人类社会中不同个体发生联结的重要立足点。社会情感的必要性会让我们清楚地意识到：我们需要为他人做些什么。人类的生活由适合群体生存的共同规则所支配，每一个人都置身其中。因此，人们需要了解某些公认的评价他人的标准。在所有人都具备社会情感的前提下，社会情感可以作为评价人类价值的唯一且普适的标准。个体的心理活动依赖于社会情感这一点不容否认。作为自我意识的统一体，人类无法阻断自身社会情感的产生和发展。同时，已发展出的社会情感会不断地告诫个体对他人负有责任这一点。社会情感并不保持在个体的意识层面。但是，个体的确保持着一种调动、扭曲和抛弃它的力量。个体必须在判断某一行动产生的社会情感基础上，再决定是否实施这一行动。个体需要对自身的每一个想法和行为做出评价是源于个体无意识层面的社会统一体感受。自我评价是人们经常为自身行为找理由开脱的前提。由此衍生出生活、思想和行动的技巧，这些技巧使我们希望与自身的社会情感保持协调，或至少是用社会联系的表象来欺骗自己。简而言之，个体的这些自我评价是其社会情感的幻象，像一层面纱遮盖住个体的真实倾向。只有发现个体的这些倾向，才能对个体的某一行为或个体本身做出正确的评价。个体带有欺骗性质的自我评价倾向，增加了对其社会情感评估的难度。正因为如此，对人性的理解才会被置于科学层面上。关于个体如何误用其社会情感，以下我们将举例说明。
有一次，一个年轻人和朋友到一个海岛上游玩。碰巧，一个朋友在悬崖边缘往下看时突然失去平衡，掉入海中。于是，他很好奇地到悬崖边张望，想看看他的朋友是怎么掉下去的。但是，当他之后回想此事，他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出于好奇。虽然掉进大海的人最终获救，但从这个叙述者身上，我们可以看出他的社会情感非常薄弱。尽管从未听说他在生活中伤害他人，而且他对所有朋友都很友好，但我们也不能罔顾他缺乏社会情感这一事实。
上述的大胆假设还需进一步的事实来佐证。这个年轻人频繁地幻想自己待在一个美丽的林中小屋，远离其他所有人。这也是他画画时最喜欢的场景。如果了解他以往的经历，再结合他幻想的内容，任何人都能很容易地判断他缺乏社会情感。即便如此，我们也不应该对他进行不公正的评判，从道德层面妄议他。他只是在社会情感发展过程中受阻，并被导向错误方向的受害者。
如何区分真假社会情感有一个很好的例子。一位老妇人在登电车时突然脚下一滑，摔倒在雪地站不起来。许多人匆匆经过并未注意到她，最后有一个男人走到她身边，扶她起来。这时，另一个一直躲在旁边的男人，突然跳出来说：“感谢上帝！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好人。我在这儿站了5分钟，看是否有人会帮助这位老妇人，你是第一个帮助她的人！”从这件事情上我们可以看到社会情感是如何被误用的。通过一个明显的小把戏，后面这个男人把自己作为评判别人的法官，褒贬他人，自己却袖手旁观，不愿对他人伸出援助之手。
此外，还存在其他许多难以判断个体社会情感发展水平的复杂案例。例如，一个将军即使知道这场战斗必败无疑，还是会让成千上万的士兵奔赴战场，付出不必要的牺牲。这位将军坦然地说，自己这么做是为了国家的利益，很多人也会同意他的说辞。但是，无论他如何为自己辩护，我们还是很难认同他是一个真正的人类伙伴。在这些案例中，我们别无他法，只能尽力了解和客观评价。只要尽力为之，我们就不会对这些个体一无所知。
在上述具有明显不确定性的案例中，我们需要一个用于正确判断个体社会情感的普适性立足点。这一立足点可以在社会价值、总体幸福感和“共同威胁”等概念中挖掘。一旦我们掌握这一立足点，客观判断个体的社会情感并非难事。
个体的日常活动、外在表现都可以明显表现出其社会情感的发展程度。例如，他注视他人、握手或说话的方式。从这些表现中，我们几乎可以很直观地感受到他的整体人格，并且印象深刻。我们偶尔会无意识地从个体的行为中得出一些关于他社会情感发展的重要结论，原因就是上述态度已经深入我们的无意识领域。在讨论个案时，我们将把个体的直觉上升到意识层面，以便能够客观地测量和评估个体的社会情感，避免在评价他人时误入歧途。因为，在无意识层面进行的判断是难以控制和调整的，这会使我们更容易被错误的偏见所误导。
