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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社会情感和对权力的追求，影响个体的活动、安全感寻求和人生三大挑战——爱情、工作和社会中的自我实现。了解个体的心理活动，我们就要习惯于分析社会情感与权力寻求之间量和质的关系。两个因素的相互关系制约了个体对群体生活逻辑的理解程度，进而影响了个体对由群体生活需要而产生的劳动分工的服从程度。
社会分工是维持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因素。每个人在社会中应该各司其职。个体如果不司其职，否定群体生活的价值，就会成为反社会的人，放弃自己在人类社会中的同伴关系。利己主义、恶作剧、自我中心和惹人生厌的人均属此类。此外，有怪癖的人、流浪汉以及罪犯也属于这一范畴。对这些负性特征的公共谴责，源于对它们起源的一种评估、一种对于与社会规范相叛离的直觉。因此，任何人的价值是由他对同辈的态度以及他参与的社会分工所决定的。个体对于群体生活的认同，凸显了他在群体中的重要性，使他在群体生活中慢慢建立起社交关系。个体的能力决定了他在社会分工中的地位。众多纷繁复杂的因素掩盖了一个简单的真理：个体会为争权夺利的目的将虚假的个体价值引入正常的社会分工中。这种做法干扰和阻挠了社会总产出，并为人类价值观的判断提供了虚假的基础。
个体通过拒绝他们必须要填补的岗位来影响劳动的分工。此外，个体对于野心和权力的错误欲望，堵塞了他兼顾群体生活和自己私利的途径。同样，各种关于权力的纷争也造成了阶层差异。个人权力和经济利益影响着社会分工，好的岗位都留给了有钱有权的上层阶级，而下层阶级则被排除在外。人们对社会阶层的默认使得社会分工不能顺利和公平地进行。持续干扰社会分工的力量为一类人创造了特权，为另一类人创造了奴役。
性别是促成社会分工的另一个因素。由于生理优势的差异，一些工作适合于女性，另一些工作适合于男性。这种社会分工应该建立在一个完全公正的基础上，并与所有妇女解放运动的观点在逻辑上不存在冲突。社会分工既不是对女性的剥削，也不是用来打破男女间的平衡关系。每个人都有获得最合适工作的机会。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基于性别的社会分工，让男性和女性各司其职，积极地为社会服务。只要权力不被滥用，这种分工就有着重要的意义，就不会对个体的身心发展造成负面影响。
在崇尚个人权力的意识形态下，通过特权个体和阶层的努力，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分工已经带有浓厚的文明色彩，极具特色。在当代文明中，男性在社会中的重要性被重点强调。作为劳动分工的特权阶层，男性拥有各种优势，在与女性的互动中处于主导地位。除了那些明显只适合女性的工作，男性在所有工作中永远有着舒适便捷的通道。
现今，关于男性为支配女性，与女性不满于男性支配的冲突愈演愈烈。两性之间的关系变得如此狭隘，这种持续的冲突会带来两性的心理失调、隔阂和伤害，导致两性最终必将承受巨大的痛苦。
无论是社会制度、传统观点、法律还是道德规范和习俗都是由特权男性为维护男性统治地位而设立的。这些社会制度被植入儿童的培养过程，对儿童的心理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尽管儿童并不清楚制度与男权的关系，但是他们的思维已经受此影响。例如，当我们要求一个男孩穿女孩的衣服时，他就会非常生气。一旦一个男孩拥有足够的力量，实力达到一定程度，你将会看到他表现出对男性特权的偏好以及各方面的优越感。事实上，良好的家庭教育不会让我们高估权力的作用。反之，父亲作为家中权力的象征只会加强对男性特权的认同。比起母亲，父亲的出现与离开更能引起这个儿童的兴趣。他很快就知道父亲扮演的角色，并注意到父亲如何设定步骤，进行安排和指挥。他会看到父亲如何让别人遵照命令，也会看到母亲向父亲寻求建议与帮助。从各方面来说，父亲都是强大和权威的。对于儿童来说，父亲是一个标准与榜样，父亲使他们相信所有的事都是神圣的，他们会按父亲所说行事。即使有时候父亲在家庭中的影响并不明显，儿童也会感到父亲的主导作用，因为家庭的重担在父亲的肩上。尽管这只是因为社会分工不同使得父亲在发挥力量上更具优势。
在讨论男性主导的历史起源后，我们必须注意到男权现象并不是自然发生的，而是得到了众多法律条文和执法力量的保障，从而使得男性在那些男权并没有明确的年代中，其主导地位被确立下来。历史证明，母系氏族也曾经存在。在母系氏族中，母亲或女性扮演着主导的角色。在那个时代，男性一出生就被教育要尊重母亲。母系氏族的文化传统也贯穿于远古制度之中。从女性主导到男性主导的社会过渡时期必然存在着一场残酷的、持续的斗争。认为男性主导地位是与生俱来的人，肯定忽略了那段女性主导的历史。男性在男权文化与女权文化的斗争中，最终征服女性，其优势地位得到法律制度的保障。
男性主导地位是原始人类族群之间持续斗争的结果。在这个斗争过程中，男性扮演了更为突出的角色，并最终用其赢得的新优势来维持自己的领导地位。与之伴随的是产权和继承权通常只能由男性拥有与转让，这些也成为男性统治的基础。
尽管一个成长中的儿童对于上述现象的来龙去脉一无所知，也不需要阅读上述内容，但他已经能够察觉男性的优势地位，甚至在父母尽力避免出现男权主义现象的家庭中也会如此。向儿童描述并表达母亲和父亲在家庭中一样重要这一点非常困难。因为年幼的儿童在很早时就已经感受到家庭中男性的特权，在男孩出生那一刻，他就已经感觉到自己相对于女孩具有某些优势。在生育中，人们更倾向于生男孩而非生女孩就是“男性主导”很好的体现。男孩在成长中的每一步都能感受到自己的特权，并觉得自己比女孩更具有价值。成年人关于“因为你是男孩，所以你怎样”的用语直接将儿童的注意力转移到男性角色的重要性上来。
男性主导的观念还在儿童观察家中女佣的卑微工作中得到进一步加强。男孩认为女性在他的环境中，不具有和他等同的价值与尊严。所有女性在婚前常问的最重要问题是：“你对大男子主义，尤其是在家庭生活方面的男女角色怎么看？”然而，这一问题从来没有得到回复。从这个问题中，既看到女性对于平等地位的追求，又看到女性在男权境遇下的无奈。相比之下，男性在童年期就被灌输男性有更高的社会价值，需要扮演更重要的社会角色的观念。他们将男权视为一种内在责任，并且只关注自己独自应对生活和社会的挑战，以及有利于男性的特权。
男孩会经历许多女性扮演着弱势角色的这种关系情境。这让他发展出男孩是与众不同的想法。他相信值得奋斗的目标是绝对男性化的品质和态度。在这些权力关系中衍生出具有代表性的男性美德。尽管并没有证据支持，但人们会对分别属于男性和女性的不同性格特质达成共识。当通过比较男孩和女孩的精神状态来寻找这种现象分类的证据时，我们不是在处理自然现象，而是在描述个体表现。这些个体表现，包括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已经在男权概念的影响下被导向特定的轨道。关于权力的概念促使两性在各自的发展方向中找寻力量。这时，男性化与女性化的性格特质不存在平等，这些特质是为个体实现争权夺利而服务的。换而言之，个体可以通过服从、顺从等女性化特质去争取权力，因为一个听话的儿童比一个不听话的儿童更能得到好处。由于在权力斗争的过程中，个体会以更复杂的形式来表现自己，这使得理解人性变得难上加难。