在此需要重申的是，只有了解个体的生活背景和生存环境后，才能评价他的性格特征。如果我们曲解他生活中的表现，或仅从身体状况、生活环境或教育背景单方面做出简单的判断，错误地评价个体的社会情感发展将不可避免。正确评价自身社会情感发展水平的价值在于可以使人们卸掉伪装和负担，在生活的道路上轻装前进。只有更好地了解自己，才能发展出适合自身需要的恰当行为模式和生活技巧，才能对他人，尤其是自己的后代产生重要的影响，预防未知的命运可能给他们带来的恶果。因此，没必要因为一个人来自不幸的家庭或存在遗传缺陷，就断言他的命运悲惨。如果做到这一点，人类文明将实现大的跨越，新生的一代在成长过程中会充满力量，知道自己才是命运的主人！
在人格中任何明显的性格特征一定是与个体始于童年期的心理发展方向相契合的。这个发展方向可以是直线，也可以是曲线。首先，儿童努力地沿着直线实现他的生活目标，发展出具有侵略性的、勇敢的性格。性格发展的初期通常都是活跃的，具有侵略性特征。但这条直线的发展方向很容易被转变或调整，因为反对者如父母会阻止儿童通过直接攻击来获取优势。在具有强大力量的反对者面前，儿童沿着直线发展必定会面临困难。儿童会尝试用某种方法去规避这些困难。他所采用的绕过困难的方式将决定某些特殊的性格特征。除了父母和老师以外，先天性生理缺陷，或在客观环境中遭遇的挫折和失败对儿童的性格发展也有类似的影响。此外，更宽泛的环境因素，如教育模式和老师对儿童的性格影响也至关重要，并且难以避免。例如，在当代文明社会中，老师对儿童表达的要求、质疑和情绪，最终会影响儿童的性格形成。当前所有的教育都被赋予了群体文化的色彩和生活态度，引导学生朝向群体生活和当代主流文化方向发展。
在性格直线发展的过程中，任何障碍对于儿童而言都是危险的。当某一障碍出现时，儿童追求权力的路径将或多或少偏离直线。第一类儿童是勇敢型。这类儿童不受困难干扰，直接解决自己所面对的困难。第二类儿童会表现得完全不同。他们已经知道自己与对手剑拔弩张，自己必须加倍小心。他们尝试曲线发展去实现自己获得认可和权力的目标：不是与对手直接交锋，而是用计谋达成。他们的性格特征与所选择的曲线路径的偏差程度有关，包括过于谨慎，或从容应对，或逃避。第二类儿童典型的性格特征就是：不直接解决问题，怯懦、胆小，不敢直视他人或不陈述事实。但是，即使两类儿童的行为模式完全不同，但生活目标却是一致的！
有时候，同一个体可以同时表现出上述两类的性格特征，尤其是在性格趋势还没有固定的儿童身上。因为儿童遵循的行事原则有着较大可塑性，他们不会墨守成规，当采用第一种方法失败后，他们仍然会积极主动地尝试另一种方法。
个体适应群体生活的首要前提是安静平和的群体生活环境。个体如果对于所处的环境不抱有敌意，就很容易教自己的孩子去适应环境。在家庭中，只有父母将自己追求权力的斗争最小化，使之不给儿童带来负担，家庭纷争才会消除。此外，如果父母能够了解儿童性格的发展规律，儿童的性格就不会沿着直线过度发展，例如勇敢退化为粗鲁，独立变成原始的利己主义。同时，父母还能够避免通过任何外部强制的权威使儿童服从。因为这种不利的强制训练会使孩子变得害怕真相和坦白的后果。压力对于教育而言是一把双刃剑。儿童在压力下可能会产生适应的假象，只表现出表面的顺从。儿童与周围环境的相互关系会在其灵魂中留下痕迹，他曾面临的各种发展障碍也会影响他的人格形成。儿童总是难以应对外部环境的不利因素，成年人对儿童的心理发展一无所知，也不能理解他们面对困难的反应。儿童在成长过程中遇到的种种困难，以及他们面对困难做出的行为反应，就是其人格的组成部分。
对于人格的分类还有另一种方式，就是依据个体面对困难的方式。第一类是乐观主义者，他们的性格发展总体而言遵循直线模式。他们应对所有困难时信心十足，而不是忧心忡忡。他们表现出坚持信念、笑对生活、不怨天尤人和自信等态度。因此，与面对困难后一蹶不振的个体相比，乐观主义者更善于应对生活的苦难。即使在更为严苛的困难条件下，乐观主义者也会心态平和，坚信问题一定能够解决。