当男孩长大后，他的男子气会更为外显。他的野心、对权力的渴望和对超越的追求都是与追求男子气相联系的。对于渴望权力的儿童来说，意识到自己是男性远远不够，还需要证明自己是男人，因此他们必须要拥有特权。一方面他们努力超越，来展现他们的男性特质；另一方面，他们也通过各种方式欺压身边的女性来获取成功。根据自己遇到反抗的程度，男孩或采用暴力，或采用狡猾与欺骗手段，最终实现统治的目的。
每一个人的价值都是依据男权社会的标准被衡量和评价的，男孩在童年早期就深谙此道并不奇怪。他也会采用这一标准评价自己，反思自己是否有足够的男子气，是不是一个真正的男人。当今社会，对男子气是什么已达成共识。有时，男子气被描述为绝对自我中心、只爱自己、渴望超越和主宰他人，并伴随一些“活跃”的特质如勇气、力量、责任、好胜、夺权和荣誉，特别希望能够征服女性，等等。在男子气思想的主导下，男性会为争取自己的优势地位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在男权社会中，每一个男孩都会表现出他在成年男性，尤其是父亲身上所看到的行为特征。在当今社会中，这种人为形成的对于男性的夸大妄想可以表现为多种形式。在童年早期，男孩就会急于保持和保护他拥有的力量与特权。在这个过程中，有些男孩就会表现出所谓“刚强”，有些男孩则表现出粗鲁与野蛮等不良特质。
男权优势对于个体极具诱惑性，因此很多女孩有大男子主义的想法并不奇怪。这些无法实现的想法成为女孩判断自己行为的标准，并通过女孩的言行举止表现出来。在当今的文化中，似乎所有女人都希望成为男人，以至于有大男子主义想法的这些女孩都倾向于否定自己，为自己是女性感到羞耻。她们只热衷于男性化的活动。这些表现可以理解为她们希望通过表现男性特征来获得优势。
男性认可自己的优势地位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认为男权是自然现象，另一方面是认为女性天生具有劣势，这种劣势在所有种族的妇女中普遍存在。与这一偏见相联系的是部分男性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源于母权社会的战争时期。当时对于男性而言，女性是一个现实的焦虑源。在文学和历史的诸多描述中，能看到关于“男性不安全感”的端倪。例如，某拉丁文作家写道，“女性是原始的混乱之源”，“女性是男性的混乱之源”。在神学中通常质疑女性是否存在灵魂，以及女性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对女巫的猎杀与焚烧也是可悲的例证。当今社会，针对“女性是焦虑之源”的极端男性不安全感现象逐渐消失，这对于全人类来说未尝不是好事。
在《圣经》关于原罪的描述或者《荷马史诗》中，女性通常是万恶之源。海伦的故事描绘了一个女人如何将所有人带入不幸。不同时期的传说与神话故事都包含对女性的歧视，将她们视为不洁之物，描写女性的邪恶、虚伪、背叛与善变。在一些司法案例中，还用“妇人之见”来攻击对方。在这些偏见的影响下，女性的才华、勤奋和能力逐渐退化。在一些演讲、谚语、俚语与日常玩笑中，都都可以发现以取笑女性为乐，嘲讽女性的嫉妒、愚蠢和娇宠的现象。
为了证实女性的劣势，需要独辟蹊径。像斯特林堡、莫比乌斯、叔本华、魏宁格等人，他们以大量顺从的女性为例，来证明女性天生孱弱，不具优势。他们则是顺从女性的主宰者。此外，女性地位低下还表现在：女性与男性同工不同酬。
在智力和天赋的测验结果上，男孩在数学上表现突出，而女孩在语言上更为优异。表面上看来，男孩在适合男性职业的某些天赋上确实表现出优于女性。但是，进一步研究会发现，女性在这些所谓适合男性的职业上的天赋不足只是一个假象。
作为女孩，每天都会被一些说辞洗脑：女孩不如男孩，女孩表现出的天赋用处不大。这让女孩会将自己无力改变现实、无力改变女性悲惨命运归结为童年期缺乏训练所导致的无能。在这种信心不足的情况下，女性会选择她们实际并不感兴趣的“男性”的职业，以便获得更多机会。然而，这些机会对于她们来说是转瞬即逝的，无论是外部资源还是内在心理准备方面，女性都不被承认和重视。
在上述情境下，女性无价值、无能力似乎得到印证。原因有二：首先，人的价值被从纯粹的商业化，或者是从片面的利己角度进行衡量。在女性天生劣势的偏见下，大多数人难以理解女性会表现出不符合其心理特征的潜能。其次，女性从出生就被灌输自己无能的观念，她们被这种偏见贬低价值，打击自信，并毁灭希望。在成长过程中，女孩会多次经历女性扮演弱势角色的情境，导致这一偏见继续被加强，最终女性会丧失勇气，不敢承担义务，逃避解决生活中的问题。这些表现最终又进一步印证了公众关于女性无用和无能的观点。也就是说，我们在了解一个人时，仅片面地通过他在社会中的价值来评估他，会造成他对现实失去希望与勇气，最终他将一事无成。
身为女孩，没有勇气与自信在当今社会屡见不鲜。然而，有研究发现，在14~18岁青少年群体中，母亲处于高社会阶层或母亲的家庭地位举足轻重的女孩的天赋与能力显著高于男孩。这表明在家庭中能看到母亲对家庭的重要贡献，没有受到女性天生劣势这一偏见影响的女孩会获得更加自由、更加独立的发展。同时，刻板的社会偏见在这样家庭中会被削弱。
此外，在文学、艺术、工艺和医药领域，女性相比于男性，获得了更大的成就。许多男性在这些领域不仅一无所成，而且还表现得非常无能。因此，劣根性同样适用于男性。
女性天生劣势的偏见带来的恶果是显著的性别分化：男性是力量、胜利和超能的象征，女性则是软弱、敏感无能和易怒的象征。这一观念在人类思想和社会文明中根深蒂固。对于男性而言，说他像一个女人是巨大的羞辱，而说一个女孩像男人一样，则无伤大雅。
从心理发展的角度看，那些证明女性天生具有劣势的性格特征也毫无依据。我们不要试图去挖掘“没有天赋”的儿童，但是我们能判断“没有能力”的成人。我们应该坚守底线，不用性别或是某些性格特征给儿童贴上“无能”的标签。因为，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给女孩贴标签屡见不鲜。如果能够解开性别观念的禁锢，一些被认为“没有天赋”的儿童也许会表现出惊人的才能。
成为男性具有显著优势这一点对女性的心理发展造成巨大困扰，并因此对自己身为女性感到不满。在这种图式下，女性的心理活动沿着自卑的轨道发展。这使得女性的社会地位每况愈下。如果不少女孩找到某种补偿途径获得成功，她们会将此归结为自己性格和智力的发展超群，有时候也归结为自己获得的某些特权，这会导致她们错误观念的泛化。这些特权是一种特殊的补偿，包括免除义务和获得奢侈品等，灌输给公众的观念是给予这些特权才是展示对女性的高度尊重。然而，这一现象实际上蕴含着的深层观点就是：男性的优越感才是女性补偿行为滋生的土壤。乔治·桑曾很生动地概括了这一点：“女性的美德是男性的发明。”
总体而言，与男权抗争的女性可分为两类。一类女性表现为更活跃和男性化，变得精力充沛和野心勃勃，为获得荣誉不断奋斗。她们尝试超越兄长以及其他男性，更愿意选择男性擅长的运动或类似活动，但是她们通常会逃避亲密关系与婚姻。一旦她们结婚，婚姻关系会由于她们想控制和超越丈夫变得非常紧张。她们会宣称自己对家务不感兴趣或不擅长，以此来逃避家庭责任，并拒绝承担抚养义务。这类女性用男性化行为来为男权思想的阴暗面寻求补偿。对女子气的防御态度是她们男性化行为表现的基础。