人群中的乐观主义者很容易被识别出来。他们不谨小慎微，言语表达开放和自由，既不过分谦虚，也不畏首畏尾，易于接纳他人。由于直率坦白，不多疑和言行举止自然轻松等特点，他们容易与人亲近，结交朋友。通常在童年早期能发现纯粹的乐观主义者这一类型，但成年后这一类型则很少见。然而，在成年人中，不少人拥有不同程度的乐观主义倾向或是与志趣相投者结交的能力。
第二类是悲观主义者。悲观主义是当代教育面临的最大问题。悲观主义者因童年经历和主观印象而产生“自卑情结”，面对各种困难时他们都会倍感生活不易。因童年期不当教养方式而形成的悲观人生哲学让他们只看到生活的阴暗面。与乐观主义者相比，他们更倾向于认为生活艰难，很容易失去勇气，备受不安全感折磨。他们总是不断求助，无法忍受孤独。如果是儿童就会表现为不断呼喊母亲，或者与母亲一分开就哭泣。这种恋母情结和分离焦虑甚至在成年后仍然存在。
悲观主义者过度的谨小慎微可以反映在外在行为上，表现为胆怯、担惊受怕，总是准备应对即将到来的可能危险。因此，他们有明显的睡眠问题。睡眠是评估个体心理发展的优秀标准，因为睡眠障碍是个体不安全感的较为保险的指标。悲观主义者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免受生命的威胁，所以要保持高度警惕，无法入睡或睡眠不佳。他们的生活毫无快乐可言，他们也难以得到他人的理解。具有睡眠障碍的个体尽管还是会成长发展，但是生活技巧很差。对于一个悲观主义者而言，如果他预期的危险真的发生，他根本不敢睡觉。睡眠对于他苦难的生活而言真是雪上加霜。他以敌对的方式看待睡眠，即使在睡觉时也随时准备应对各种可能出现的危险。例如，在本该清静的睡眠状态中，悲观主义者会不断地审视房门是否锁好，或频繁地梦到小偷和抢劫犯。此外，悲观主义者会尽量蜷缩或蒙头睡觉。
除上述分类外，人类还可分为攻击型和防御型。攻击型的性格特征反映在生活态度上，表现为喜欢暴力运动。胆量大的攻击型个体，在内心不安全感的驱动下，会变得有勇无谋，通过进行刺激、冒险的活动向外界显示他们的能力。焦虑的攻击型个体，面对恐惧时则试图让自己变强，他们痴迷于“男子汉”的角色，尽全力不表现出温和、柔情等自认为是弱点的一面。这类攻击型个体会表现得粗鲁和冷酷。如果他们同时有悲观主义倾向，他们将无法融入环境。一方面，因为他们既无同情心也难以与他人合作，对周遭充满敌意。另一方面，因为他们自视甚高、自满、傲慢、虚荣和喜欢标榜自己，就像自己是世界的主宰。然而，他们上述的言行举止仍是为了掩饰内心深处的自卑感。这些行为表现会持续存在，不仅会导致他们的人际交往困难，也会暴露出自身性格的缺陷。
攻击型个体的成长和发展困难重重，因为他们难以受到欢迎和社会接纳。他们在努力争取往上爬时，很快会发现自己陷入与他人，尤其是性格相似的同类人的持续冲突和竞争中，一旦遭遇失败，他们的成功之路就戛然而止。因此，这类个体非常害怕不能保持优势，也无法面对失败。当攻击型个体遭受失败时，他们的发展就会受阻或停止。
第二类是防御型。在补偿内心的不安全感上，他们并非通过攻击，而是通过焦虑、谨慎和退缩的方式。这种方式通常是在攻击方式失败后才会产生。防御型个体很快会被自己不幸的生活经历吓破胆，并从自己推测出的毁灭性后果中快速逃离。有时候，他们在逃避后又做一件有意义的工作来掩饰自己性格上的缺陷。
因此，防御型个体喜欢用回忆往事和幻想的方式来避免现实威胁。他们中有一部分人还没有丧失创造性，可能会从事一些没有社会实用价值的工作，艺术家多属此类。他们已经离开现实生活，在幻想领域建立自己的主观世界，不受任何羁绊。艺术家应该是防御型个体的特例，大多数防御型个体在屡经失败后会向困难屈服，对所有人和事产生恐惧，变得多疑和敌对。