她们被描述为女汉子、女强人、男人婆。很多人认为这类女性具有先天的生理基础，她们体内雄性激素分泌过多。然而，从文明发展的角度来看，这类女性的男性化并非与生俱来，而是源自强加于女性的极端压力。她们需要不断地进行反抗，这些反抗被认为是男性化表现。一个人必须以两性角色来生存，要么是理想女性，要么是理想男性。摒弃女性角色，就变得具有男子气，反之亦然。这并不是由于激素分泌，而是时代与环境的交互作用所致。人们必须正视女孩在心理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如果不能倡导和实现男女平等，她们就很难在社会建构、家庭和谐和人类文明进程中发挥作用。
第二类女性是具有对生活采取顺从观点的女性。她们会表现出难以置信的调整、服从和谦卑。她们无时无刻不在改变自己，希望获得一席生存空间，但是她们表现出的愚钝与无助，最终让她们一事无成。极度依赖他人，会使她们产生神经质症状。缺乏生活历练、伴随着频发的神经精神症状的悲惨生活现状在这类女性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最终使得她们完全不能适合社会生活。尽管她们是好人，但是她们脆弱，无法面对生活的挑战。谦卑、压抑和屈服是这一类女性对男权的反抗模式。两类女性的反抗模式尽管不同，但都殊途同归，都表明了一种生活态度：“这不是快乐的生活。”
第二类女性从不会采用摒弃女性角色来自我防御。与此相反，她们陷入自我折磨，强调自己是孱弱的、在生活中应该是低人一等的，只有男性才是世界之王。因此，她们需要依靠男性，赞美男性的作为与成就，让男性给予自己一席之地。她们以懦弱的表现来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关照和支持。在婚姻关系中，作为一种报复方式，她们会让丈夫大包大揽家庭事务，宣称“只有男人才能做得了这事”。
虽然女性的地位低下，但教育孩子往往由女性承担。设想一下两类女性在教育孩子上的不同表现，就会发现这种分类方式更为形象具体。第一类女性，即男性化的女性将会表现强势，常通过孩子不愿意接受的一些惩罚手段来教育孩子。结果就是形成一种准军事化教育方式。孩子会觉得母亲是很糟糕的教育者。母亲的咆哮与咒骂，都会对儿童产生不好的影响。女孩会模仿母亲的粗鲁行为，男孩则会诚惶诚恐。有强势母亲的男孩，他们成年后会尽可能地回避亲密关系，视女人为痛苦之源，不信任女性。这种教育方式会导致两性之间绝对的分化和隔离，心理学的解释就是“男子气和女子气因素的错位”。
第二类女性在教育中也会徒劳无功。她们的多疑让孩子很快发现母亲缺乏自信，从而不愿意听从母亲的意见。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母亲会嘟哝埋怨，并扬言要向父亲告状。结果，父亲会因此质疑母亲的教育能力。这类女性之所以不采用惩罚的教育方式，是因为她们认为只有男性才有教育孩子的能力，自己却无能为力。她们在避免为教育付出，将所有责任抛给丈夫，因为她们觉得自己在教育中起不到任何作用。
在由于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而逃避现实生活的女性中，对自身女性角色不满的现象更为突出。例如修女或奉行独身主义的女性，她们所表现出的生活姿态实际上是对女性身份缺乏认同。同样，很多女孩年龄不大就找工作，因为职业赋予的独立是她们对抗婚姻的有效手段，这种行为的驱力也是对女性身份缺乏认同。在已婚女性中，对女性身份缺乏认同也不少见。婚姻中女性的付出有时并非自愿。婚姻并不要求女性向自己的传统角色妥协。以下有一个典型案例。
一位36岁女性，就诊时主述为各种神经精神症状。她是家中长女，父亲年迈，母亲强势。事实上，以母亲出众的相貌却和年迈的男性结婚，可能的原因是母亲对女性角色不满。她的父母关系紧张，母亲在家庭中控制欲强，总是指责他人，不顾他人感受，不断要求她无条件服从，父亲在每件事情上都被压制，无法喘息。患者曾目睹母亲不让父亲躺在沙发上休息等表现。母亲所做的一切是为了掌控和维持家中的财政大权，这是家中权力的根本来源。
一方面，患者生下来后极具天赋，备受父亲宠爱。另一方面，母亲却总是抱怨她，将她视为敌人。不久，弟弟出生，得到母亲的极度宠爱，于是患者和母亲的关系每况愈下。患者意识到父亲是她的靠山，无论父亲多么疲惫与懦弱，只要涉及患者的利益，父亲都会坚定地支持她。于是，她对母亲的厌恶更加强烈。
在母女的持续冲突中，母亲的洁癖往往是扳机点。母亲洁癖非常严重，甚至不允许患者去触摸没擦过的门把手。因此，她总是借机弄脏书包，或者弄脏房子，以此来反抗母亲，并暗自高兴。
她变成了母亲最不喜欢的样子。当一个孩子拒绝母亲的教育，发展出母亲不喜欢的性格特征时，母女矛盾就难以避免。此时，也很容易理解母亲总是对她的表现暴跳如雷。随着岁月的推移，母女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
患者8岁时，父母在对待她的态度上表现出的冰火两重天，使得母女矛盾开始升级。当母亲试图约束女儿时，女儿就通过讽刺母亲来进行抗争。此外，她和母亲对待弟弟的态度也截然不同，这是母女冲突的另一个主要方面。弟弟是母亲非常喜欢和疼爱的孩子，即使如此，他还总是用自己患有心脏病这一点来获得母亲更多的关注，患者对弟弟却心怀不满。在这种千疮百孔的家庭模式中，患者渐渐长大。
不久，她表现出医学上难以解释的躯体症状，并备受与母亲持续抗争的念头困扰。最终，她暂时皈依宗教，尽管并非心甘情愿。一段时间后，上述大部分症状消失。可能的原因是一方面在母女冲突中，母亲处于下风，转为防御方而非攻击方，另一方面也可能是药物或宗教信仰起到作用。她只有一些残留症状，就是对打雷和闪电的强烈恐惧。
女孩当时认为雷电是对于她与母亲斗争念头的惩罚，并且最终会导致她死亡。由此看出，患者在这段时间不断地尝试和努力，让自己不要憎恨母亲。如果继续依此发展，她会有着美好的未来。老师曾评价她：“你可以做成任何想做成的事！”虽然这些话并不华丽，但对于女孩却意味深长，她意识到“我可以实现任何我渴望的事”。结果，这种想法总是在每一次母女爆发激烈冲突后重复出现。
青春期，她出落得亭亭玉立。她到了适婚年龄，有着众多的追求者。但是，由于她说话尖锐，追求者都知难而退。她认为自己喜欢那位老年男性邻居，以至于家人都为她的婚姻忧心忡忡，担心她会嫁给这个老男人。但是这位男邻居不久就搬走了，女孩却还留了下来。她直到26岁时，仍然没有结婚。后来她多次搬家，左邻右舍虽然都对她大龄未婚感到好奇，但没人知道她的过去，也不明所以。由于自小处于和母亲的冲突之中，她变得好斗、爱争吵。对她而言，斗争就意味着胜利，母亲的行为持续地激怒她，她持续地在母女冲突中寻找胜利。一场激烈的骂战能给她带来巨大的快乐，以此显现她的才华。在骂战中取得胜利使她的“男子气”尽情展现。
她26岁时，认识了一位家境优越的男人。他并没有被她争强好胜的性格所吓倒，热烈追求她，表现得谦逊、顺从。尽管有来自周遭的压力，但她再次辩称自己并不喜欢这个男人，不能嫁给他。以她的性格，这种做法并不难理解。但两年后，她确信他已经臣服，就最终接受了他的求婚。如此一来，她在婚姻中就可以对他颐指气使，她内心是希望丈夫能够成为对自己予取予求的父亲的翻版。