在当代社会，防御型个体的生活态度常被他人的糟糕经历所强化。他们很快会对“人性本善”“生活是美好和光明的”等失去信念。他们最常见和突出的性格特征是：喜好批评他人。他们善于抓住他人的瑕疵，认为自己是人性的法官，总是热衷于批评和破坏他人的工作，却不曾为他人付出。对人性的不信任使他们在面对一项任务时感到焦虑、怀疑和犹豫，想避免自己做决定。就像是面对危险时，一个人用一只手来防御，用另一只手遮住自己的眼睛，让自己看不到危险。
防御型个体还有其他令人不快的性格特征。对自己和他人极度不信任的态度会衍生出嫉妒和贪婪的性格。怀疑论者的自我孤立通常表示他们不愿意为他人谋福利，也不愿意与他人分享幸福。陌生人的幸福就是他们的痛苦。这一群体中的某些人，也可以发展出有效的、难以被人察觉的手段来成功地让自己保持优势，超越他人。这种行为模式更为复杂，很难让人一眼看出这一模式中隐藏着对他人的敌意。
传统的心理学中，研究者也试图理解人性。常用的方法是从个体的心理发展过程中选取一个点，设置一些“类型”给个体进行定位。例如，将人类分成思考型、行动型、幻想型或超脱型。行动型个体几乎不思考，热衷于通过主动、就事论事、整天忙碌的方法来解决生活中的问题。思考型个体在应对问题时审时度势，较难采取行动。上述人格类型肯定存在，但如果仅限于此，得出某些类型的人思维更活跃，某些类型的人工作能力更强的结论，理解人性的科学就会停滞不前。即使传统的心理学理论中出现过上述分类，但这种人为和流于表面的分类对于理解人性的研究是无效的。我们需要发展关于这些类型如何发生、是否必须发生，以及某些类型的缺陷是否可以避免或减轻等方面更好的概念系统，这样才能将理解人性的科学研究向前推动。
个体心理学一直认为，个体心理活动表达的基础是灵魂，灵魂的发展源于婴幼儿期。个体所有表达的心理现象都是由数量占优势的社会情感赋予的，或是在争权夺利时更有用的特征。基于这一简单而具有普适性的观点，个体心理学已经拥有了理解人性的钥匙。这个概念具有很大的实用价值，依据这个关键的概念可以对任何个体进行分类。作为心理学家，对个体的人格分类还需要谨慎而富有技巧的观察，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当我们了解到个体的心理现象受到社会情感和权力寻求两者共同影响这一前提后，我们在判断个体的性格特征时就有了标准，可以知道个体到底是一个主要考虑他人感受，略微有一些权力寻求倾向的人，还是一个明显利己、野心勃勃，仅在彰显自己优越感时才表现出利他行为的人。同时，我们能更好地理解个体曾被误解的某些性格特征，还能从人格整体性的角度来衡量个体的某些行为。在了解个体的某种特质或行为模式的同时，我们能以此为据，帮助个体调整他不良的性格或行为。
传统心理学中，依据“气质”对个体的心理现象和特质进行分类，但关于气质的定义并不清晰。有人认为气质能体现个体思考与言行的速度，也有人将气质理解为个体做事的能力或节奏。气质的概念在心理学中一直存在，可以追溯到希波克拉底时代。气质分为多血质、胆汁质、抑郁质和黏液质，由希波克拉底提出，后被盖伦发展，至今这一理论仍是心理学中的里程碑。
多血质个体常表现为轻松、喜欢享受生活、坚持己见，不会忧心忡忡。他们倾向于看每件事的积极方面，在各种经历中体验快乐，面对挫折或灾难也不会过分忧伤。多血质个体基本健康，不存在明显的性格缺陷。
胆汁质和多血质不同。如果形容胆汁质个体会用力踢开挡路的石头，那么多血质个体则会轻松地绕过石头。从个体心理学的角度看，胆汁质个体是迫切地追求力量的人，会做出更多外显、暴力的行为，时刻在展示自己的力量。他热衷于用直接攻击的方法克服所有障碍。在现实生活中，胆汁质个体的行为模式始于童年早期，那时他们认为自己缺乏力量，必须不断地用武力证明自己力量的存在。
抑郁质与前两者大有不同。抑郁质个体看到前方有挡路石时，会思考自己的原罪，悲伤地沉湎于过去的生活，并原路折返。在个体心理学中，抑郁质个体是具有彻底的犹豫不决特征的神经症患者。他没有信心克服困难前进，也不喜欢开始新的冒险，宁愿原地不动。如果这种行为模式继续发展，他就会在每一步行动之前变得十分瞻前顾后。抑郁质个体的生活是以怀疑为主导的。抑郁质个体更多关注自己，不关注他人，从而导致与群体生活逐渐疏远，只聚焦过去或在反复内省中虚度时光。