不久，她意识到自己的决定是个错误。婚后，丈夫晚上舒适地坐在沙发上读报，早晨去上班，准时回家吃饭，如果午餐没有准备好他会抱怨。她并不打算做一个丈夫要求的爱干净、性情温和、守时的模范妻子。夫妻的关系与她的理想相去甚远。她期望越多，丈夫对她的满足却越少。不仅如此，丈夫越强调她应该做家庭主妇该做的事，她就越少干家务。她常告诫丈夫，自己并没有这些义务，也很明确地表示自己并不喜欢他。丈夫对她的话无动于衷，依然我行我素。她丈夫在认为自己正直、有责任感的自我陶醉的状态中追求她，结婚后却很快露出真面目，她沦为了他的掌中之物。
在她生孩子后，夫妻关系仍然没有得到改善，她被迫承担更多的家务。同时，她女儿结婚后，她与亲家的关系也是每况愈下，冲突不断爆发，家庭成员关系紧张。丈夫的态度日渐冷淡，毫无体贴可言，以至于她的抱怨更多。实际上，丈夫的表现是由于她高冷、不温柔所致。她原本认为在婚姻中自己是女王，丈夫像奴隶一样满足和服从她，那样才是她想要的生活。
她现在应该怎样应对自己当前的困境？能否选择和丈夫离婚，然后告诉母亲自己输了？她手足无措，无法独立面对生活。对她而言，离婚是对她傲慢和虚荣的惩罚，但婚姻生活又是悲惨的。一方面丈夫不断地批评她，另一方面母亲对她虎视眈眈，告诫她循规蹈矩。
她突然变得爱做家务，整天清理和打扫。看起来是她幡然醒悟，接受了母亲多年的教诲。刚开始，她清理和打扫衣柜、垃圾桶，母亲和丈夫非常满意。但是，之后她矫枉过正了，她长时间地冲刷和洗涤，直到家里一尘不染，她的洁癖严重影响了周围每一个人。例如，别人触碰了她洗过的某件东西，她会再次清洗，并且只能是她才能洗。
以强迫性清洁为主要症状在不愿意承认自己女性角色，但又试图提升自己女子气的个体身上非常常见。她们尝试以自己爱干净整洁的女性美德去超越他人。这种行为的影响会逐渐蔓延至整个家庭。但是，拥有这种强迫特质的女性的家庭几乎是最无序的，因为她们行为的目标不仅在于清洁，还在于使整个家庭的秩序崩溃。
可以看出，患者的确存在女性身份认同冲突，她生活圈子中没有任何女性朋友，她无法和他人友好相处，也不体贴和关照他人，她的生活模式和我们之前的预期非常符合。
未来针对女孩发展出更适合的教育模式非常必要，这有利于她们能够更好地将自己与社会生活整合起来。不过，在现有的教育模式下难以做到这一点。在这个时代，即使很多人不承认，女性天生劣势的观点还保留在法律条文和文化传统中。因此，我们有责任反对这种错误观念。这种抗争不是出于对女性的病态夸张的尊重，而是出于对当前误导社会规则的虚假态度的修正。
另一个常用于贬低女性的概念就是所谓的“危险年龄”，它通常涉及50多岁时某些性格特征凸显的现象。更年期会引起女性明显的生理变化。更年期对于一个女性来说是个艰难的时期，因为她曾经殚精竭虑获得的家庭或社会地位都会逐渐失去。这种情况下，她会付出几倍的努力去试图挽回自己岌岌可危的地位，因为当前文化的主流价值观是个体的价值由当前的表现决定。所有中老年女性，在韶华逝去时所经历的困难重重，饱受这种完全否认自身价值的主流观念的伤害。在生命的进程中，我们很难对于自身的价值和贡献精确到以“日”为单位计算。一个人在巅峰时期的成就，即使在他年老体衰时也应该是衡量个体价值的重要证明。因为一个人年老，就不考虑他对于社会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贡献是完全错误的。对于一个女性，年老就意味着实际的卑微和从属地位。因此，每一个年轻女性想到自己会经历“危险年龄”阶段时就倍感焦虑。但是，女子气并不会在50多岁年纪时消失，同样，个体的荣誉和实际价值也不会改变，而是历久弥新。
上述不愉快的现象都是建立在文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错误观点之上。如果社会文明以性别偏见为特征，那么这种偏见就会渗入文明社会的方方面面。关于女性天生劣势，以及由此催生的男性优越感，持续地影响着两性和谐。过度的紧张被引入两性关系中，从而威胁，甚至毁灭两性之间的幸福。人类的爱情生活被这种紧张关系所毒害、扭曲和腐蚀。这是和谐的婚姻难以企及的根本原因，也是很多儿童成年后恐惧婚姻的原因。
性别偏见在很大程度上会妨害儿童对生活的充分理解。那些将婚姻视为权宜之计的女孩，或是视婚姻为洪水猛兽的男孩，其眼中只看到对方的邪恶。由两性紧张关系滋生出的困难到今天已经不容小觑。一个女孩越倾向于回避社会所要求她的性别角色，一个男孩就会越希望拥有更多特权，这是一个逻辑错误但实际存在的社会现象。
同伴友谊是两性和谐与平衡的真正指标。两性的从属关系和旧社会中的奴役关系一样，让人难以接受。这种困境可见于每对伴侣的关系之中，是生活中普遍而重要的现象，每个人都不能置身事外，应该审慎思考。在当代社会，每个孩子在日常生活中被迫地进行贬低和否定另一种性别的行为，会使得两性关系更为复杂。
冷静和理性的教育是克服上述困难的良方，但是，当代的生活节奏过快，教育理论难以践行，每个人终其一生都过着竞争性的生活，从幼年至晚年。大多数人对爱情关系的恐惧就源于这种生活模式的压力，这种压力迫使每个男人想方设法、不择手段，包括采用背叛、威逼利诱等方法去证明自己的男子气。
自我理解可以摧毁恋爱关系中的坦诚和信任。唐·璜就是一个质疑自己的男子气，并不断为此寻求证据的男人。两性之间普遍存在的不信任，阻碍了坦诚相待，并给人类带来恶果。大男子主义意味着不断地挑战、持续地兴奋、虚荣，以及永无休止地追求“特权”的姿态，所有这些都与健康的群体生活相悖。支持妇女解放运动，帮助女性获得自由和平等是当代人的责任。因为，最终全人类的幸福取决于女性与自身角色的和谐，以及男性与女性的和谐。
在两性关系得到良性发展的机制中，共同教育是最重要的模式。这种机制不一定得到公认，有认同方，也有反对方。支持者的证据表明，通过共同教育，两性有机会更早地认识和了解彼此，并以此来防止错误偏见和灾难性后果形成。共同教育是可靠的预防措施。反对者则通常认为男孩和女孩进入学校时已经存在很大差异，共同教育只会强化这种差异。男孩们会感觉压力较大，因为学龄期女孩的心理发展更快。在共同教育的模式下，男孩们会突然发现男性的优越感只是肥皂泡，在现实中会轻易破灭。还有其他研究表明，在共同教育模式下，男孩会在女孩面前变得焦虑，丧失自尊。
上述论断中部分结果确是事实，但这些结果仅仅当我们将共同教育放在两性间关于天赋和能力更高层面的竞争层面上时才能成立。如果将天赋和能力竞争应用到老师和学生的关系中，这些结果就不再成立。如果在共同教育模式中，教师没有更好的理念，即将共同教育视为将来两性在各种任务上合作的契机和助推力，那么男女同校的教育模式必将失败。反对者则将这种失败当作肯定自己观点的证据。
恰当描述共同教育的整体情况需要有诗人的创造力，且必须切中要害。青春期，一个女孩在行为上表现低人一等，这可能是生理劣势的补偿行为。不同的是，她认为自己处于劣势的观点是由环境中其他的女孩强加的。她表现出的行为方式使经验丰富的研究者都会错误地相信她是处于劣势的。这种假象导致的结果是男女最终都陷入混乱，每个人都在试图扮演自己并不适合的角色，生活变得愈加复杂。两性关系中缺乏坦诚，过多地持有谬误与偏见，会导致两性获得幸福的所有希望不复存在。