黏液质个体可比喻为生活的陌生人。与他人接触时，他不能依据自己的主观印象做出恰当的推断。他对人或事都不感兴趣，没有朋友。简而言之，他与生活几乎完全脱节，对生活中的一切都漠不关心。
综上所述，多血质个体能成为一个好人。然而，个体的气质很少能绝对划分为上述四型之一。大多数情况下，个体会表现出两种或多种气质，这使得每一种气质对于性格特征识别的价值大打折扣。此外，个体的“气质”也并不稳定，可以互相融合。例如，一个儿童最初是个胆汁质个体，之后变成抑郁质个体，最终发展成黏液质个体。在童年期自卑感不明显，没有生理缺陷，没有经历过多强烈负性刺激的个体易发展为多血质个体，这些个体能够平静成长，并表现出对生活的热爱。
自然科学则认为气质依赖于内分泌腺分泌的激素。内分泌腺包括甲状腺、垂体、肾上腺、甲状旁腺、胰腺中的胰岛、睾丸和卵巢的间质腺等组织结构。这些腺体没有通向体表的管道，所产生的具有高效生物活性的物质（激素）直接通过毛细血管壁进入血液循环。
总体而言，人体所有器官和组织的生长和功能都受到激素的调控，激素经过血液循环到达每个细胞。激素是机体新陈代谢过程中的催化剂或解毒剂，但是内分泌腺的功能仍未完全明了。内分泌学主要是考察内分泌腺的形成和发育，以及激素的生理功能，但也提出了考察性格和气质等心理学概念与激素的关系这一新思路。为了让大家能够理解激素决定个体的性格和气质这一点，我们必须详细介绍内分泌学科的一些知识。
首先，内分泌疾病患者可表现出类似某种气质类型的心理障碍。例如，甲状腺功能不足引起的呆小症，其生理症状包括水肿、多毛、厚皮症、运动迟缓和易疲劳。其精神症状则与黏液质类似，表现为呆滞、缺乏主动性。
如果将上述病例与另一个没有甲状腺疾病的黏液质个体相比，我们可以发现两者具有完全不同的性格特征。因此，甲状腺激素可能有助于维持个体正常的精神功能，但是甲状腺激素缺乏导致黏液质这一点并不成立。
心理学上划分出的黏液质与临床上的病理性黏液质完全不同，两者主要是依据个体既往的精神躯体疾病史来区分的。心理学中的黏液质绝不是静态的，黏液质个体有时会表现出惊人的暴力行为。此外，个体表现出的黏液质特征并不会持续终生。气质只是个体的外壳和一个防御机制（即应对生活问题的固有反应趋势），是过度敏感的个体设置在自己与外部世界之间的防线。黏液质是一种防御机制，是个体应对生存挑战的有意义的行为反应。基于此，黏液质的表现完全不同于呆小症中的呆滞和行动迟缓。
即使是针对甲状腺功能缺乏的个体发展出黏液质特征的案例，上述的客观结论也仍然成立，这并不是气质与激素关系问题的症结所在。在这些案例中，涉及非常复杂的因果关系，即内分泌器官的生理功能不足与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引起个体的自卑感。在自卑感的基础上，个体可能发展出黏液质的行为模式，以此保护自尊，让自己免受他人羞辱。这些案例中，甲状腺功能缺陷是特定的生理缺陷，其后果是促进个体某种气质的发展。由于生理缺陷引起个体感到生活的压力，采用一些心理技巧进行补偿，黏液质的行为模式就是其中之一。
上述结论还可以在其他类型的内分泌疾病患者身上得到验证。例如，甲亢患者主要表现出心慌心悸、心率快、眼球凸出、甲状腺肿大、多汗，以及四肢尤其是手的震颤。此外，由于甲状腺激素对胰腺的刺激，患者也会有明显的消化道症状。甲亢患者还会出现急躁、易怒、发抖等与焦虑状态非常类似的症状。
但是，甲亢患者表现出的焦虑症状和心理学上的焦虑有着本质的区别。甲亢患者表现出的焦虑状态，包括不能胜任工作、易疲劳和虚弱，这些症状受到心理因素和器官功能的双重调控，而心理学上的焦虑主要是心源性的。甲亢患者表现出的精神功能亢进，像是甲状腺激素慢性中毒的反应。心理学上的焦虑患者则完全不同，他们的表现由既往或当前生活经历引发。此外，甲亢个体尽管表现出类似焦虑的反应，但这些焦虑行为却缺乏计划性和目的性，而心理焦虑患者的类似行为指标却兼具计划性和目的性，想通过这些行为模式应对当前的困境。
值得注意的是，各种内分泌腺的发育与性腺的发育之间存在重要联系。生物学研究表明，个体如果有内分泌腺发育异常，就一定会有性腺发育异常。这种特殊的依赖性和共病的原因至今未明。同样，内分泌腺异常的个体，也容易出现其他器官功能障碍。在性腺功能不良时，个体更难以适应生活，需要发展更多的心理技巧和防御机制来帮助进行自我调整。
唯内分泌论者认为，性格和气质完全依赖于性腺分泌的性激素。然而，睾丸和卵巢广泛性发育异常的情况并不多见。如果存在性腺异常，我们就需要处理性腺异常与气质关系的特例。研究表明，没有特定的心理行为习惯与性腺功能缺陷直接相关，在性腺功能障碍的患者中也没有稳定、特殊的精神症状。在性腺决定个体的气质这一点上并没有获得足够的医学证据支持。当然，个体的某些生理机能活力是由性腺功能决定的，个体的性激素水平通过行为表现，可以对其在客观环境中的地位产生影响。但是，人体的其他器官也能产生上述作用，而且性腺功能不是特定心理结构的必要条件。
需要郑重提醒的是，判断个体的价值是困难而微妙的，稍有不慎就后患无穷。对于具有先天性生理缺陷的儿童而言，发展出的气质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虚伪和投机取巧的补偿行为模式。但是，这一问题是可以避免的。尽管器官功能缺陷会迫使个体采取特定的生活态度，并因此失望，但这另当别论。没有人试图抹杀生理缺陷儿童在心理发展中遇到的困难。传统心理学一方面承认儿童因生理缺陷导致发展偏差，另一方面，只是审视和观察他们，但却不伸手相助！因此，基于个体心理学经验而建立的位置心理学和环境心理学将尝试通过教育手段开展个体辅导并证明其有效性，这对于传统的气质心理学和体质心理学是个巨大的挑战。
我们简要回顾前文的一些重要的观点。首先，对人性的理解不能忽略整个环境背景和社会关系，仅从孤立现象进行考察。我们需要在尽可能长的时间序列里比较两个孤立的现象，并在个体统一的行为模式中对它们进行连接。通过这种方式，我们能够系统、有效地处理繁杂的主观印象信息，将它们凝练成对个体性格的全面评估。我们如果依据孤立的现象和无效的传统标准做判断，就会面临与其他大多数心理学家和教师同样的困境。但是，我们如果能成功地利用系统的杠杆将个体的多个孤立现象整合起来，并形成统一的行为模式，就能以点见面，建立一个完整的社会-环境-个体行为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每一个体的行为模式都有清晰的路径，对个体的评估也极具学术和实用价值。在此背景下，理解人性就拥有了更坚实的科学基础，尽管与个体的深交可能会让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先前对他的判断。此外，依据这一系统进行的任何教育改革，都应将个体置于环境和社会文化的整体之中。
构建社会-环境-个体行为系统有多种方式方法，我们通过自身和其他个体的经历、心理现象对此进行了说明。这个系统中关键的因素是社会因素。对于理解人性而言，仅观察个体的心理现象远远不够，还必须重视他们与社会的联系。群体生活中至关重要的基本原则是：性格绝不是判断个体道德的基础，而是人类对所处环境的态度以及与所生存的社会之间关系的指标。
此外，有两个普适性的心理现象可用于评估个体的性格。第一种是社会情感，它将人们互相联结，是人类文明中所有伟大成就的坚实基础。由于个体的心理现象是其所发展的社会情感的预测函数，社会情感成为能用于有效评估个体心理现象的唯一标准。当了解个体如何立足社会，如何表现他的同伴协作，如何展现存在价值和重要性时，个体的性格整体特征就会呼之欲出。第二种是追求权力和优越感的行为倾向，它与社会情感发展是相对的，此消彼长。因此，人际关系的发展既受到个体社会情感水平的促进，又受到个体寻求权力的努力程度的限制。个体内部的这两种力量总是相互对立，动态变化，呈现出平行四边形的态势，其外在表现就是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